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战平型关：8月22日，红军刚刚改编为八路军，115师即从陕西三原地区出发，东渡黄河，于9月中旬抵达晋东北抗日前线。9月25日，林彪指挥115师在平型关前,以685、686、687团在乔沟设伏，以独立团在驿马岭阻击，688团为预备队，经6个多小时的激战，全歼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1个大队及辎重部队，击退日军第9旅团第11联队的增援部队，共消灭日军1000余人，八路军出师抗日首战即告捷。乔沟伏击战斗结束后，115师随即按预定计划，向东跑池日军发起攻击，攻占了日军第21旅团野战指挥部，缴获许多机密文件，包括日军华北作战计划及标示详细的作战地图。当时为了保密，这一战果没有对外宣传。在东跑池战斗中，由于晋军未按约定出击，致使日军从晋军阵地突围逃走，打了一个击溃战。

平型关战斗是中共军队首次与日军交锋，也是一场恶仗，115师自身伤亡在600人以上，其中牺牲200多人，多是经历过长征的精华骨干。此战地形十分有利，弹药也比较充足（每个士兵发了30发子弹，红军时期一场战斗最多只发5发子弹），战前林彪估计我方伤亡应在200人以内。战斗结束，伤亡数字报上来后，林彪久久没有说话。

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

115师源自红一方面军，是红军和八路军中的“老大哥”和精锐主力。在这样一场周密准备（师长林彪3次现场察看地形）、地形极为有利的伏击战中，伤亡仍然较大，而且没有抓到一个日军俘虏，足见日军之凶顽（现在的抗日神剧还是少放为好）。平型关战斗是自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第一次主动进攻并取得胜利的战斗。此战规模虽然不大，但意义却非常重大：一是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二是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三是提高了八路军的威望。这些完全不是大话：自七七事变以来，上百万国军虽英勇抗战，可从无胜仗；日军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中国军队总是被动挨打，非常渴望一场胜仗来提振民心士气。

影响巨大：近年来，一些人对平型战斗提出一些疑问。当时七七事变才过去2个月，日军就已经从河北攻入山西，淞沪战场正打得尸山血海。八路军一参战就主动出击，歼敌千余人，是全面抗战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胜仗（比台儿庄大捷早半年）。战后，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和八路总部先后报捷。收到报捷电报之初，蒋氏根本不相信装备简陋的八路军一出手就打败了日军，但他在28日终于信了。原因是他在26、28日先后接到2份电报，一封是军政部派往晋军第15军刘恩茂部联络参谋介景和发的，一封是保定行营主任徐永昌和副主任林蔚联名发的。

平型关大捷，被八路军115师伏击的日军辎重部队

这2封嫡系下属的电报，都证实了115师在平型关取得的胜利及战果。尤其是徐永昌和林蔚这两个亲信的电报，让他不得不信。高兴之余，蒋氏于28日连发2封贺电：有日（25日）一战，歼寇如麻，足证官兵用命，指挥得宜。捷报南来，良深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是为至盼。稍后又致电朱德：接诵捷报，无任欣慰，着即传谕嘉奖。

八路军一出师就告捷，极大地提高了我方威望，可用以下2个事例说明：一是数日之内，八路军总部收到友军及社会各界的贺电贺信达百余封，连美、英、法及东南亚国家的报纸电台都报道了平型关大捷的消息；二是时任686团组织处股长的欧阳文曾（1955年授中将军衔）回忆：“平型关之战后，我们到晋南招兵。我们团的招兵处和蒋军紧挨着，他们那边根本没人去，我们一个星期就招了3000多人。”以上足以说明，平型关之战的影响之大。毫不夸张地说，平型关之战是八路军发展壮大的奠基之战。

敌后抗日：1937年11月，115师第一次分兵，由副师长聂荣臻率领独立团等部队，创建了以山西五台山为中心的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即晋察冀根据地。1938年武汉、太原失守后，正面战场的战事基本平息，敌后战场的游击战开始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角。八路军和新四军5万多人先后挺进山西、河北、绥远、察哈尔、热河、河南、山东、湖北、江苏、安徽等日军占领的广大敌后地区，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组织抗日政权，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迅速发展壮大抗日队伍。

需要说明的是，坚持敌后抗战的不仅有我方军队，也有蒋军部队。在日本进攻阶段，曾有上百万蒋军部队滞留在敌后，蒋氏也有意识地派遣一些兵力进入敌后，建立一些支撑点。1938年以后，日军根据《1938年秋季以后对华处理方策》，把军事打击的重心转向对付后方的抗日武装，维护占领区的“治安”，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梳篦拉网等战术，对抗日根据地不断进行“扫荡”。日军还实行极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以及制造无人区等残酷手段，试图消灭敌后武装。并且，日军在敌后“扫荡”的频次逐年增加，于1942年达到高峰。以华北地区的根据地为例：1942年日军发动千人以上的“扫荡”77次，其中1-5万人的“扫荡”15次。无论是我军还是蒋军，在敌后都面临极为困难的生存条件。

此消彼长：在同样极其艰苦的环境下，我方和蒋氏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是一消一长。从创建晋察冀根据地开始，到抗战后期，中共军队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绥、山东、晋冀豫、冀鲁豫、陕甘宁、冀热辽、苏北、湘鄂赣、鄂豫皖等19个抗日根据地。这些根据地人口超过1亿人，军队也从5万多人发展到120万人，另有200万民兵。而与此同时，蒋军在1938年有100多万滞留或进入敌后，在晋西、冀豫、苏鲁以及大别山、中条山等10多个地区开展敌后抗战。但由于缺乏坚强的意志，也不懂得发动群众，这些留在敌后的蒋军或被日军打散，或公开投敌。

据不完全统计，这100余万国军一半以上、即50至60万投敌，成为伪军的重要来源。客观地说，投降日军的大多是蒋军中的地方实力派，嫡系军成建制投降的少。到抗战后期，国军在北方仅剩下晋军的晋西根据地，在南方只剩下桂军的大别山根据地。国军在敌后的总兵力从100多万，减少到3万人左右。山西本就是阎锡山的地盘，政权完整，靠周边晋察冀、晋绥、晋冀豫三个我方军队根据地的支持以及与日军的勾勾搭搭，晋西10多个县的根据地才勉强坚持下来；而大别山根据地占有地理优势，另外不得不说桂系军队也是具有相当韧劲的。

对国军的敌后抗战，不能一概否定，尤其是前期，在八路军和新四军初入敌后、规模尚小时，蒋军在敌后是起到作用的。只是后来，双方此消彼长，八路军和新四军逐渐成为敌后乃至整个抗日战争的主导力量。此时，无论在正面战场还是敌后战场，由于军事打击均迟迟不见成效，日军开始对中方采取软的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