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高祖父袁安为章帝时司徒、曾祖父袁敞为安帝时司空、祖父袁汤为桓帝时太尉、其父袁逢为献帝时司空、其叔父袁隗为献帝时司徒，所以四个世代中（自高祖父、曾祖父、祖父及迄其父共四世）均出现过担任三公（司徒、司空、太尉）职位的人物，故称袁绍的家世为“四世三公”

因为按照汉代官员的任命制度，当官是靠推荐的。而推荐的标准是，第一，是读书人，这是身份的要求；第二，通晓儒学经典，这是才的要求；第三，举孝廉，这是德的要求。

这样的结果是：某一个人当官，整个家族都当官；同时，推荐了某寒族子弟，对方家族报恩，又反过来推荐自己的家族。

几个家族互相抱团，越滚越大，几乎垄断了仕途。而这样的家族，就叫作“士族”。

和士族相对的，叫“寒族”。

而在汉朝末年，被贴上“四世三公”标签的人，叫：袁绍。所以，袁绍是彻彻底底的士族。

四世三公不可怕，更可怕的是那句“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杨修的祖上连续四代官居太尉，却依然没有袁家势力强大，就是因为门生故吏不如他们多。

东汉末年的两大四世三公家族

太平年间，治国靠文臣，而每个朝代的文臣最高领袖，所任官职又不一样 ，在三国以前，三公一直是地位最尊崇的三个官职的合称。

这一切的始源还是来自于周朝的太师、太傅、太保，这是最初的三公。

西汉年间，承袭秦制，虽然有三公，但是以丞相为首，西汉的三公就是丞相（大司徒）、太尉（大司马）、御史大夫（大司空）。

到了东汉，就没有了丞相，虽然有上公之称，但大多是虚职，实际上以太尉、司徒、司空为最高官职，三公下设九卿，分别属于三公管辖，所以又叫三公九卿。

东汉末年，有两个有名的四世三公家族，那就是汝南袁氏和弘农杨氏。

袁术、袁绍就出身于汝南袁氏这一个大家族，袁绍的高祖袁安为章帝时期的司徒、曾祖袁敞为安帝时司空、祖父袁汤为桓帝时太尉、其父袁逢为献帝时司空、其叔父袁隗为献帝时司徒，一连四代人，出了五个担任三公的高官，所以袁绍、袁术处处以“四世三公”来称呼自家。

事实上，除了声名远播的汝南袁氏之外，杨修出身的弘农杨氏也是一个四世三公家族，从杨修的高祖杨震到他的父亲杨彪，这一连四代都曾在东汉官居太尉一职，可谓是每一代都能“继承”这一三公之职。试想，如果不是东汉灭亡，以杨修的才能，继承祖业，估计也不是难事。

三公，可谓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是就是这么一个国之重器的官职，却被世家大族世代把持，这种畸形的政治现象到底是有何而产生的呢？

东汉的官僚选拔制度

东汉官僚选拔，一般来说，有自下而上的察举，和自上而下的征辟两种方式。

察举，又叫选举，是两汉用官吏最主要的途径，以“乡举里选”为依据，常行科目有贤良方正、孝廉、秀才、明经等科。

我们最熟悉的莫过于其中的“举孝廉”，有名的曹操，袁术出仕之时，都是通过举孝廉来踏入官场。

本来，举孝廉，顾名思义，就是孝顺清廉的意思 ，可是事实上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早已经名存实亡，到了东汉末年已经有了“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可笑局面。

真正的被举荐的人才，基本上都是出自世家大族，东汉顺帝六年，河南尹田歆掌握了察举六名孝廉的名额，可是其中五名早已经被当权的贵族勋戚给内定了，真正的名士入选只有一人，这还远远早于三国时期，就已经这样，到了东汉末年，估计六个名额真正靠实力的一个也没有，全部是靠关系。

征辟制度 ，相对来说，就主要是征辟那些已经有了名望的人，主要分为皇帝征辟和州郡地方征辟两种。

被征辟的士人一般来说，已经有了名声，起点会高于才出仕的那些被举荐的人才，比如袁绍20岁的时候曾任濮阳县长，传出了很大的名声，后来眼见朝廷昏暗，在为母亲服丧3年之后，竟然补了一个为父亲服丧，在家待了6年，就是不想出仕，六年之后，朝廷征辟他，他也拒绝出仕，隐居洛阳。

同样拒绝征辟的人很多，都有各自的原因，有的是看不上征辟他的人，有点是另有目的，比如司马懿为了拒绝曹操征辟，不惜装病7年。

门生故吏与二元君主观

诸侯讨董之时，袁绍的真实官职是渤海太守，而渤海郡其实是冀州下辖的一个郡，当时的冀州牧韩馥是袁绍的顶头上司。

讨董失败之后，诸侯混战，袁绍图谋冀州，韩馥本身胆小怕事，加上自己是袁氏门生，害怕汝南袁氏的声望，因此私下让出了冀州牧的官职，这让当时袁绍的声望一时无两，仅仅靠汝南袁氏的声望，不出一兵一卒，就夺得了一州之地。

韩馥的“袁氏门生”，其实就与当时的选官制度有关，荐主与被荐人在政治上发生君臣关系，在私人感情上发生父子关系，被推荐的人如果对荐主不表现臣子的情分，就算忘恩负义，将为士人所不齿。大官们历年荐举士人，形成大大小小的私人集团。这就是“门生故吏遍天下”的由来。

不仅胆小懦弱的韩馥是袁氏门生，大名鼎鼎的董卓也曾经是袁氏故吏，熹平年间，董卓被司徒袁隗征为掾吏，后出任并州刺史、河东郡太守，这是其政治生涯上的一个转折点。

所以他对袁氏其实还是比较照顾的，当他掌控朝政之后，很多大事都与太傅袁隗商议，要不是袁绍在外面联盟讨董，他也不至于杀了袁隗与袁基一族。

所谓二元君主观，封建时代，皇帝自然是所有人的君主，加上当时特殊的举荐制度，举主也算是被举荐者的效忠对象，因此有人称之为“二元君主观”。

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后汉书·袁绍传》

四世三公家族的诞生，罪不在选官制度

三皇五帝时期，天下为公，能者居之，所以有了“禅让制”；夏商周时期，上至国君，下至普通官员，都是世袭制，又叫“世卿世禄制”；秦朝为了横扫八荒，一统六合，建立了军功授爵制度，但是主要适用于战争期间；两汉的察举和征辟，在初期也为帝国选拔了不少优秀人才；至于之后的九品中正制和科举制，在开创初期其实也都是非常先进的，适合当时社会发展。

只不过，最终因为掌权者的私心，选官制度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才让权利始终掌握在少数人手上，很多有才之士上进无门。

至于提问者所言，锁死了普通百姓的上进渠道，我个人是不认可的，就两汉而言，士人才能被称之为“人”，任何官员选拔也好，政治斗争也好，都是在这个圈子内的，普通百姓，只不过是“草芥”而已，曹老板动不动就屠城，可是也有“唯才是举”的美名。

不说无论什么制度，百姓都没有上进之门，就说那时候的百姓连字都不认识，怎么去当官？文书都看不懂，还不是被那些文书小吏所肆意蒙骗？

所以说，世家大族垄断官场，其实并不是选官制度的问题，而是人的私心作祟，无论什么制度，执行者不能贯彻执行，都是如同虚设。

世家把持朝政之后

四世三公只是世家把持朝政的一个缩影，从当权者，也就是皇帝而言，自然是想改变这个局面的，有名无实的汉献帝不说，桓帝、灵帝时期，其实也是有过多次举措，比如两次党锢之祸，比如卖官。

两次党锢之祸，不用多讲，虽然宦官集团看似胜利，士人集团短暂受压，但是却动了士族的利益，因此才有了东汉灭亡之祸。

同样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汉灵帝卖官，想想是不是觉得很不可思议，身为至高无上的皇帝，官员本来就是随便他任免，可是他竟然将官职明码标价，到底是为何？

范书《灵帝纪》：（光和元年）初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入钱各有差。私令左右卖公卿，公千万，卿五百万。李贤注引《山阳公载记》：时卖官，二千石二千万，四百石四百万，其以德次应选者半之，或三分之一，于西园立库以贮之。
范书《灵帝纪》：是岁（中平四年），卖关内侯，假金印紫绶，传世，入钱五百万。

曹操的老爹曹嵩就买了一个太尉的官职，其实这个卖官并不是像有些人臆想的那样，你一个平民百姓，拿出几百万几千万，就可以去买一个官。

它首先还是得走流程，也就是选官，选上了官职，再去交钱，才能上任，这才是卖官的真相，他的对象本来就是那些世家大族的候选官员。

而灵帝卖官为了啥，从一个将钱存入“西园”，可以联想到西园八校尉，那是汉灵帝组建的一支军队，用以分薄大将军何进的兵权的。

而何进身为外戚之首，又是士族所拥护，用来跟宦官打擂台的。

可想而知，无论是卖官也好，党锢也罢，其实都是皇帝早已意识到了士族集团的做大，不甘于朝堂被他们垄断，所做的最后抗争而已。

把持朝政大权多年，根深蒂固无人敢惹，所以会出现四世三公大家族，

＂四世三公＂是指袁绍和袁术出身的汝南袁氏四代----都有人位居三公，即司徒袁安（一世），司空袁敞（二世，袁安之子），太尉袁汤（三世，袁敞之侄），司空袁逢（四世，袁汤之子，袁绍和袁术之父）。

东汉官僚选拔，一般来说，有自下而上的察举和自上而下的征辟两种方式。察举，又叫选举，是两汉用官吏最主要的途径，以＂乡举里选＂为依据，常用方式有贤良方正、孝廉、秀才、明经等科目。最为风行的莫过于＂举孝廉＂，如曹操、袁绍、袁术出仕之时，都是通过举孝廉来踏入官场的。举孝廉，顾名思义，就是选择孝顺清廉之人，可是经过几百年的演变，早已名存实亡。那时，真正的被选荐的人才，基本上都是出自世家大族，全部靠关系、走后门、结裙带、攀富傍贵、拉帮结派。

最终因掌权者的私心私利，选官制度没有得到贯彻执行，才让权利始终掌握在少数人（小团体、既得利益集团）手上，很多有才之士上进无门，“世胄摄高位，贫贱沦下僚＂。由于世家大族进一步做大做强，垄断了吏治人事，加剧了阶层利益固化，基本上锁死了普通百姓的上进渠道、上升空间，造成了严重的、尖锐的阶级对立、阶级倾轧。

世家大族垄断官场朝局，其实不是选官制度的问题，而是个人或小集团（阶层、阶级）的私心作崇、私利驱使，无论什么制度，执行者不能有效贯彻执行，都是形同虚设。四世三公不可怕，更可怕的是那句＂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杨修的祖上连续四代官居太尉，却依然没有袁家势力强大，就是因为门生故吏没有袁家多！

从绝对公平的角度来说，四世三公是这个家族的耻辱才对。

哪有家族里四代人都能做官的？还都做到了位列三公的级别？这里面要是没有猫腻，我能把二十四史都给吃了！

其实提到四世三公的形成，就不得不提一提汉朝选拔官员的制度，那就是察举制。察举制也就是大家熟悉的举孝廉，只有通过举孝廉才能做官。

所谓孝廉也就是孝顺、廉洁。那么谁来举就成了关键所在。一般来说都是高级官吏来做这项工作，所以说时间长了，这里面猫腻可就多了。

到了后期，普通寒门想要做官？想都别想，因为当官的只会推荐自己的子孙后代为孝廉，从而让他们做官，这就形成了所谓的四世三公。

当然了，这么做似乎有点儿明目张胆了，于是乎这帮人开始换套路了。你推荐我儿子，我推荐他儿子，他再推荐你儿子。这么转一个圈，明面上大家都有大公无私的形象，实际上大家都成了获利者。

现在你知道为啥老袁家会出现四世三公的情况了吧？从袁安那一代开始，老袁家就始终出现在政坛巅峰，这里面没猫腻，说出去谁能信呢？难道说老袁家每一代都有顶尖人才出现吗？

一、举孝廉本身就存在很大漏洞。

举孝廉和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一样，最大的特点就是垄断。贵族子弟长期能获得孝廉资格，而寒门子弟就算再有才，往往也只能干瞪眼。

尤其是在和平年代，没有立功的机会，寒门子弟想要举孝廉？做梦去吧。举孝廉中的孝顺该如何体现？其实这就是对寒门子弟的一大挑战了。

有钱人家的孩子，可以把父母的葬礼搞得特别隆重，而且在下葬父母时，会同时陪葬一大批金银珠宝。谁家陪葬的东西多，那谁就是这个地方最孝顺的人，这几乎成了最重要的一条标准。

这下好了，有钱人恨不得把家里的钱掏空了给父母陪葬，就是为了搞到一个孝廉的资格。毕竟做了官以后，千金散尽还复来嘛！

可寒门子弟咋整呢？跟有钱人拼财力，甭想了，所以有一部分人会误入歧途，到市场上借贷来做陪葬，搞得不伦不类，家破人亡。

汉朝以孝道治天下，所以考古学家发现汉墓的时候，都会两眼发光，毕竟这里面的东西肯定少不了！

这么一搞，寒门子弟做官的通道基本被堵死了。而且到民间选拔孝廉的次数也越来越少，大部分都是官员的子孙后代继续成为孝廉做官。比如说曹操、袁术都是举孝廉出身，你能跟他们比吗？

官员们做了官以后，肯定希望子孙后代继续做官，所以他们开始垄断读书的权力。也就是说只有他们贵族子弟才能读书，寒门子弟想要读书，连个老师都找不到。

由于社会上普遍都是文盲，不仅便于管理，而且便于自己的子孙后代可以继续做官。这就是举孝廉的巨大弊端。

二、公平永远都是相对的。

但是你能说举孝廉就一定完全不公平吗？当然不会，如果完全不公平，那这种制度根本就运行不下去。

比如说老袁家第一个发家致富的人袁安，这就是一个真正通过正规举孝廉渠道走上来的人。袁安的爷爷袁良做过县令，虽然官职不高，可是学问不小，这就算是给袁安打下基础了。

袁安的父亲没什么官位，到了袁安这一代，其实已经没有优势了。这个时候袁安凭借自己的品德和学问，成功举为孝廉，担任了县令。

在任上袁安做事十分认真且公正，所以很快就得到了提拔，陆续担任了河南尹、太仆、司空、司徒等官职，成为了汉朝的高级官吏，位列三公。

袁安的确很厉害，凭借自己的真知灼见和自身能力，逐渐成为了汉朝的高级官吏。可是这能代表他的儿子们也能个个成才吗？

当然不能，不过他的3个儿子都做了高官，尤其是老三袁敞担任司空，位列三公。

二儿子袁京的儿子袁汤又担任了司徒，位列三公。

袁汤的儿子袁逢也担任了司空，位列三公。

袁逢就是袁绍和袁术的父亲，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得出，老袁家的这两兄弟起点有多高了。要说成才率，他们家可真的高，但事实是这样吗？

老袁家之所以如此兴旺发达，主要还是因为他们家的门生故吏太多太多了，有这帮人遍布朝野帮助老袁家，老袁家自然差不到哪儿去。

三、袁术的起点要高于袁绍。

说到底，所有官员都是皇帝家族的门生故吏，但是为啥不是所有官员都向着皇帝呢？原因很简单，林子太大了，什么鸟都有。

老袁家也是一样，他们家的确门生故吏遍及天下，可问题是这些门生故吏究竟支持老袁家的哪些人？这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老袁家的政治遗产，其实可以由多人继承。比如说袁逢的几个儿子，自然都能够成为老袁家的接班人，结果袁术成了最终的继承人。

袁绍虽然是袁术的哥哥，但是袁绍是庶出，地位低下。按照袁术的说法，袁绍如果没有被过继出去，那只能在他们家做个奴才。

所以说袁逢的大多数政治遗产都被袁术给继承了，因此袁术不需要怎么努力，就拥有了天下最富庶的淮南之地。而袁绍必须要靠自己苦哈哈地努力，才能实现自己坐拥青幽并冀四州的梦想。

由此可见，一个大家族，也有分裂的时候。到时候这个家族就跟皇族一样，他们的门生故吏也会分成各大派系，很难掌控。

总结：起点高，不代表终点也高。

很显然，袁绍和袁术都是人才，可惜他们俩都没能成为东汉末年最后的成功者。袁术提前称帝，结果遭到天下人唾骂。袁绍被曹操打败，结果啥也不是了。

同样是四世三公的老杨家，更只能在曹操身边打工。杨修被曹操杀了，他老爹身为三公之一的杨彪，居然连个屁都不敢放。

由此可见，起点太高，未必就能成就大事。反而那些受到不少挫折的人，才能在逆境中越战越勇。

参考资料：《三国志》、《后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