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的三大核心观点，分别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

“致良知”三字，是阳明先生晚年提出的观点，也是他一生思想的最终旨归。阳明先生曾对其子正宪言道：“吾生平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

“致良知”究竟是什么意思？其思想渊源是什么？何以称为“孔门正法眼藏”？

“致良知”的思想渊源

1、孟子：“良知”

“良知”二字，来自孟子。

“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孟子·尽心章句上》

孟子认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这是人的天性与本能，是人性中本自具足的。

比如，你看到一个孩子掉入井中，你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想冲上去把孩子救出来，不管这是不是你的孩子，不管你认不认识孩子的父母，你都想这样做，这来自你与生俱来的恻隐之心。

再比如，你做了一件坏事，别人并不清楚，只有你自己知道。尽管只有你自己知道，但是你的内心隐隐不安，睡觉也睡不踏实，“心中必有一物”。这，就是知善知恶的是非之心。

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与生俱来。人之所以为人，就是面对自己的错误与过恶，非常痛苦，这是你的是非之心在起作用。

还有，一位母亲原本非常柔弱，但是看到自己的孩子处于困境之中，她会迸发出极大的能量，想方设法地救助孩子，为孩子承担所有的痛苦。这份能量就来自与生俱来的良知良能。

这是我们心中原本就有的宝藏，这是天地间一个大秘密！

阳明先生继承孟子思想，阐明并发扬了“良知”之教。在阳明先生晚年有名的“天泉四句教”中，明确地提出了“良知”的内涵：

无善无恶心之体，

有善有恶意之动，

知善知恶是良知，

为善去恶是格物。

“知善知恶是良知。”就是说，人自身有道德体认、辨别是非的能力，天性中有向上向善的本能追求。

人人皆有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之心，就是良知的发端。

“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

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无所与于他人者也。”

——阳明先生 《大学问》

良知是人人原本自足的。

一个念头生发出来，良知清清楚楚地自知，念头的善恶、是非，瞒不过自己的良知。

2、孔子：“致知”

“致知”的说法，则来自《大学》。相传《大学》为孔子的亲授弟子曾子所作，“格物致知”的思想也是来源于孔子的思想。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礼记·大学》

“致”，就是到达、抵达的意思。

阳明先生认为，“致知”，就是“致吾心之良知”。

致知不是在外界事事物物上求知识，致知就是致良知，是一个在自己心上用功、趋于至善的过程。

阳明先生37岁龙场悟道，他说“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

3、陆九渊

孔孟之后，宋朝、明朝出现了几位很有影响力的大儒。

宋明时期，出现了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分别代表了对孔孟之学的不同传承。其中，陆王心学便是由陆九渊（陆象山）开创，后由王阳明继承发展。

陆九渊，今江西金溪县人，南宋哲学家，因讲学于象山学院，被称为“象山先生”。

如果说，象山先生是心学的开山之祖，那么阳明先生则是心学的集大成者。

陆象山在南宋时就已经提出了他的心学理论。他说过一句著名的话，“六经皆我注脚”。他认为，所有经典都是为自己的心做注解。

阳明先生通过龙场悟道，终于以自己的生命体证了“心即理”，体证了“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以自己的人生体验和生命经历，来注解孔孟之道。自此以后，阳明先生才真正创立了自己的学说——阳明心学。

4、尧舜十六字心诀

明正德十六年（公元1521年），阳明先生应邀作序，写下《象山文集序》。这篇经典文章，之于心学，可谓正本清源。

阳明先生在这篇文章里明确地指出：

“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授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此心学之源也。”

第一句话，阳明先生便开宗明义：“圣人之学，心学也。”

追根溯源，上古时代，尧舜禹三位圣贤口口相授的便是十六字心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儒家思想，即从心学开始。这也是圣人治理天下能够“简且易哉”的秘诀。这十六字诀就是儒家思想的源头。

今天我们学习阳明先生的心学，就是直承孔孟法藏，直接在最根本的地方上学。因为中华文化的精妙绝伦之处就是在探究心的奥妙。

十六字心法的意思是：人心高而险，道心幽而妙，用心精纯，专心不二，诚心敬意笃行中庸之道。

人心惟危：人心之中常有“小我”，而小我伴随着不明和贪欲，故时常处于危险之中。甚至可以说，每个小我都是自己内心吸引灾难的磁石（稻盛和夫语）；每个小我都可能让自己立于危墙之下。

道心惟微：道心是“大我”的展现，大我总能走在中道上，中道是一种微妙的平衡，过犹不及，唯有纯粹至极，才能行在中庸之道上。

老子说：“大道甚夷，而民好径。” 每个人心中原本拥有光明，只是被不明和私欲所遮蔽，通过打扫内心的污垢与灰尘，恢复清澈良知，才能“心明眼亮”，才能“依道而行”，才不会迷失在小路上。

何谓“致良知”？

“致良知”，一言以蔽之，曰：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这是一个功夫，也是一个过程。

“‘致良知’是学问大头脑，是圣人教人第一义。”

“只是‘致良知’三字，尤简易明白，有实下手处，更无走失。”

“盖日用之间，见闻酬酢，虽千头万绪，莫非良知之发用流行，除却见闻酬酢，亦无良知可致矣。”

——阳明先生语

“致良知”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两步：第一步，达至良知；第二步，启用良知。

第一步：达至良知

良知是本自具足的，但我们首先要达至良知，才能启用良知。

有人说：“既然我本来就有良知，我的心原本就是好的，那何必还要去‘致’呢？”

成长过程中，每个人都难免受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观念的影响、一些不好习气的浸染，使心蒙尘。比如，在他人影响下，我们可能会把“有钱就有一切”“婚姻就是交易”“孩子是父母的附属品”等错知错见种进心中。

每一个错知错见都会为我们的心添一丝阴翳[yì]。当心蒙尘时，我们就无法清晰、准确地看待这个世界。

“圣人之心，纤翳自无所容，自不消磨刮。若常人之心，如斑垢驳杂之镜，须痛加刮磨一番，尽去其驳蚀，然后纤尘即见，才拂便去，亦自不消费力。”

——阳明先生《答黄宗贤应原忠》

达至良知的过程，就是拂去“镜上尘”、复其本体的过程。

阳明先生说：去得一分私欲，复得一分天理。

圣人之心，如明镜一般，没有不明和贪欲，依良知而行。常人的心如昏镜，“斑垢驳杂”，有太多的不明和贪欲，需“痛加刮磨一番”，才可达至良知。

所以，一开始，我们的功夫要用在“磨镜”上面，把自己的心镜擦亮，达到良知清澈！

第二步：启用良知

良知是本体，启用良知是良知之用，是功夫。

在没有达至良知时启用良知，那么你能启用的力量是很微弱的，也不能持久。

只有抵达良知，才可以真正启用良知，才可以清清楚楚地去做事情，也就是依道而行。

当这颗心足够清澈的时候，便可以常觉常照。不管面对什么事情，都可以照见其本质，并且临事不乱，应变无穷。

“某于此良知之说，从百死千难中得来，不得已与人一口说尽，只恐学者得之容易，把作一种光景玩弄，不实落用功，负此知耳。”

——阳明先生

阳明先生讲，自己是迫不得已，才与大家一口说尽。只担心后世学子听着容易，只将其当作口头禅、当作光景而已，辜负了良知的本意。

的确如此，所有的圣贤经典都是亲身实践而来的真理。我们若把经典当成文字，不在自己身上切实用功，则多学无益。

与其学富五车，不如在自己心上为善去恶，唯有不断地明心净心，我们才有可能达至良知并启用良知！

王阳明处于宋明理学发展的最后阶段，在整个宋明理学发展的过程中，有两条主线，一条是理学的发展线索，即从程颐、程颢到朱熹的理学思想的发展；另一条是从陆九渊、陆九龄到王阳明的心学思想的发展，而从周敦颐、张载开始，经由“二程”“二陆”再到朱熹，最后在王阳明的心学完成了宋明理学的发展历程，所以，王阳明的心学是宋明理学的总结阶段，也是宋明理学走向完成的标志。

而王阳明从十五、六岁开始就阅读朱熹的著作，可以说，他是阅读朱熹的书成长起来的，他的思想也是受朱熹的影响而逐渐形成他的思想观点的。

可是，王阳明的优点在于，他对朱熹的思想不是盲目接受的，而是以批判的眼光来看待的，其中，有一个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对于朱熹“格物致知”的理解、探索和实证检验。

王阳明画像

据说有一次，王阳明到了一个朋友父亲的官署去，他们在到院子里，他们一边讨论哲学问题，一边在院子里漫步，当他们看到了院子里的竹子时，他们突然想到了朱熹关于“格物”的哲学论题。可是，他的朋友对朱熹“格物”的问题弄不清，于是，他的这位朋友在院子里对着竹子搞试验，他直对着竹子直看，对着竹子“格”起来，他不吃不喝，“格”了三天三夜，人都病倒了，但却没有能从竹子里“格”出个道理来。

王阳明不相信，认为他的这个朋友用心不够给力，于是，王阳明亲自到院子里去“格”竹子，他“格”的时间更长，用了七天在“格”竹子，他也病倒了，但依然没有悟出道理来。王阳明思考再三，依然无法弄清楚院子里的竹子到底“理”在哪儿，这成了王阳明一直悬而未决的问题。

多年过去了，当王阳明已三十几岁时，他因上书给皇帝，请求制止朝中宦官专权，他因此而得罪了宦官，宦官倒打一耙，在皇帝那儿讲王阳明的坏话，王阳明因此遭贬官，他被贬到贵州龙场去任驿丞。在龙场，王阳明变得轻松了，他用了很多时间思考哲学问题。

此时，王阳明又开始思考他从朋友父亲官署院子里关于“格物”的问题，他日思夜想，逐渐有了好想法。

王阳明觉得，继续按照朱熹所指引的思路走，已经走不通了，于是，改变了方向，不走“理学”理论的路，而是开始走陆九渊“心学”的路。

按照朱熹的观点，从竹子里是“格”不出“理”的，但从陆九渊的心学的路向走，却大有所悟。王阳明感到，其实“理”不在竹子里，不在某一处藏着，而就在自己的心中。于是，王阳明悟出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其实，“理”就在自己心中，所以，他提出了他的哲学的根本观点：“心即理”。

这就是王阳明便贬至偏僻的龙场所悟出来的哲学道理，哲学史上就称为是“龙场悟道”。

王阳明思考的结果是，朱熹所说的“理”根本就无法从竹子等物品中“格”悟到，因为“理”根本就不在外部事物上，而是在人的心中，“理”不是别的，就是人心中的道德良知。王阳明举例说：“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传习录》）

王阳明认为，要寻找“理”，不要从心外之物去找，不要到天上去寻，“理”不是竹子里的道理，也不是朱熹所说的“天理”，而是人心中的道德意识，心中的良知。

有了关于“心即理”的根本观点，有了关于“理”是德道良知的观念，王阳明豁然开朗了。也就是在“龙场悟道”之后，王阳明开始形成了他的富有创新意义的哲学观点。他的这个根本观点，是沿着陆九渊“心学”的路数走而悟出来的“心学”心成果。这是跟朱熹的“理学”不一样的“心学”新的理论成果。使陆九渊的“心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也是宋明理学发展的新阶段。

王阳明讲学图

至此，偏僻的龙场开始热闹起来，王阳明开始通过讲学来传播他的哲学思想。而听王阳明讲学的学生越来越多，王阳明在讲学中，针对学生的提问以及和朋友们的讨论，王阳明逐渐发展和深化他的哲学学说，于是，形成了“阳明心学”，或者叫“致良知”学说。

这个学说的另一个主要部分就是关于“知行合一”理论。而此理论其实是在他的“心即理”和“致良知”的根本观点上引申出来的。

在王阳明看来，“知”与“行”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知”与“行”是二而一的事。真正的“知”，是一定能够“行”的；而真正的“行”，也一定是包含“知”的。王阳明说：“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就将这不善的念克倒了，须要彻根彻底，不使那一念不善潜伏在胸中。”（《传习录》）这就是说，真正的“知”是良知，而良知是不使不善之念产生的，不善之念一冒头便被“克倒了”，所以，这“知”其实也是“行”，是克除不善之念的一种行动。

王阳明画像

王阳明还继续分析“知”与“行”的关系，他说：“知行原是两个字，说一个工夫”。所以，二者虽有区别，但其实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

根据王阳明对“知”与“行”关系的阐述，可以分析出他关于“知”“行”关系的三个层次的含义：

第一，知行是一个工夫，二者是统一的，不是分开的两个，是不能割裂开来的，知中有行，行中有知，若是把知与行分开，“知”就不是真知，而“行”也不是真行，其实，就没有与“行”分开的“知”，也没有与“知”分开的“行”，知、行没有分开而纯粹独立的。

第二，如果要区别出“知”与“行”的话，那么，“知”就是“行”的出发点，“知”是用来指导“行”的，这是就二者的功能了分析的，其实，真正的“知”不但能“行”，而且“知”已经在“行”中了；而“行”是“知”的归宿，是“知”的实现，而真切笃实的“行”已自己明察“知”在起作用。

第三，知、行不仅是一致的工夫，而且还是有统一的目的，这目的就是去除“不善的念”，使心恢复善性，所以，知行是趋于统一的目的，这个目的从根本上说就是“致良知”，因为“知”实即是“吾心良知之天理”，其“行”实即“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换一句话说，“知行合一”其实是“致良知”这一功夫的两个环节，是有统一的目的的。

这由对“知行合一”目的的分析，王阳明便过度到他的学说的另一个重要部分，这就是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这“致良知”并非那么深奥，其实是从很平常的行为中就可以去理解的。

王阳明主张，人必须依照自己的本心去做事，而人的本心就是人在遇事时心中浮现的第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就是良知，所以，本心就是良知。王阳明说：“尔那一点良知 ，是尔自家底准则。尔意念着处，他是便知是，非便知非，更瞒他一些不得。尔只要不欺他，实实落落依着他做去，善便存，恶便去，他这里何等稳当快乐。此便是‘格物'的真诀，‘致知'的实功。若不靠着这些真机，如何去格物？”（《传习录》）

王阳明举了一些很常见很平常的例子来说明，他说，当有人看到小偷偷东西，便要去制止；当人看到孤寡老人行动艰难时，便要过去帮忙等等，这就是依本心在行事，也就是良知的表现。

王阳明说：“知善知恶是良知。良知是天理之昭明灵觉处，故良知即是天理。良知只是个是非之心，是非只是个好恶。只好恶就尽了是非，只是非就尽了万事万变。故致此良知之真诚恻坦以事亲便是孝，致此良知之真诚恻坦以从兄便是悌，致此良知之真诚恻坦以事君便是忠，只是一个良知，一个真诚恻坦。”（《传习录》）

说白了，王阳明所强调的是，只要依本心去做，就是知道善恶，就是良知。良知就是天然之理在人心中本心的感觉之处的体现，而不是朱熹所说的离开了人的平常心的“天理”。良知不复杂，不玄妙，本心对善恶是非的区分，而良知真诚的体现，本心的自然表现就是父子亲情方面的孝的观念，是兄弟之情方面的悌的观念，也就是君臣关系方面的忠诚理念。

王阳明经过他的长期讲学和理论研讨，他把“致良知”学说概括为很有名的“四句诀”：

“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传习录》第256页）

这“四句决”非常精要地概括了“致良知”的真谛。

最后，回到了本文所要回答的问题，即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指的是什么意思呢？

在王阳明看来，“格物”就是事物中去认知为善去恶的道理，而这道理就是人的本心的体现，是对无善无恶的本心的体悟；而“致知”就是“致良知”，是知善知恶，是去除不善之念，是不使那一念不善产生，保持本心之善。

王阳明提出的“格物致知”是什么意思？这个问题，应从“格物和致知”两方面的重要性，必然性来回答，更会深知其中意思！

王阳明提出的“格物致知”是在贵洲龙场顿悟之后，首先大悟格物致知之旨，为此，王阳明对《大学》古本宗旨，作出了新的“格物和致知”解释。在下引用几句学说言论来解其意。

“大学之要，诚意而已矣。诚意之功，格物而已矣。”

“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

“致知者，诚意之本，格物者，致知之实。”

“自‘格物’，‘致知’至‘平天下’，只是一个‘明明德’，虽‘亲民’，亦‘明德’事也。”

从以上王阳明“格物和致知”新的解释，就可知“格物致知”的重要性，必然性。为此，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再作以下几点理解:

第一点:要有致良知的心。

人的行为是“格物致知”最难之处。也就是思想是否合于天理的事。思想合乎天理，基夲上心也自然能中正，自然能修身。深知这点很重要，所以关健要有良知心。

第二点:知和行为一体即可致良知。

端正心性，修身的行为也各有切入点。修养是，就感情发出来而言的，正心是，就感情未发出来而言的。正心则中正，身修则平和。这点就是知和行为一体就可致良知，这也是必然性的。

第三点:诚意要至纯至真，才会收到很好效果。

《大学》的功夫就是诚意，诚意的功夫就是格物。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功夫，一个“诚意”就全包括了。这点就是诚意要至纯至真，一切行为都会有好效果，这就是反应诚意的重要性。

第四点:随时随地都在纠正自己的错误思想。

“格”就是纠正的意思，纠正错误使其复归中正。格物不分动静，静止也是一种事物，就是说不管是动还是静都要用功。心即理是没有时间定的，随时随地都在纠正自己的心外私欲，这就形成了格物的必然。

第五点: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才会去掉不正其心。

王阳明的“格物致知”学说，不是说在嘴里，重要的是表现到行为上，存天理上，无私欲上。心外无理，心外无物才会有良知行为表现出来。格物和致知，在《大学》中的八条目标中最为重要。

综上几点，就是王阳明提出“格物致知”对《大学》新解，也是《大学》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否定了程朱理学“格物”心以不切实际的穷理认识论。(判断事物的理论)

总之，王阳明新解《大学》中的八条目标，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可归结为“明明德”，这与程朱理学解释有所不同。而“止于至善”的崇高境界，反应了，诚意，正心的重要性，格物，致知的必然性。“格物致知”也就成了王阳明新解《大学》的核心思想。

“格物致知”并非王阳明提出的，而是出自儒家经典《大学》。但是《大学》对于“格物致知”这四个字并没有进一步地解释。因此后来的儒学大家，对这四个字提出了自己的理解，实际上是通过解释这四个字来阐发自己的思想。

在解释王阳明的意思之前，我们先看看朱熹如何理解“格物致知”。

朱熹认为，这个世界有一个统一的规律——理。宇宙间的每一件事物都含有理，客观事物的理就是自然规律，人类社会的理就是伦理道德，人心中也有理，就是人性。

但是人性在心中是不显露的，因此人必须去研究遇到的每一件事每一件物，认识具体事物中的理。研究得多了，有一天会豁然贯通，认识到全部的理。这就是朱熹的“格物致知”，即研究事物来达到对理的认识。

王阳明一开始也是相信朱熹的，所以他有“亭前格竹”的故事，即在亭子前面对着竹子坐着，思考竹子中的理。王阳明苦苦思索了几天几夜，一无所得，最终病倒了。王阳明因此把朱熹之道放下了。

到后来，王阳明龙场悟道，终于明白：“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王阳明指出，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就是理，也是良知。比如每个人都知道应该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朋友等等。但是人在成长的过程中，本心被名利等欲望遮蔽了，就像原本明亮的镜子布满了尘埃。

因此王阳明认为，应该本着自己的良知去对待每一件事物。比如你知道对父母应该孝敬，那就去孝敬父母，这就是“格物”。而在格物的过程中，你内心的尘埃会被慢慢擦去，良知会达到极致，就像明镜一般明亮，这就是“致知”。

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梦露居士，回复关键词：王阳明，阅读更多文章。

“格物致知”的出现及影响

“格物致知”出自儒家经典文本《大学》，我国古代的大学是以“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为基础，讲究读书，做人的道理，成就完善人格、道德君子的终极目标。

后世儒家提倡真正的道德不单是理论问题，也是实践问题，注重的是知行并重的学问。

朱熹把《大学》定型为“三纲八目”， “三纲”亦即“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意思是发扬本来具有的光明的道德心，在亲近人民的过程中推广光明的道德心，最终实现以至善的道德实践为目的的三大原则。

“八目”就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

个人道德的实践应以道德心为基础，要把道德拓展开来，就必须从自己的内心出发，如果说一个人的学识和修养，要达到的终极目标是“治国、平天下”，那么“格物致知”就是起点，成为圣人的起点，也是理学的起点。

“格物”和“致知”是两项最基础的实践工夫，是道德修养层层递进的根本，我们以宋明儒学中的程朱学派和陆王学派来分别解释一下“格物致知”。

程朱学派的代表人物朱熹认为，“格物致知”指的是“即物穷理”，意思是宇宙万物都有道德价值之理，道德的实践，必须要对事物加以穷究，并与人充分讨论，从而把握道德价值和道德实践的意义和道理。

程朱理学注重的是世上所有的普通人必须循序渐进，按部就班的做学问，看重道德的认知，是一个向外学习的过程。

陆王学派的代表人物王阳明则认为，“格物”指的是“正行为”，“致知”就是“致良知”。实践道德的基础在于每个人所具备的良知和最根本的道德心，认为最重要的是承认良知的存在，并把良知在现实中通过道德心充分的表现出来，王阳明看重的却是道德的实践，讲求当下就有的道德体验，是一个向内反思的过程。

这两种观点虽有所不同，但实质却是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我们把这两种观点综合为：实践道德的目标，一方面向外学习，一方面又要向内反思，将外在学到的知识，通过内在的反思来理解和消化，“求学与做人，贵在齐头并进，更贵能融通合一”。

理学发展及王阳明的贡献

《大学》一书，原是《礼记》中的一篇，成书远在先秦时代，东汉郑玄为之作注，唐代韩愈在《原道》引用其中的“修身齐家”的言论，来论证儒家对现实伦理的重视程度以后，将《大学》视为儒家的基础，才引起了儒学者的广泛关注。

进入宋代以后，为了封建制度建设的需要和“道统”意识的强化，以朱熹为代表的程朱学派便把《大学》从《礼记》里抽出来，独立成篇。并把它和《论语》《孟子》《中庸》合编成《四书》，更将《大学》视为“初学者入德之门”， 随产生了庞大的“理学”的思想体系。

明代王阳明生活在明中叶时期，一方面是程朱理学的一统天下，另一方面思想领域又出现了一些活跃的思潮，这些活跃因素催生了王阳明的思想，让他依据“格物”、“致知”建立起自己的“致良知”哲学体系，成为自他以后思想界的主流。

朱熹认为《大学》原文欠缺对“格物致知”的解释，觉得原文有佚失，故写成《格物致知补传》来补充。“即物穷理以致知”，穷究一切事物之理，来促进道德实践的认知，体现事物的道德价值之理。从义理上来说，他把《大学》内容补充的更完整，更系统。

朱熹的“格物”是通过阅读经典、增长见闻，来唤醒内心固有的天理。“物”在心外，“格物”有一个从外向内发展的渐进式的步骤。

王阳明则把“格物”视为身心上的功夫，“其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认为“格物”是由内而外的实际认知。

王阳明在“格物”上前后也出现了两种观点，他的思想发展的中期阶段认为“心即理”，“格物”就是意根而深入的心之“理”，到了他的晚期思想阶段，“格物”就建立在“致良知”基础之上了。

“格物”经过王阳明的先后改造，从“天理”到“良知”反映了王阳明在认知层面上的深化。“致良知”也是王阳明“心学”思想成熟的重要标志。

END.

作者：五猫

我是博书君，更多精彩内容，关注我的账号：博书。看完文章，记得点赞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