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十年（1732年）十月，被称为国之栋梁的老将岳钟琪，突然被革职削爵，投入了牢房，被判斩监侯。

何谓斩监侯？相当于我们现在的死刑缓期执行。岳钟琪功劳可不小，在此之前，他统领大军，转战疆场，平定了西藏、青海叛乱，屡建战功，雍正更是多次点名嘉奖，说他是朝廷之柱石，怎么一下就被判斩监侯了呢？

难道帝王翻脸都比翻书还快，一点不念旧情吗？此事当然事出有因，这事儿要先从雍正的疑心病说起。

雍正疑心重

雍正疑心重，这事儿是学者们所公认的。但他也有自己的难处，九子夺嫡如履薄冰，好不容易登上大宝，依旧危机重重，政敌们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搅乱视听，播散流言，这些都使雍正的疑心加重，以致于在工作中形成一种职业病。

雍正有着伟大的政治抱负，在用人上尤其小心，所以他十分注重对官员的明察暗访。

曾经他也一度轻信于人，在年羹尧、隆科多事件后，一度又过于怀疑人，大有怀疑一切、打倒一切之势。

比如他曾怀疑河南河北总兵官纪成斌与年羹尧有染，多次加以试探，对方表白不信，在纪成斌拿出实据后，雍正才表示：“览此奏，朕心释然矣”。

后来虽然他自己也有所悔悟，得出“过疑则失人，过信则自失”的至理名言，但疑心病的毛病一生未改，为此不是还加强完善了“密折制度”吗？

那么岳钟琪有什么让雍正不放心的呢？

雍正五年（1727年）七月，当时成都有人造谣说岳钟琪是岳飞的第十七世孙。岳飞是抗金名将，而满人是金人后裔，这么说来，岳氏与清朝那是有着世仇之恨啊！

流言一出，雍正就坐不住了，立马叫巡抚黄炳、提督黄廷桂去查，最后查到一个四川人身上，此人系造谣惑众，最后被判死刑。

此事虽然过去了，但雍正对岳钟琪已有芥蒂之心。后来又发生了一件事，让雍正更加不安了，此事就是吕留良案。

吕留良自称明朝遗老，不肯屈志归清，长期隐居山林，授徒讲学，著书立说。在他的著作中记载了大量清朝事迹，下笔无所顾忌，尤其对康熙时政指斥颇多。在吕死后，其著作藏于家中。

曾静是湖南靖州人，到州城应试，偶然间看到了吕留良的诗文，顿感大受启发。之后又从吕留良后人家中得到了全部吕氏遗书，并与吕的徒弟严鸿逵及严的徒弟沈在宽等人，来往甚密。

这群人志趣相投，便以华夷之别为思想基础，打起了反清复明的主意，更何况当时雍正的名声也不好。

当时雍正正值抑制宗室，猜忌功臣，胤祀、胤禟和年羹尧先后被治罪，其党徒大造流言，攻击雍正不得人心，行将垮台。

曾静等人也认为此时正是好时机，但总得有军队吧，找谁呢？最后把主意打到了川陕总督岳钟琪身上。

他们听说岳钟琪是年羹尧的部将，曾两次要求入见雍正被拒，由此忌恨皇帝；又了解到他是岳飞后代，正好是满人的仇敌。于是，便产生了借岳钟琪之力反清复明。

曾静等人先派张熙带了封书信前去游说，岳钟琪收到书信后，大吃一惊，信中列举了雍正九大罪状：弑父、逼母、害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好淫、诛忠用佞，并力劝岳钟琪拥兵举义。

岳钟琪佯装赞同，随后便将曾静一党全部抓获，并送往北京让雍正亲审。雍正借此制造了雍正年间最大的文字狱案--吕留良案，此案一直延申到了乾隆时代。

对于此事，岳钟琪也牵扯其中，雍正对他的态度已经不淡定了，这为他之后的遭遇埋下了隐患。

西北战事失利获罪

西北边疆问题几乎贯穿了整个大清，或者说一直困扰着中原王朝。到清朝时，西北盘踞着强大的准噶尔汗国，一直对大清进行骚扰和挑衅。

雍正五年（1727年），噶尔丹策零继承汗位，在沙俄的支持下，不断掳掠喀尔喀诸部。在此背景下，雍正派出了傅尔丹和岳钟琪出兵进剿。

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驻军阿尔泰山，出师北路；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驻军巴里坤，出师西路，二人共同执行讨伐噶尔丹策零的任务。

但此次出兵两路军都不顺利，先说西路军。出师不久，就发生了科舍图遇袭事件。

清军大兵压境，噶尔丹策零一面积极准备迎战，一面却奏请罢兵议和。于是雍正下令暂请进兵，并召两路大军主帅进京商议军务。

噶尔丹策零在得知此消息后，大喜过望，派人袭击了西路军的牧场科舍图。噶尔丹策零突袭，劫走了全部驼马。岳的部下纪成斌虽全力救护，但因力量悬殊，最终大败。

幸亏总兵樊廷与张元佐及时出击，才夺回部分驮马。但是这次事件传报给雍正时却隐瞒了事实，说是只有少数被劫，大部分被追回，纪成斌写的是大捷奏报，因此，还还受了奖赏。

实际却是，在这次事件中，西路军损失的驼骡高达十二万余头，阵亡汉蒙官兵高达三千多人，这可不是轻微，这是损失惨重，直接对西路军之后的行动产生影响。

因此，科舍图事件对西路军来说是一个转折点，后来雍正得知真相后，气得差点吐血，又鉴于岳钟琪之前那些捕风捉影的不忠之事，逐渐对他失去了信任。

雍正九年（1731年）春，岳钟琪向雍正上奏了军机事宜十六条，建议击敌后方，之后在吐鲁番屯田，并在哈密、吐鲁番之间设置哨所。

雍正说十六条没一条可以采用，还拿科舍图其部下纪成斌大败一事羞辱他，很显然，雍正对他已失去信心。

此后，岳钟琪的日子就越来越不好过了。因为被皇帝怀疑谎报军情，雍正又任命都统伊礼布为西路副将军，率两千八旗兵前去赴任。

并且伊礼布的权力很大，雍正指示他，凡岳钟琪统兵所到之处，他都可带满洲兵一同前往，这分明就是在监视岳钟琪。

岳钟琪在十六条被否后，又提出了坚壁防守的战略，这下雍正又不高兴了，说之前是因为你军队少，朕同意你持重坚守，如今统兵两万九千人，还说众寡莫敌，何懦怯至此？不能御敌，是筹度无方。

之后，雍正又任命了一位西路副将军，派石倬云去分了岳钟琪的统兵之权。而实际上，早在岳钟琪出兵西北时，他的川陕总督一职就被大臣查郎阿接手了。

雍正的用意也很明显，就是在警告岳钟琪，如果你不卖力，我随时可以撤换你。

实际上，岳钟琪走到这一步，也不能全怪雍正。在未出师之前，他把话也说得过满了，豪言“指日荡平，献俘奏凯”，可能与当时曾静、吕留良案未正式结案有关，总之，岳钟琪在雍正面前大言有十胜把握。

而现实却是先吃了噶尔丹的败仗，作为主帅的岳钟琪，也免不了骄纵之罪。由于科舍图的失利，导致雍正认为西路军已难有作为，继而将希望转向北路军。

再说北路军基本都是满洲兵，此前准军多为满洲兵所败，这也是雍正倚重北路军的原因之一。但没想到的是，北路军之败比西路军之败要惨上百倍。

1931年7月底，傅尔丹在和通泊一战中遭遇了惨败，八旗精锐尽失，清军18名将领中有14名将领阵亡，彻底打破了京都八旗兵“破万不可敌”的神话，可以说是清军19世纪以前遭遇的最大、最耻辱的一次败仗。

按理说，傅尔丹遭此一战，本应赴死，但在他上疏请死之后，雍正反而安慰他说：此乃中了奸计，你没自杀，全力应战，还带着残兵回来，还是知道轻重的。

轻信贼言，冒险深入，中贼诡计，是尔之罪。至不肯轻生自杀，力战全归，此尔能辨别轻重。——《清史稿》

实际上雍正的话只能信一半，他不生气不怪罪是还没到时候。一旦时辰到，哪个都跑不了。

傅尔丹遭遇围攻时，岳钟琪当然也没闲着，他忙着出兵救援，率主力直捣准噶尔的乌鲁木齐，采取围魏救赵之策，以减轻傅尔丹重兵被围的压力。

岳钟琪虽然拿下了乌鲁木齐，但对战局并没有多大帮助，不过雍正对此还是给予了正面评价。

西路军的战线拉得很长，粮队和牧场频频受袭，使得大营经常发生缺粮草现象，数万清军在饥饿中作战，军心也不稳，即使有战机出现，也很难抓住。

1732年1月，六千准军从乌鲁木齐进发扰掠哈密，岳钟琪派副将石云倬到无克克岭待敌。

石云倬到达指定地点后，岳钟琪又令他迅速进占梯子泉，以切断敌军归路。可是，石云倬却晚出发了一天，导致在他到达时，敌军已逃出设伏点，并停止了追击敌军，最终造成此次出战一无所获。

事后，岳钟琪将责任全部推到石云倬身上， 以贻误军机的罪名，下令撤了他的职务，以张广泗代为副将，并将其押送京师治罪。

实际此时，岳钟琪本人也已身负重罪。在哈密事件之前，还发生了马顺事件。副将马顺派兵远出巡哨，突遭敌军，被杀死两人，抓走一人。

马顺事件发生后，岳钟琪上奏朝廷，建议以马顺不遵军令之罪，加以严惩。不料得到一个意外的答复，雍正下令将岳钟琪和马顺一并交兵部审讯。

再加之发生哈密事件，岳钟琪的处境已是岌岌可危了。

朝廷大臣见岳钟琪失宠，于是不断有奏折对岳钟琪发起弹劾，其中尤以大学士鄂尔泰的弹劾分量最重，指斥他“既不能料敌于先，也不能歼敌于后”。

鄂尔泰一出手，雍正当即下令削去了岳钟琪宁远大将军的名号，不久又以“办理军务未协”为由将其召回北京，改由张广泗护大将军印，总理西路军一切军务。

而张广泗是由鄂尔泰一手提拔起来的，在他到任后，又不断上疏，指斥岳钟琪在战略战术上的种种失策，总之就是落井下石。

雍正看到奏疏后，下令罢免了岳钟琪的官爵，交由兵部拘禁，其亲信部将纪成斌、曹勷也分别因谎报军情和打败仗，于军前处斩。

本来内阁的奏议也要将岳钟琪处死，但雍正念其之前所立下的功劳，令判为斩监侯，就这样，岳钟琪被关进了大牢里。

这一关，一直到乾隆上台才得以恢复自由，并再次受职，再立新功。再说北路军傅尔丹也一样，之后被雍正追责，但还没来得及处罚，雍正就驾崩了，之后与岳钟琪一同被乾隆释放。

岳钟琪逃脱一死的原因

从岳钟琪的遭遇来看，他本人也有一定的问题，比如战前把话得太满，再如他本身是一个典型的攻强守弱的战将，进攻时往往能出奇制胜，到防守时却难以做到无懈可击。

再者，从鄂尔泰，以及雍正对北路军的倚重，也可看出，对岳钟琪的处理夹杂着满汉地主阶级在政治舞台上的矛盾与斗争。雍正没有处斩岳钟琪，也是出于局势考量，害怕引发朝堂震动。

第三，岳钟琪的确是一位良将，他本身立有战功已是证明，不能因为一次失利就斩了大将，这也不利于帝国培养军事人才。

综上所述，雍正尽管对岳钟琪有猜忌，有不满，但最终没有将他问斩，这是多方面考虑的一个结果。

雍正最开始还真想杀了岳钟琪，甚至都已经下令对其“斩立决”， 而最终之所以没杀他，主要是雍正当时有说不出来的苦衷。

岳钟琪是南宋名将岳飞的二十一世孙，康熙四十八年（公元1709年），23岁的岳钟琪踏上仕途，两年后投笔从戎，由文职改为武将，由此踏上了戎马生涯的征程。

雍正继位后，青海蒙古族和硕特部台吉罗卜藏丹津聚兵十万，于西北边陲作乱，并且还将前去调解的钦差大臣扣留杀害，对此，雍正极为震怒，下令大军挥师西征。

而当时的岳钟琪，就被委任为征西副将军，随同抚远大将军年羹尧一起，远征罗卜藏丹津。

之后，岳钟琪屡立战功，雍正皇帝对他也相当看重，尤其是岳钟琪在抚定青海，以及改土归流工作中有出色表现后，雍正对其更是信任有加。

也正是因为自身能力不错，加上皇帝的信任，让岳钟琪在雍正三年，不仅位列三等公爵，并且手握川陕甘三省兵权，成了一个实实在在的封疆大吏。

不过，在岳钟琪位极人臣之际，一场几乎让他遭受灭顶之灾的危机席卷而来，最终导致岳钟琪不仅被捉拿下狱，并且雍正还要对他处以“斩立决”。

是什么原因导致岳钟琪从位极人臣到被判“斩立决”呢？这还得从雍正五年，一个突然出现在成都街头上的“疯子”说起。

雍正五年，成都街头上，行人如织、商贾云集，几个官差也在来回巡视，一切都如往日一般，并没有什么异常之处。

不过，一个人的突然出现，打乱了眼前平静的一切。

这个人衣衫褴褛，蓬头垢面，并且，形状疯癫，走起路来踉踉跄跄，有如醉酒一般，单从外表上看，与街边的乞丐没什么两样。

只不过，他此时的动作，却和乞丐颇有些不一样。

什么动作呢？他左右手各持有一块石头，并且还光着脚在大街上狂奔，这种造型，让周围的人无一不纷纷避让，生怕这个“疯子”伤到自己。

与此同时，在这个疯子赤足狂奔的同时，他嘴里还不住地高声嚷嚷着一句话，这句话，让听到的人均为之色变。

疯子高声喊道，“岳钟琪要率川陕兵丁造反了、岳钟琪要率川陕兵丁造反了”！

岳钟琪何许人也？成都街头的人都知道，他可是两年前刚接任川陕总督的朝廷命官，也是雍正皇帝跟前的大红人，手握川陕甘三省兵权，名副其实的封疆大吏。

这样位高权重的人，居然要造反了？真的假的？

一时间，街边的议论声不绝于耳，同时目光均望向那个高声叫嚷的疯子，试图从他身上，看到更多的答案。

不过，没等众人议论多久，一队官兵急匆匆赶来，迅速将那个疯子打倒在地，三下五除二捆了起来，又以极快的速度，带着这个疯子迅速消失在街角。

而此时的成都大街上，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只不过，在人们茶余饭后，多了一个话题和谈资。

这就是发生在雍正五年，成都街头上的一个小案子，案子发生后，那名在大街上声称岳钟琪要造反的疯子被缉拿，而当地官府经过审讯，得出这人确实是个疯子，所说的话也是胡言乱语的结论，最终将该案件一五一十的汇报给雍正皇帝。

而与此同时，岳钟琪本人却坐不住了，为什么呢？倒不是说他真的要造反，而是他太了解雍正的脾气了。

只要被雍正怀疑，或者失去了雍正的信任，那下场都不会好到哪里去，他的前任上司年羹尧，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因此，在岳钟琪知道这件事之后，没等雍正对他询问，就赶忙主动写了一封奏疏，在奏疏中，岳钟琪强调，这是有人在对他恶意诬陷。

说白了，岳钟琪就是想澄清视听，洗刷冤屈。

那么，岳钟琪到底有没有想谋反的意思呢？按照史料中的记载来分析的话，大概率是没有的，虽说他是汉人，并且也是名将岳飞之后，但包括他以及他的父亲，已经在清廷为官多年，如果想反，根本就不会走到当前的程度。

更重要的是，清朝到了雍正这一代，其统治也已经相当稳定，即使是造反，成功的几率并不大，所以，岳钟琪没有理由和必要进行造反。

而雍正在接到岳钟琪“自证清白”的奏疏后，有一个细节很有意思，就是他在这封奏疏上，用朱批写了很多批语，这些批语几乎遍布整个奏疏。

至于内容，基本上是说自己不会相信谣言，并又对岳钟琪说了许多安抚的话，让他安心好好干。

之所以要说这个细节，主要是因为，雍正看似对岳钟琪毫无疑心，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至少在这个时候，他已经对岳钟琪开始有点防备了。

为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岳钟琪当时的地位，前文讲过，他位列三公，最重要的是，他当时担任陕甘总督，手握三省兵权，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实权人物。

远离京畿，又是封疆大吏，手里还握着庞大的兵权，另外还是一个汉人，这样的人你说雍正能完全放心，任谁也不相信。

更何况，年羹尧事件，才刚刚过去两年而已。

因此，在看到下面上报关于说岳钟琪“造反”这件事时，雍正第一时间也犯起了嘀咕，依照雍正的性格，他有这个反应，也实属正常。

不过，最终他并没有因此质问或者对岳钟琪追责，一来，这事儿当地官府已经查得明明白白，在大街上叫嚷的那个人没有同党，因此雍正也不好说什么。

二来，岳钟琪当时位高权重，如果过于追究此事，影响面太大，况且，年羹尧事件刚过去不久，雍正不敢冒这个险。

因此，雍正才会对岳钟琪好生抚慰，告诉他自己不会相信谣言，并在朱批中，勉励岳钟琪好好干。

不过，怀疑的种子一旦种下，就会很快生根发芽。

所以，在雍正六年时，也就是距离“造谣事件”过去一年后，又发生的一件事，算是让岳钟琪在雍正心中的地位彻底一落千丈。

雍正六年，靖州秀才曾静派自己的门生给岳钟琪送去了一封信，而这封信，惹出了天大的祸。

先说一下这个曾静是什么人，曾静生于公元1679年，也就是清朝刚建立不久，他本是一名学者，并且学问也相当不错，不过，他却是一个坚定“反清”的思想拥护者。

至于说曾静为何会有这种思想，史料上记载的是，他年轻时曾偶得明末学者吕留良的部分著作，在拜读之后，对吕留良的“夷夏之防”论点深以为然，之后，他不远千里前往吕留良的家中，得到了吕留良临终前的留下来不少书籍。

至此，他就成了一个“夷夏之防”的坚定支持者，并在其著作中，写下了“中原陆沉，夷狄乘虚，窃据神器，乾坤翻复”等观点，总之意思就是，如今清朝入主中原，是不可能长久的，早晚的被推翻。

而到了康熙去世、雍正继位之际，雍正为巩固统治，囚禁了皇八子胤禩等诸多兄弟，这件事被传至坊间后，又被添油加醋，最终形成了一个雍正登基，属于是阴谋夺位的版本，并广为流传。

且不说雍正登基是不是阴谋夺位，而曾静在听说了这个版本的说法后，大为激动，他当时就认为，雍正得位不正，这是清朝国运将末的预兆，因此，便开始积极筹划如何推翻清廷。

但他一个秀才，虽说有一定的学识，但又拿什么来推翻清朝呢？思来想去，他就想到了一个人，认为只要说动这个人，大事可成也。

谁呢？没错，正是担任陕甘总督的岳钟琪。

在曾静看来，岳钟琪身居高位，并且手握兵权，只要他能同意，那么推翻清廷指日可待，那么，曾静凭什么认为他能说动岳钟琪呢？

很简单，因为岳钟琪是名将岳飞的后人，曾静就觉得，自己只要把岳钟琪先祖的事例搬出来，同时结合自己“夷夏之防”的理论，再用岳飞抗金的事迹对岳钟琪晓之以理，那么必定能唤起岳钟琪的民族大义，到时候，振臂一呼，清廷便可被颠覆。

因此，曾静就写了一封信，在信中他大骂雍正皇帝，还列举了雍正的诸多罪状，之后，郑重其事的派门人送到了岳钟琪的府上，劝说他调转枪头，起兵对付清廷。

而岳钟琪呢，这次留了个心眼，他在接到信之后，深感事关重大，为了自证清白，同时也为了搜集更多证据，先是假意同意，之后又骗出曾静的口供，最终在证据确凿之后，一举将曾静抓获。

当然，岳钟琪最终又将这件事完完整整地汇报给了雍正，而雍正在当时，嘴上说没事没事，还褒奖了岳钟琪的忠心，表示自己不会追究刺死，并且在不久后还对他委以重任，但背地里，他已经对岳钟琪失去信任了。

为什么雍正会表面一套背地一套呢？很简单，因为当时他需要用岳钟琪。

年羹尧死后，雍正其实能用，并且用得顺手的武将已经不多了，而岳钟琪则是对雍正十分重要的一个，他参与过多场战役，经验丰富，带兵也有一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并且，雍正在继位之后，平定边疆的几场关键性战役，岳钟琪都有参与，而当时边疆战火又起，如果此时大张旗鼓地处理岳钟琪，让雍正找谁去带兵打仗？

说得简单点，之所以雍正会显示出“大人大量”，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岳钟琪还有利用的价值。

因此，在对付准噶尔的噶尔丹策零的战役中，岳钟琪依然被雍正任命为宁远大将军，与靖边大将军傅尔丹一起，率军出击准噶尔。

不过，这场原本被雍正寄予厚望的战役，最终以清军惨败而归宣告结束。

先是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的六万人马，遭到了噶尔丹策零的伏击，双方交火后，战况一度极为惨烈，清军虽说勇武，但奈何应战仓促，最终，六万大军仅剩两千人马仓皇逃出。

之后，傅尔丹上疏请罪，雍正听闻战况后，差点没被气疯了，精心部署的六万大军，就这么交待了，但气归气，考虑到战事未完，雍正咬着牙告诉傅尔丹，没事，你回来就好。

轻信贼言，冒险深入，中贼诡计，是尔之罪。至不肯轻生自杀，力战全归，此尔能辨别轻重。——《清史稿》

傅尔丹这边弄成这样样子，岳钟琪那边也不乐观，虽说他在傅尔丹被围困之际，采取“围魏救赵”的战术，拿下了准噶尔的乌鲁木齐，但该城已经成了空城，准噶尔的主力部队并未受到太大损伤，所以，即使占据乌鲁木齐，对整体的战略上，意义并不大。

不得已，岳钟琪只能撤出乌鲁木齐，退守兰州，清军自此也和准噶尔进入僵持阶段。

在此之后，准噶尔又偷袭了哈密，而岳钟琪计划在准噶尔军回程的路上埋设军队进行伏击，本来计划万无一失，但结果不曾想，岳钟琪安排的伏击部队，没哟按照规定时间抵达指定位置，这就造成了准噶尔军不仅全身而退，顺手还劫持了清军的大量物资。

这一次，雍正真的怒了，他下令斩了岳钟琪手下的两个将军，同时在诏书中对岳钟琪严加申饬，批评他“攻敌不速，用人不当”，才导致遭受如此大败。

此时，雍正对岳钟琪的已经失去了信任，见此情景，就有大臣上疏弹劾岳钟琪，而雍正也批准了大臣的弹劾，下谕将岳钟琪“交部议决”，最终，岳钟琪被革去三等公爵和太子太保封衔，降为三等侯。

不久后，雍正再下旨意，命岳钟琪离疆返京“商办军务”，而抚远大将军之职，则交由他人代理。

到了这个时候，岳钟琪已经在雍正心里失去了曾经的恩宠，而等到岳钟琪刚回到京城，马上就被“交兵部拘禁候议”，足足在大牢里蹲了两年后，雍正对于岳钟琪的最终判决才下发下来。

判决的结果，是将岳钟琪“斩立决”。

不过，岳钟琪并没有被处死，雍正将“斩立决”最终改为了“斩监候”，又罚了岳钟琪七十多万两银子后，将其关进大牢，留了他一条性命。

那么，为何雍正在决定将岳钟琪“斩立决”后，又改为“斩监候”，放了岳钟琪一马呢？其实这说起来，雍正也是有不得已的苦衷。

有三个原因。

其一，岳钟琪在当时，对雍正已经构不成威胁。

雍正之前怀疑和不信任岳钟琪，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之上，那就是岳钟琪身居高位，并且手握兵权。

所以，雍正才会在“谣言事件”以及“曾静事件”中，对岳钟琪百般隐忍，不为别的，因为“牵一发而动全身”。

一个处理不好，那么说不定还真的就反了，毕竟他有这个能力，也有这个资本。

但现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自打雍正下诏，让岳钟琪返京“商办军务”开始，其实雍正心里就绷着一根弦。

他担心岳钟琪违抗命令拒绝返回，更担心岳钟琪借此机会做出一些事情出来。

只不过，岳钟琪并没有这么做，而是老老实实地返回，并被迅速拿下，送进大牢，而直到岳钟琪被关进大牢的那一刻，雍正才算松了一口气。

这样一来，岳钟琪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没有办法做什么了，毕竟深陷牢狱的同时，也意味着岳钟琪与外界失去了联系。

换句话说，岳钟琪已经没有威胁了。

也正是因为没有威胁，所以雍正迟迟拿不定主意究竟该如何处理岳钟琪，那个“斩立决”的诏令，也是足足拖了两年之久才下达。

如果真的想杀，那么不会耽误这么久，早就将岳钟琪斩了。

既然原本就没打算将岳钟琪处死，那么雍正在下达斩立决的诏令后，又饶他一死，也就不意外了。

其二，岳钟琪功劳太大，且没什么太过出格的错误。

前文讲到，岳钟琪早在康熙年间就投笔从戎，而在雍正登基初期，他在平定青海之战时战功显赫，又在雍正推行的改土归流工作中成绩卓越，这些都是实打实的功绩。

有了这些功绩傍身，雍正帝在考虑如何处理岳钟琪时，就必然得慎重一下。

毕竟不管怎么说，岳钟琪是实实在在做出来了很多成绩的，这些也都是雍正以及朝臣有目共睹的。

也许有人会说，那岳钟琪的老上司年羹尧不也做出了不少功绩吗？但最终不还是照样被雍正赐死了？

话是没错，但岳钟琪和年羹尧不一样。

不一样在哪里呢？一个最根本的区别，就是岳钟琪自始至终，没有犯过太过出格的错误。

当初年羹尧最终被杀，除了他得罪了不少同僚之外，还与他插手人事选拔，甚至出现因贿而荐等问题有关。

此外，年羹尧后期的狂妄自大，且自恃己功，对雍正显露出不敬之意，都是他最终被赐死的原因之一。

但反观岳钟琪，在功绩上，与年羹尧不相上下，但他一向为官谨慎，做事也十分低调，从来没有忤逆过雍正，并且在有人造谣他造反时，第一时间就是请罪。

总之，岳钟琪在身居高位后，一直到他被下狱前，基本上没有犯过什么太大的错误。

而导致他下狱的罪责，也是和战役有关，虽说他确实有一定责任，但没有触犯到原则问题，只不过是因为用人不当，导致了最终的失利。

所以，他有失职之罪不假，但罪不至死，因此雍正才会将斩立决改为“斩监候”，毕竟就凭失职之罪杀了他，也确实有点说不过去。

其三，岳钟琪的身份，救了他一命。

众所周知，岳钟琪是名将岳飞之后，而岳飞是什么人？是世人皆知的大英雄，属于已经在民间被立碑建庙的那种人物。

这样的人，他的后裔，就因为战场上的失职，就被当朝皇帝杀了，那么，让天下会怎么看待雍正？怎么看待清廷？

况且，人家还曾给清廷立下过汗马功劳，如今却因为一个罪不至死的错误，就这么被杀了，这样是说出去，那雍正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形象，算是彻底毁了。

本身雍正对自己形象这问题就很在意，登基之初为了说明自己继位的合法性，亲自编纂了《大义觉迷录》，其目的就是为了澄清自他即位以来种种流言，并清理异议，以便稳定自己的统治。

因此，如果在明知道岳钟琪没什么大罪，并且还是个有功之臣的情况下，再把他咔嚓了，那雍正在朝野上下，甚至是民间，指不定就会被编排成什么样子。

因此，出于这一点考虑，岳钟琪确实不能杀，最好的结果，就是留他性命后关起来。

所以，在雍正十二年，经过雍正的左右权衡，最终将岳钟琪的“斩立决”改为了“斩监候”，至此，岳钟琪开始了他的牢狱生涯，一直到乾隆皇帝登基后，他才被得以释放，并再次受到乾隆的重用，先后又参与了平定大小金川，以及保障西南边疆稳定的多场战役，最终在其六十八岁那年，去世于任所之上，结束了他戎马一生的征程。

雍正九年，清军在西北连遭惨败。就在岳钟琪失宠被罢免之前，靖边大将军傅尔丹的六万大军遭到准噶尔的伏击。战斗打得十分惨烈，清军遭到了准噶尔的围追堵截，四位将军在被俘虏前自杀成仁，一位副将军和七位王公大臣在混战中阵亡。战后，傅尔丹所帅的六万大军仅剩下二千人马，几乎是全军覆没。

大将军傅尔丹率残部退回甘肃后，向雍正上疏请罪，表示自己罪该万死，这一切的过失他都愿意承担。结果雍正皇帝出人意料的没有治他的，反而上谕安慰：你没有自杀，还带着两千残兵回来了，我感到很欣慰，看来你是知道孰轻孰重的人。

轻信贼言，冒险深入，中贼诡计，是尔之罪。至不肯轻生自杀，力战全归，此尔能辨别轻重。——《清史稿》

傅尔丹轻敌冒进导致六万大军覆没，按例来说杀他是应该的。只不过，当时雍正已经无人可用了！若是杀了傅尔丹，谁能来顶替他？所以雍正才会安慰的说没事没事，你没事就好。千军易得，一将难求。

岳钟琪当时和傅尔丹共同作战，在傅尔丹被围的时候，岳钟琪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术，率主力直插准噶尔的重镇乌鲁木齐，以分散准噶尔的主力对傅尔丹大军的重压。当岳钟琪大军攻进乌鲁木齐时，守城的准噶尔军闻风逃遁，新疆首府被清军占领。对于岳钟琪的这次奇袭，雍正帝下谕表扬。

但是怎么说呢，傅尔丹的惨败，是实实在在的大败。而岳钟琪的奇袭致胜，只是占了一座空城而已。清军并没有歼灭准噶尔的有生力量，还是得不偿失。最后，岳钟琪率部撤出了乌鲁木齐，退回了哈密。清、准两方陷入了相持阶段。

在相持期间，准噶尔偷袭了哈密。岳钟琪调兵遣将，准备在准噶尔军的归路上设伏，断敌退路。结果设伏的部队没有按时到达指定的位置时，以致让准噶尔军逃走。准军不仅挫伤了清军的士气，还劫持了大量的物资。雍正帝盛怒之下，将岳钟琪的两员将军斩首示军，并严加申饬岳钟琪『攻敌不速，用人不当』，以致遭受如此大败。

至此之后，岳钟琪和傅尔丹都失宠了。最早雍正还真想把他俩都杀了，但最后还是把斩立决改成了斩监侯。

雍正不杀败军之将，并非是他良心发现。而是康熙留给他的老将领不多了，他自己在西北用兵，需要将才；还得给儿子乾隆留点，倘若岳钟琪再被杀，损失一员大将，朝廷要用人的时候就懵逼了。

岳钟琪这个人，确实有两把刷子。他从小就博览群书，学业有成，而且读书之余喜欢研究军事兵法，见解独到，令人叹服。并且他最早是文官，做过候补知府。后来才被授予游击的武职，自此弃文从武，正式开始了戎马倥偬的军旅生涯。

康熙晚年的西藏策妄阿拉布坦的叛乱，雍正初年的青海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岳钟琪作为副将都参与了。在指挥作战这方面，他的能力是不用怀疑的。年羹尧被雍正赐死后，岳钟琪接替了他的职务，继任川陕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同时还被加封为三等威信公。

此时的岳钟琪执掌四川、陕西、甘肃三省军政大权，声望和地位达到一生的巅峰。但是，雍正六年的曾静一案把他给坑了。

当时雍正嘴上虽然说没事没事，你放心，我还是信任你的。不仅没有严加追究此事，还下旨褒奖安慰岳钟琪忠心可嘉，表示绝对相信岳钟琪。其实这都是雍正的权宜之计，因为清军当时已经集结了十六万大军即将征讨准格尔，岳钟琪是两大统帅之一。在用人之际的雍正自然不会在此时惩罚岳钟琪，但是此事已经让多疑的雍正对岳钟琪心存忌惮了。

结果西北大败，清朝打算和准噶尔议和，岳钟琪的价值也就不重要了。于是，雍正对岳钟琪开始了雷霆一样的惩戒。他先是追究岳钟琪用人不当，连杀岳钟琪的几员心腹；接着又让军机大臣鄂尔泰罗织罪名，革去了岳钟琪的三等威信公爵位和太子太保衔，然后命令岳钟琪离开新疆前线，回京城商办军务。

等岳钟琪回京后，雍正立即下旨将他关在了兵部大牢中，交由刑部议罪。整整两年后判决结果下来了——斩立决。

雍正为什么要拖两年才决定处置岳钟琪？是因为接替他大将军职务的张广泗，干的还行。在西北严防死守，没让准噶尔有可乘之机，并且还打了一场小胜仗。没过多久，准噶尔和清朝就议和了。雍正认为既然不打仗了，那就狡兔死，走狗烹。留你有何用？

（岳钟琪书法）

岳钟琪当时以为自己死定了，还好雍正念在岳钟琪曾经立下汗马功劳，将斩立决改成了斩监侯，也就是从死刑改成了死缓。岳钟琪才暂时捡了一条命。不过死罪可免，活罪难逃，雍正还是罚了七十万两白银。不久后雍正去世，乾隆登基。十全老人要显示自己宽厚待人，千古仁君的形象，就把岳钟琪给释放了。

关于岳钟琪的倒台，个人认为，败仗应该只是一部分原因。因为他毕竟是汉人，而且是清朝汉人中唯一一个被任命为大将军的武将（岳钟琪不是汉八旗），这是很遭人嫉妒的。雍正原本还算信任他，但是曾静一事又让雍正起了疑心。在杀与不杀之间还是选择了不杀，一是雍正认为岳钟琪还罪不及死，二是雍正确实想给乾隆留点人。自己唱黑脸，让儿子唱白脸。

因为遭到猜忌，清朝名将岳钟琪被雍正帝一撸到底，还差点被杀掉，但雍正帝最后放他一条生路，这是为何？

究其根本，还在于岳钟琪并没有什么实质罪行，而且对清朝功劳相当巨大，雍正帝如果杀了他，良心会痛的！

雍正三年，年羹尧被雍正帝以九十二款大罪赐死天牢，同年岳钟琪因为之前在清平青海的战争中表现出色，受到雍正帝赏识，再加上他是将门之后，根正苗红，得以接替年羹尧出任陕甘总督。

那时候岳钟琪贵为三等公爵，又手握川陕甘三省兵权，部众十余万，可谓权势熏天。

然而，两年之后，发生了一件事，在雍正帝心中埋下了猜忌岳钟琪的种子。

有一天，一个蓬头垢面，衣衫烂搂的男子咋街上赤脚狂奔，并大声呼喊，岳钟琪要带川陕甘兵丁造反了！

官府很快就抓住了这名男子，但经过审讯，发现他其实是个疯子。

后来岳钟琪得知了这件事，他觉得不能因为罪犯是疯子就无动于衷，于是写了个奏折给雍正帝，目的是澄清视听，洗刷冤屈。

雍正帝看完岳钟琪的奏折，也进行了回复，他告诉岳钟琪不要在意一个疯子的话，并对其进行了安抚，不久后又下旨将那个疯子以“造谣惑众，诬陷大臣罪”的罪名斩首示众。

至此，风波完全平息，岳钟琪也安下心来，然而他没有发现的是，雍正帝在他奏折上用朱批写得密密麻麻，反复解释自己没有相信谣言，这其实恰恰反应出雍正帝的内心，那就是很介意这件事！

也就是说，雍正帝虽然觉得一个疯子说的话不足为信，但岳钟琪确实权势过重，这是他不得不警惕的。

不过，那时候由于岳钟琪的作用太大，需要他干的事情太多，所以雍正帝只能硬着头皮继续重用他。

时间来到雍正六年，又发生了一件事，极大加剧了雍正帝对岳钟琪的猜忌。

事情是这样的，江南有个叫曾静的秀才是反清复明人士，他给岳钟琪写了封信，信中诉说了满清的罪恶，还将雍正帝痛骂了一番，并以岳钟琪是岳飞后人为由，劝岳钟琪效仿岳飞抗金的故事，起兵讨伐金人的后裔满人，为宋明二朝报仇。

不得不说，曾静这个人还是很有水平的，信写得十分具有煽动性，而且抓住了事情的关键点，更以岳钟琪是岳飞后人这一点来进行道德绑架，确实让人热血沸腾，没点定力的人可能就要跟着一起造反了。

但是，岳钟琪脑子清醒得很，他知道造反这事就是找死，而且他很聪明，假装答应曾静起兵造反，然后将其给诱捕了，并得到了口供。

由于兹事体大，岳钟琪不敢隐瞒，所以将曾静及口供交给了雍正帝，雍正帝又派人深入调查，最终引发了著名的吕留良案，许多人因此被受到牵连。

事后，雍正帝对岳钟琪的举动进行了嘉奖，但他的内心其实已经开始对岳钟琪十分猜忌了。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曾静说的其实都是对的，岳钟琪身份特殊，又掌握兵权，虽然他没有实质的造反举动，但也是个不小的隐患。

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以雍正帝的性格，他是绝对不会继续留下岳钟琪的，但这件事过后没多久，准噶尔首领噶尔丹策零就大举入侵西藏了，形势十分紧急，雍正帝为了大局着想，便任命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让其率领十六万汉兵出征。

与此同时，雍正帝又任命黑龙江将军、内大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让其率领数万满汉旗兵作为北路大军出征，而岳钟琪部则被称为西路大军。

很显然，雍正帝是被迫继续使用岳钟琪的，所以他必须睁大眼睛紧紧盯着岳钟琪，对岳钟琪的一举一动都会草木皆兵，甚至对岳钟琪的表现，也会有更多更高的要求。

当然了，岳钟琪对雍正帝心态的变化是不知情的，所以他并没有做出一些特别安排。

当年八月，岳钟琪大军集结于巴里坤，噶尔丹策零只有十万人马，他听说朝廷大军已经抵达前线了，便一边积极备战，一边派人去北京找雍正帝议和，以此作为缓兵之计。

雍正帝原本就不想打仗，加之对岳钟琪又心存忌惮，便同意了噶尔丹策零的要求，还下令两路大军暂缓行动，并让岳钟琪和傅尔丹到北京商议军政大事。

等岳钟琪和傅尔丹离开军营了，狡猾的噶尔丹策零派遣两万大军偷袭了西路大军的重要军需补给站科舍图马厂大营，致使大量粮食辎重被毁，被杀掉的官兵也有数千人，可谓损失惨重。

雍正帝得知这件事后，才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便让岳钟琪和傅尔丹返回前线。

由于北京到前线路途遥远，岳钟琪赶回去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年二月了，但他的战斗意志并没有被消磨，而是发誓与噶尔丹策零决一死战。

后来，岳钟琪得到情报，说噶尔丹策零准备带领全部主力攻打吐鲁番，他认为决战的时机已经到了，所以派遣樊廷、冶大雄等人率军到吐鲁番迎战，自己则带领中军主力在巴尔库尔构造防御工事，等待与噶尔丹策零的决战。

然而，樊廷、冶大雄等人赶到吐鲁番的时候，并未发现准噶尔主力，只有小股部队在附近对清军不断骚扰。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噶尔丹策零原本确实打算攻打吐鲁番，但他后来发现岳钟琪所部是汉军主力，人员众多，装备精良，战斗力十分强悍，无法轻易取胜，便决定使用疑兵之计，只让小股部队在吐鲁番对清军进行袭扰，造成准噶尔主力就在附近的假象，实际上他已经率领六万精锐部队埋伏在了北路大军的必经之地博克托岭、和通泊一带。

也就是说，噶尔丹策零准备柿子捡软的捏，先拿傅尔丹率领的八旗兵开刀！

再说傅尔丹这边，他完全中了噶尔丹策零的计了，竟然听从了诈降的台吉哈苏尔海丹的谎言，带着主力部队离开大营，一步步进入了埋伏圈！

不久后，博克托岭、和通泊之战爆发，准噶尔取得大胜，清军四位将军临俘自尽，一位副将军、七位王公大臣在混战中阵亡，数万将士战死沙场，最后傅尔丹只带着二千余人逃了回去。

说回西路大军，驻守在吐鲁番的清军由于遭到准噶尔兵的围攻而无法动弹，再加上天气炎热、粮草不济、缺乏饮水等问题，战斗力因此大打折扣，准噶尔又趁机偷袭，结果粮草辎重被洗劫一空，还损失了一些兵力。

两路大军战败的战报送到北京之后，雍正帝极为愤怒，但奇怪的是，他没有对打了大败仗的傅尔丹多说什么，反而将岳钟琪之前呈送的写有作战方案的奏折拿出来细看，结果越看越不顺眼，还写下了措辞严厉的朱批：

岳钟琪所奏，朕详加披阅，竟无一可采。岳钟琪以轻言长驱直入说，又为贼夷盗驼马，既耻且愤。

说岳钟琪的作战方案，没有一处是可取的，还说岳钟琪轻言长驱直入的战法，非但没有任何效果，反而被敌人给偷袭了，这是可耻的，雍正帝是感到愤怒的。

这就奇怪的，岳钟琪只不过打了个小败仗而已，雍正帝至于这么激动吗？再者说了，岳钟琪的奏折早就递上去了，是他迟迟留中不发，岳钟琪能怎么办呢？

这还没完，雍正帝为了敲打岳钟琪，下令将其部将纪成斌斩首示军，另一部将张元佐则降职留用。

事实上，西路大军虽然在吐鲁番打了一场小败仗，但岳钟琪的反应还是很快的，他一方面迅速派人到吐鲁番接应，另一方面他在西路大军与准噶尔大战的时候，虽然因为距离太远而无法及时赶去救援，但他采取了围魏救赵的策略，派遣大军攻占了新疆首府乌鲁木齐等城池，取得了几场大胜。

但雍正帝对此只是简单嘉奖几句，反而对西路大军在吐鲁番的失利横加指责，实在是没有道理。

我们可以发现，雍正帝对岳钟琪的态度，明显跟之前不一样，之所以会如此，跟雍正帝对他的猜忌心分不开，带着有色眼镜看人的时候，总会比平常苛刻一些。

当然了，岳钟琪也感受到了雍正帝对他的态度，所以开始变得谨慎小心，因此在随后一次战役中，他进行了非常严密的部署，但被一个部下给坑了，副将军石云倬因为没有乘胜追击准噶尔士兵，结果损失了一些辎重粮草。

这一次，雍正帝再一次不提岳钟琪的功劳，只说他的过错，对他进行了申斥，说他攻敌不速，用人不当，并下旨将石云倬给斩首了。

到了这个时候，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岳钟琪彻底失宠了，军机大臣鄂尔泰明白雍正帝是什么心思，于是上了个奏折弹劾岳钟琪，雍正帝虽然否决了鄂尔泰对岳钟琪的指控，但也下令大臣们就此事进行讨论，看看怎么处置岳钟琪才好。

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大臣们建议削去岳钟琪去三等公爵和太子太保封衔，降为三等侯爵，继续执掌宁远大将军印。

雍正帝对这个结果显然感到不满意，便以让岳钟琪入京商办军务为由，由张广泗接替他的职务。

当然了，张广泗是雍正帝派去前线搜集岳钟琪罪行的，岳钟琪入京没多久，张广泗弹劾他的奏折就送到北京了，说岳钟琪无论是调兵遣将也好，还是转运粮草也好，都有严重失误。

雍正帝看完奏折，觉得罪名足够了，便下令将岳钟琪交兵部拘禁候议。

至此，岳钟琪彻底倒台了，他被关押在兵部大牢中，等候雍正帝最后的处理结果。

然而，岳钟琪一共被关押了两年之久，对他的判决也没有下发，之所以会如此，当然是因为在杀与不杀他这个问题上，雍正帝和群臣都没有拿定主意。

一直到雍正十二年，兵部这才上了个折子，判岳钟琪“斩决”。

事实上，如何判决岳钟琪这样级别的人物，没有那个官员敢妄下定论，兵部显然是在揣度了雍正帝的心意之后，才做出的判决。

但是，当雍正帝拿到兵部对岳钟琪判决折子的那一刻，他犹豫了，他在权衡良久后，将斩决改成了斩监候，并允许岳钟琪用七十万两银子来赎命。

十二年，大学士等奏拟锺琪斩决，上改监候。

那么，雍正帝为何要放岳钟琪一命呢？主要是因为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当时与岳钟琪一起被关押的人，还有另一大臣傅尔丹，傅尔丹打了败仗，致使京城八旗家家戴孝，可谓罪大恶极，如果杀掉岳钟琪，但是不是也应该杀掉傅尔丹，才能让天下人信服呢？

但是，傅尔丹虽然已经失去雍正帝信任，但他是杀不得的，因为他是满人，是开国五大臣之一费英东的曾孙，其家族势力庞大，是维护清朝统治的重要力量，杀掉他从而得罪他的家族，这笔买卖不划算。

因此，为了保傅尔丹一条命，岳钟琪也不能轻易杀掉。

第二，岳钟琪丧失军权，其威胁已经不大了。

雍正帝最忌惮岳钟琪的地方，就是担心他被人蛊惑，从而起兵造反，现在他已经成为了阶下囚，没有一兵一卒了，谁还会去拉他造反呢？

更何况，岳钟琪背后还站着一大群汉臣，他们虽然没说什么，但都眼巴巴看着雍正帝如何处置岳钟琪呢。

原本，雍正帝给岳钟琪的罪名，大多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显然无法让汉臣信服，为了笼络汉臣为大清效力，放过岳钟琪是最好的选择。

有人可能要说了，年羹尧也是汉臣，雍正帝为什么可以杀他？

其实，年羹尧跟岳钟琪还真不一样，他太张狂了，不但藐视皇权，还不把满汉大臣放在眼里，雍正帝处死他是有充足理由的，汉臣们也觉得应该这么做。

第三，最重要的一点，岳钟琪的功劳太大，任何人都比不了。

在平定青海叛乱中，岳钟琪将七十二万平方公里土地收复；而在清平西藏之后，岳钟琪又将一百二十三百平方公里图例纳入清朝版图。

这样的功绩，在整个清朝历史上，都是数一数二的，也难怪后来乾隆帝将他列为清朝五功臣之一，还说他是三朝武臣巨擘。

臣子的功劳，也会记在皇帝的账上，岳钟琪为雍正帝做了这么多，他纵然铁石心肠，也不能不念及这份功劳，更应该动一下恻隐之心，所以他放岳钟琪一条生路。

基于以上三个原因，雍正帝让岳钟琪活了下来，但为了防止岳钟琪出去后反对清朝，所以将其继续关押在大牢中。

但是，岳钟琪人生的辉煌没有就此结束，乾隆帝继位后为他平反了，并将其释放。

多年之后，由于清朝损失了大量将士，动用了几千万两银子， 都没有平定大小金川叛乱，所以乾隆帝让岳钟琪复出，作为统帅出征。

那时候岳钟琪已经六十多岁了，但他老当益壮，一举平定了大小金川，为乾隆帝的十全武功添上了隆重的一笔，也为清朝再次建立了不世之功。

而后，岳钟琪继续在四川和西藏等地平叛，建立了大小功劳无数，最后他在六十八岁高龄之时，在出征的路上病逝，地点是在重庆附近。

这样的死法，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十分悲哀的；但对于一个军人来说，这是至高无上的荣誉，所谓马革裹尸还，就是这个道理。

1734年十月，雍正接到一份兵部的议奏折子：岳钟琪，“斩决”。

雍正思虑再三，改“斩决”为“斩监侯”，罚银七十万两。

如此，已经在大牢里吃了两年牢饭，以为必死无疑的岳钟琪活了下来，并在十四年后再次立下盖世大功。

雍正杀人是不手软的，为何对岳钟琪手下留情呢？

岳钟琪兵败

岳钟琪的罪，是“用兵不速、用人不当”、“负恩误国”。

岳钟琪用兵，素以果决、灵活著称，是怎么摊上这些罪名的呢？

原来，岳钟琪用兵才能深得雍正倚重的。

尤其是雍正登基之初，在平定青海罗卜藏丹津的作战中，岳钟琪的效率惊人，“仅旬有五日，成功之速，为史册所未有”。

所以，虽然年羹尧是主帅，但雍正认为岳钟琪实际功劳最大，并在解决到年羹尧后，雍正最倚重岳钟琪。

雍正登基的前五年，主要着手解决内部问题，到雍正五年，他开始准备对准噶尔用兵。

当时，朝臣大多反对对准噶尔用兵。认为准噶尔上下团结，正值鼎盛，现在讨伐“天时未至”。

支持用兵的，只有张廷玉和岳钟琪。

雍正深信岳钟琪之能，见岳钟琪也支持，遂任命他为宁远大将军，统领西路军，希望他能像平定青海作战时一样“长驱直入”、速战速决。

作为一个汉人（且非旗人），岳钟琪得以统领满汉兵将，这是史无前例的殊荣，足见雍正对他的期待。

志得意满的岳钟琪或许想不到：这是一次稀里糊涂的作战。

岳钟琪此次进军的时机应当是选得不错的。

因此，噶尔丹策零听闻雍正要用兵，十分惊恐，遂实施“缓兵之计”，遣使向雍正求和，并表示愿送回罗卜藏丹津。

雍正误中“缓兵之计”，下令“进兵之期暂缓一年”，并召傅尔丹、岳钟琪回京商议，改由提督纪成斌、副将军巴赛分管西、北两路大军。

结果···得到可趁之机的噶尔丹策零利用西路军主将离开，防备松懈之机，突袭了科舍图卡伦，劫掠了清军的骆马牲畜。

这次事件，挫败了清军的锐气，也宣告：雍正中计了！

虽然当时岳钟琪已奉诏回京，不在军中，但事情毕竟发生在他的军中，一肚子怒气的雍正开始对岳钟琪不满。

比折损牲畜更糟糕的是：噶尔丹策零的“缓兵之计”得逞，已经作好了应对的准备。

在袭击科舍图卡伦作战中，噶尔丹策零意识到：岳钟琪的西路军汇集了陕川劲兵。遂调整方略：对西路军，准噶尔军以牵制、袭击补给线为主，不做大战，集中兵力与北路军决战。

由此，岳钟琪原本“长驱直入”的策略陷入了泥潭：敌已有备，大军难以急进，在吐鲁番盆地的酷暑中苦不堪言。

噶尔丹策零的骑兵又袭击岳钟琪的粮食运输，使清军粮草、驼马尽失。

岳钟琪被迫调整方略，下令就地屯垦，并上奏军机事宜十六条。

屯垦、军机十六条，是要转入坚壁防守。

原本力排众议，指望岳钟琪长驱直入、速战速决的雍正气不打一处来，痛斥道：你这些建议，“无一可采之处”！你不是说要长驱直入吗？怎么不长驱直入了呢？

随即，雍正又痛斥岳钟琪筹度无方，先后派伊礼布、石云倬为西路副将军，分岳钟琪的权。

此后，准噶尔军集中兵力，在和通泊大战清北路军，并大破清军。

岳钟琪遂采取“围魏救赵”之策，袭击乌鲁木齐。

尽管清军进军顺利，但准噶尔军早已经撤走，清军实际斩获不多。

这一次，雍正表彰岳钟琪：进退迟速，俱合时宜，其属可嘉。

不过，这似乎只是雍正在大败之后，振奋士气的举动，其对岳钟琪的不满依然不减。

随后，准噶尔军袭击哈密。岳钟琪派兵进攻：一路直接攻击救援，一路设伏歼敌。

结果，由于副将军石云倬行动缓慢，未能设伏成功，反而被敌人劫掠了大量的物资。

此败后，雍正再次斥责岳钟琪，而一些大臣也纷纷上奏，弹劾岳钟琪。

不久，岳钟琪被调回京城。

旋即，在连番弹劾下，岳钟琪被交兵部议罪，下狱！

岳钟琪之罪

岳钟琪此次西征，确实陷入泥潭，打得非常挣扎。

雍正是在力排众议的情况下发起西征的，其压力非常大，打得这么难看，面子上实在挂不住！

不过，平心而论，此战，最大的“罪人”，正是雍正本人。

雍正指望岳钟琪长驱直入，自然是要“兵贵神速”。

从噶尔丹策零的惊恐、求和看，当时的准噶尔准备不足，岳钟琪立刻进兵，局面应该是截然不同的。

可是，刚要开始行动，雍正就中了“缓兵之计”，误信对手的谎言，草率地下令“暂缓一年”。

什么样的战机，能有一年的“保质期”呢？

更低级的是，雍正居然把千里之外的两位主将调回京城，只委托其他将领代为管理军队。

如此，管理松懈，被敌人挫了锐气！

坦白来说，岳钟琪当时奉诏回京，留下坐镇的将领纪成斌是雍正指定的，岳钟琪既无用兵之失，也无用人之过呀！

但是，雍正却由此迁怒于岳钟琪，不再信任。

到岳钟琪回到军中时，战机已失，兵锋已挫，当然不再具备长驱直入的条件了！

岳钟琪针对实际情况，调整部署，也是自然之事。

然而，雍正初则倚重岳，一有挫折，就严加切责，并派人分了岳钟琪的军权，削弱了岳的指挥。

在最后哈密作战中，迟缓不进，贻误战机的，正是雍正派去分权的副将军石云倬！

此次作战，岳钟琪确实也有一些不当之处。

比如：早先或许过度迎合雍正，自言能“长驱直入”，陷入僵持后，又在运输线保护上部署出现问题，被准噶尔骑兵袭击了牲畜、物资。

这个阶段的作战中，清军西路无功，北路惨败。和通泊之战后，京中旗人家家带孝。

雍正总要给一个说法！

然而，弹劾奏章中所列举的“用人不当，进兵不速”，其实都是雍正之“罪”。

懈怠被袭、贻误战机的人，都是雍正指派的，进兵不速，更是从雍正中“缓兵之计”开始的。

汉人岳钟琪，也就替雍正背上了锅了。

雍正需要人背锅，但雍正并不是庸主。

或许，最初时，雍正有迁怒于岳钟琪的怒气。

时过两年，两年间，清军打赢了额尔德尼昭之战，赢回了颜面，噶尔丹策零主动求和。

面子挣回来一些了，怒气消一些了。

岳钟琪到底有多少过错？到底该不该杀？雍正心里是最清楚的。

因此，懈怠失牲畜的纪成斌被斩了，贻误战机的石云倬被斩了，实际上并没有太大过错的岳钟琪活了下来。

当然，岳钟琪没有被处决，还因为他“政治上可靠”。

可靠的岳钟琪

史书记载，雍正是在“念及前功”后，改为“斩监侯”的。

历史一再表明：政治上不可靠，前功越大，越危险；政治上可靠，前功才可能发挥作用。

岳钟琪，经受过考验，已经得到了雍正的信任。

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人。

在清代，这是一个十分微妙的身份。

一方面，岳飞又已经成为忠义的象征，清帝也推崇其为忠诚的楷模。

另一方面，岳飞所抗的金，正与满清一样，都是女真人。

岳钟琪接替年羹尧为陕甘总督后，他成了反清复明志士争取的对象。

他就任当年，成都就又一个老百姓沿街高喊：岳公爷带川陕兵造反啦！

其后，一个叫曾静的人写信给岳钟琪，称他为“天吏元帅”，表示：岳武穆的后人掌重兵，应当为宋、明复仇！

岳钟琪全部汇报给雍正，并在雍正的许可下，佯装接受“邀请”，套取情报。

最后，岳钟琪把曾静、吕留良等人全部抓出！

如此，岳飞的后人算是表明了态度！

他出卖了所有希望他“为宋、明复仇”的志士，坚定要作满清的“忠臣”。

因此，雍正说岳钟琪“忠诚乃自天成”。岳钟琪这个岳飞后人，继承了岳飞对朝廷的忠诚！

此外，作为汉人，岳钟琪在朝中没有任何可靠的人脉、靠山，唯一的靠山只有雍正！

所以，岳钟琪在各类事件中，全部坚定站在雍正一边。

雍正小诏检举年羹尧，岳钟琪坚定支持雍正，供出年各种罪状。

雍正要西征，岳钟琪也坚定支持雍正西征！

而且，与跋扈的年羹尧不同，岳钟琪十分有“自知之明”。

还是科舍图被袭一事。

科舍图被袭，是满洲将领怯战导致的，但他却反而诬陷一个汉人将领，以此推卸责任。

纪成斌查明真相，想把这位满洲将领斩首。

岳钟琪正好回到军中，大惊：你不想活了吗？满人是国家旧人，彼此关系紧密。我们汉臣怎么与之相抗？

于是，为满洲将领松绑，好言劝慰。

虽然雍正随后指责这一处置，强调一视同仁，但毫无疑问，这样小心谨慎，表明了岳钟琪确实不会给雍正制造威胁。

如此，雍正没有特别要杀岳钟琪的理由。

将才稀缺

自年羹尧事件后，雍正朝的将才出现了一定的下滑。

如果说岳钟琪有一些失误的话，那同时期傅尔丹等将领就是表现拙劣了。

因此，雍正极度渴望将才。

额尔德尼昭之战后，雍正给表现出色的将领策凌的奖励可谓“过分”：晋封为和硕超勇亲王，授靖边左副将军，进屯科布多，经理军务，并分土谢特汗部38旗中的20旗给他，建赛音诺颜部，与土谢特汗部、车臣汉部、扎萨克图汗部并列。

可以说，策凌确实表现不错，但给予如此重赏，颇有“千金买马骨”之意。

因此，留下岳钟琪，将来再图用，是必要的。

事实也证明：雍正的刀下留人确实颇有意义。

后来，平定大小金川之战，清军连续换将，就是一筹莫展。

乾隆请出岳钟琪，才最终解决问题！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说的正是岳钟琪！

总的来说，与年羹尧等人不同，岳钟琪在政治上是得到了雍正信任的。

由于以岳飞后人身份欺骗、出卖支持他的反清志士，因此，岳钟琪再无反清的条件。

岳飞后人的身份，由此变成了大清忠臣的标志。

因此，雍正没有特意要杀岳钟琪的理由。

相反，岳钟琪的“罪”，大部分是替雍正在“背锅”。

雍正需要处分岳钟琪，来为连战不利问责，来疏导因战败而愤怒的旗人情绪。

然而，雍正并不是昏君，不会真的杀掉忠诚且有将略的岳钟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