国军少将逃往台湾途中被俘，说出暗语，中央军委急电：速送北平

李长亨

1949年，国民党政府已是大厦将倾，他们准备败逃台湾。

4月21日，渡江战役打响前夕，解放军遇上了准备逃往台湾的，国民党第45军312师少将副师长李长亨，以及他率领的部队。

李长亨率领的这支部队，战斗力非常弱，很多新兵，甚至连枪都不会使用，更不用说是上阵杀敌了。

因此，一番交战过后，他们全军上下，均被解放军俘获。

被关押期间，李长亨在与我方人员交涉时，突然看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时任八十八师补充训练团团长钱申夫。

李长亨激动地对钱申夫说：“老同学！我是李唯平啊！在延安的时候，咱们还在一个窑洞里住过呢！想起来吧？”

钱申夫仔细看了看李长亨后，认出了当年的老同学。

只是，他不理解，为何老同学成了国民党的人，如今还在逃跑途中，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就在钱申夫疑惑时，李长亨说出一个暗语，要求钱申夫立即报请三野前委，致电中央，求证他的身份。

很快，三野前委接到来自中央军委的紧急电报：速送北平！

这位在逃跑途中被捕的国民党少将，究竟与共产党有着怎样的关系？为何会受到党中央如此重视呢？

李长亨原名叫李碧光，1915年出生于四川省安岳县。

在读高小与中学期间，李长亨在几个思想先进的表哥的影响下，经常为二表哥姚仲蜀的革命活动站岗放哨。

姚仲蜀曾在黄埔军校就读，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姚仲蜀回乡开展党的工作。

期间，在姚仲蜀的“革命需要文化”的引导下，李长亨考入安岳中学读书。

黄埔军校旧址纪念馆

后来，李长亨又考入四川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习。

在这期间，李长亨广泛阅读进步书籍，并与同学们一起参加进步团体，领导抗日救亡学生运动。

后来，李长亨认识了老乡周俊烈。周俊烈当时在四川做情报工作。

在周俊烈的安排下，李长亨开始从事一些秘密工作。

期间，为了调查清楚情况，李长亨经常需要接触一些思想反动的三青团，以及学生生活社等。

因此，周围很多同学都觉得，李长亨是个“多边形人物”。

毕业后，李长亨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来到延安后，李长亨化名文章开头提到的“李唯平”。

在这里，李长亨先后参加抗日军政大学以及陕北公学高级研究班的学习。

经过半年的学习，李长亨被派往山西八路军总部。

但是，让李长亨没想到的是，仅仅过了一天，他就接到上级的命令：回四川工作。

周俊烈

这让原本幻想着，能够到抗日前线奋勇杀敌的李长亨，有些失落。

但他还是听从了组织的安排，两天后，李长亨启程返回四川大后方。

来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后，中共中央南方局常委、宣传部长凯丰接待了他们。

凯丰告诉李长亨等人，之所以将他们从延安叫回来，是想让他们在“前线”发挥作用。

南方局干部廖似光告诉李长亨：“你不能再使用在延安学习时的名字‘李唯平’了。对外只能使用读书时的‘李碧光’，或者是‘李长亨’。”

另外，廖似光还说：

“你在组织内的名字叫黎强，这是董必武同志给你取得，是能力与战斗力强的意思。这个名字，无论什么时候，你都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你的家人！”

李长亨点头答应。

随后，李长亨回到老家，担任县立高小教务主任一职，并在这个身份的掩护下，开展工作。

董必武

为了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李长亨领导百姓张贴抗日壁报，组织抗日歌咏队以及街头剧演出。

在他与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当地县城掀起抗日救亡热潮。

只是，李长亨组织的群众运动，也引起了安岳县国民党部的忌惮。

国民党方面，不但想要将李长亨赶出安岳县，还扬言，如果李长亨不走，他们就将他干掉！

重压之下，李长亨于1940年2月的一个拂晓，悄悄离开安岳县，来到省城成都。

初到成都，李长亨住在同乡亲戚翟自湘的公馆里。

没多久，他赶到祠堂街88号《新华日报》的分销处，以买书付款的方式，将写给周俊烈的一封信，交给门市部。

几天后，周俊烈带着一个瘦瘦的陌生男子，按照预定的时间，来到李长亨约定的茶馆中会面。

周俊烈告诉李长亨，自己刚刚从重庆红岩回来，已经将自己的情况，向南方局做了汇报。

廖似光

随后，周俊烈指着身边的男子说道：“这位是廖似光同志指定的，以后与你直接联系的刘文哲同志。”

紧接着，李长亨将自己最近的情况，向刘文哲做了详细汇报。

刘文哲告诉李长亨：“根据组织指示，从现在起，你就由我一个人单线联系。你必须尽快通过各种关系，找到一个社会职业作掩护……”

当时，李长亨等人，不但面临随时被敌人逮捕的危险，而且还面临着经济上的困难。

李长亨刚与成都组织联系上不久，李文哲就给他送来一床被子，那床被子，还带着温热的体温。

刘文哲对李长亨说：“这是一个刚刚被捕的同志盖过的，我把它给你抱过来了……”

短短一句话，听得让人心酸不已。

深知组织经费困难的李长亨，也不愿向组织领活动经费。

寻找合适的工作期间，李长亨向刘文哲请示：是否可以参加民教馆长训练班，或者到省教育厅担任教育测验统计员。

之所以有这个提议，是因为李长亨觉得，民众教育是一个今后开展群众工作的最佳掩护职业。

但是，南方局给刘文哲的指示是：让李长亨留在成都，想方设法打入国民党内部，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1940年的重庆

于是，刘文哲给李长亨分析当前的局势：

现在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越发厉害，已经不可能再像前几年那样，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了。

所以，现在做民教馆长的意义不大。

从国民党目前发动的反共高潮形势来看，我党大后方有些地方组织遭到了严重破坏。

比如，国民党前些时间制造的“抢米事件”。

成都抢米事件是国民党反共高潮中的一次阴谋事件。

川西平原是四川的粮仓。1938年到1939年，四川农业大丰收。

但是，由于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国民党在成都的银行仓库官员，以及官僚、军阀、地主等，纷纷抢购粮食，成都很快出现人为的“米荒”。

1940年3月14日晚上，二三百名身份不明的暴徒，拿着手枪、木棒，捣坏成都老南门外重庆银行办事处仓库的仓板，导致大米洒落遍地。

与此同时，他们还蛊惑老百姓去抢米。就在百姓蜂拥而上抢米时，警察并没有上前阻止。

但是，很快就有大批军警到场，对现场的群众大打出手，肆意抓捕上百人。

哄抢屯粮大户

事后，国民党方面公开指控称，抢米事件是共产党趁着“米荒”发起的武装暴动。

随后，国民党特务机关以此为借口，对共产党员以及进步人士，进行疯狂搜捕与镇压，并且伪造了一份成都共产党发动抢米事件的假证。

由于国民党方面的突然袭击，一些暴露了身份的共产党员，因为没有及时转移，遭到逮捕。

其中就包括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车耀先等人。

另外，国民党特务还捣毁了《新华日报》成都营业部，查封了《时事新刊》，逮捕了20多名工作人员。

紧接着，国民党又颁布《川康防止奸党对策》，在各地大肆搜捕、迫害共产党以及进步人士。

这起由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中统系统制造的事件，给我党造成重大损失。

因此，组织上认为，需要派人打入国民党内部，而李长亨就是那个合适的人选。

听到这里，李长亨有些犹豫。因为，要打入国民党内部，就意味着要加入国民党。

罗世文

刘文哲与周俊烈开导他：“这项工作是革命需要，作用很大。只有打进去，才能做到知彼知己。如果你早些时候就打入成都的特务机关，了解敌人的情况，这些同志就不会被捕了……”

听完这番话，李长亨坚定表示：“我一定设法打进去！”

后来，李长亨发现翟自湘有个叫周壁成的朋友，就在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组训处，担任组织科科长。

于是，李长亨希望能够在翟自湘家中多住一段时间，与国民党的人套近乎。

此时，恰好翟自湘撮合李长亨与自己的姑姑谈恋爱。李长亨便顺水推舟的答应了下来，以此掩人耳目。

随后，李长亨充分发挥自己善于交际的能力，与他们混熟。

在周壁成的帮助下，李长亨考入国民党中央军校第七期政治研究班。

由于李长亨与朋友的姑姑，对对方都没有感觉。因此，考入政治研究班不久后，李长亨便与对方断了联系。

影视剧中的军统特务

为打入军统内部，李长亨特别注重与班里的同学接触。他广交朋友、拉关系，逐渐取得了他们的好感与信任。

毕业后，李长亨被分配到成都，在川军五十六军一六四师九八四团政训室担任中尉干事。

后来，刘文哲调离，组织上改派陈于彤和李长亨联系。

为了让李长亨扩大社会接触面，在身份上社会化、合法化，了解更多情况，深入国民党机关内部，组织上允许他参加“三教九流、袍哥帮会”等。

对此，组织上的唯一要求就是：必须做到同流而不合污，出淤泥而不染。这一点，李长亨始终谨记心中，并且落实到了行动中。

在与原来政治研究班以及中统人员关系越发亲密的同时，李长亨还在成都当上了“袍哥”，颇具声望。

1943年，在政研班同学、中统四川统调室组训科长廖振华的帮助下，李长亨进入中统第三期训练班学习。

为了取得中统的信任，李长亨将自己发现的第三期训练班中军统“卧底”学院的情况，报告了班主任。

利用中统与军统的矛盾，李长亨取得了中统的信任。

蒋介石

因此，李长亨刚毕业，就被派到刚成立的成都实验区担任区长助理。

上任不久后，李长亨就凭借自己的机敏，获得上级的信任与肯定。

当时，中统本部一封关于侦查中国青年党的电报，被泄密。

很快，青年党主席曾琦就来质问蒋介石，蒋介石非常狼狈。

盛怒之下，蒋介石要求中统头目徐恩曾限期破案。

关键时刻，李长亨想起，曾庆高曾经向他索要电报的原件，时隔几天才归还。

于是，李长亨将这一线索汇报给了主任孙云峰。

很快，曾庆高被逮捕。经过审讯才知道，曾庆高是曾琦的堂弟。那份电报，就是他泄露给曾琦的。

此事过后，孙云峰盛赞李长亨：忠实可靠，精明能干！

取得中统信任的同时，李长亨还被派到全省最高特务联合机关，担任一组主任干事。

这个职位，对于保护我方人员的安全，有着重要作用。

期间，李长亨通过阅读大量档案与文件资料，掌握了很多机密情报。

徐恩曾

另外，李长亨还主动与中统川调室第三科的科长叶申之交好。

因为，李长亨发现，第三科掌管着整个军统川调室最机密的“特情”材料。

叶申之的手中，有一份中共秘密叛徒的名单。这些人，都被国民党派回了原单位，给中共带来极大的威胁。

因此，李长亨想方设法与叶申之搞好关系。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叶申之将李长亨当成了无话不说的哥们。

一次，叶申之喝醉后，取出绝密特情档案，向李长亨炫耀。随后，叶申之倒头呼呼大睡。

李长亨趁机快速翻阅特情档案，并用脑子记住了上面的所有信息，随即将文件放回原处，并紧急同志接头人陈于彤。

随后，南方局立即采取紧急措施，断绝了与叛徒们的联系，并通知所有与叛徒们认识的同志，赶紧撤离成都。

潜伏几年后，组织上希望李长亨尽快成家，以便有利于隐蔽工作。

于是，组织上撮合一位地下党员与李长亨结婚。

对此，李长亨有不同的意见。他觉得，两个共产党员在一起太过危险，容易暴露。

于是，李长亨娶了为人正派的国民党成都县党部书记长的女儿赵蜀芳，为深入潜伏做了充分准备。

李长亨

赵蜀芳是一位单纯、善良的女性。

结婚后，夫妻二人感情非常好。但是，李长亨一直谨记上级的叮嘱，从未将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过妻子。

1946年8月，周俊烈不幸被捕。入狱后，周俊烈始终严守党的秘密，坚称自己只是早年与共产党有关一点关系，现在只是个失业者。因此，李长亨的身份没有暴露。

于是，李长亨找到负责审讯周俊烈的杜石公，故意问他：“你手里还有多少无头案，多少‘死老虎’啊？”

杜石公摇头叹气说：“多着呢！”

李长亨趁机给他出主意：“你要放聪明点，关这么多无头案做啥子，囚粮吃多了，上面捞不到油水，会不安逸的。你的饭碗说不定就砸了！”

由于李长亨曾经帮助过杜石公，因此，杜石公对他非常敬重。于是，杜石公听从了李长亨的建议，次日就将那些无头案，写了个签呈上报。

那些案子中，就包括周俊烈。得到上级批准后，周俊烈顺利出狱。李长亨火速安排他离开成都。

1947年，解放战争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中，国民党当局决定在当年的6月1日凌晨，抓捕他们已经掌握的中共党员以及进步人士。

得到消息后，李长亨由于不清楚具体的抓捕名单，便决定亲自前往分管这件事情的特务头目那里，见机行事。

谈论会上，为了保护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李长亨提出“提公因数”法则，即半数以上机关提出的人，才列入抓捕名单。

他说：“我们肯定要坚决执行命令。但是，鉴于之前的教训，人抓多了也不好办呦！”

最终，一些特务头目同意了李长亨的提议。很多人因此逃过了抓捕。

除此以外，李长亨还设法传递定下来的抓捕名单。

当时，几个特务头目在办公室里，为“一网打尽共产党”设宴庆祝。

李长亨便前往参加，设计灌醉了他们所有人，然后从负责人身上，找出办公桌抽屉的钥匙，取出名单拍照。

将名单传递出去后，李长亨也与那些特务躺到一起装醉。

因为李长亨的努力，在那次大逮捕的行动中，很多同志得以平安撤退。

打入国民党这些年间，李长亨虽然成绩斐然，但是，有些事情也让他很头疼。

袍哥

为了装鬼，就要像鬼。李长亨在与三教九流、青红帮袍哥以及国民党特务等人打成一片时，常常需要与他们一起吃喝玩乐。

但是，吃喝赌都好说，唯独嫖最难应付。

每次特务要拉李长亨去，李长亨都会以醉酒，或者是“惧内”为由推脱。

因此，他做到了组织上叮嘱的“出淤泥而不染”。

随着解放战争进行到后期，李长亨被调往南京。在国民党兵败准备撤退到台湾之际，李长亨也做好了跟随国民党前往台湾，继续做卧底的准备。

而这也导致发生了后面戏剧性的一幕。

撤退前，李长亨故意弱化他所带领的部队的战斗力，命令他的部下以修筑工事为主，很多新兵因此连枪都不会用。

因此，在撤退台湾时，碰上解放军后，李长亨以及他的部队，全部被解放军所俘获。

被捕后，李长亨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没有人相信。

董必武

偶然看到老同学后，李长亨说出他与南方局的暗语，也就是当初董必武给他取的那个鲜为人知的名字——黎强，让老同学上报三野前委，向党中央求证自己的身份。

两天后，党中央发来紧急电报：速送黎强同志赴北平！

就这样，在国民党中潜伏近10年的李长亨，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中。

新中国，李长亨先后担任重庆市公安局二处内勤科科长、西南公安部办公室主任等职务。

尽管李长亨已经去世多年，但他的英雄事迹，从未被国人遗忘。电视剧《潜伏》中的余则成，就是以他为原型创作的。

这部电视剧，也让更多人知道了李长亨的存在，以及他为革命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