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的总督，从官名到实际权力，看上去都很大。但其实，总督仅仅是看上去很风光，实际上不过是皇室的高级打工仔。而唐朝的节度使，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列土封疆，如同土皇帝一般的存在。两者的不同，相当于集团公司的部门经理和分公司的总经理的那样。唐朝的节度使制度，起源于唐玄宗。唐玄宗为了能在整个亚洲地区立威，将自己信任的大将派出去当节度使，总体主抓一个地区的军、政、财权。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可以更有效率地整合资源，应对战争。这种制度的弊端唐玄宗不是不知道，但是他太过于相信自己的魅力，所以不但坚信大将们不会造反，反而为了体现自己的“用人不疑”，给他们更大的权力。比如说著名的安禄山，就是三镇节度使。而另一位大将王忠嗣，更是成了四镇节度使。满清设立总督的最主要目的就是，以文臣钳制武臣。同时这些总督作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协调各省、各镇关系：统一事权，防止各省、各镇互不相属.其中还有很多因岗位需要而专设的总督，比如河道总督、漕运总督。总而言之，总督管得事多而杂，虽然能够调动地方兵权，但起的是统筹和协调的作用。清朝官方史料给总督下的定义是这样的：“总督。从一品。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清史稿·职官志三》也就是说军事民事吏治都归总督管理，而且大多数的总督，都是一口气要管两三个省。听起来好像很厉害，但实际上并不是那么回事。节度使制度确实如同唐玄宗所想的一样，确实更有效率地整合了地方资源。但是，所有权力都集于一身，而且还没有制衡，这就给他们造成了割据的可能性。即使他们真的忠心耿耿，也架不住底下的士兵想获得更大的利益。一旦唐玄宗的魅力失效了，他们造反作乱简直就是一定的。我们再来看看大唐的节度使，详细比较之后，就能一眼看出“总督”其实并没有那么厉害，至少没有“节度使”厉害。节度使得叫法最早出现在东汉，节度使的意思就是“节制和调度”，都是针对军队而言。东汉安帝永初二年 (108)，梁懂受命主持西方军事，为诸军节度使。节度使最初并没有管理州县民政的职责，直到唐开元后期，慢慢开始总揽一区的军、民、财、节度使所管辖区内各州刺史均受节度使得节制，很多时候，节度使干脆自己兼任下面各州的刺史。这一点相当重要。也就是说，节度使不但直接掌管自己辖区军队，还能掌管辖区内的其他官员，通俗地说，就是下属官员的任免，他可以说了算。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充河西节度使，节度使开始成为正式的官职。节度使作为军事统帅，主要掌管军事、防御外敌。所以，节度使原本就因战事而生，职能也是专为军队而设。冷兵器时代，军队是唯一的话语权，多大程度上掌握着军队，才是胜负成败的关键。

然而到了清朝，由于中央集权和官僚制度的完善，皇帝对分权这个招数，已经运用得炉火纯青了。于是，他们在地方上分别设置了将军、提督、布政使、按察使等官员。此外，还有小号的总督——巡抚，他们和总督之间的权力纠葛，足以让人头晕眼花。首先，总督的职务是“提督军务、兼理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看似是什么都管，但是真到了地方上，却无法直接插手任何事物。先说军务，地方军务绿营兵有提督管理，八旗兵有将军管理。总督手下有一部分兵，但是不多，几千而已。这样如果想把军界捋顺，就必须把提督和将军都弄成自己人。而将军必然是满人，基本不会成为总督的傀儡。再说财权，总督名义上有财权，但是他只有财政的报告权，朝廷的府库，没有户部直接的命令是打不开的，否则就是谋反。更重要的就是，总督人事任免权，所有的人事调动，都必须通过吏部。总督可以建议，但是听不听在朝廷。更何况，总督自己也不是那么安稳，一旦朝中有人参劾，总督这个官是可以随时罢免的，比如林则徐。更何况，巡抚和总督没有从属关系，总督无法摆脱巡抚直接插手省级事务，这就让总督成了一个名声好听、但没有任何独立权力的人。

清朝历史上，存在着三个三权合一的人，那就是年羹尧、曾国藩、李鸿章。其中的年羹尧，确实有造反作乱的可能，但是还未成气候就被雍正皇帝灭掉。而曾国藩、李鸿章二人，都是书生出身，对自己的名节看得很重，所以即使有能力造反，也最终没有走这条路。这只能说是清朝比较幸运。如果换成某武将在平定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时做大，事情就很难说了。

而大清的总督，却并没有直接任免下属官员的权力，一切都是皇阿玛或者老佛爷说了算。

总督下面的官员，级别再低，也只是总督的下级，他们是同僚。节度使却是下级官员的天，去留任凭一句话。这样和差别导致的结果只有一个：节度使大手一挥，兄弟们，给我打！而总督只能说：诸位大人稍安勿躁，朝廷自会下旨定夺！

所以清朝的总督，想犯上作乱，难于上青天。首先得保证军队完完全全听命于自己，然后还得一个个说服同僚死心踏地跟着自己反自己的主子。曾国藩一手建立起来四十多万人的湘军队伍，人数最多时湘军已经占到了全国一半兵力以上。湘军的战斗力也是可以碾压满清的八旗兵和绿营军。即使拥有如此大的优势，曾国藩非但未曾越雷池一步没有反清自立，并且还在攻灭太平天国后自断羽翼、削减湘军，以减缓清廷猜忌。但根本原因还是曾国藩看清了形势，灭了太平天国是他一生的高光时刻，也是他官场最如履薄冰的时刻。在湘军未攻下天京之前，清政府开始对湘军警惕起来。前线曾国藩带着湘军围城作战，以“扎硬营、打死仗”为主要手段，每到一处，先挖壕沟、建土墙，步步为营浴血推进。而后方早已危机四伏。湘军西面由满族大臣官文为钦差大臣，督师二十万众据守武昌，掌控长江上游，监视曾国湘军动向；东面以富明阿等满族大员分据镇江、扬州等地，堵住长江下游；北面更是有著名悍将信格林于安徽、湖北一带屯集重兵驻防，虎视天京，名为协同湘军作战，防止太平军窜逃，实则提防湘军北进。只要曾国蒲有异动，各路防军便一紧形成包围之势。天京攻下后，清政府更是第一时间派了钦差大臣来南京，名为犒赏，实为暗查。慈禧太后对曾国蒲的态度是，“此人要用，但严加防范”。曾国藩在清代所有总督中，称得上是在真正的战场上九死一生出类拔萃的了，估计能与他比肩的也就收复新疆的左宗棠了吧？他都活得如此憋屈，遑论他人？早年的年羹尧似乎有机会成功？但其本人是不是真的有异心后世估计永远不得而知，但雍正分分钟砍头抄家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清朝的总督，的确不如大唐的节度使随心所欲地逍遥自在。毕竟一个是辉煌的盛唐，一个是屈辱的晚清。

有胆的时候没有权，有权的时候没有胆。

清代总督的权力有分割，难以做到节度使巅峰时期的一把抓，其实清朝太平天国之乱时期，两江总督的权力是一个很契合唐代节度使的职位，只可惜没有胆量志气的时候没有权，有权拿着的时候，却已经没有胆。

按照常规理论来讲，唐朝常设的节度使，其实权力比不上清朝的总督，唐睿宗时期设立的节度使，更像是清朝的“提督”，只管兵务，同理来说，节度使肯定也有像清朝总督一样的上头管着，不是随随便便做什么都可以的。

我国古代第一位节度使名为“贺拔延嗣”，任河西节度使，设立他的目的，就是当时为了加强对吐蕃和突厥的入侵打击，用现在的话来讲，那就是河西这一带变成了“军区管制”，实行战时制度，比府兵制还要严格。

可是节度使不“持节”，他也不能越界，只能老老实实站在自己的岗位上。

持节就是指皇帝给予“生杀予夺”大权的意思，这个说法来自于“持节都督”，也就是三国魏晋时期的幅度官职。

持节的节度使能做的事情很多，能自己决策杀的人也很多，反正事后跟皇帝汇报，这些人妨碍护国大计，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要想搞清楚唐朝节度使的权力为什么这么大，就必须要先知道唐朝太宗以后的边境局势。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起，唐朝就不再像李世民时代一样，万族甘心臣服了，特别是武则天在彻底登基的前的两三年，对掌握着边境兵权，也抵御边境游牧民族的李唐宗室大开杀戒，当时就已经引起了契丹的入侵，只是后来不了了之了。

隐患已经发生，盛世也无法掩盖。

要应对游牧民族越来越频繁、强势的侵扰，边境军事管理制度就要变，要设立专职，要给予极高的权力，不得已的时候，需要自治。

所以唐玄宗时期，安禄山这种边境将领能够掌握大权，那就是因为安禄山其实就是一个有能耐的悍将，在抵御游牧入侵的时候，屡建奇功，这种防御效率，是曾经的强盛，却已经逐渐颓废的“府兵制”比不上的。

以前的府兵制是轮换形式，但即便是轮换也没关系，唐高祖、唐太宗年间，府兵的实力极其强盛，换谁来，游牧部队都讨不了好，这种强大是来自于常年的征战。

但既然是人，那就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安禄山打仗的部队，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招募的全都是在边境地区一些贫苦的难民、逃犯、游牧民族的边缘人之类的，这些人的特点就是狠，就是要钱不要命，这便是“募兵制”。

募兵制最早是来自于狄仁杰的边防思想：

“敕边兵，谨备守，远斥候，聚资粮，待其自致，然后击之，以逸待劳，则战士力倍，以主御客，则我得其便。如此数年，可使虏不击服矣”

这一切都是有因果脉络的，唐朝节度使的出现和权力加大，本质就是因为国家军事的需要，不是无缘无故的，相对来说，也是合理的。

随着安禄山立功，其余的几个节度使也表现出了一定成绩，唐玄宗决定再度放权，放的也不多，但是最起码要保证节度使军镇的“战时自治”，不能给他们打仗造成阻碍。

在以前，打仗有主将，也是有监军的，而且主将的仗怎么打，需要皇帝提前指导，监军就是这个联系人，也是信息传递者，但是面对游牧民族的骑兵，等你上报完毕，仗也早就输了。

所以要给予节度使自治，从这个时候起，节度使就不再是“常规”的节度使了，和唐朝史书职官表所定义的节度使，不再是一个意思。

最起码，兵权、钱要给节度使，而官员们也不能碍事，所以还要给予一定的“生杀大权”，说到底，就是等于让节度使“持节”了。

安禄山是个例外中的例外，权力给多了。

唐朝时候，一个地方的几大权力，可以这么看：

军：

节度使本身掌军政，下面要再设立属官，具体是什么属官就不再一一阐述，总体而言，节度使可以看成一个不常设的“战时军事集团”。

政：

其次有“采访使”，听起来这个名字权力很一般，但采访使可不是记者，而且权力很高，属于是钦差大臣，皇帝派出来对多个地方刺史的监察，除了不掌兵，也可以视为“持节”。

财：

而管理财政的乃是“度支使”，主抓地方的财政管理。

田：

在节度使制度实行的时候，藩镇屯田也跟着实行了，于是设立了“营田使”，有的时候，这个职位比度支使更重要。

可前面也说了，节度使制度为了应对频繁发生的游牧侵扰，已经非常规化了，皇帝逐渐放权，而安禄山呢，他就是把这四大基本权力全部拿了起来了，这下子好了，身兼三大节度使的安禄山本来是平乱，反而成为了最大的造反头目。

然后安史之乱来了，天下大乱，叛军深入大唐骨髓，各地都有，唐玄宗也很心累，因为他被节度使制度绑架了，他和唐肃宗能做的就是，让各地藩镇节度使权力“自治”，意思就是，全部节度使都走安禄山的路子，只有这样，才有更快的速度平叛。

这个时候，节度使就像极了诸侯王，或者说不是像，简直就是。

你要把清朝的总督拿来和唐朝中后期的节度使来比，那都不能叫做一个概念，节度使堪称是“王”，以前的王还要给皇帝哥哥进贡呢，但比如河朔三镇的节度使，他们压根就不进贡，给不给皇帝钱，看心情。

安史之乱是平定了，但大唐也重病缠身了，以前还只是皮肤病，现在就完了，皮肤病没治好，反而五脏六腑也出问题了，大脑的地位岌岌可危，各个器官看心情给大脑表态。

以乱之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甚至可以怀疑，藩镇割据，就是大唐最高统治者的最好设计，因为大唐的盘子太大了，反噬是必然的，唐玄宗面临的局面，是李世民也没有过的，如果让李世民选，李世民可能不会把步子走得那么快。

集节度使、采访使、度支使、营田使、团练使于一身的节度使，就开始考虑世袭了，河朔三镇被称为大唐割据的标志性地带，就是因为完全失控了，这个地方的刺史随便节度使处置，朝廷派来的官员十有八九都是送死，也难怪后来宋朝文人对武官打压得那么狠。

这属于是跨时代报复。

大致说完唐朝节度使，再说说清朝总督。

清朝总督是最顶级的封疆大吏，在巡抚之上，管理一个或者数个省的各项事务，这里面，也是包括军事的。

在常规的职能上，总督比节度使厉害了，但可惜的是，唐朝的节度使，都是不正常的节度使。

那么总督有没有能力作乱呢？

其实总督被限制得跟木偶人一样。

总督虽是坐在地方最高的位置上，但是他的下线，却不是他能完全掌控的。

巡抚低于总督，但完全忠于皇帝。

可总督也好、巡抚也好，地方的“监察制度”、“财政大权”，不在他俩的手中，而是在“按察使”、“布政使”的手中。

按察使和布政使说是总督和巡抚的“副手”，可事实上也是隶属于中央，总督把手伸都伸不到他们身上。

以康熙雍正年间的西南西北动乱为例，当时西南西北有总督，有巡抚，也有“提督”，著名的岳家人，前前后后就是在这几个职位打转，偶尔是他们制衡别人，偶尔也被别人制衡。

总的来说，掌权的不掌钱，掌钱的不掌兵，掌兵的要听话，想造反，门都没有。

可清朝总督就没有也跟唐朝节度使一样，“非常规化”的时期吗？

还别说，真的也有，太平天国时期，两江总督，就曾达到过这个境界。

太平天国当年星火燎原，打得满清统治者晕头转向，也是这个时候，湘军出世。

湘军的建立，得于曾国藩的组建，而湘军的组建模式，其实跟安禄山当年走的路子是一样一样的。

曾国藩深知清军的弊端在哪里，制度陈腐，思想臃肿，等到清军团练完，再经过磨合，洪秀全都当皇帝二十多年了。

于是曾国藩以湘乡一带的农民、儒生、江湖人士等等各种各样的人组成大军，这支军队凝聚力极高，大家讲的都是湖南话，甚至有的还是亲戚，这种亲军的一体化，是自古以来少有的。

湘军大发神威，在太平天国最威风的时候打得太平天国发懵。

后来咸丰开心坏了，给曾国藩加官晋爵，旁边的军机大臣看得都怕了，他提醒咸丰皇帝，你现在给曾国藩这么高的位置，就怕他有了名正言顺的地位造反啊：

“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跚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难道咸丰不懂这个道理吗，他懂，但他当时的状态和唐玄宗一样，根本没有办法了，有办法没人会让权。

这还不算完，太平天国第二次把江南大营按在地上打的时候，咸丰只能再加重湘军的权柄，给予曾国藩两江总督的位置，并且让他管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四个省的军务，这个时候的曾国藩，达到了大清汉人官员的一个巅峰。

以曾国藩为节点，后来的大清众多封疆大吏，都是曾国藩的人，可谓是军权、政权、财权一手抓。

而两江总督这个位置，慈禧玩过手段想要拿回来，却发生了“刺马案”，两江总督牢牢掌握了大清快百分之三十的财富，中央毫无办法。

强势的湘军集团让满清统治者头皮发麻，当时打下太平天国，据说有一笔两千万两的白银被缴获，可是满清朝廷都不敢查，问都只是能是开玩笑的问。

实际上这个时候的湘军，已经颇有当年节度使的意味了，那为什么曾国藩不造反呢？

曾国藩不造反，只能说是大清皇权集中制度下最好的一种结果，说白了，大家强势可以，但造反就算了，不是能不能做到的问题，而是骨子里的一种思维习惯，已经学不会造反了。

但事实也是湘军曾经要慈禧看着他们的脸色行事还不敢乱批评，作乱的能力也是完全有的，之所以造成这种失控的局面，就是为了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理由跟唐玄宗等人，都是一样的。

因此看待唐朝节度使和清朝的总督的权力问题时，要从“常规”和“非常规”的两种状态去看，常规的情况下，没有人能造反，也没有皇帝设计了一个会让人造反的制度，皇帝不是傻缺，能造反的不是职位本身，只是人罢了。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清朝的总督，统管数省的军事、民事，是真正的封疆大吏。

尤其是到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总督的实际权力进一步扩大。

可是，有清一代，总督们虽有过“东南互保”之类的“抗旨之举”，但总体上对朝廷都是毕恭毕敬的，始终没有像唐后期的节度使一样“悖逆作乱”。

这是为什么呢？

清代是一个276年的朝代，其中又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前后差异极大。

因此，咱们还得分时期来聊这个问题。

清代前期的总督：没有成为军阀的物质基础

1、成为军阀的物质基础。

一个地方官员会不会成为军阀，主要看三点。

兵是谁的兵？将是谁的将？钱是谁的钱？

一般来说，如果“兵为将有”、“财务独立”，那就具备了成为一方军阀的物质基础。

所以，防止“兵为将有”、控制财权，是历代统治者防止地方“尾大不掉”的基本方法。

2、唐朝节度使的物质基础。

唐朝其实也是一样的。

唐初时，实行“府兵制”。

“寓农于兵，兵农合一”，府兵们轮流上番。

遇有战事时，朝廷任命的大将统兵出。战事结束，兵归诸卫，将则归朝。

因此，士兵除了上番时间外，大部分时间是在务农。除了立功受勋外，他们生活的质量主要由务农的守成决定。他们与将领之间的关系十分松散。

然而，随着均田制瓦解，府兵制也瓦解了，代之以募兵制。

士兵们都是由将领选拔的职业兵。他们由招募的将领长期统领，其生计、荣辱完全取决于将领，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

如此，唐朝已是“兵为将有”。

同时，唐玄宗等人为了便利边疆战争，让节度使兼管起其余内的民政、财政。

如此，唐朝的节度使，实际上已经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行政区域了！

如此，节度使的区域内，士兵们吃节度使的粮，当节度使的兵。

节度使由此完全具备了成为一方军阀的物质基础。

3、清代前期总督的物质基础。

相比之下，清代前期的总督，说起来“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各种权力一把抓，但其实只是替皇帝打杂的。

清朝前期的兵，分为八旗、绿营。

八旗自成系统。在京者由亲王统领，在地方者由都统统领。他们不但不归总督们管，连兵部也管不着他们。

而且，他们还驻防于战略要点，监视绿营。

总督虽然节制辖区内的绿营，但实际上，军事行动，要经兵部审核后才能行动。

所以，他们除了对直接统辖的亲兵（督标，多者四五营，少者两三营）外，对其他军队只是有监督之权而已。

至于钱嘛，也是由户部把控。

总督的财权，其实主要就是协助户部办差。

至于兵嘛，绿营是世兵。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代吃朝廷的粮，当朝廷的兵。

就连“继丁”，也就是军士死亡、逃亡后，由何人接替其额，都要由兵部移文！

至于将嘛，各级文武官吏，也由兵部、吏部相关部门统一办理。

因此，清代前期，与唐朝前期一样，兵是朝廷的兵，将是朝廷的将，钱是朝廷的钱，总督只是帮朝廷监督、执行的。

他们完全不具备成为军阀的物质条件！

清代后期（大致为1860-1900）：权力扩张，但不至为乱

唐朝的府兵制瓦解后，逐渐形成节度使“尾大不掉”的局面。

同样，清代八旗、绿营不堪用以后，总督的权力也扩张起来。

然而，清代的总督，仍然与唐朝的节度使不同。

1、扩张权力。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八旗、绿营等“经制兵”不堪一击，朝廷被迫让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招募勇丁，镇压起义。

曾国藩、李鸿章募兵时，一级将领选择下一级将领，最后一直选择到士兵。成军后，湘军、淮军有自己的制度，将领几乎拥有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

因此，彼此之间关系紧密，是真正的“兵为将有”。

而且，由于朝廷没有足够的财政力量养湘军、淮军，湘军、淮军，通过“厘金”等方式自己解决军饷等问题，也具备一定财务独立。

尤其是：1861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大清对绿营彻底绝望，任命曾国藩节制四省（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军务，并逐渐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也成为督抚，使湘淮系的实力大增。

可以说，此时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尾大不掉”的实力。

然而，他们与唐朝节度使毕竟不同。

2、与节度使不同之处。

（1）、士兵的利益。

士兵愿不愿意跟随你对抗朝廷，还得看符合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其实，唐宪宗时期，也曾经打服了藩镇，并重新调整了节度使人选。

然而，藩镇内的兵将自己组织起来，驱逐，甚至杀掉朝廷新派的节度使，继续为乱。

这是因为：唐朝虽击败了藩镇，却无法找到保障士兵利益的办法。

唐朝的藩镇兵，都是职业兵，他们完全靠从军为职业，以打仗为生，没有土地。

如果不裁兵，这些藩镇只是换了个节度使，照样具备抗拒朝廷的条件。

可是，一旦要裁撤，又没有土地可以分配给人家，无法解决人家的就业问题。

所以，士兵们只有回到藩镇割据，抗拒朝廷的老路上来。

而曾国藩的问题恰恰相反，他的兵实在没有必要再打仗了。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湘军破九江、安庆、天京等处时，无不获取了大量的财宝，各个都发家致富了。

就算跟着造反，建立新朝，将士们又能有更好的生活吗？

所以，大家想的是富贵还乡，过好日子了，不愿意再拼命了。

曾国藩说湘军“暮气沉沉”，就是此意。

裁吧！裁了大家都高兴。

（2）、军队文化。

其实，在黄巢起义之前，唐朝绝大多数节度使都是比较安分的，闹腾得比较凶的是“河朔三镇”。

“河朔三镇”，就是安史之乱的残余。

由于大唐天子畏惧郭子仪、李光弼等平反将领也“尾大不掉”，不愿再坚持彻底镇压，采纳了仆固怀恩的建议，接受了这些叛军的投降。

另一方面，朝廷的宦官还杀害了一些平叛有功的节度使。

所以，对河朔三镇的节度使、叛兵叛将来说，就算老老实实服从朝廷，也难免遇害，唯有保证具备反抗朝廷的能力，才能保障他们的安全！

所以，田承嗣公开给安禄山父子、史思明父子立庙，宣扬造反文化。

相比之下，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与之就完全相反了。

湘军、淮军，是靠镇压造反起家的。

他们在建军时，就以封建道统、忠义思想为建军的文化基础。

既然如此，他们又怎么能“话锋一转”，说造反就造反呢？

（3）、将领的个人追求。

河朔三镇等节度使，都是武人出身，甚至有丰富的造反经历。

“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是他们的信条。

相比之下，湘、淮系的总督、巡抚们，多是文人出身，是“经世派”。

对他们来说，出将入相，“修身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人生追求。

所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刘坤一，虽然他们没有河朔藩镇那么“自在”，但在更大的舞台上，对历史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力。

（4）、朝廷的驾驭之术。

不得不说，慈禧在平衡内部上，比唐朝中后期的天子要老辣。

首先，是“久任”问题。

一开始，“不久任”，是唐朝对节度使任命的一个基本原则。

但是，唐玄宗时期，出于各种考虑。逐渐让一些人长期固定在一个地方担任节度使。

如此，节度使自然就形成了自己的势力。甚至于，最后形成父死子继的世袭传承。

然而，慈禧时期，对“久任”的防范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

当时的总督、巡抚，平均任期不足两年，有的甚至还没到任就被调整了···

因此，尽管许多湘、淮人物地位高、权力大，但始终难以形成自己的地方势力。

其次，是对实权人物的驾驭。

安史之乱后，唐天子一面对平叛有功的将帅防备，甚至迫害，一面却对跋扈的河朔三镇安抚、妥协。

正如田承嗣所说：朝廷用人，只问势，不论理！

如此，与其毕恭毕敬，为宦官所迫害，为何不与朝廷“论势”呢？

相比之下，慈禧对平衡的把握则老道不少。

一开始，曾国藩力强，李鸿章气候未成，她采取“扶淮制湘”、“李左相制”。

如此，原本与曾国藩关系复杂的李鸿章、左宗棠自成一派，分化了曾国藩的权力。

此外，湘、淮各重要人物被分派各地为督抚。

表面上湘淮人物占了一半的督抚之位，实际上，只是笼统的属于一个派系，彼此事实上分化。

同时，又“易勇为兵”，试图以练习湘军、淮军的办法改造经制兵。

步骤清晰，环环相扣，虽然未完全实现，但基本上维系了平衡，控制了局势。

值得一提的是：在“东南互保”中，虽然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联合不奉诏，但他们在事后都被调离了原岗位。

也就是说：他们的影响力足够大，但不足以形成足够的地方力量。

最后十年（1901-1911）：内外皆轻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清朝廷进行最后的挣扎，推出新政。

在新政中，总督、巡抚的权力再次被收回。

1、军权。

大清在最后十几年，进行军事改革，操练新军。

1903年，朝廷统一新军营制，设立练兵处，统一管理各地新军。

此后，各地新军的编制、训练、赏罚、将领升迁、人才选拔、军饷筹集、军协制作等，全由练兵处掌握。

总督、巡抚，只能“协力襄助”。

此后，又设立了陆军部，进一步加强了军事集权。

2、其他权力。

此外，财政权、司法权等，也悉数被收归中央。

3、内外皆轻。

新政，将总督、巡抚的权力收走了。

然而，朝廷也没有人有足够的才能真的把握住兵权（有能力的铁良等人也被满清贵族的内部斗争所排挤）。

结果，清廷无法掌控局势，军权落入了革命党和北洋、南洋军人之手。

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辛亥革命时，南方各总督除了少许巡防队外，几乎无兵可用。

除了地方比较偏，革命力量不强的陕甘地区外，其他地区的总督几乎没有应对之力。

大清灭亡后，民国初年，真的陷入军阀割据后，那些总督们早已经出局。

总的来说，无论唐、清，在其初期，都有一套运转良好的制度，可以维持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保持集权。

不同之处在于：又经历了一千多年发展后，清朝的集权比唐朝更为稳固、成熟。

在旧有制度运转不灵后，唐朝统治者缺乏足够的应对经验。

而清朝则拥有更好的弹性。

“以文制武”的统治原则、“理学”的忠君思想、更稳妥的驾驭之术，都使清在面临旧体制失效时，表现出更好的弹性。

然而，封建集权虽然不断成熟，但封建集权本身已经为历史所淘汰。

最后，当清政府企图再次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时，不但削弱了总督们，也使自己被削弱了。

内外皆轻，封建专制的时代就此结束了。

清朝总督和唐朝节度使相比，虽然都是封疆大吏，但两者“含金量”却有着天壤之别。唐朝节度使是真正掌握地方军政大权的“土皇帝”，而清朝总督则更像处处受人节制的“小媳妇”。根本没有起兵造反的主客观条件，这主要源于清朝统治者的成功分权制度。

唐朝“节度使”是为了巩固边防管理而设置的职位，节度使不仅可以直接调动辖区内所有部队，无需向中央缴纳赋税，且具有绝对的人事任免权。这样节度使就完全掌握了一个地区的军权、财权、人权，最终拥兵自重形成藩镇割据，唐朝也因此走向灭亡。

清朝总督从官阶来说，一般是正二品，加兵部尚书衔者为从一品，另大学士衔者为正一品。具体职责为：“掌总治军民，统辖文武，考核官吏，修饬封疆”。——《清朝通典》。按此解释，总督掌管着几个省份的军政大权，是当地的最高行政长官，但在实际管理中对总督的制约却无处不在。

总督无权调动驻地部队

想要造反就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但清朝总督能够直接调动的部队为“督标”，相当于三四个营的建制，也就二千人左右。

全省最大的军事力量“绿营兵”，却归提督管制。因此，提督才是一个省的最高军事长官，总督虽然名义上是提督的上级，但要调动各省绿营兵，一般只有发生战争或突发情况时，由皇帝亲自下旨由总督临时节制各地兵马，否则地方完全有权拒绝出兵，甚至上奏弹劾总督越权。

除了绿营兵外，在地方还有一支独特的武装势力—八旗武装。清朝入关后，20万八旗部队（相当于今天的野战军），分布驻扎在全国各个大中城市，比如西安将军、广州将军等，和总督府为同一所在地。八旗将军均从八旗中的“上三旗”选拔，绝对效忠皇帝一人，所辖八旗部队也不受地方节制，属于独立编制。

因此，地方总督凭借手里的二千人马造反，在毫无人数优势的情况下，结果只会分分钟被当地八旗、绿营武装消灭。

总督和巡抚经常上演“龙虎斗”

清朝总督名义上是几个省份的最高行政长官，但相对更侧重于军务，而每个省又有自己的“一把手”，即“巡抚”，相当于今天的省长，职能更偏向民政。其职责为：“宣布德意，抚安齐民，修明政刑，兴革利弊，考察群吏之治，会总督以诏废置；三年大比献贤能之书则监临之，其武科则主考试”——《清朝通典》。

巡抚在职级上是从二品，比总督低半格，但两人不是明确的上下级关系，巡抚见了总督要先行礼，总督也必须要回礼。二人同堂时巡抚有专门座位，无需和其他官员一同站立。

在任免权上，二者都属于中央任命，总督对巡抚只能参奏，巡抚对总督只能弹劾，不可以相互任免。

总督权力名义上虽然比巡抚大，但因为职责不清，两者难免会出现争权夺利的情况。如果总督驻地和某省巡抚的驻地在同一城市，那就更热闹了。总督和巡抚同驻一城在全国有四例，分别是：福州，驻有闽浙总督与福建巡抚。武昌，驻有湖广总督与湖北巡抚。昆明，驻有云贵总督与云南巡抚。广州，驻有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

俗话说，强龙难压地头蛇，总督虽然官阶稍高，但毕竟在巡抚治理的屋檐下，遇到能力更高、性格强势的巡抚，总督的政令也会大打折扣、无法推行，甚至被巡抚架空。

面对两者的勾心斗角，朝廷出于维护地方权力平衡的目的，一般也只是各打五十大板，充当和事佬，并不会偏向总督一方。正是有了巡抚无处不在的制约，让总督很难有精力制造大动作。

总督没有独立财权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想要造反就要有“粮饷”，没有钱粮就无法招兵买马，购置武器装备，难以形成规模。

总督们管辖两三个省，地域广阔，人口众多，尤其是两江、湖广总督治下又是富庶的江南区域，但清朝制度规定，地方税赋大部分要上缴国库，留给总督手里的机动经费基本所剩无几，还要养活府里的兵丁差役，哪里还有钱去筹建军队。

此外，驻扎在地方的绿营军虽然名义上掌管在总督手中，但士兵的粮饷发放，也都是归中央兵部管理，士兵们的工资、福利吃的都是皇粮，效忠的自然就是皇上。总督充其量就是高级CEO，说到底也是给皇家打工的。

无处不在的告密制度

虽说总督的权利很大，却也受到了层层监控。清朝为了防止官员叛变，在地方和中央专门设置了监察司，主要职责就是负责监察文武百官，一旦官员有什么异动的话，监察司的人就会上报给朝廷。

到了雍正时期，发明了“密折专报”制度，允许和鼓励四品以上的中央和地方官员，直接向皇帝递密折。这样，包括巡抚、提督、府台、道台等低于总督职位的官员，可以随时专报皇帝，相当于在总督身边安插了无数眼线，自然不敢轻举妄动。

结语

清朝对于总督等封疆大吏的权利约束可谓环环相扣、相互制衡，既保证了地方行政稳定也维护了中央的绝对权威。但随着八旗、绿营逐渐腐化，直至太平天国运动爆发，曾国藩、李鸿章等一批汉族督抚借机强势崛起，他们作为总督在地方一手抓军权、一手抓财权，成了地方的绝对权威，而中央皇权却逐渐衰落。

清朝末期，慈溪下令各地勤王对八国联军宣战，东南几个地方总督联合起来拒不奉召，即著名的“东南互保”，强势如慈禧对这些封疆大吏也无可奈何。后来，作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更是成了清朝的掘墓人。

清朝的总督权力确实很大，举个栗子，从两江总督的官衔全称我们就能很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两江总督全称是：总督两江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操江、统辖南河事务。总督本身是正二品，但是，清朝的总督一般都会被授予兵部侍郎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均为从一品），更重要的总督职位前会加太子太保、头品顶戴、某殿阁大学士等头衔以及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总之体制尊崇，地位高迈。

可以说，地方行政权、司法权、军权、财政权都集中在总督身上，所谓封疆大吏，不是盖的。

但是，清朝的中央集权制度已经非常成熟和完善，制衡地方官员的方法早已趋于化境——行政权方面，巡抚（抚台，有的省份没有）主管一省军政、民政；布政使（藩台）主管一省的财赋及人事，和总督之间形成分权；司法权有按察使（臬台）来分权；财政权一方面有藩台掣肘，另一方面财政收入大部分都要交给中央政府再由朝廷拨款拨粮。

军权方面，总督有调兵权，并拥有节制提督和正二品总兵等地方武官的权力，但是却不能节制中下层军官，而另一方面提督虽然本身受总督节制，可是却可以节制总兵以下的中下级军官。而如上述总督、提督都有不同层级的调兵权，但却都没有没有统兵权，中下层军官可以统领自己管辖内的部队，但同时中下层军官本身又没有调兵权——制衡之巧妙，可见一斑。

仍然用前面的栗子，两江总督只能调动江苏（含今上海市）、安徽和江西三省的绿营军队，而不能调动八旗军队，尽管两江总督的衙署本身就是在南京，但他根本无法调动驻扎在南京的八旗。

由此可见，清朝的总督虽然权力很大，但和唐朝的节度使相比，完全没有割据称雄进而犯上作乱的条件——即使在晚清督抚权力急剧膨胀的情况下，即使出现东南互保这样的情势，想要造反也不是那么容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