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七时已进入防空洞......毛岸英及高瑞欣未及跑出被烧死，其他无损失。”

2020年11月9日，央视播出了纪录片《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带领中国人民重温了那段岁月，彭德怀说毛岸英是他的第一个志愿兵。

作为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的压力很大，他不止一次地在日记中写道：“我做毛泽东的儿子合格吗？”

甚至在去朝鲜之前，毛岸英还专门问了主席这个问题，主席当时说道：“等你回来，爸爸就给你个答复。”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远。

毛主席是一代伟人，他对儿子的要求也比常人严苛得多，曾多次派遣毛岸英出外学习劳动，让他为人民为国家做奉献。

所以在得知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毛主席对儿子生出了一丝愧疚。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多年后，毛主席在和周士钊谈话时，曾提到了此事。

对于周士钊的疑问，毛主席是这么回答的：“我作为国家领导人，自己有儿子，不派他去，又派谁的儿子去呢？”

那么，毛岸英牺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得知毛岸英去世消息的一瞬间，毛主席又作何反应呢？

我做毛泽东的儿子合格吗？

1922年10月24日，毛主席的大儿子毛岸英在湖南出生。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下，毛岸英的童年是极其不幸的。

1930年，毛岸英八岁时，他的母亲杨开慧就被当时的国民党“铲共义勇队”的范觐熙所逮捕，关到了位于长沙的协操坪监狱。

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三兄弟也随着母亲一起被关进了监狱里，后来幸得其他同志们的相救，三兄弟才被舅舅杨开智和舅母李崇德从监狱中救回。

在组织的安排下，三兄弟被送往当时党中央的所在地上海，毛泽民看着这三个失去了母亲的娃娃们十分心疼。

恰巧当时上海党组织为了安置革命烈士的后代，由“中国互济会”牵头，建立了大同幼稚园。在毛泽民的安排下，三兄弟顺利地进入了大同幼稚园避难。

但当时的社会动荡不安，在国民党反动派的蓄力阻拦下，1932年3月，大同幼稚园被迫解散，幼稚园解散了，那么三兄弟该怎么办呢？

大同幼稚园解散后，幼稚园的创办者、地下党员董健吾将毛岸英和毛岸青领回家中寄养，当时董健吾对外宣称的身份是牧师，相对安全些。

党组织为了保障孩子们的生活，特意给董健吾每月30元的补贴费，虽然不在父亲身边，但是两个孩子总算有了稳定的住所，党组织考虑得很周到。

但是没过多久，这份宁静就被打破了。董健吾的身份暴露，国民党贴出了告示，到处追捕他的踪迹，董健吾没办法，只能外出躲避追捕。

而毛岸英和毛岸青两个人就留了下来，董健吾的前妻黄慧英负责照看，但是黄慧英也是一个弱女子，只能带着毛岸英和毛岸青兄弟两个在乱世里苦苦挣扎。

时间短的话还好说，但是时间一长，黄慧英也生出了一些怨气，没有收入来源，党组织自顾不暇，生活异常艰难，经常吃不饱饭。

没有经济来源，黄慧英看见这两个孩子就来气，时常打骂他们，毛岸英和毛岸青忍受不下去了，就离家出走了。

后来，毛岸英和毛岸青在回忆这段岁月时还说道：“那是《三毛流浪记》的日子。”

这之后，两兄弟就开始了长期的流浪生活，捡破烂、乞讨，帮人推车赚钱，他们就和三毛一样，为了生活，什么都干过。

而毛主席的儿子毛岸龙也在这段时间里丢失了。当时，毛岸龙因为长期营养不良，生了一场很严重的病，又是发烧又是腹泻。

而毛岸英当时也才十岁左右，只能领着毛岸青出去乞讨挣钱，给三弟看病，可是等他们回来后，却发现毛岸龙不见了，两兄弟很慌张，在附近找遍了都没看见毛岸龙的踪迹。

此后，毛主席的三儿子，毛岸龙再也没有出现过。

作为革命烈士的后代，毛主席的儿子，毛岸英和毛岸青的童年却是极其不幸的，这种不幸一直持续到了1936年。

1936年夏天，组织上在一座破庙里找到了毛岸英和毛岸青，但碍于当时的形势，地下党的同志们便拜托张学良的部下李杜，将其带到法国躲避战乱。

李杜欣然答应，将兄弟两个带到了巴黎，毛岸英和毛岸青在巴黎待了半年左右，又被时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副团长康生带到了莫斯科。

他将两个孩子送到了位于莫斯科市郊的莫尼诺第二国际儿童院生活，此时毛岸英已经14岁了，他在第二国际儿童院里生活了五年。

战乱和童年的不幸遭遇让毛岸英生出了一腔热血，经常会受邀去各个地方作报告，他写的文章《中国儿童在苏联》还被周总理带回了国内，发表在了《新中华报》上。

这是毛岸英和毛岸青人生前二十年的经历，苦难并没有击垮兄弟两个的斗志，反而将他们淬炼得愈发坚韧、稳重。

谁叫你是毛泽东的儿子

1941年，苏联卫国战争爆发，毛岸英虚岁20，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毛岸英见苏联卫国战争打得异常惨烈，便萌生了参加战争，贡献一份力量的想法。

他主动给斯大林写信，表明了自己的想法，希望斯大林同意安排自己去前线作战，斯大林一开始坚决不同意，生怕出现了什么闪失。

但耐不住毛岸英三番五次的写信请求，斯大林最终还是同意了毛岸英的请求。

1943年，从军政大学毕业的毛岸英被任命为坦克连的指导员，参加了对抗德国法西斯的最终决战。

从1927年与毛主席分别后，毛岸英有整整十八年的时间都没有见到父亲，虽然分隔两地，但是毛岸英却对父亲的思想非常认同。

他从各种报刊，书籍，甚至从父亲给他写的信上，努力汲取父亲思想上的精华处，对父亲的态度也从理解变为了认同，甚至是敬重。

1946年1月，毛岸英23岁了，他来到了延安，回到了父亲的身边。

阔别十八年之久，毛主席第一次打量自己的儿子毛岸英，他身着呢子制服和马靴，看起来非常前卫，但是主席却觉得有一些不协调。

革命圣地延安到处都是穿着大裤裆棉裤的农民，别说俄语了，就是汉语也没几个老乡会写的，再三打量下，毛主席终于看出了不协调的地方：毛岸英太前卫了，和延安格格不入。

于是毛主席给儿子提出了第一个建议：进“劳动大学”磨练自己。

于是刚从苏联归国的毛岸英又进入了“劳动大学”学习，1946年春天，毛岸英来到了地吴家枣园拜师务农。

吴家人非常勤劳，计划在南山开辟出60多垧坡地，毛岸英就和其他年轻人一起负责开垦，南山之所以不好开辟，就是因为地里布满了龙柏、麻芮子、柠条等植物。

几天下来，毛岸英的手上就磨出了许多血泡。但是他从来没有叫过苦，而是向农民们虚心求教，专挑苦活累活干，没有一点架子。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毛岸英在日记中多次写道：“我做毛泽东的儿子合格吗？”他不是希望得到父亲的认同，而是希望在父亲的敦促下成为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有贡献的人。

到了“劳动大学里”，毛岸英脱去了马靴，呢子外套，穿上了大裤裆的棉裤和布鞋，虚心向老农民和老革命们请教，做毛主席的儿子，他无疑是非常合格的。

从劳动大学出来后，毛岸英又参加了中央土改的工作团，他和农民睡一样的土炕，吃一样的粗粮，参加土改工作，为农民办实事。

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后，毛岸英主动请缨，和两名扫雷专家一起带领工兵排参与排雷行动，这是一个危险性很大的任务，稍有不慎就会被炸得粉身碎骨。

但是毛岸英却没有丝毫推脱之意，毅然决然地带领工兵走进了危险区域。而毛主席得知此事后，并没有阻止，毛家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实在是太大了。

1950年5月1日上午，毛岸英作为翻译在北京中山公园的露天音乐堂参加了大型外事活动，他身姿挺拔，穿着过膝风衣，翻译时声音洪亮有感染力，引得来宾们频频侧目。

毛岸英和年轻时的主席一样，如果不是因为朝鲜战争，中国一定会多一个为人民服务的好同志。

青山处处埋忠骨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毛主席敏锐地察觉到了美国的企图，紧急召开了政治局会议。

在毛主席看来，抗美援朝战争是一定要打的。所以，远在西北的彭老总被主席调了回来接受任务。

当时，毛主席还特意为彭老总办了一个家宴，陪同的只有毛岸英一人，得知彭老总即将奔赴前线，保家卫国时，毛岸英在心里已经决定了要去朝鲜参加作战的打算。

事情也很凑巧，当时本来没有决定让毛岸英去往朝鲜当翻译，而是指定了另外一个翻译张伯衡，但是张伯衡此时已经担任了军委外文处的处长，工作繁忙，根本走不开。

于是毛主席从政治上和经验上再三考虑，决定让毛岸英同志担任彭老总的俄语翻译，就这样，毛岸英就跟随彭总一起入朝，参与保家卫国的作战了。

因为此事属于机密，所以毛岸英并没有告诉自己的爱人刘思齐。当时刘思齐犯了阑尾炎，正在医院里做手术，身体非常虚弱。

面对自己的爱人，毛岸英的心中是十分不舍的，但是任务紧迫，毛岸英守在刘思齐的床边看了许久，便毅然决然地动身跟随彭总赴朝作战。

毛岸英被任命为作战参谋和机要秘书，跟随彭老总到达朝鲜北部昌城郡的大榆洞里指挥作战，他工作积极，认真负责，还被推选为了支部书记。

1950年11月25日，此前毛岸英因为整理会议纪要，熬到很晚才睡觉，精神状态有些疲惫。

可还不等他好好休息，就被突然响起的飞机声震到了。敌军发现大榆洞处发报频率异常频繁，所以据此判断这里有我军的指挥中心。

当时指挥部的决定是：除作战值班室外，指挥部的其他人员必须进入矿洞内隐蔽。

彭总在洪学智的连拖带拽下离开了作战室，室内只剩下了毛岸英和高瑞欣在收拾作战地图和文件，可就在这时，美军的四架野马式战斗机向着作战室方向迅速投下了燃烧弹。

毛岸英和高瑞欣还未来得及跑出去，就被上千度的燃烧弹吞噬掉了。

事后，彭老总将拟了份电报，向中共中央汇报了此次情况，周总理怕刺激到主席，拖了好几天之后才将此事报告给了他。

毛主席放下报纸，接过电报看了许久，他的头埋得很深，沉默了许久才说道：“战争嘛，总会有牺牲，这没有什么！”

得知消息的那一天，毛主席在沙发上坐了许久，沉默着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切肤之痛，毛主席怎能不悲伤，但是他不能垮下，还有许多事要等他去处理，为了人民，毛主席牺牲了太多，毛岸英已经是毛家牺牲的第六位烈士了。

1990年，中央警卫局在整理主席遗物时，无意间发现了一个小柜子，里面装的是毛岸英常穿的几件衣物。

这些衣物承载着一名父亲对儿子的思念，毛主席没有像平常百姓一样面对亲属的离去嚎啕大哭，却悄悄珍藏起儿子的衣物，毛主席的爱是沉默的，也是沉重的。

很多年后，刘思齐再次替毛岸英问出了那个问题：“我做毛泽东的儿子合格吗？”

毛主席沉默了许久，开口道：“合格，他是我的骄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