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往今来，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现在是作战信息化时代。通讯设备指挥作战计划和实施方案预警，加大了作战统一性。但是在古代有很多的限制，最快的信息传递无非是快马加鞭、信鸽等等这样就降低了朝中传递。所以将军、统帅军事领略、政治素养、指挥作战能力非常高。

史上将军不服从上级命令而私自作战，但是最后却取得了胜利。遇到这样的情况究竟是奖赏还是惩罚呢？实际上这个结果并不是统一的，并且主要取决于下达命令的将领是否正确以及这个将军日后还能否继续为其效力。同时这两点也决定了这位“不服从”命令的将军的日后命运。倘若下达命令的统帅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开明的人，并且这位领导日后还会有用到这位不服从命令的将军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位将军对这位领导还有利用的价值。那么当这位将军立下战功之后，不仅不会被惩罚，甚至会得到嘉奖。例如朱元璋检阅蓝玉军队，蓝玉部将只听蓝大将军将令，不听朱元璋皇命，最后落下了“蓝玉案”，当然也是为了朱标。

还有我国伟大的粟裕将军他曾经三次违抗了上级下达的命令。因为他凭借自己对党和国家的忠心，并根据自己多年的作战经验进行总结和归纳，对战争的情况进行利弊分析，最终得出了和上级下达的命令不一样的结论。于是他在质疑声中鼓起勇气，一而再再而三地违抗命令。最终一次又一次获得战斗的胜利。此后也得到了当时大部分领导的认可与支持，最后被赋予“大将军衔”，且排名第一

历史上，皇帝多猜疑所以无论你赫赫之功、汗马之劳不能居功自傲、不守法纪，且目中无人、挑战皇权也要落下性命的下场。

1934年8月25日，林彪生平唯一一次违抗命令，冒着杀头的风险指挥了一场战斗！

温坊战斗期间，蒋鼎文和李延年率军从朋口向长汀县进攻，林彪亲自勘察地形之后认为，敌人一定会经过温坊村，此地地势险峻，两侧是高山，中间是峡谷，是一个打伏击战的好地方。

于是，林彪多次向朱德建言“诱敌深入”，奈何朱德没有决定权，决定权掌握在李德、博古手中，他们对林彪的建议视而不见，坚持命令林彪在朋口以西迎敌。

林彪是一个服从命令的好战士，服从指挥，能打胜仗，可是这一次，他决定上演一出“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林彪此举并非莽撞，他本人就在战场上，对局势和环境有充分的了解，所以，他决定违背命令，在温坊村打一场伏击战！

1934年8月30日晚，在林彪的指挥下，所有部队全部就位，其中，红2师4团的任务最为艰巨，他们需要在松毛岭正面阻击敌人。

1934年9月1日清晨，敌军第8旅的2个团向着松毛岭推进，并在松毛岭附近构筑工事，警戒着红2师4团的一举一动，晚上9点，我军对敌军进行了猛烈的攻击，红4团团长耿飚冲在最前面，只一个回合，就把不善夜战的敌人打得节节败退。

耿飚是一名老战士，尤其擅长打夜战，晚上天黑看不到敌人，他就让连长瞄准对方的枪口火焰开枪，尤其是机枪的枪口火焰，在夜晚中十分清楚，一打一个准。

经过长达6个小时的激战之后，敌军第8旅几乎被全部歼灭，只有旅长许永相逃走了，不过，他后来的下场也非常惨，吃了败仗还临阵脱逃，直接就被蒋介石枪毙了。

1934年9月3日清晨，敌军终于坐不住了，他们跟林彪预料的一样，果然向着温坊村前进了，我军在林彪的指挥下早已准备就绪，待敌人进入包围圈之后，马上对其进行围歼，敌军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边打边逃，我军乘胜追击十余里，将溃兵全部抓获，还缴获了不少战马、军服、食物、装备等物资，收获颇丰！

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林彪懂得临机应变，他的爱将“钟伟”也是一个敢违抗军令打胜仗的牛人！

在电视剧《亮剑》中，李云龙有一个好兄弟名叫丁伟，其实，他的原型就是钟伟！

钟伟，林彪爱将，二纵五师师长，成名之战——靠山屯战役！

在东北，二纵是最敢打硬仗、恶仗的一支部队，尤其是钟伟带领的五师，更是东北部队中最有朝气的一个师，突击能力强，战斗经验丰富，攻防兼备，猛打猛冲猛追，战斗力十分顽强，正因如此，钟伟才能成为林彪的第一爱将。

1947年3月，五师接到东总的电令，前往德惠配合一纵围歼敌军，接到命令后，钟伟立刻带队出发，在靠山屯一带听到了枪声，钟伟立刻命令部队原地待命，并派人出去侦查情况，下午5点，侦查员回来报告，靠山屯附近有大批敌军正在向德惠方向撤退。

五师要赶往德惠，眼前的敌人也要赶往德惠，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服从命令，前往德惠跟友军汇合，还是先把眼前的敌军消灭掉呢？

师部中争论不断，大多数人认为“不能打”，原因是敌情不明，对我军不利，一边侦查一边战斗，势必会浪费大量时间，延误战机，当以大局为重，尽快赶到德惠跟友军汇合！

然而，钟伟却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认为，敌军正在败退，战斗意志不坚定，战斗部署不严密，正是痛打落水狗的好时机，而且，敌军的目的地也是德惠，路线一致，途中必定生变，也会延误战机，不如就地歼敌！

说干就干，五师全员出动，在蒋家村附近拦住敌军并展开激战，期间，东总两次发电命令钟伟立刻前往德惠。

战斗结束后，钟伟命令部队快速打扫战场，马上出发向德惠进发，可就在这个时候，侦查员又发现一小伙敌军的88师，大约900人左右，打还是不打？钟伟没有犹豫，一个字——干！

在东总的计划中，五师早就应该赶到德惠参加战斗了，可左等右等就是没有见到五师的影子，连发三条电令催促。

其实，在德惠的敌军87师也没有等到88师的支援，因为88师已经被钟伟拖住了，于是，敌军改变了想法，既然你不来，那我就过去，于是，敌军87师向着88师靠近，看到这种情况，东总也调整了作战方向，将枪口从德惠转向靠山屯，这一仗打得非常漂亮，全歼敌军主力！

钟伟虽然3次违背命令，但他对战局的判断十分正确，临机应变，这需要指挥员的机智、勇敢和决断，林彪是这样的人，钟伟也是这样的人，所以，钟伟非但没有受到批评，反而得到了嘉奖！

1948年，钟伟从五师师长被破格提拔为东野12纵司令员，成为了唯一一个从师长直接提升为纵队司令员的优秀将领！

写在最后

军人的第一条规矩就是“服从命令”，违令者杀无赦！

不过，军人还有第二条规矩，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实战中，将领可以临机应变！

这两条规矩显然是互相矛盾的，这也恰恰说明了战场的复杂性，一个优秀的将领不仅要服从命令，还得拥有临机决断的能力，两者互补，方成大器！

有一点需要注意，无论将领如何选择，都必须要对结果负责！

战场上有两条规矩，第一条叫“绝对服从命令”，违令者杀无赦，第二条叫“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将军们可以凭自己的判断临机决断。

这两条相互矛盾的规定，也说明了战争的复杂性，二者必须互补，不能光强调服从，也不能一味自行其是。

但不管哪一条规矩，当事人必须对结果全权负责。所以，如果不服从军令导致军事行动失败，往往后果很严重。可是如果不听令却赢得了胜利呢？当事人该受到处罚还是奖赏呢？

违抗军令获胜的战例数不胜数，我们举几个例子。

汉宣帝时期，年近八旬的赵充国，自请平定羌乱，期间他顶住满朝压力，三次违抗军令，结果都验证了老将军的智慧。

第一次：刚到西羌，汉宣帝迫于补给困难，要求赵充国速战速决。赵充国却不急于作战，整天让士兵们大酒大肉，饱食终日。好容易打了一场胜仗，他又禁止猛追猛打，一副纵虎归山的架势。

第二次：汉宣帝增派将领，并给赵充国下了一道言辞严厉的圣旨，指责他不顾士兵劳苦，不惜国家疲惫，拖延不战，令他与许延寿、辛武贤一起，速战速决。赵充国依然不为所动，提出分化瓦解西羌诸部，以政治手段解决的方案。

朝中大臣对赵充国的“逆龙鳞”一片哗然，汉宣帝认为，政治手段太耗时，拖不起，可赵充国铁了心一意孤行，几乎跟朝廷闹翻，就是迟迟不动兵。

第三次：为了长久解决西羌后患，赵充国又提出屯田方案，再次掀起轩然大波。朝中数次开会讨论，勒令赵充国速战速决，赵充国又不厌其烦地一次次上疏争辩，就是不行动。最后汉宣帝被迫“双管齐下”，一边令许延寿、辛武贤展开军事行动，一边同意赵充国屯田。

赵充国在西羌一年半，几乎没有打一场像样的仗，就忙着跟汉宣帝打嘴仗了。可让人想不到的是，老将军“小军事大政治”的手段，如同翘起地球的杠杆，西羌诸部被他摆弄得服服帖帖，主动提刀自清，帮他去平定了叛乱。

老将军回朝后，受到了汉宣帝的礼遇，给他赐安车驷马，黄金六十斤，隆重退休当政策顾问，一直活到86岁。

最精彩的一场抗旨军事行动，是北宋时期的宋辽“满城之战”。当时的总指挥是刘延翰，当他按照惯例，打开赵光义的密旨时，头皮不禁发炸。原来赵光义提前设计的作战阵图，竟然是列八阵，阵距百步，而辽军则是一字长蛇阵，集中打击。

按赵光义的阵图，八阵相互不能接应，大多人只能当摆设，而遭到攻击的却孤立无援。面对这个滑稽的命令，全军炸开了锅。

河中知府、云麾将军赵延进竭力主张不奉旨，刘延翰断然拒绝，因为大宋有严格规定，违令胜了无功，败了担罪。二人僵持不下，最后由监军李继隆拍板：变八阵为左右二阵。

正是靠这个变阵，宋军大胜辽军，斩敌首一万余人，赢得了满城大捷。这件事让宋太宗赵光义成了笑话，好在他不是昏君，没有追究前线将领，还做了相应奖赏。

宋徽宗时期大太监童贯，更是拿皇帝的圣旨当“鞋垫”。那一次，童贯以监军身份，随王厚进攻青唐。大军走到半路，一道圣旨传来：停止行动，回朝。原来皇宫失火，宋徽宗认为不利于军事。

童贯很搞笑，他把圣旨一卷，塞进了靴子：继续进军！王厚居然也不阻拦，二人合伙抗旨，按原计划执行，还真的打了胜仗，收复了四州。战后童贯官升景福殿使、襄州观察使。

大名鼎鼎的曾国藩，也是个“抗旨专业户”，他至少三次违抗命令，都取得了不错的战绩。

当然，也有抗旨倒霉蛋，比如那位“犯我大汉者虽远必诛”的版权所有人陈汤，他虽然一战定西域，还千里斩首匈奴单于，可因为是矫诏行事，结局不大好。

西汉中后期，国力衰弱，无力经营西域，“流窜犯”郅支单于重新控制西域，为害汉帝国。软弱的汉元帝，碍于实力不够，只能严令禁止军事行动，企图靠一张嘴跟匈奴马刀对话。

陈汤不顾禁令，胁迫直接领导甘延寿，假冒圣旨，征调屯田兵和西域诸国四万人马，穿过浩瀚的塔里木盆地，翻越葱岭，奔袭数千里，对乌孙和康居发动突然袭击。

这次伟大的军事行动，创下多项纪录，也打了西域各国一个措手不及，郅支单于当场被捕杀，倒向匈奴的各国，再度回到汉帝国的统治范围内。

然而，得胜回朝的陈汤，因为矫诏不断遭遇打击。在回军途中，他的部下就被朝廷派来的司隶校尉拘捕审查，以匡衡、石显为首，提出要对陈汤论罪。

可是陈汤的这次奇袭战争，可以说是军事上的一个奇迹，其政治贡献太大，因此以刘向、谷永为代表的文官集团，竭力反对处罚陈汤，认为对这样的大功，不能论“小节”，反而应该封赏。

争吵了几个月，汉元帝亲自拍板，陈汤免罪，但是封赏打折扣，原本可封列侯，降为关内侯，职务仅仅升半格，为射身校尉。

本以为尘埃落定了，可汉元帝驾崩后，汉成帝刚即位，匡衡再次旧事重提，又对陈汤发起弹劾。这一次陈汤被免职，仅仅保留了关内侯的爵位。

数年后，陈汤又连遭打击，最后连爵位和职务都没能保住，甚至被发配到敦煌吃风沙，直到临去世前才回到长安。

都是违抗军令，为何命运却不尽相同呢？

一，看战争造成的结果

既然是违抗军令，当事人就必须对结果负责，一般情况下，如果行动失败了，当事人就得承担全部责任。

通常违抗军令获胜，则采取“功过两抵”的处理方式，罪责免了，功劳同时归零。这就是将军们一般不会违令行事的原因，对个人来说这么做风险太高，回报率不成正比。

可有时候上级的命令存在明显失误，那怎么办呢？打折扣嘉奖呗，比如“满城之战”。

两宋对武将的抑制最严厉，可偏偏是那个时期违抗军令的事件最频繁，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外行指挥内行”，比如宋太宗自高自大的阵图，只能靠将军们以责任心去抗命。

二，看当事人的政治实力

当事人在朝中的实力，往往也左右了战后的结果。比如陈汤为何屡遭弹劾，因为他不属于豪门化的士族集团，且政治上被外戚集团笼络，匡衡这种自命清高的老政客，当然容不下陈汤。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当事人够牛，即便抗命打了败仗，也不一定遭到处罚。比如南宋时期的“长腿将军”刘光世，一辈子没打过几场像样的仗，临阵脱逃，甚至抗旨不前，如同家常便饭。

可就这样的一个家伙，宋高宗赵构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不光不治罪，反而不断赏赐升官，还捞了个“中兴四将”的美名。

其背后的原因就是，南宋初年军事“家兵化”严重，各部将领形成私人部曲，军队从上到下都是亲信，只认自己的主人，不认国家，不认朝廷，不认皇帝。

赵构也曾经试图从刘光世手上夺权，结果闹出了叛乱事件，思来想去，只能委屈自己对军头们低头。赵构为何忌惮岳飞？其实也有相似的心理。

再比如童贯，为何敢把圣旨当“鞋垫”？人家是宋徽宗的宠幸。

可见，违抗军令这种事，不光风险大，还得掂量掂量自己的分量，往往只有那些有担当的实力派大佬，才敢这么做。

真正最大违命的只有林彪两次大战役。

一是平型关战役，毛泽东等根本不同意，甚至发火！

二是四平阻击战，中央和毛要求林彪死守，林彪关键时刻先斩后奏，有序撤退！

前者打破了“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鼓舞了全民抗日的信心，极大地提升了共产党军队的社会地位，获得了非常丰厚的支持和民众加入抗日队伍的认知，意义重大。

后者拯救了四六年时的东野，保住了主要有生力量，是后面共产党在东北翻盘的金种子，逆转了东北，也从根本上逆转了全中国的国共战略态势。意义超级重大！

在解放战争期间，我军最大一次不服从命令应该是粟裕同志。1948年初，毛主席提出由粟裕带华野三到四个纵队先过长江，到江南开辟新的战场。粟裕接到命令后，反复思考，觉得不妥：（一）到江南开辟新战场，远离后方，供应、补给都是大问题，对部队作战不利，不一定能取得好的战果。（二）华野三到四个纵队下江南后，造成我军江北兵力减少，不利于在长江以北消灭国民党主力部队。因此粟裕电复中央，提出不同意见。并在陈毅同志陪同下，到西柏坡面见毛泽东，向中央提出自己的战役设想。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经过认真讨论，并与陈、粟多次交流意见。决定收回原来命令，改为准备在中原与敌决战。其结果就是促成了淮海战役的进行并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粟裕同志这次抗命也得到了最好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