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为什么对万历在生活上这么严格，自己的出行非常奢侈呢？

君轻民重，方显圣威！

入俗染污，方和人性！

谢邀。张居正处处教万历皇帝节俭，事实上张居正自己私生活却很奢侈。只能说明，张居正是个言行不一的人。

当然，这并不是代表我鄙视、看轻张首辅，我反而觉得他更真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更何况圣贤也不可能做到完人。

张居正其人，因其巨大的历史贡献，被后世赞为“宰相之杰”，居功甚伟，无限风光。张居正的“万历新政”改革，使原已垂危的大明王朝生命得以延续，具有重大的历史功绩，是“万历中兴”贡献最大的人物。

万历初期，国库财富创造了明朝历史中的最高纪录，存粮可用十年，存银共计一千万两。国泰民安，军事称霸，这都是张居正的功劳！非常厉害！如果没有张居正，后面的“万历三大征”也不可能有！当然了，万历三大征也败光了张居正时期所有的积蓄！

题主提到的张居正的轿子都有40多平方米，一室一厅一卫，2个仆人，30多个抬轿的，场面及其豪华气派，盖过皇帝的威风。这件事历史上是真实存在的，在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就有提到。

那时张居正作为首辅，奉旨离京为老父亲办理丧事。张大人此行，可谓极其风光体面，极其耀武扬威，可不简单是轿子大，抬轿子的人多。除了肃静回避的仪仗队，随从的侍卫中，引人注目的是一队鸟铳手，乃是总兵戚继光所委派。

张居正轿子复原图

张居正从北京至老家江陵，一千多里路的行程中，“五步一井，以清路尘，十步一庐，以备茶灶”。为了使这顶巨无霸式的大轿畅行无阻，有的路要拓宽，有的桥要加固，劳师动众，惊扰官民。够威风吧？衣锦还乡！

张居正是个强人，强人的缺点，在得意时常常想不到不得意时，这也注定了他以后的悲剧！他死后被人弹劾，其中有一条，就是说他“归丧沿途，五步凿一井，十步盖一庐。”极其奢侈！虽然这是政敌夸大其词的落井下石，但也从侧面说明，张居正本人奢侈，也比较好大喜功！

作为首辅，执政近15年，张居正确实做出了政绩，为世公认。可他没有想过，强人再强，不可能永远如日中天！君为臣纲，大臣抢了天子的风头，秋后算账是不可避免的！

其实，你说张大人自己没有意识到，这么高调、张狂，不会招人非议吗？张大人本是想有所收敛的，这么一抬32人的大轿子，是由真定起驾，而并非北京城！说明他内心是有顾忌的。

这么大一顶轿子，皇帝不知情？谁隐瞒了呢？是锦衣卫主管，大太监冯保，也是张居正的铁哥们！所以，这样一来，内阁首辅兼皇帝老师的张大人，更有点肆无忌惮，有恃无恐，这也预示了他的悲惨结局。

你说，张居正真的那么可恶，那么奢侈，那么敛财吗？作为天子之下第一人，内阁首辅，改革重臣，宰相之杰，他死后被抄家，仅搜出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万余两，不足大太监冯保的十分之一！

水至清则无鱼，生活在明朝中后期，张居正也不能免俗地做个纯粹的清官，他也拉帮结派、贪污受贿，生活奢侈，妻妾成群。

可我认为凭张首辅的功绩，一切都在可承受范围内。而仅因为他曾对皇帝太过严格，他死后就要被万历皇帝清算、抄家、削勋，甚至要鞭尸，万历皇帝已经不能用，变态来形容了！

对于万历，我只想说，“明不亡于崇祯，实亡于万历”！

对于张居正，我只想说，利国利民不利官，矫国矫君不矫己。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任何时候都没有错！

这个问题，由于通俗历史作品（比如《明朝那些事儿》）和影视作品搞得比较乱，很明显缺乏史学的专业训练，所以还是有必要说一说。其实重点不在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而是希望广大读者对历史通俗作品要有谨慎的态度，不能随便相信。当然啦，即使对我说的，也不一定相信，还要经过自己的认真考察。

张居正不仅是万历小皇帝的老师，也是他父亲隆庆皇帝做太子时的老师，对小孩子要讲一些做人的准则，属于大道理那种，是他的责任，至于成年人以后许多复杂的事情，这个时候即使讲也未必听得懂。这里不是为张居正开脱，想想今天就明白了。当了那么大的官，自然有许多人赶着来拍马屁，比如张居正死后被人骂得最多的，是他回老家的时候，地方官争相讨好他，这个后来都被归罪于张居正，实在有点冤枉他。

“张居正奉旨归葬，所经由藩臬守巡迓而跪者十之五六，居正意未慊，檄使持庭参吏部尚书礼。至是无不长跪者，台使越界趋迎毕，卽身为前驱，约束吏卒”。就是说的这段。该文也说到大家经常说的张居正的车马多么豪华，吃的东西多么讲究，这个当然不会完全是捕风捉影，因为张居正毕竟到了那么高的地位。但是否有夸大之辞，还是有可能的。因为这出自名人的笔记，焦竑的《玉堂丛语》卷八。大家知道文人的笔记有许多是道听途说，不是实录。而我们遍检在朝堂之上弹劾张居正的奏章，几乎很少有人把他生活腐化当作主要罪状的。

那么，在朝堂上言官们批评张居正什么呢？我们举几条史料看看：

“万历丙子某月，御史刘台疏劾大学士张居正罪状。一谓倾谋逐去髙拱；一谓私许成国公朱希忠身后䘏典；一谓援引张四维入阁，张瀚入吏部；一谓创为随事考成之法，欲以总揽威权，及因御史俞一贯不听指授，借回道考察之例，谪调南京；一谓辽王获罪迁发，居正有力；一谓居正诸子夤縁科第；一谓湖广乡里亲戚及官于湖广；但为居正所私厚者，无不拔置要路；一谓排抑言官；一谓于原籍大起私第，骚动一方；一谓黄州生员之事，以私意拟㫖重处；一谓居正之贪不在文官，而在武臣，不在腹里，而在邉鄙”（王樵《方麓集》卷七）。

“盖自张居正以权开祸，而继者遂啮指相戒”（沈国元《两朝从信録》卷十七）。

基本上意思就是张居正做事情，都是利用手中权力，任意妄为。只有一条模糊地暗示他接受镇守边疆的武将的贿赂。就是民间流传的戚继光给他献壮阳药这类无聊的事情。

万历时期在张居正之后的阁臣王锡爵曾经感慨说：“已读九卿潘季驯等疏，则又叹曰：误矣，奈何反追为张居正讼？已趋召至中途，读孙、蔡二御史疏，则又叹曰：误矣，奈何以小矇尽污人生平大节！”（《王文肃公文集》卷三）这是说，他看到潘季驯为张居正开脱的奏章，感叹他不明白这是皇帝要搞他，说这些话没用；看到两个御史攻击张居正的奏章，则感叹为什么要用这些小毛病来诋毁张居正的大节。

大家都知道，张居正在位期间搞了一系列重大改革，这必然要得罪一大批既得利益者。很多时候他自己也说，在朝廷上大家都反对他，全靠他用权力硬压下去，才得以推行。所以最讨厌他的就是那些言官，认为他不能接受反对意见，何况后面还有人唆使。包括当时流传甚广的海瑞批评张居正的奏章，经查是伪造的，是有人利用海瑞的名望来诋毁张居正，印这些小册子是为了赚钱。（“芜湖革退生员王律伪造海瑞指斥张居正奏稿，纠串农民曽昂刋刻售卖，射利事发”。万历十一年五月初二日孙惟诚《忌讳冒昧上言干渎天威无任战兢陨越俟命之至邪臣献媚乞赐重究以雪寃愤疏》）。很多材料，这里不能一一列举。

我这里当然不是说张居正生活多么简朴，多么两袖清风，但是不是是个生活作风极其腐化的人？恐怕没有太多证据。至于要把一个人整倒，经常在生活作风和贪污上做文章，是最容易引起老百姓共鸣的做法，这一点，我想大家已经见得太多了吧？

我们普通人所了解到的历史往往是极度缺乏细节的，课本里的历史三两个句号便述尽一个朝代，显然这样的历史是有距离的。距离产生虚幻，因此对于真实的追寻就更显得重要。

有明一代，张居正与万历皇帝必然是不可避免的话题，我们是否也有想到过：张居正为何对万历在生活上如此严格，自己的出行却非常奢侈呢？

首先谈谈张居正此人，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有几人能在封建社会中凭借一己之力，打破坚固的阶级壁垒，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权臣呢？《明史》记载，“少颖敏绝伦”，谓之“国器也”，寥寥数语，足以我们窥见此人非凡的才能。

再来看看张居正与万历之间的关系。明隆庆六年（1572）夏，张居正斗倒出言不逊“十岁幼童(万历)何能尽理天下事？”的首揆高拱。至此四十七岁的张居正，名正言顺地成为内阁首辅，开启了被称为明王朝暮色中最后耀眼光辉的十年。这就难怪万历以及他的两位母亲对张居正有特殊的尊重，并称之为“元辅张先生”。毕竟清除了不敬尊上的老贼，如此忠臣，自然能成为皇帝强有力的臂膀。

除首揆外，张居正又兼管万历的教育事务。据记载，他管束万历，在万历将色勃（bo）如也念成色勃（bei，音同背）如也时，遭到张居正严厉的斥责，甚至连陪侍的人都被吓到。

在皇帝的世界里，没有任何人和他平等，可在万历眼中，他必须要尊敬的人就是张居正张先生。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仅是君臣，更重要的有一层师徒关系。在众多事情上，年轻的皇帝都对先生言听计从，甚至可以说，在明朝成熟的政治体制运行下，大权已然旁落。

说回张居正在生活上对万历的严格要求，这是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万历本身，作为九五至尊的皇帝，从来都不止是贪图享乐而已。他必须接受正统的帝王教育，咱们看看万历少时的课程表，足以看出对帝王的教育是多么的重视。熟读经典，并要“完成工作”，在实践中更好地领悟经义；写字画画以修身养性陶冶情操……现在我们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标准看来，作为皇帝，万历是绝不可能轻松度日的，这是其自身“欲戴皇冠”，必然要承担的重量。张居正作为其老师，也必然担负着督促教导的责任。

二是张居正此人，在政治上，他绝对称得上一句“为官当如张居正”。洞察民生，推行大小改革；目光如炬，也更能看清皇室的问题。与以前的各个朝代相比，本朝的宫廷开支最为浩大。《万历十五年》一书中描述“紫禁城占地四分之三方里，各个宫殿上盖琉璃瓦，前后有无数的朱门和回廊……极尽奢华。”，虽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可皇室一昧“取之于民”，却有这样浩繁的开支，终不是长远之道，而这确实也是明朝官僚体制内部腐败的诱因之一。

内阁大学士张居正在这些方面又总有着铁面无私的态度，慈圣太后曾向用自己的私蓄修筑涿州娘娘庙以敬神佛，无奈张居正劝告，把这笔钱改用于修筑北京城外的城梁。太后如此，皇帝亦是如此，生活的大小方面都可能被首辅约束。

这样看来张居正先生铁面无私，仿佛圣人再世，其实不然。后世对其生活腐化，贪恋钱财，以公谋私的评判，也许并不是空穴来风。与海瑞等清官相比，张居正自是逊色一筹。他狂妄又自傲，在自己的门前贴上如此对联——“日月并明，万国仰大明天子；丘山为岳，四方颂太岳相公，他竟敢比肩天子！

张居正此人过于鲜明，实在是不得不让人多聊聊他。《明史》有言：“张居正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神宗初政，起衰振隳，不可谓非干济才。而威柄之操，几于震主，卒致祸发身后。《书》曰‘臣罔以 宠利居成功’，可弗戒哉！”

私以为这段话高度概括了张居正此人，他是正常人，有欲望，也有犹豫，有挣扎，也有畏惧；可他又非常人，我们世俗的眼光往往更青睐于海瑞等清廉官员，张居正绝不符合我们的期待。他不是“标兵”，确是“能人”，他在位的十年，几乎做到了那个时代封建统治下的极致。《剑桥中国史》评价，“张居正没有靠镇压运动，能够和一般在新王朝建立后不久而为人所知的那种施政相比。”千锤百炼，仍不改初心。至于不得善终，不会是这位优秀的政治家会费心担心的事情。

历史似乎总是笼罩着层层迷雾，万历年间种种纠缠三言两语论述不清楚。我们难有宏大的历史格局，着眼于小处，积极思考，亦是探寻历史真相的佳径。

实名反对赵世瑜教授的的历史研究资格论。

即使退一万步按照资格的说法，如果说石悦处长很明显缺乏史学的专业训练还很难基于其学术履历反驳的话，说黄仁宇教授（其著作《万历十五年》同样涉及张居正出行奢侈问题）很明显缺乏史学的专业训练未免有风大闪了舌头之嫌。

当然，赵世瑜教授加了这么一句使得自己的立场很自洽：

当然啦，即使对我说的，也不一定相信，还要经过自己的认真考察。

这一点完全同意，本回答就是基于此而作，进一步的是，经过自己的认真考察也不一定正确，包括本回答。

毋庸讳言，历史学相对来说确实缺少门槛，似乎每个人都能对此发几句议论，从这个意义上，要把问题谈清楚，学术的门槛自然是需要的，但是，这个门槛和学术履历有关系，但不完全是一回事，换言之，专业训练可以通过很多途径获致。

而在很多时候，民科是一种思维方式而不是身份标志。

比如，对于张居正回乡过程中的旅行方式是否奢侈，像赵世瑜教授这样“遍检在朝堂之上弹劾张居正的奏章”来分析是正确的（且不说结论是否正确），但是，对笔记用一句“道听途说，不是实录”来概括从而忽视不是正确的态度，“至于要把一个人整倒，经常在生活作风和贪污上做文章，是最容易引起老百姓共鸣的做法”用赵世瑜教授自己的标准，同样是没有证据的主观判断。

清纪昀评价张居正：

要其振作有为之功，与威福自擅之罪，俱不能相掩。

这是一个比较中肯的观点。

如果因为张居正是伟大的改革家，所以只突出他“振作有为之功”的一面，有意无意地忽视和掩饰他的“威福自擅”的一面，一味唱赞歌，自然是不公允的；而因为他“威福自擅”，认为他就是一个不足为法的“大老虎”，也是简单粗暴的。

历史人物是复杂的，之所以如此立身行事，和其身处的历史环境有关，也和个人性格有关，要做的不仅仅限于分辨是好人坏人，而是通过这研究历史本身。

而研究历史本身，最主要无非是三个方面：

第一，对史料真伪的辨别和讨论（这需要实锤，而不是简单地说某某形式的史料肯定是道听途说）；

第二，史料本身是否存在偏差或侧重点问题（比如张居正抄家后的财产，按照其法定俸禄当然存在贪污，但相比严嵩、冯保等人的财产，他的财产其实只是一个零头）；

第三，基于上述史料的研究和论证方式是否错误（《张居正大传》的作者朱东润教授以同情的笔调为张居正辩护说这些现代认为是贪腐的事实只是明朝的习惯，为张居正时刻面临这样的诱惑感到痛心，这如果从进一步深入考察明朝官吏生态的角度当然很有意义，但如果只是为传主洗白，那就很是无谓）。

最后，无论从哪个方面分别或共同切入，所需要的是“历史学家的技艺”（套用马克·布洛赫Marc Bloch的书名），而不是历史学家的资格证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