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夏，邓小平出任解放区总参谋长，而在大陆的对面，蒋介石长子蒋经国接替过渡期人物严家淦，成为台湾地区领导人。

在紧急高级情报首长会议上，蒋经国就邓小平复出、全面主持工作作出了自己的判断，面对下属口中“温和从容”、“两岸关系将趋于缓和”的乐观态度，蒋经国不以为然。

他向在座众人表示：你们的评估都太过乐观，因为你们不认识邓小平，但我认识他，我们在苏联一起学习过。未来两岸情势将比你们想象更为复杂。

一起同过窗：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红色岁月

1925年，刚满15岁的蒋经国打听到苏联正拟创办一所大学，意在向国共双方学员提供军事训练与教育学习的机会。他心动不已，向蒋介石首席秘书邵力子表达了想去苏联留学的愿望。

同年10月，蒋经国与朋友一起登上货船，启程前往莫斯科，去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

蒋经国到苏联一个月后，中共旅欧支部的一批青年学子也陆续到达，其中就有从法国巴黎辗转而来的邓小平（当时学名是邓希贤）等人。

邓小平生于1904年，四川广安人。1919年考入重庆勤工俭学留法预备役学校，次年奔赴巴黎半工半读，认识了22岁的兄长兼挚友周恩来。共产主义旅欧支部小组成立后，周恩来成为主要负责人，邓小平从旁辅助。

1925年国内爆发五卅运动，消息传到法国，由于周恩来已经提前一年回国参与黄埔军校事宜，留法学生团体的实际负责人便成了邓小平，他组织学生集会游行，受到巴黎当局迫害。

考虑到邓小平的人身安全，中共旅欧支部决定让他与另一批同期留法学生转至莫斯科学习，留待将来回国继续组织革命。

1925年11月，邓小平到达莫斯科。

蒋经国是国民党要员蒋介石的长子这一点，莫斯科中山大学无人不知。而邓小平作为知名留法学生运动主要负责人，两人对彼此的名字都有所耳闻。

加上邓小平社交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极强，半年之内就完成了共青团小组的创建任务，他身边聚集了一大批追求进步的知识青年，这些人常常举行辩论会，针砭时弊。这极大引起了蒋经国的兴趣。

还在上海读书时，蒋经国就经常参与进步青年集会，带领浦东中学的同学上街游行，抵制洋货。

到了北京又经常与李大钊等共产党人来往，接受了苏联红色理论。他向蒋介石提出去莫斯科留学，虽然一度令他的父亲十分不快，但在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的建议下，蒋经国最终如愿以偿。

在邓小平看来，比自己足足小了6岁的蒋经国思想上靠近共产主义，生活作风简朴实在，是一个潜在的共产主义同行者。

因此邓小平经过仔细考虑，同意蒋经国加入自己创办的共产主义青年团小组，二人关系又加深一层：组员与组长。

他与邓小平时常在莫斯科河畔散步读书，互相交流最近学到的新知识与新思想，邓小平时常给他带来最新的进步书籍，蒋经国读得津津有味。

蒋经国当时年幼，尽管在国内已经受到各种新思想洗礼与冲击，但他在来苏之前从未出过国门，眼界和学识都远远比不上16岁就出国打工、在法国底层勤工俭学5年的邓小平。

因此蒋经国对邓小平十分尊敬，认为邓小平是他一生的学长。

邓小平与蒋经国并不是同班同学，他被分在第七班，只有上大课时才能遇到蒋经国。此外就是军事训练课，邓小平个子矮，蒋经国年纪小，列队时会遇上。

时间久了，蒋经国便邀请邓小平为他主编的校报《红墙》撰写专栏文章，邓小平也从不推辞，很快就写好送过去，蒋经国几乎一字不改，直接登用。

而邓小平也毫不吝啬，与他分享自己在法国半工半读期间发生的趣事。邓小平还格外幽默地告诉他，自己在1921年后曾经与周恩来合伙创办了一家豆腐店，邓小平卷起衣袖充当大师傅，而周恩来在一旁打下手。

蒋经国听得乐不可支，而这段苦中带乐的创业生涯，却是邓周二人为了筹集革命经费、支援学生运动的无奈之举。

后来周恩来渐渐转向以稿费“养家”，邓小平也忙于革命事业无暇照顾生意，这家豆腐店慢慢也就消失在法国巴黎的街头。1924年周恩来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后启程回国，巴黎的共青团事业就落在了邓小平的肩上。

随着国内政治斗争恶化，邓小平在巴黎受到警察关注，不得不谨慎行事。直到五卅运动，他组织的游行示威最终被警察局盯上，只好离开法国，勤工俭学生涯就此告一段落。

这令蒋经国感到一阵唏嘘。

在出国留学时，邵力子与鲍罗廷均给过他参考意见，法国与苏联都可。但蒋经国考虑到李大钊曾对他说起的话，加上探望父亲时曾见到黄埔校园里有许多苏联学生，最终认定：只有苏联革命模式才是自己当前最向往的。

也因此，蒋经国放弃了当时余温尚存的赴法留学运动，于1925年10月从上海出发出发，辗转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这才机缘巧合，遇见了从法国回来的邓小平。

你走阳关道，我过独木桥：分道扬镳的政治人生

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制只有两年，邓小平身在国外，仍时刻关注国内形势发展。

1926年到1927年，中国国内大革命轰轰烈烈进行，蒋介石以左派身份为中共党员说话，并以此换取苏联支持。而实际上，共产党正逐渐退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关键职位。

1927年4月初，国内爆发了反革命政变，蒋介石迫害共产党员，即在4月28日宣布成立中华民国政府，首都南京。同一天，蒋经国的人生导师李大钊在北平遇害。

此时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还继续保持国共合作的姿态，并作出反蒋声明，大批进步分子流向武汉。邓小平身在上海的战友兼兄长周恩来被悬赏捉拿，不得已远赴江西，作为领导人之一组织南昌起义。

远在苏联的邓小平收到中央指示，准备启程回国，这时蒋经国却走进了他的房间。

四一二事变使蒋经国的处境陷入尴尬境地，国共合作破裂后，莫斯科中山大学群情激动，人人痛斥蒋介石背叛革命，背叛了共产国际与我党。对此，蒋经国无话可说，同时也对他父亲感到气愤不已。

邓小平得知蒋经国来意，尽管自己心情也十分愤怒，仍是开解蒋经国：你与你父亲不同，尽管同学们认为你们是父子，但在个人将来要走的路上，你有你自己的选择。

与蒋经国告别后，邓小平匆匆回国，于6月到达武汉，参与中共中央机关紧急会议，年底随机关迁至上海，继续斗争。

而蒋经国受到启发，在同学集会上主动表达了自己的看法，痛斥父亲所作所为，由此在苏联共产党员中成为焦点人物。

毕业后，由于国内形势并不乐观，苏共要求蒋经国留在境内。蒋经国无奈，只得继续参加军事训练，于1930年10月被派遣至莫斯科狄那莫电厂当见习生，开始漫漫人质生涯。

与此同时，远在祖国的邓小平从上海秘密回到广西，领导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工农红军第七军、第八军，开始了艰苦的反围剿。随后他参与长征，出任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129师政委，与刘伯承创建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

解放战争时期，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率领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横扫国民党残余势力，攻克国民党首都南京和金融中心上海，解放了全中国，实现了少年时期的远大理想。

而蒋经国因身份问题，一直到1936年张学良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逼其抗日，斯大林出于大局考虑，才秘密召见并同意蒋经国回到蒋介石身边。

至此，蒋经国10年的莫斯科红色岁月结束，奉命回到溪口老家，短暂冷落后被起用。

1938年，蒋经国组建了自己的第一支班底：三民主义青年团，并出任江西省支团主任，这也成为他后来“发家”的重要支持。

在之后的日子里，蒋经国逐渐放弃了红色共产主义的主张，开始向父亲的“反共”立场靠拢。到了台湾后，蒋介石为了培养蒋经国个人势力，放手让他参与国民党“党内改造”。

从1952年到1972年，蒋经国在国民党内地位日渐巩固，但考虑到多方因素，他并没有立即接过大权，而是在蒋介石授意下，支持严家淦。

直到1978年5月，68岁的蒋经国才“上位”成功，成为台湾当局领导人。这时邓小平已历经三起三落，全面主持中央各项工作。两人隔着一座台湾海峡，各自走到了人生最高处。

跨越海峡两岸：同一个中华大家庭

得知邓小平出山，蒋经国立刻感到了威胁。

1927年春，邓小平回国后，蒋经国本人虽常年留在苏联，但他仍时刻关心着中国国内时局，知道中共五次反围剿后，一个来自湖南韶山的青年人在遵义接过重担，背负起带领红军突围、解放全中国的艰难任务。

尽管蒋经国和共产国际、苏联态度一样，都不看好中国的革命事业，但事实胜于雄辩：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中印战争，重新回到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会的席位上，拥有了86个建交国家，这其中赫然包括英法德等西方大国。

因此针对邓小平重新主持中央工作，蒋经国召开了一次高级情报首长的紧急会议。会上，蒋经国请大家谈谈各自对邓小平本人的看法。

与会代表中，不少人听说过邓小平，但没有见过他本人，更没有直接在战场上打过交道。只知道他在共产党内部言语温和，很少得罪人，曾三起三落，却从来没有说过什么不利于共产党的言论，更没有做过出格的事情。

与会人员最后得出结论：邓小平此人性格温和，说话做事有条理有逻辑，会打仗也会敌后斗争，是游击战的一把好手，但除此之外，并不是一个值得重视的对手。

蒋经国听后表情严肃，情报部门俨然把邓小平当成了周恩来二号，但实际上，蒋经国见过邓小平，也认识周恩来。这两个人性格有相似处，更多是迥异。

但邓小平与周恩来的包容截然不同，他在必要的时候妥协，在涉及到底线与原则问题时绝不让步，是一个无法打倒的人。并且蒋经国认为，这位老同学刚上任不足一年，中美就宣布建交，这是隔空给了他一次“沉重打击”，输家是自己。

蒋经国这边，为表示自己是坚定的“反共分子”，他继续坚持“三不政策”：不统、不独、不武。

事实上，邓小平对蒋经国有相当信心，接手对台事务没多久就发出了友好信号，他先后请矢次一夫、陈立夫、陈树柏、陈香梅等人带话给蒋经国，表示台湾问题可以坐下来谈，让同胞们都回家看看。

对此，蒋经国从一开始的冷冷拒绝到后期表示：“这件事牵扯有点大，不过我认为这是可以研究的问题。”。

1983年，邓小平再次托人送给蒋经国一件礼物：被精心修缮过的蒋氏宗祠录像带。

当73岁的蒋经国看到祖母、母亲的墓碑被修缮整齐的样子，终于忍不住泪流满面，他对送话人说：“你回去告诉他们，这份情我领了。”

蒋经国开始考虑，如何在台湾本地反共势力和大陆老兵中取得一个缓冲点，使双方都能接受未来台湾大陆的密切交往。

1987年7月，台湾解除“戒令”，几万国民党老兵跨越海峡返回故土寻找亲人。

邓小平对蒋经国充满希望，认为在这位同窗好友任期内，完成国共第三次合作是很有可能的。

然而世事无常，1988年1月13日，深夜，睡梦中的蒋经国突然胃出血，凌晨时分因抢救无效，宣布去世。

此后台湾问题走势逐渐复杂。

得知蒋经国去世，大陆方面邓小平愕然，叹息道：如果蒋经国还在，我不相信国共两党之间没有第三次合作。“中国的统一不会像现在这样困难和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