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几十年中，我党都在拼尽全力建设祖国。

开国上将杨勇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不想兼任地方职务，总理却对他说，现在用王恩茂阻力太大，希望他可以去。

调任新疆军区司令员

杨勇是我们人民军队中著名的“三杨”之一，在群星璀璨的开国上将中也占有着突出的位置。

当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之后，杨勇历任红一军团第一师、第四师政治委员。

抗战爆发之后，杨勇又当了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三四三旅六八六团的副团长兼政治委员、鲁西军区司令员等职位，率领战士们巩固扩大了鲁西的抗日根据地。

新中国成立以来，杨勇还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担任志愿军第二十兵团的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司令员。

1972年7月中旬，杨勇接到任命，去沈阳军区担任副司令员。

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个任职不妥，对杨勇说明明当了那么多年的正职，怎么现在反而要降级使用。

但杨勇却对这个调令没有丝毫的不满。

他说，多年没有为党工作了，对不起党和人民，心里有愧啊！现在有工作做了，到沈阳军区不是很好嘛。

他反复说，不工作是一个共产党员最大的痛苦。

当时周总理想要他出席完八一招待会再走，但是杨勇却很是着急。

还没到职，他就进入了状态，开始找沈阳军区来京办事的同志了解战备情况。

8月3 日,杨勇赴沈阳上任。

走的那天，不约而同，几乎所有在京的高级干部都到机场去送行，好像过节一般，机场停了100多辆红旗车。

专机降落到沈阳西郊的于虹机场，那里更不得了，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下令沈阳军区范围内陆海空三军的团以上机关都要去人到机场迎接。

不仅沈阳军区，辽宁省革委会除了个别人也都来了。

杨勇在飞机上远远就能看见一大片足有几百辆小汽车在闪闪发光。

杨勇到了沈阳的第二天一早，就去君去开会了，从此早出晚归，忙着下部队调查研究，到边防视察，讨论战备方案，一天到晚脚不沾地，没有个闲下来的时候。

因为太过操劳，杨勇还突发了肺原性心脏病。

勉强在家休了几天，又开始忙碌地工作起来。

1973年5月下旬，杨勇到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

其他军区都是司令员、政委参加,只有沈阳军区多去了他一个副司令。

这也没什么奇怪,因为他到沈阳任职，陈锡联司令员对军区有过交代，杨勇是老同志，有水平，不要把他看做副司令，军事方面的工作，要请示他决定。

事实上陈锡联忙于中央和省委的工作，军区的日常工作都交给政委曾绍山和副司令员杨勇管了。

会议临近结束，杨勇得到通知,会后不要走，还有个会。

陈锡联告诉他工作可能有变动。

对此，杨勇毫无思想准备，他问这是谁的意思。

陈锡联说是毛主席提名，政治局讨论决定的，中央的意图让你到新疆去党政军一把抓。

对于这个消息，杨勇感到很是意外，但他没有多说什么。

6月2日的深夜，杨勇在京西宾馆打了个电话给林彬，说中央的工作会已经结束了，不过他不回沈阳了。

林彬听到之后觉得很诧异，连忙问他不回沈阳是要去哪里。

杨勇告诉林彬，他准备要去新疆工作了，是周总理亲自找他谈的；东西已经收拾妥当了，也没有很多要带的，明天就可以和来京开会的新疆同志一起到乌鲁木齐去。

那天的会议结束之前，周总理突然把杨勇找了过去。

周总理对杨勇说，中央最近有一项新的决定，准备把你派到新疆去工作，职位是新疆军区司令员和自治区党委第二书记、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

将调职的细节简单说了一下之后，周总理又问杨勇，你有没有什么意见，身体吃得消吗？

还没等杨勇回答，周总理便继续开口向杨勇介筛了新疆的情况。

新疆地处西北地区，与苏联有着很长的边境线，又是少数民族的地区，所以战略地位非常重要。

多事之秋还未过去，现在新疆的地方和军队比较混乱，所以急需一位稳健的资深同志去那里，能够尽快把局势稳定下来，让我国的西北防线安宁。

听到周总理这么说，杨勇郑重地思考了一下。

随后杨勇开口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身体也是没有问题的，对于组织的安排，不管去哪里工作他都服从。

但是杨勇也有一些顾虑，他对周总理说，自己多年没有搞过地方工作了，在地方上兼职恐怕自己力不从心；所以不知道能不能请组织只安排他当军区司令员，其他地方职务就不兼任了，另外请熟悉地方情况的同志担任自治区的第二书记。

杨勇说完，周总理沉思了一下说，其实考虑过王恩茂同志去担任其他的地方职务，但是现在阻力太大，暂时还不好安排他过去。

所以中央决定让杨勇去，其实已经是经过充分酝酿和考虑了的。

新疆是多民族地区，情况极其复杂，很需要杨勇这样一位有威望、善于团结的老同志去稳住阵脚，让新疆的工作走向正轨。

周总理如此恳切的一番话，让杨勇心中下定了决心，当即与他表示，自己一定会竭尽全力去工作，绝对不辜负中央的期望。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后，中央政治局又召开了专门解决新疆问题的会议。

周总理亲自主持会议，宣布改组自治区、军区领导班子：调杨勇到新疆任职。

会后，周总理再次叮嘱杨勇:“新疆正处于多事之秋，你到任后首先要搞好民族团结，有了这个基础，新疆的事情就好办。另外一个就是搞好战备，军队主要由你来管。对新疆情况的复杂和工作的困难，你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周总理的反复叮咛，让杨勇体会到了新疆工作的重要性、艰巨性和中央的良苦用心，但他没再多说什么，只是在与总理的手紧紧一握中，传递出了他的决心。

努力建设新疆

杨勇一直认为，既然中央信任自己，把自己派到新疆工作，那就应该多为新疆人民做事。

本着这样的观念，他把注意力转移到新疆的基础建设上来。

随后一段时间，杨勇在天山南北奔波调研，他对新疆逐渐形成了一个明确的认识。

那就是新疆在祖国的西北方，地域十分地辽阔，但是交通不便，如果想要改变新疆落后的面貌，修路必须要放在第一位。

只有修好了跨越天山的公路还有南疆的铁路，让北疆和南疆贯通起来，才能够使得群众的出行更加方便，交流更加通畅，而且对加强国防也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有了这个想法之后，杨勇便开始准备了。

更巧的是当时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正好来新疆考察，杨勇便陪同他一起。

对于新疆的发展，杨勇心中有很多话想说，索性对李达一股脑都说了出来。

两个人对新疆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发展都进行了设身处地的商讨，最终对新疆的建设和战备问题都有了一些可执行的方案。

杨勇始终觉得，无论从战备出发，还是从发展经济、沟通各民族间文化、贸易往来和新疆与内地的联系，解决人民生活实际困难等各方面考虑，都必须修建天山公路和南疆铁路。

他这个想法也得到了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李达的高度肯定。

但是，由于路段大都在天山深处的崇山峻岭之中，施工困难很大，但杨勇决心迎难而上。

打了半辈子的仗，困难是杨勇最不怕的东西，有了困难就努力去克服它。

既然有了确定的想法，那么就要马上行动起来。

杨勇刚回到乌鲁木齐，就和后勤运输部的赵部长等研究了天山公路的选线问题。

他从地图上仔细看了1964年选定的独山子到拜城的线路方位，指出这条路过于偏西，离边境太近，要再向东靠一靠，修在坚守要点的后方，改由独山子修到库车即可。

于是杨勇挑灯夜战，很快把陪同李达调研的思考设想写成了书面的报告，并且对公路和铁路的修建都做了详细的规划，就等着开会呈上去给大家审阅了。

果不其然，杨勇的努力没有白费，在1973年7月16日那天召开的新疆军区党委常委会上，在座的委员都对杨勇的报告给予了高度的肯定，并且一致通过。

修路的建议在军区常委会上一致通过了，这给了杨勇极大的信心，于是他又马不停蹄地把修建“两路”的建议报告上报给了中央。

杨勇立即召开由各方面专家参加的天山公路修建会议，并派出由新疆军区赖光勋副司令员为组长的一个勘察小组，对六十年代年罗瑞卿提出的独库公路路线进行复审。

这个小组在野外活动40多天，徒步登越海拔近4000米的高山，终于找出更合理的选线方案。

周总理收到报告仔细审阅过后，于27日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来讨论新疆的报告。

当时周总理笑着对杨勇说，他果然没让大家失望，工作进度很快，一到新疆就提出要修筑天山公路和南疆公路。

接着周总理又语重心长地开口说道，这件事已经拖了十年了，确实不宜再继续耽搁下去，于是杨勇的修路计划很快就确定了下来。

周总理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1963年罗瑞卿到新疆的时候，就曾经向毛主席提过修建公路搞活天山的想法，只是因故一直未能实施。

这让杨勇怎么也想不到，如此大的两项重要工程，党组织就这样信任地交给了他，为了不辜负党和人民，为了建设好新疆，杨勇更是打起了十二分的精神加油努力干。

不久，铁道兵五师先遣设营部队开始进疆，杨勇听了铁五师先遣组的汇报，督促有关部门尽快解决后勤保障问题，他还专门为铁道兵的副食供应问题亲自去了一趟巴音郭楞州。

后来的日子里，杨勇环绕天山之行时，路过奎先达坂，杨勇让司机把车开到隧道的北口，看望铁五师的设营部队。

1. 又看望了师部和附近的连队，听了师里的汇报。

对铁五师提出的物资、运输、生活、设计等方面的问题，杨勇回乌鲁木齐后，立即召集自治区和军区有关部门领导开会，研究解决。

1974年南疆铁路铺到布尔碱车站。

为加快进度和保证质量，经杨勇与有关部门协调，中央又增派铁道兵六师及铁四师的两个团进疆：新疆自治区这一块，在已派出1.2万名生产建设兵团职工的基础上，再从兵团抽调5000名基干民兵加强铁路建设力量。

天山公路方面，则从新疆军区抽调两个步兵团分别从独山子和库车两头向山里施工，专

业的工兵部队集中力量投入大山深处的艰巨工程。

1975年全面铺开了布尔碱至乌斯托段的施工，并开始打通奎先达坂隧道。

因为奎先达坂隧道工程量大，需要四年时间才能打通，准备上半年去一个团提前施工。

对于此事，杨勇听了非常高兴，当时他已经被调往北京，他说：“我在北京和万里同志修建地铁，对铁路建设有兴致，有感情。毛主席对修建北京地铁有过指示，“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希望南疆铁路也按这八字方针，保证质量，力争南疆铁路1978年通车。”

杨勇到总参工作后，仍然十分关心天山公路的修建。

为了使玉希莫勒盖达坂二号隧道复工，两年中他曾作过五次批示，直到最后促成这项工程重新上马。

经过解放军数万官兵流血牺牲和艰苦奋战，南疆铁路于1979年从吐鲁番铺轨至库尔勒：天山公路于1984年8月正式通车。

南疆到北疆原来需要绕行1000多公里，天山公路将其缩短为562公里，对新疆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可惜杨勇在新疆工作的不够长，没有亲自看到自己抓的“两路”完工，但他还是牵挂的。

杨勇推荐新疆军区话剧团来北京演出反映天山公路筑路部队生活的话剧《天山深处》，杨勇连着两天去看，并叫孩子们也去看，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戏，把那些不为人知的可敬可爱的天山深处的大兵演活了，杨勇对孩子们说：

“为了修天山公路，我们的指战员流了那么多的汗水，吃了那么多的苦，牺牲了那么多的同志，现在路修通了，他们的精神也在激励着人们……这是他们的光荣。戏中有句台词讲当兵吃苦是光荣的，到底光荣在哪儿？你们都是军人，我希望你们认真地想一想……”

一直到杨勇病中住院，他还在惦记着如何克服天山公路雪害，保证天山公路全天候通车。

他从医院给新疆军区负责的同志打电话，研究方案，提议由部队组织一个机械化团负责公路的养护工作，后来又与来医院看望他的新疆同志当面谈了这件事。

在1983年底，天山公路竣工验收；但杨勇却没能够看到，1983年1月6日，杨勇因病去世，享年70岁，葬于八宝山革命公墓。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杨勇一生为国、为党奉献，在国家的艰难时刻，他服从党的命令，毅然前往新疆，建设新疆。

他不止是对新疆的军备、防务进行了详细地修整和规划，更是心系新疆人民的发展，心系新疆的经济发展，想让新疆人民过上更好地日子。

要想富，先修路。

杨勇所促成的“两路”的建设，对于新疆来说是受益数代的福祉。

杨勇到新疆时年纪已经不小，但他仍然为党和人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参考资料

《杨勇同志在新疆》李增林 沈阳出版社

《杨勇上将》舒云 解放军出版社

《杨勇突赴新疆的重要使命》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