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王莽当时真的成功了，那么中国历史将会走向什么方向，是很难预测的。因为王莽带来的改革措施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许多负面的影响。一方面，通过改革篡位，并推行土地制度改革等，他试图在当时的政治体系中实现平等、公正和稳定的目标。 另一方面，他的改革措施引起了许多官员和贵族的不满，因此导致了宏观经济和政治的混乱。

如果王莽成功地推行他的改革，可能会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说，他推崇黄老思想，这在当时昌盛一时，这将对中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化产生影响。同时，他的改革措施对后来汉朝的一些崛起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著名的三国演义就在通过反映这段历史故事而成名的。

总的来说，王莽改制成功后，中国历史的变化将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但是，我们需要记住的是，历史不是单一的、静态的事件，它是一个不断变化、复杂的过程，取决于许多因素的相互作用。

西汉和东汉之间，有一个历时十六年的新朝。代汉称帝而建立新朝的王莽，打出复古的旗号，进行所谓“改制”历史上称作“王莽改制”。

王莽改制，是西汉后期社会矛盾激化的产物。西汉后期土地兼并恶性发展，农民纷纷破产，大量沦为官私奴婢，社会冲突越来越尖锐。史载当时：“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畜奴婢、田宅亡限，与民争利”。成帝时，丞相张禹一人即占有“极膏腴”的田亩四百顷。大批农民由于失去土地而沦为流民，成为官私奴婢的主要来源。据说元帝时仅官府奴婢即达十万余人，私人蓄奴更是不计其数。

因此，劳动人民的生活日益贫困。当时曾有人列举种种现象，说明当时的农民“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成、哀之际，山东、河南、四川、陕西等广阔地区不断发动起义。西汉王朝出现了严重的统治危机，千方百计寻求出路。有人曾提出“限田”、“限奴婢”的办法，但因积弊太深，而无法施行。

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子。外戚王氏家族在元帝、成帝时候长期把持朝廷大权。王莽凭借王家的声势和他的所谓“勤身博学”的虚名，广泛结交权贵。哀帝死后，王莽和王政君合谋立年仅九岁的汉平帝，王莽做了大司马，掌握了朝廷大权，并以“定国安汉家之大功”，被封为“安汉公”。随后，他便千方百计拉拢支持者，他大事封赏汉宗室和功臣后裔，扩充太学，增加博士人数，网罗大批士人，取得了很多人的支持。王莽还在元始二年上书，表示愿出钱百万，献田三十顷，赈济受灾贫民。在他指使下，一些知识分子假托符命，为王莽篡位制造舆论。平帝死后，王莽又选立了一个两岁的婴儿做皇帝，自称“摄皇帝”，为正式篡位作好最好准备。三年以后，即公元八年，王莽便踢开这个傀儡皇帝，公开登上皇帝宝座，改国号为“新”。

王莽做皇帝后，便搬出《周礼》作为根据，进行托古改制，企图摆脱政洽危机。他首先针对土地问题，宣布要实行王田制，把全国土地改叫“王田”，不许买卖。他仿照古代并田制，规定一家男子不满八口而占田超过一井的，要分余田给本族或乡邻。原来无地的，按男口每人授田一百亩。与此同时，又下令将奴婢改叫“私属”，也不准再买卖。王莽禁止买卖土地、奴婢，不过是企图冻结现状，缓和一下危机。

但土地兼并，是土地私有制的必然结果。余田分给别人的规定，地主是强烈反对的，王莽也不敢认真照办，实际是一纸空文。不久，主莽不得不收回成命，宣布取消王田私属和限制奴婢买卖的一套办法。王莽改制的主要部分，完全破产。

始建国二年，王莽还制定“五均”和“六筦”之法。当时在都城长安的东市、西市设立“市令”又在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五个大城市设立“五均司市师”各郡县则设“司市”，这些机构负责管理市场，调节物价，向贫民贷款和征收税款，这便是“五均”。“六莞”指的是官卖盐、酒、铁官府统一铸钱收取山泽产物的生产税加上“五均赊贷”，一共六项政府控制的经济事业。王莽实行“五均”、“六筦”，表面上是要运用政府权力，控制市场活动，平稳物价，限制过分盘剥。实际效果恰恰相反。

王莽又多次变动币制。先是在居摄二年铸造错刀、契刀、大钱三种新币，与原来的汉五铢钱并行。后又废除错刀、契刀，下令收禁五铢钱，另铸一种小钱，与保留的大钱一起行用。最后，王莽又发行多种贷币，分为金银、龟、贝、钱、布等共六类二十八品，种类杂乱，换算繁琐，比值也极不合理。每次变换，都是以劣顶优，币面值不变，实际价值大减。王莽借此掠取了大量财富，而引起物价飞涨，币值狂跌，民众纷纷破产。同时，币质粗恶，使民间盗铸群起，因此而罚作官奴婢的达十万人以上，仍然禁不胜禁。《汉书》所载，当时每一易钱，“民用破产，而大陷刑”。可以看出，王莽“改制”的目的，纯粹是为了掠夺。因而其结果必然是“农商失业，食货俱废”。

在此形势下，他为转移人民注意力，利用民族矛盾掩盖和缓冲社会矛盾，肆意挑起了和周边各族的斗争。王莽收换汉朝授予匈奴单于的玺即，改称“匈奴”为“降奴”，“单于”为“服于”，封王降为封侯，有意侮慢，挑起了对匈奴的战争。这些战争给人民带来极大灾难，以致到王莽死前，“天下户口减半矣”。地皇四年，绿林军攻入宫中杀死王莽，结束了的新莽王朝，也宣告了王莽改制的破产。

王莽改革，是顺应历史时代要求，但是他的改革却因为无法实行而失败，我们无法假设他的改革能够成功，因为成功的改革必然是解决了历史存在的问题，而王莽的改革显然无法解决当时的时代矛盾，必然会失败。

思想穿越者的悲情和向往

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

这首白居易的《放言五首》其实已经一语道破了后人对王莽这个儒家皇帝的评价。

王莽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另类，他的一生贯穿与两汉交替这个历史时刻，以外戚之身份，权倾天下，以高尚的节操，获得政权，以改革之名成就穿越者的名声，又因为改革不得人心，最后在农民起义的风波荡漾中尘归尘土归土。

因为一生太过离奇，而评价分化严重。

从东汉班固起，王莽一直是封建史学家咒骂讥讽对象。

这漫天讨伐声中其实也有微弱的几个声音，想从公允的角度去重新认识乇莽，但由于缺乏足够论证，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世人对王莽的看法。

但从历史和经济角度看，王莽真是“伪君子”或者“空想主义改革家”？

王莽，西汉孝元皇后王政君侄儿，标准外戚出生，中国历史上新朝建立者，生活在社会矛盾空前激化的西汉末年，进入仕途之后的他，以谦恭俭让，礼贤下土，被当时朝野视为拯救天下的不二人选。

有人说他是“周公再世”美誉度不可谓不高。

可是这样一个人，却在公元9年，做出僭越之举，那就是“代汉建新”，建国称帝，不仅如此他还推行新政，史称“王莽改制”。

因为这僭越之举，加上王莽改制的政策改革，不久之后天下大乱，他也死于乱军之中，新朝灭亡。

关于王莽的评价，其实有二种主要意见。

第一种：认为王莽是一个彻底的伪君子。

所谓改革家不过是政治需要，政治野心家才是真面目。篡位前所做所为都是为了当皇帝做准备。登基后所进行的改制活动，并不是场具有社会意义的改革，而是西汉外戚政治的一个变种产物。

其本质不过是大地主贵族集团代言人，生活在西汉末年的王莽凭借外戚出生和皇太后庇护，勾结部分大商人大地主结成衆强集团，同时骗取中小地主和人民同情，获得政权，建立新朝。王莽在统治新朝十五年间，推行一系列改制活动，企图改变腐败局面。

他想用复古的井田制度来解决天下土地问题，用不准买卖人口来解决奴隶问题，用轻换重的钱币改革来解决经济问题。

看上去初心都不错，可是结果都很恶劣，并不能改变人民被严重剥削的事实。这一切非但不能给人民带来安定的生活，反而使人民陷人更严重的灾难。

第二种：王莽是不成功的改革家，因为改革思想太超前。

其实王莽代表的是新兴的中小地主阶级和民众利益。而王莽改制，与其说是改革不如说是改良运动。

西汉末年的问题，最大来自三点。

第一土地兼并，引发的流民问题及起义问题。

第二奴隶问题，引发的人权问题和社会问题。

第三货币垄断，引发的经济问题和地主阶级矛盾问题

而王莽改制的三点，恰恰是有针对性的改变这三大重点问题。

当时的中下层地主阶级，对于大官僚地主阶级代表者，汉王朝其实已经失去信心，他们期望出现一个自己的利益代言人，来挽回这种局面。因此，改良主义和改良运动便应运而生。

土地兼并严重情况下，中小地主阶级和人民群众深受其苦，大地主豪强奴隶无数，中小地主无人种地，劳动力缺失。货币垄断下利益也得不到保证。

而中小地主和民众的就是王莽改制运动的支持者。

所以王莽其实是时代发展下被推出来的历史人物，而他的出生又让他更容易进入统治阶级核心。身为外戚的有利条件，让他能更快进入权力中心。再加上王莽由于幼年孤贫和儒家的说教，深知当时政治问题所在及一般中下层阶级需求，所以有针对性的提出，改变土地兼并、奴隶盛行、商人资本发达三个严重社会问题的办法，进而获得中小地主和部分民众支持。

看到这里，其实按照实际情况来说，王莽算是一个真正的改革家。因为他的改革代表了多数人的利益。那么为何还会被口诛笔伐。

原因不过是因为封建礼教而已。

一个窃权夺位的伪君子、篡窃者，备受谴责和辱骂，不是应该的吗？无论王莽为改革做了多大贡献，为民生尽多大努力，他都是个篡权者。无论他多有才能，他只能效仿周公，尽辅臣责任，不该自立为王。

这就是中国传统政治环境下，家天下制度的延续而已，无论对错，只问出生正不正。

腐朽而又迂腐，却成为主流。

其实个人很欣赏王莽，虽然他是历史的失败者，可他却是当时少有的明白人，能看清西汉问题所在，并站在中下地主和农民利益进行制度改革，而不是维护大地主利益，者真是需要极大勇气。最终失败，也不过是豪强大地主的反扑而已，胡适先生曾经说过，王莽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这就是他的悲剧，因为他将“社会主义制度”提前了1900年。

如果有假设的可能，王莽最终成功了，也许我们国家的历史进程又会是另一种不同的样子也说不定，可惜了，可惜了，一个超越时代的穿越者，如果他的改制成功，或者部分触动大地主阶级利益，进而产生新的市民阶级，和中小地主阶级，也许历史的走向会截然不同！

在篡汉自立后，王莽推行了历史上有名的综合性改革，史称“王莽改制”。其中的许多政策与现代理念不谋而合，如实行国家专卖制度、禁止买卖奴隶、反对土地无限制兼并、推行均田制、实施民生福利政策等等，因此，他也被人戏称为“穿越者”。

这不禁让人脑洞大开：如果改制成功，这些看似超前的政策得以落实，中国历史会不会大不同？

可惜的是，王莽改制是压根不可能成功的：就算放在那个时代，这些措施也不新鲜，其中一些甚至是对汉武帝在位期间政策的借鉴；它们的本质，是封建帝国自身无法克服的痼疾。即使雄才大略的君主都无法解决，至于王莽就更没戏了：他把事情想的太简单、改革的方式太儿戏，以至于脱离了人性，甚至违背了社会运行体系。

所谓的封建社会，从广义上讲指的是“以地主阶级剥削农民为经济基础的社会形态”，土地自然是最为重要的社会资源，是封建统治的根本与生命线。

而对于强大的西汉王朝而言，围绕土地产生的经济与社会问题一直与其如影相随，并最终导致了它的崩溃。

众所周知，在西汉初年吕后直至文景时期，统治者采取了黄老之道治国。所谓的“无为”，并不是啥都不干，而是在政治上延续秦朝严刑峻法的同时，在经济上采取了任由民间“野蛮生长”的放任主义。除了全面开放山川水泽等自然资源外，还免除了名目众多的商业税，甚至还允许私人铸币。

纯粹的利益驱动，带来的生产力发展成果不可估量，最经典的描述，就是那句我们熟悉的“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

然而，我们大部分人没注意到另一面。

在放任主义下，民间资本肆意扩张，当初刘邦推崇的抑商思想荡然无存，涌现出了为数众多的巨商大贾。

他们生活奢侈：“衣必文采，食必粱肉”；

利用资本结党营私、影响政治：“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或者“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直接替代了基层政府的职能。

此外，财富的自由扩张，必然会导致土地兼并，“罔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董仲舒写给汉武帝的文章里，提到了“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为我们生动呈现了文景之治后西汉王朝的巨大贫富差距。

由于失去土地，大量农民依附于地主、富商，沦为奴婢；同时，朝廷也鼓励人们用财物赎罪、免除徭役，这份福利最终沦为了富人专享。

简而言之，贫富差距悬殊、资本渗透入政治，是西汉初期无为而治的两大副产品。汉武帝即位后，为了强化皇权、以便开展自己的一系列雄才大略动作，在思想、政治、经济、社会等所有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针对上文提到的社会隐患，他有以下几项动作：

迁徙富户。公元前129年，根据主父偃的建议，将全国家产在300万贯以上的富户强制迁徙到关中的茂陵邑，目的正是为了打击豪强地主：“天下豪桀，并兼之家，乱众之民，皆可徙茂陵”。而这些富户抛售的土地田宅，则被朝廷低价收购，其后分给了无地的农民，由朝廷直接收租；

启用商人出身的桑弘羊，实行盐铁酒类专卖，推行均输、平准法。前者将之前被民间资本垄断的资源收归国有，后者控制了物价，避免商人囤积居奇。两项政策都增加了国家财富。

改革币制，将铸币权收归国有，形成了稳定的“五铢钱”。此外，还曾发行“皮币”，即强迫藩王们用高价买朝廷制造的白鹿皮，本质上就是割宗室的韭菜。

以上举措，是汉武帝增加朝廷财政收入、缓解社会矛盾的重要举措，在客观上也强化了皇权。

不过，对于董仲舒提出的“限制名田”的主张（即给每个人占有田地数量设置上限），汉武帝并没有完全采纳，只是有针对性地限制了商人。毕竟说到底，最大的地主就是皇帝及其身边的宗室、功臣、官员以及其他裙带关系，这些人是统治的有力支持者。

此外，对于奴婢问题，汉武帝并没有针对性的举措。西汉距离春秋战国不远，奴隶制的思维并未完全清除；同时，从汉文帝到汉武帝时期，朝廷本身也支持人们主动充当奴婢，为此提供了终生免除劳役、税赋的条件；“官奴”是中央的一项重要资源，从中受收获颇丰。

霍光执政期间，西汉朝廷再次回归休养生息的道路，多少修补了汉武帝奋战几十年带来的负面影响；而成长于民间的汉宣帝亲政后，励精图治、整顿吏治，西汉王朝达到了事业的巅峰状态，土地兼并也被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在汉宣帝之后，西汉王朝的政治则可谓江河日下。自汉元帝起，豪强地主兼并之风再度盛行，外戚参政成风、中央集权逐渐削弱，社会危机日益加深，谏大夫鲍宣曾上书：“外亲持权，人人牵引所私以充塞朝廷，妨贤人路，浊乱天下，奢泰亡度，穷困百姓......”

不过，西汉朝廷并不缺少忧国忧民、有远见卓识之人。公元前7年，领尚书事师丹联合一些重臣向汉成帝提交了改革方案，重点就是打击土地兼并、释放奴婢、缓解贫富差距。根据他们的设想，应当限制所有人的私有田数量，不得超过三十顷；每人拥有的奴婢也不能超过三十人。

这其实是对当初董仲舒提议的继承。然而，由于外戚权贵的激烈反对，这项计划很快就胎死腹中。西汉王朝也随之“越陷越深”，朝野厌汉情绪愈演愈烈，出身外戚、却以模范儒生形象示人的王莽最终篡夺了政权。

被士大夫们视为时代救星的王莽称帝后，立即着手开展自己酝酿已久的全套改制计划，大致内容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废除土地私有制，不准买卖，恢复上古社会中的“井田制”，按人头配给田地，地主们手上超过标准的土地充公；

第二，奴婢不得买卖，普通百姓不得卖身为奴；

第三，盐、铁、酒、山川水泽等资源都收归国有，由朝廷经营；

第四，朝廷主管日常贸易，实施平价制度；此外还向民间提供低息贷款；

第五，征收土地荒弃税、工商所得税，无业游民也得交税，交不上的话就应征服劳役。

由上可见，王莽的改革思路，一部分与汉武帝时期的大同小异，另一部分则是落实了当初董仲舒、师丹的提议。然而，即使理想化如董、师，他们也不敢贸然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实行井田制，王莽却敢以“上古王制”的幌子强制推行。

可惜的是，王莽有汉武帝的胆色，却没有人家的能力。

当初汉武帝敢于大刀阔斧，底气在于皇室的威严、严明的制度、执行力极强的官僚集体，以及更重要的——既贴合实际，没有对统治阶层造成过大冲击；又切实保障了普通百姓的利益。

而以上优势，王莽一点没都占。他的改革思路完全是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即使土地兼并再令人痛心疾首，但大多也是真金白银买来的，人家“勤劳致富”并无过错；王莽直接下令充公、平均分配，也许他不理解啥叫“封建社会”，土地私有可是当时社会的根基；

退一万步说，先不论以上改革是否合理，若想要执行，起码得依靠强有力的政府机构；然而，作为篡位而来的政权，新朝的执政基础本就薄弱，因此王莽不得不全盘使用旧有的官僚系统。而这些人中的大部分恰好是改革的对象，他们贪腐成风，对改革阳奉阴违，甚至不乏趁机盘剥百姓之人。

王莽的理想化不止于此。也许是想学习当初汉武帝发行皮币的套路，他竟然直接废除了人们习惯已久、信用良好的五铢钱，改为金、银、贝、布等全新货币。这种开历史倒车的行为，导致经济秩序崩盘，以至于“农桑失业，食货俱废”；

此外，王莽还过于务虚，因为降低匈奴、高句丽等属国统治者的爵位，无端引发了战火。

最终，王莽的所有改革都没成，甚至还进一步恶化了社会矛盾。权贵们总是强势群体，改制失败所导致的恶果，最终都由老百姓承担；同时，那些地主阶级也对王莽深恶痛绝。在这种情况下，民心来了个180度转弯，“民心厌汉”逐渐消退，变成了“民心思汉”，已经沦为小地主的汉室后裔们扎堆崛起，综合素质最高的刘秀笑到了最后。

不过，虽然志大才疏，王莽也不应被一竿子打翻。作为经典儒家思想的奉行者，他的一些思维看似可笑，但也可贵。

王莽改制一定会失败的！制度本无好坏只是适不适应当时的社会。封建主义是由奴隶制发展了很长时间而来。资本主义同样是有封建主义慢慢过度。人类的思想，科技是一步一步建立的，而不是一个大跨越。王莽的人权思想放在现在是尊重人权。但是在汉朝，人口死亡率极高，王昭君25岁已经算是年龄很大的剩女了。平均人的寿命只有40岁不到。那个时候吃人都不足为奇，何况是所谓的人权了！

王莽的均田制在今天看来很好，但是在汉朝由于炼铁技术不发达，很多人根本连农具都没有。给他们田地，由于没有耕牛和农具，根本无法耕种。在他们看来，还不如给地主服务，地主提供耕牛和农具，他们耕种完了可以获得口粮。所以说，王莽的制度根本不适应那个社会。

可以想一下，为什么中国发展了那么长时间，只有宋朝和明朝的末期出现了资本主义，出现了思想文化的高潮。那是因为国家发展到了一定的程度，新的制度会自然而然的替代老旧的制度，这是历史的必然。

人首先要有足够的食物生存，有了基本的生活保障，人才会有想法去发展科技，确保生活质量的提高，在科技的发展过程中，人们需要用到各种工具，包括货币，金属等等资源。人们需要记帐而研究数学，需要建造房屋而研究物理学，为了提高食物产量需要农学和化学。当原有的知识体系到达界限，这时候才会出现技术和思想的革新。科技，思想和制度是相辅相成的，需要很长时间的积累。

所以说，现在想想连饭都吃不饱的东汉时期，统治者居然在大谈人权。在连农具都买不起的时代，国家居然要实行均田。王莽的制度一定会失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