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大

商鞅和张仪都被封君爵位，看着都是公爵位，但商鞅的封地大，商鞅的封地是商於之地十五县比张仪的要大，从官职而看商鞅是大良造，大良造可谓是手抓军政大权，但张仪是相邦主要管得是外交。所以张仪行政不如商鞅

西周初年，周公为了维护天下的稳定，制定了严格的礼乐制度，对臣子的等级做了严格的划分，制定了一套封君封土制。周天子把辖区以外的土地分封给诸侯，诸侯又接着分封下去，这就是所谓的“裂土封侯”。诸侯国的爵位从高到低依次是公、侯、伯、子、男。各个诸侯国的国君，对自己的辖区的臣子有着任免的自由，他们可以将领土分封给自己的子孙、宗亲以及功臣们。

诸侯的最高等级是公，例如齐桓公、秦穆公、晋文公等。但是到了春秋末期礼崩乐坏，周天子的地位逐渐衰微，诸侯国的势力逐渐增大，周天子逐渐成为了诸侯们名义上服从的对象。楚国自封为王之后，诸侯们眼馋纷纷效仿相互称王，于是就有了齐王、魏王、秦王等。诸侯国国君的最高爵位是公爵，公爵之下的最高爵位是侯爵，一般国君赏赐给与他有血缘关系的亲属，如“关内侯”。对于没有血缘关系的功臣，国君一般会赏赐其“君”的爵位，如“商君、武安君”。

战国时期，诸侯国为了壮大自己的实力，取得更多土地，获得更多话语权，纷纷开始变法运动。列国中，只要能后帮助国君壮大实力的人，不计贵贱都能够获得高官厚禄，甚至是获得封土，战国变法运动中最有代表性的秦孝公变法。秦穆公之后，数代君主无所作为，秦国失去了称霸诸侯的实力，逐渐成为被列国欺凌的对象。秦孝公即位后，决心效仿魏国、韩国的变法，在列国求取贤才帮助秦国壮大实力，于是，秦孝公颁布了被称为“五百年一见雄文”的求贤令。

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求贤令》

秦孝公用“与之分土”的承诺，引来了以商鞅为代表的列国士子，也由此拉开了商鞅变法的序幕，秦国的命运由此改变。

商鞅变法之后，对秦国立下赫赫功勋的将相，多被封为“君”的称号。例如，商君卫鞅、武信君张仪、武安君白起。

那么，商君卫鞅、武新君张仪，二者中哪个等级更大呢？

从爵位等级来看，商君与武信君都是“君”的爵位，因此他们的爵位等级都相同。但是，如果从多方面考量的话，商鞅的地位远超张仪。

商鞅与张仪都对秦国立下了赫赫功勋，对历史的进程做出了不可磨灭的作用。商鞅在秦国主持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将原本羸弱涣散的秦国，用一套较为完善的制度组织成一架战争机器，为秦国日后的崛起与统一奠定了基础。可以说，没有商鞅就没有日后终极一时的秦国，更没有吞并八荒，一统天下的秦朝。

张仪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也是秦惠文王帐下著名的谋臣，在以合纵连横为大背景的战国时期，张仪凭借出色的雄辩口才，以及过人的智谋，对秦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单以口舌之利，敌过千军万马，张仪可以算得上其中之一。在战国时期，张仪更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的美名。但是，如果要在商鞅与张仪之间，评价其对历史的贡献。我认为，商鞅的历史贡献远大于张仪。

因为张仪所左右的，是一场战役，一场争斗，乃至一个时代的胜负与兴衰。张仪可以凭借口才，三欺楚王，游说列国，打破合纵攻秦，对秦国的贡献不可谓之不大。但是，商鞅所改变的，是人治时代向法治时代过度的进程，他从骨子里改变了秦国，他所提出的法治思想、集权思想、以及管理制度，不仅改变了秦国，更是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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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鞅变法后，秦国设置了20级爵位，商鞅和张仪都有封邑，因此都属于最高级彻侯（第19级关内侯没有封邑），单从级别来说，他们是一样的；但从实际权利、收益角度来说，商君的含金量明显大于武信君。

商鞅封15邑，张仪封5邑

商鞅能够封君，不单单是因为变法，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河西大战取胜，因功进爵。实际上，他能够晋升大良造，也是因为军功：包围并占领了魏国安邑。这也是他非死不可的原因：在文官、武官中有很高的威信，惠文君嬴驷害怕啊。

张仪能够封君，主要靠的是一张嘴，当然了张仪也有上阵杀敌的记录。客观地说，张仪的贡献并不亚于千军万马，但在尚武的老秦人看来，毕竟没有真刀实枪来的实在。

贡献不同，得到的也不同：商鞅封了15邑，张仪只有5邑。当然了，5邑在战国的那些封君里面，也算非常多的了。

商鞅对封邑的影响力明显大于张仪

商鞅在封邑有很高的威信，这从商鞅能够发兵谋反就可看出，他在商於封地不但有行政权、还有军事权。这也是封君制不太成熟的产物，后期的封君都没有军事权。

也许是吸取了商鞅谋反的教训，到张仪封君时，对封地基本上没有行政权了，更不用说军事指挥权。张仪能得到的，仅仅是封地的部分税收，当然了，对个人来说，是一笔天大的财富。

秦惠文王去世后，张仪害怕被杀，以出使的名义逃到了魏国，估计封邑也被秦国收回了。

综上所述，商君和武信君，爵位等级相同，但含金量商君要高很多。

首先，我认为范雎不能与商鞅、张仪等比肩。

以上3人都做过秦的相国，对于秦的强大都有突出的贡献，但是我认为3人的功绩不能简单的划等号，由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不同，3人所发挥的作用自然也不一样。

我认为按功绩大小排名的话，商鞅理应排在第1，其次为张仪，最后才是范雎。

商鞅变法

商鞅的主要功绩在于成功推行了变法，使秦国走向了富强，是奠定秦国国力的一笔。变法前的秦国只是被东方六国鄙夷的蛮夷之邦，国家穷困落后，更是被魏国武力夺取了河西之地。

然而商鞅主持变法以后，在经济方面，大力发展农业，举国推行耕战制度，大大提高了粮食产量；在军事方面，奖励有战功的士兵，授予他们爵位；在政治方面，制定了严苛的法律，统一了税收和度量衡。

秦国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逐渐成为了东方六国的心腹大患。

张仪的“连横”战术

当苏秦频繁在六国奔走促成合纵盟约之时，落魄的张仪来到了秦国，幸运的是秦惠文王是个贤主，他慧眼识金，将张仪从市井提拔到了相国之位。

张仪也没有辜负惠文王的信任，远赴六国游说，成功瓦解了合纵盟约。

范雎的“远交近攻”战术

范雎在入秦之前，秦国的大权一直由穰侯把持，穰侯指挥秦军攻打遥远的齐国和燕国，长年累月的战争却无法增加秦国国土，空耗国力。

范雎为秦昭襄王制定了“远交近攻”的战略，优先攻打韩、魏两国，用重金收买合纵盟约的倡导者，秦国的东出之路由此越发顺畅。

因此，我认为范雎不如商鞅，张仪，其原因有以下3点：

范雎的“远交近攻”战略是建立在两位前辈奋斗的基础上的

商鞅变法是秦国能一统天下的最重要原因，俗语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没有雄厚的实力，秦国的东出之路绝不会如此顺畅。而张仪数次解“合纵联军攻秦”之围，给了秦国大好的发展良机，自此之后，“合纵”已难成气候。

而“远交近攻”无非是一种舍远求近的战略打法，当时的东方六国除赵国之外，已经无法对秦构成实质性的威胁，范雎只不过是顺应时势，转换了进攻思路，以弱国为切入点逐步蚕食土地。

范雎胸襟狭小，残害忠臣

范雎相比商鞅，张仪，少了一些胸怀，多了一丝奸诈，他对于权力的渴求实际并不亚于前任穰侯。

武安君白起本可以一鼓作气拿下赵国，却被范雎恶言诬陷，导致一代名将冤死孤城，而赵国日后的恢复又给秦国造成了不小的麻烦，白白又搭上几十万将士的生命。

而商鞅为了变法大义甘愿付出自己的生命，对于人才的提拔也是任贤唯举，张仪也没有妒忌贤能的事例。

范雎只被封为“应侯”，与商鞅和张仪的“君号”不能相提并论

商鞅变法有成后，在秦国的地位甚至有超过孝公的迹象，而范雎尽管位高权重，终究迈不过秦昭襄王这座大山。商君的名号在秦国家喻户晓，影响深远，非范雎所能相比。

其次，范雎晚年失宠，为明哲保身，主动辞官归隐，功业又都付诸东流。

从数量上看，封君比封侯容易些。

“为大王将，有功终不得封侯，故及大王之向臣，臣亦及时以请园池为子孙业耳！”王翦在灭楚之战，领军出征之时，曾如是对着秦王政抱怨到。

我们都知道，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逐步形成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二十等爵制”，在这其中“列侯”是秦国“二十等爵制”中最高的爵位。

说到这里，也许会有一些同学会产生一个疑问，在战国时期，最流行的不是“封君”吗？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战国四公子，那么，在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封侯”和封君比起来，哪个更难取得呢？

在先秦时期，“封君”泛指有爵位、有领地的人，在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经常能够看到各种各样的封君出现在历史上，如搅动战国风云的“战国四公子”、骁勇善战的“战国四大名将”（除王翦外）等等。

在周公旦“制礼作乐”之后，周王朝形成了“五等爵制”，即公、侯、伯、子、男，在周公旦推行“分封制”之后，受封这五等爵制的人，皆能拥有一片封地，开国都、立宗庙，渐渐形成了“公爵国”、“侯爵国”、“伯爵国”等等，如战国七雄之中，按照最初的分封来算，燕国、秦国是公爵国，楚国是子爵国，齐国、赵国、魏国、韩国是侯爵国（太公望享受公爵待遇，但是其子孙仅仅只被封为了侯爵），由此可见侯爵之位的尊贵。

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封君”难吗？

很难！

那么，在秦孝公至秦王政之间，我们熟知的秦国“封君”都有哪些人呢？

第一个自然就是主持了秦国变法的商君卫鞅，而后就是严君疾、武信君张仪、华阳君芈戎、武安君白起等人。

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封侯”难吗？

也很难！

在商鞅起初设立的“十七级爵制”之中，秦国最高爵位不过是商鞅本人担任的“大良造”，并未正式将侯爵加入到军功爵制之中，原因也很简单——在当时，自称王爵的不过是楚国、魏国等少数国家，秦国国君也不过是公爵，赵、韩等国国君也不过只是个侯爵，秦国自然不可能将侯爵之位轻易地用于赏赐。

那么，秦国在商鞅变法之后，被封为“侯爵”的都有几人呢？

据太史公在《史记》中的记载，自秦孝公到秦王政的百余年间，除去在特定时期秦国出现的蜀侯外，秦国受封的侯爵（列侯，或者称之为“彻侯”），不过仅仅七人而已：

列侯商鞅、穰侯魏冉、应侯范雎、文信侯吕不韦、长信侯嫪毐、武成侯王翦、通武侯王贲。

那么，“封侯”和“封君”比起来，哪个更难呢？

单从人数上来看，“封君”就要比“封侯”容易得多。

那些为秦国立下大功的功臣，如商鞅、张仪、白起等人，大部分都是秦国的“封君”，据孙国志先生的《战国时期秦国封君考论》中所统计，秦国的封君有二十七位之多，而秦国有史料可考证的“侯爵”仅仅只有七位，而这其中，以武封侯的更少，连那位战功赫赫的杀神白起都未能封侯，也只有灭掉五国的王翦、王贲父子得以封侯。由此可见，秦国封侯的标准之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