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开国将帅授衔时，55名开国上将中，论资历，刘亚楼不是最老的，很多人都能稳压他一头。论战绩，他长期担任参谋长，较少独当一面，建国以后才担任空军司令。

不过，论军事才能，刘亚楼是相当突出的。

这不是我一家之言。

毛主席很欣赏刘亚楼，给了他三句话的高度评价：

“刘亚楼一路敢打敢冲，战功卓著 。刘亚楼雷厉风行，仗打得不错。刘亚楼当空军司令，很有成绩。”

这三句话，讲得分别是刘亚楼在土地革命、解放战争和建国以后的成绩。

周总理深知刘亚楼的军事才能，组建空军之初，他向毛主席推荐的空军司令第一人选就是刘亚楼，与毛主席不谋而合。

刘亚楼病逝后，周总理悲痛万分，不停地说：“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亚楼同志走得太早了，空军司令人选难挑啊。”

三军总司令朱德，见惯了百战名将，却推崇刘亚楼为“军人标杆”，这个标杆不仅是指军事才能，更肯定了刘亚楼的忠诚、正直和人格魅力。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刘亚楼都是林彪的参谋长，也是他最倚重的高参。林彪心高气傲，很少表扬人，对刘亚楼却不吝美誉：“一个刘亚楼顶三个参谋长。”

刘亚楼到底有何过人之处？最能体现他军事才能的一件事，莫过于攻打天津。

天津一役，堪称刘亚楼军事指挥生涯最高光的时刻，毛主席说：“你们建议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周总理评价：“前线指挥员很聪明”，而林彪则表扬：“你可是扭动平津大战的‘乾坤’呢……”甚至调侃说：“怪不得你这么积极，原来有"野心"……”

他们评价的对象，正是刘亚楼。

刘亚楼在天津战役中究竟做了什么？引来毛主席、周总理、林彪的高度评价？他向林彪提出了什么请求，就连一向严肃的林彪都调侃他有“野心”？本篇文章，作者带您一起回顾刘亚楼在天津战役的精彩表现，领略刘亚楼的名将之风。

1949年3月24日，刘亚楼在河北涿县，见到了毛主席、周总理和朱德总司令。

毛主席紧紧握着刘亚楼的手，哈哈大笑说：10年未见的刘亚楼，来接我们进京赶考喽！

周总理、朱德颔首微笑，一一与刘亚楼握手。

刘亚楼激动地热泪盈眶：是啊，一别十年，人生有几个十年！

1939年，刘亚楼被党中央派往苏联，进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伏龙芝军事学院被誉为“苏联红军的大脑”，系世界四大军事名校之一，培养了无数名将，毛主席和党中央派刘亚楼赴苏学习，无疑是看好了他的才能和潜力。

刘亚楼感激不已，刻苦学习，以惊人的毅力刻苦学习俄语，很快攻克了语言关。

这一学就是六年，再回国时，已是1945年8月，抗日战争到了尾声。刘亚楼随苏联百万红军一起打回东北，横扫日本关东军，回到了魂牵梦萦的祖国。

刘亚楼归国，毛主席、周总理都很高兴，但最高兴的人莫过于林彪。

林彪和刘亚楼的感情源远流长，可以追溯到井冈山时期。

1930年，20岁的刘亚楼进入红4军，结识了林彪。彼时，23岁的林彪已是红一军团第4军军长，而刘亚楼任第4军第3纵队第8支队政委，是林彪的下属。

据说林彪第一次见刘亚楼，就很欣赏，对他说：“20岁就能干支队政委，很不错！”

刘亚楼一点都不紧张，大方回应道：“你才23，都是军长了！”

林彪一向严肃，不少下属对他敬畏有加，刘亚楼的表现让林彪对他高看了几分。

从此以后，林彪和刘亚楼结下不解之缘。两人一起并肩战斗，参加了反围剿、长征，刘亚楼对林彪虽然敬重，却不畏惧，敢于坚持真理，直言敢谏，让林彪十分欣赏。

到了陕北，刘亚楼进入抗日（红军）军政大学工作，而林彪兼任抗大校长，两人还是上下级关系，配合娴熟，一如既往。

1938年冬，林彪因枪伤复发到苏联治疗，特向毛主席和中央推荐刘亚楼到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刘亚楼得以来到莫斯科，与林彪重逢。

1945年8月，刘亚楼学成归国，旋即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参谋长，上级还是林彪。十年前的老战友，再次成为新搭档，林彪怎能不欣喜？

十年转瞬，物是人非。林彪、刘亚楼面对的还是十年前的老对手，但他们指挥的人民军队已不是原来的红军，而是日益壮大的人民解放军。

国共双方的决战，首先从东北拉开序幕。

期间，刘亚楼全力施展毕生所学，协助林彪、罗荣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取得辽沈战役的伟大胜利，打出了一支战无不胜的“钢铁雄狮”，“林罗刘”三人名扬天下，威震敌胆，也让毛主席、周总理和中央军委赞叹不已。

解放战争期间，中央军委发给东北野战军的电报，抬头都是“林罗刘”，将三人并列，而其他野战军往往只提司令、政委两人，对刘亚楼的肯定可见一斑。

辽沈战役胜利后，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果断决定，东北野战军挥师入关，协同聂荣臻指挥的华北野战军，发起平津战役。

平津战役的战略目标十分清晰，攻取北平、天津两座大城市。

不过，兵力怎么部署，先打哪座城市，谁来负责指挥，却是一个重要问题。

中央很快有了指示：成立平津战役总前委，林彪、罗荣桓、聂荣臻为前委成员，林彪为书记，东北、华北两大野战军归总前委统一指挥。

至于进攻战略，先清扫外围，再攻打北平、天津。

刘亚楼虽然不是总前委成员，却成了最忙碌的人。作为参谋长，他既要协助总前委制定战略部署，又要组织付诸实施，可谓日理万机。

清扫外围之战进展十分顺利，新保安、张家口等据点先后被拿下。看到捷报频传，刘亚楼虽然繁忙，心情却无比振奋。

不久，中央军委再次发来电报，指示下一步战略部署：

东面先歼灭塘沽之敌，控制海口，西面拿下新保安，“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

读毕，刘亚楼准备立即将电报送到林彪处。正要出门时，瞥了一眼墙上挂着的作战地图，突然停住脚步，不由自主地走到地图跟前，仔细观察起来。

塘沽，东面是开阔的平原，纵横的河流，壮阔的大海。塘沽东边紧靠大海，敌舰就停在附近海面，如果敌人放弃塘沽，一声令下，随时可以逃往大海，登舰远遁。

我们没有海军，只能眼睁睁看着敌人逃跑，但我们的目标是要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即便拿下塘沽，敌人全跑了，又有什么意义？

想到这里，刘亚楼情不自禁喊出了声：“塘沽不能打！”

可这是毛主席的决策，是中央军委的部署，并且明确强调塘沽是“关切全局的最重要之点”，区区一个刘亚楼，能比毛主席更英明，能改变中央军委的部署吗？

犹豫了几分钟，刘亚楼还是憋住了，把电报给了林彪。

林彪看了看电报，没作声，看来他是决定坚决执行中央军委的部署了。

事实上，不光是林彪一个人，整个总前委都没什么异议，因为事实证明，自从解放战争以来，毛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从未有过失误。

但刘亚楼心里还在纠结，先打塘沽，后取天津，是正确的吗？

恰在此时，塘沽前线的第15兵团司令员邓华发来电报，认为攻取塘沽时机不成熟，可能促使敌人迅速东逃大海，于整个战役不利，建议缓攻。

刘亚楼心中一振，原来不止自己一个人是这个想法！他立即前往前线，与邓华等人见了面，听取前线指挥员的意见，心中终于有了定计：塘沽不能打，要打先打天津。

要改变中央军委的决定，首先要说服林彪，光这一点就很难。

换做别人，可能放弃了，反正不管对错，最后不需要自己承担责任，但刘亚楼觉得必须坚持原则，对组织负责，他立即赶回总部，见了林彪和聂荣臻。

刘亚楼把自己的想法全盘托出，建议中央军委收回成命，不打塘沽，先夺天津。

听完刘亚楼的话，林彪“哦”了一声，没有表态。

对于林彪的反应，刘亚楼不奇怪，他也没有发声，静静等待。

一旁的聂荣臻说话了：“电令原文是‘先打塘沽，后取天津’，要求先打东面塘沽之敌，这是中央军委的指示，是指示，不是建议，几乎没有商量余地。”

刘亚楼听出了聂荣臻的顾虑，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中央军委下令先打塘沽，是为了堵住天津守敌的外逃通道，但敌人不傻，他们甚至更清楚塘沽的战略意义，一旦塘沽打起来，平津方面的敌人意识到危险，极有可能发兵增援，甚至倾巢突围，届时我军准备不足，必将是一场恶战。

另外，刘亚楼到前线考察了解到，我军在攻打塘沽外围守敌的过程中，发现敌军利用外围盐滩作为防御前沿，构筑了层层防线，并有强大的炮兵和舰炮火力支援，我军缺乏遮蔽，伤亡较大，强攻不是好办法，所以前线才建议暂缓进攻塘沽。

更糟糕的局面是，如果加大兵力强攻，塘沽方面的敌人担心被全歼，很可能因为害怕而弃城逃跑，那就无法实现歼灭敌人的目标，在战略上很不合算。

总之，塘沽暂且打不得，应该先打天津，再打塘沽。

“你说一说，先打天津，比先打塘沽，有什么好处？”聂荣臻问道。

刘亚楼胸有成竹，提了三点好处：

第一，攻打天津，北平、塘沽之敌只顾自保，不会救援，我军压力较小；

第二，天津位于塘沽西面，打天津同样能截住北平敌人的海上退路；

第三，天津是华北最大城市，有十余万敌人，打天津大量歼敌，能打到敌人痛处，伤其元气，孤立北平，迫使傅作义接受和谈，保护千年古都。

与之相反，先打塘沽，北平、天津、塘沽三处敌人，都可能趁机突围，不战而逃。

不管怎么衡量，先打天津，比先打塘沽好。

聂荣臻不自觉地点了点头。

其实，他前些日子也想过打平、津、塘，该先从哪一处入手，觉得打塘沽的时机需要斟酌，但中央军委下达指示后，便没有细想，今日听了刘亚楼的分析，感觉颇有道理。

这时，一直坐在椅子上没发话的林彪终于开口了：“先打塘沽，还是先打天津？这个顺序弄不好，要影响到整个战役呢！”

看林彪没有明确表态，刘亚楼心中开始忐忑起来。

这个时候，聂荣臻说出了自己的意见：“亚楼所讲，甚觉有理。”

林彪双手按在桌子上，眉头紧锁，凝神思考，仿佛在做最后的决断。

几分钟后，林彪沉声道：“参谋长考虑得对，向军委发报吧。”

刘亚楼深吸一口气，心中一颗石头落地，他连夜起草了一封长电报，建议“先不打塘沽这头，而打中间的天津，拟以五个纵队的兵力包围天津，进行攻打天津的准备。”

经林彪签批后，这封电报于次日上午发往河北西柏坡。

电报发出后，刘亚楼的心又提起来了，自己能说服林彪，但能说服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吗？如果让自己当面汇报，或许能做到，但仅凭一封电报，能实现吗？

与此同时，河北西柏坡。

毛主席看过发来的电报，立即意识到这是一步妙棋，一下子就“将死”了傅作义，弄得傅作义打又打不过，逃又逃不了，最后只能接受和谈，这一招比先打塘沽的“隔靴搔痒”，更加直接、更加更有力，于是他马上决定改变既定部署。

是夜，刘亚楼心中焦虑，午夜时分，仍然没有困意。

“参谋长，军委急电！”

刘亚楼一跃而起，接过电报，双手忍不住地颤抖。

“林聂刘：同意你们放弃攻击两沽计划，集5个纵队先夺取天津是完全正确的。”

刘亚楼立即叫来值班参谋，把电报送给林彪，林彪倒是很淡定，似乎早就料到了这个结果，他一贯冷静，经历的大风大浪多了，极少激动。

相比来看，刘亚楼还是年轻了几岁，一夜兴奋，没有睡好。

第二天一大早，刘亚楼没有去作战室，而是一个人来到了林彪的住处。

“林总，我有个请示。”刘亚楼欲言又止。

刘亚楼直接到住处找他，已经让林彪颇感意外，看到刘亚楼的神态，林彪更添几分狐疑：这个刘亚楼有什么事？不能晚一会儿，到作战室商量？

“我向总前委请求，请组织把进攻天津的指挥任务交给我。”刘亚楼庄重地说道。

林彪愣了一下，刘亚楼的这个请求让他略感意外，但惊讶的表情稍纵即逝，他随即明白了什么，好像窥探到了刘亚楼心底的秘密一般，瞧着对方说道：

“难怪你这么积极，要求先打天津，原来是有‘野心’的呀。”

话虽如此，露出的却是一脸微笑，极为罕见。

刘亚楼倒不掩饰，语气诚恳地回答：“淮海战役的胜利指日可待，平津战役一结束，敌人的精锐差不多就打完了，以后很难再有大仗，我想借此机会，锻炼锻炼自己。”

刘亚楼这番话说得十分真诚。

自从归国以后，刘亚楼一直担任东北野战军参谋长，为东北解放做出的贡献，一点不比带兵打仗的兵团司令差，甚至更有过之，但他还是有一丝遗憾——没担任过兵团司令，独立指挥千军万马，纵横驰骋，那才是真正的军人！

对于刘亚楼的心思，林彪心知肚明：“我知道你的心早就痒痒了。你来东北时，我就说过会给你机会的，这好办，你这回可是扭动了平津大战的‘乾坤’呢！”

刘亚楼知道，自己担当攻城总指挥的请求，如愿以偿了。

自告奋勇担任天津前线总指挥后，刘亚楼不敢怠慢，对战役的方方面面进行了全盘又细致的考虑，提出了作战方针和意见建议，迅速得到中央军委的批准。

1949年1月4日，刘亚楼组织召开高级将领会议，部署了作战方针，总结成一句话，就是“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再围歼，先吃肉再啃骨头。”

这个时候，刘亚楼的参谋优势显现出来了，他充分考虑到多兵种协同作战问题，编写了《关于天津攻坚战的协同计划》，层层下发到各连队，真正把方针贯彻到最基层。

跟刘亚楼对垒的，是国军名将、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

傅作义曾多次举荐陈长捷，算是他的恩人，陈长捷知恩图报，拍着胸脯保证：“请总司令（指傅作义）放心，有我陈长捷在，天津万无一失。”

陈长捷是个实干家，也是一个顽固派，他在天津大修武备，大搞练兵，大肆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颇得蒋介石的欢心，夸奖他说：“好，好的，各地守备将领如果都像陈司令这样认真负责，把防御体系搞得好好的，共产党还能有什么办法？”

可惜，陈长捷遇到的对手是刘亚楼。

刘亚楼智谋过人，不仅擅打硬仗，还喜欢用“巧计”。攻城之前，他打算把敌军主力调到城北，这样就能更好地实施“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的既定方针。

为此，刘亚楼搞了一个疑兵之计，把大炮、坦克和装甲车等重武器趁夜间向北边移动，布设阵地，摆出一副从城北发起强攻的姿态。

我军一动，陈长捷就侦知了我军动向，生性多疑的他唯恐是计，便搞了一个“工商代表团”，以斡旋谈判为名与我方接触，刺探我军的主攻方向。

刘亚楼将计就计，演了一出“蒋干盗书”，亲自接见代表团，言谈之间，故意泄露自己从天津北边匆匆赶回的信息，让敌人以为他在城北部署攻城事宜。

怕陈长捷不上当，过了几天，刘亚楼又安排炮兵在城北打了几轮炮弹。

一环套着一环，陈长捷上当了，相信了我军的主攻方向就是城北，果断将大部分主力调到城北，造成中心城区兵力空虚，落进了刘亚楼的“圈套”。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

大战在即，中央军委给了刘亚楼3天时间，3天之内务必攻下天津。天津守敌众多，防御严密，3天的时间并不算长，甚至有些急迫。

但林彪却层层“盘剥”，“克扣”了刘亚楼24个小时，限定48个小时内结束战斗。

“48个小时，有没有把握？”林彪盯着刘亚楼问道。

刘亚楼猛然立正，一拍胸脯：“打锦州我们只用了31个小时，现在我们有了1300门大炮，几十辆坦克、装甲车，保证在30个小时内把天津的敌人打趴！”

这是何等的气势！这是何等的自信！

看到这一幕，林彪和聂荣臻相对一笑：天津稳了。

1月14日上午10时，总攻正式开始。

仗一打起来，陈长捷才发现对手的可怕，万炮齐发之下，他构筑的防御工事被打了个稀巴烂。随后，步兵发起凌厉攻势，按既定方针分割穿插，迅速击溃敌军各部。

次日上午9时左右，我军攻占天津警备司令部，活捉了不可一世的陈长捷。

倒是城北的敌军主力151师抵抗颇为激烈，一直坚守阵地12个小时，直到得知陈长捷被被俘，自己陷入被围歼的绝境，才放下武器，乖乖投降。

至15日下午3时，战斗全部结束，敌军13万余人被歼，天津解放。

刘亚楼抬手看了一眼手表，整整29个小时，提前1个小时结束战斗。

被俘的陈长捷捶胸顿足，长叹一声：“我上了刘亚楼的圈套！”

接到捷报后，毛主席高兴地说：“拿下天津，华北的问题就解决一大半了。”

刘亚楼没有时间庆祝胜利，16日下午，他下令塘沽方向的部队，向塘沽发起进攻。

敌军17兵团司令侯镜如见天津失守，大势已去，无心战斗，率塘沽、大沽守敌5万余人仓皇登舰南逃，但留在最后的3000多“尾巴”被全歼，塘沽迅速解放。

战役的进程，果然如同刘亚楼事先的预料。

从14日上午10时到17日晨5时30分，不到3天时间，天津、塘沽两地先后解放，成了压倒“傅作义”这只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为北平和平解放奠定了坚实基础。

纵观天津、塘沽战役的全过程，刘亚楼用精准的判断、果决的担当、卓越的谋划、出色的指挥，促使中央军委重新决策，更改战略，为平津战役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正应了周总理对他的评价“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谨以此文，致敬并缅怀刘亚楼将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