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的《周本纪》记载“河竭而商亡”，没有说因纣王而商朝灭亡。这究竟是何原因呢？

关于商朝灭亡的原因，历史学界存在不同的观点。有些研究认为，商朝衰败的原因主要是自然灾害和社会矛盾，商朝内部出现了阶级矛盾，并且频繁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如洪水、旱灾等，这些灾害直接导致了农业生产的减产和商朝国家财政的破产。此外，商朝的王权制度也存在不少弊端，使得朝代渐渐失去了人民的信任和支持。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导致了商朝的衰落和灭亡。

而有些学者则认为，周朝的建立是商朝灭亡的最主要原因之一。周朝在其建立初期，曾与商朝发生过多次战争，而周朝最终获胜并占领了商朝的首都，对商朝国家战力和统治能力造成了巨大打击，这也使得商朝走向了灭亡。不过《史记》中的“河竭而商亡”这一叙述，可能更多的是强调商朝灭亡的社会背景和内在原因，而非单一的一个因素。

长期以来，关于商王朝灭亡的原因，多因袭儒家的说法，也就是认为商王帝辛残暴计划了国内矛盾与周人之间的民族矛盾，而导致了在武王伐纣时，纣王众叛亲离，最后自取灭亡。

但是，《左传·昭公十一年》的的观点是：“纣伐东夷，而陨其身。”《史记》则认为：“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

前者的观点是商纣对外战争直接导致了商朝的灭亡，而《史记》的观点则商朝的灭亡归咎于自然环境的问题，根本上说是经济的恶化。其实两种观点，都有一定的联系性。

商末帝辛时期，中国气候转入寒冷期，农作物减产，动物资源减少，周人开始觊觎灭商。为了转嫁国内危及，同时也是为了掠夺资源，商人对东夷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战争消耗了商的国力，也给周人提供了灭商的良好机遇。

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司马迁说“河竭而商亡”与《左传》说“纣伐东夷，而陨其身。”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那么为什么商朝要选择征伐东夷，东夷又在哪里？以及这场战争的规模为何直接导致了商朝的灭亡呢？

在甲骨文的卜辞中，东夷被称之为了人方，多数学者认为“人方”就是分布在今山东地区的东夷，一般理由有如下四点：

其一，卜辞中征夷方经过“索”地，据“索”氏铜器可知“索”的地望在今天的山东兖州；

其二，征夷方的卜辞里的“杞”地，其地应在山东新泰；

其三，甲骨卜辞里记有小臣“醜”赴攸以御夷方的事，这个小臣醜应与苏埠屯 所出青铜器的“亚醜”氏有关；

其四，卜辞中的“淮”字应该是“潍”，也就是山东潍坊。

史学界排列出的征夷路线为：安阳-兖州-新泰-青州-潍坊。

以上当然是后人的追述，因为东夷的名称并不见于商代，如果人方不是东夷，很难想象，像帝辛征东夷这样的大的时间竟然在甲骨文中完全没有记载。

但是由于史料的缺乏，目前对纣伐东夷动因还存在一定的困难。但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从仲丁开始，在商末帝辛时期达到高潮的大规模向东方夷人地区的进攻，其根本目的是掠取资源。

上古时期，海岱地区属青州、兖州之地，这里物产丰富。据《禹贡》记载，兖州的贡品有漆和丝，青州则贡松和丝以及各种海产品，尤其是海盐。另外，商人掠夺的资源可能还包括铜、锡等铸造青铜器的原材料以及其他奢侈品。

而商人掠夺的最重要资源应该是盐。《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治国，修政，因其俗。简其礼，通工商之业，便鱼盐之利。”

商纣时期的盐业生产遗址，在渤海西岸和南岸分布非常秘籍，历年来考古发现证明，在渤海岸边的鲁北、鲁西北，包括滨州、东营和潍坊等市的许多地方都发现了商周时期的盐业生产遗址。

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而在商代时期，“位于山西省南部夏县芦村的盐池，是邻近陕西的中国北方核心地区唯一盐矿。是西部地区距离安阳最近的一个食盐生产基地；在河南、黑背、安徽或者湖北等容易到达安阳的省份中都没有发现食盐储存（盐块或盐水）”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帝辛发动对东夷的战争，很大目的是为了掠夺这一区域的食盐资源。

当然，商王朝灭亡的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纣王伐东夷的战争是商代灭亡的重要原因。根据据王晖和黄春长先生的研究，在商末文丁时期，我国气候进入了一个相对寒冷干旱时期，这种气候造成了农作物的歉收和动物资源的减少。

从而使北方的游牧民族大举南下，与商人争夺资源，周人伐商之举就是这种状况的反映。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同时为了攫取资源，商人加快了对东夷的攻伐。

纣王在位的30年间，先后几次发动对东夷的战争，战争严重消耗了商朝的国力，这才给周人可乘之机，最终灭亡了商朝。

综上，归根结底，还是资源减少，迫使北方少数民族，以及周人对商的觊觎，从而商纣为了转嫁矛盾，征伐东夷掠夺资源，却消耗太多国力，为姬周所灭。

《史记》的《周本纪》记载“河竭而商亡”，没有说因纣王而商朝灭亡。原因在于作者司马迁世界观。

《史记》是司马迁写的，当然在看待事物观点上是依据他的世界观提出来的。

《周本纪》记载，幽王二年（前780），西周都城和附近泾水、渭水、洛水三条河的地区都发生了地震。伯阳甫说：“周快要灭亡啦。天地间的阴阳之气，不应该没有秩序；如果打乱了秩序，那也是有人使它乱的。阳气沉伏在下，不能出来，阴气压迫着它使他不能上升，所以就会有地震发行。如今三川地区发生地震，是因为阳气离开了它原来的位置，而被阴气压在下面了。阳气不在上面却处在阴气的下面，水源就必定受阻塞，水源受到阻塞，国家一定灭亡。水土通气才能供民众从事生产之用。土地得不到滋润，民众就会财用匮乏，如果到了这种地步，国家不灭亡还等待什么！从前，伊水、洛水干涸夏朝就灭亡了；黄河枯竭商朝就灭亡了。如今周的气数也像商、周两代末年一样了，河源的水流又被阻塞，水源被阻塞，河流必定要枯竭。一个国家的生存，一定要依赖于山川，高山崩塌，河川枯竭，这是亡国的征象。河川枯竭了，高山就一定崩塌。

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出，作者认为不论夏朝和商朝的灭亡以及将要灭亡的周朝都是“阴阳失序”和“高山崩塌，河川枯竭”造成的，一句话，朝代的兴旺更替根本原因不在人而是是天意。“天人合一”这正是司马迁的世界观。

“天人合一”最早是道家提出的，后来被儒家所接受，汉朝是以道家和儒家学说治国的，司马迁深受道家和儒家思想的熏陶，他以“天人合一”的观点来看待朝代的更替是必然的。

汉朝初期治国用的是黄老学派思想，黄老学派是战国时期在稷下学宫发展出来的道家学派的一个分支。道家强调人道顺应天道。到了汉武帝时候开始尊崇儒家学说，而“儒家学说的根基也是”天人合一“，孔子认为，人与自然，万物一体。到了董仲舒提出了“人副天数”“天人感应”，认为天比君王更至高无上。在阴阳的认识上，道家和儒家观点也是相通的，认为，任何事物都有阴阳两面，两者之间要保持平衡，阴阳相和万物生，阴阳失衡了事物就会灭亡。可以看出，汉朝不论是前期以黄老之学治国还是后来以儒家思想治国，在对待社会兴亡朝代更替的认识上都是以“天人合一”和“阴阳平衡”的观点为依据的。

西汉是从公元前202年到公元8年，司马迁生于公元前145年，从小受到的是儒学和道教的熏陶，接受的当然是“天人合一”观点，他从”天人合一“的观点去总结商朝灭亡的原因，当然不把商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归结为纣王的腐败和残忍无道，而把根本原因归结为阴阳失序和上天的惩罚了。

谢谢邀请ヽ(^0^)ﾉ！其实这种观点是天命观的体现，意思是由于天气大旱造成的河竭断流，是上天的警示。商朝灭亡不是商纣王不道的残暴统治造成的，而是上天的旨义。可见《史记》作者的天命观的存在。主要原因是作者未闻道的缘故。不明统治者逆道而行，而自取灭亡的本质根源之所在。天命观，在封建王朝家天下时期是主流意识。封建帝王就是“天子”（上天之子），封建帝王所以能为帝为王，是上天的意旨，家天下也就是→上天让其家统治天下的。孔子是以炮制出君为臣纲，君君臣臣的忠君复礼→为最高依止之道。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君让谁亡谁都无权反抗，这都是天理！三纲五常的规矩超越了法律法规之上，国人必须遵守！就连皇帝的通知，起首即是：奉天承运，皇上昭曰。

天命，是封建王朝家天下的统治者蛊惑人心。威胁百姓无条件服从自己家天下统治的拿手好戏。孔子的三纲五常正好符合了他们的需要，所以把孔子一封再封，一直封到了“大成至圣先师”的超级“圣人”高位。

更令人可恨之处，在于实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将诸子百家，思维思想，政治，经济，科学技术，各行各业的创新创造思维全都禁锢了起来。以至造成了清朝末期，西方国家超越了五千年文明古国的领先发展地位。甚而导致八国联军进北京，小日本鬼子侵入中国，差点儿灭族亡国的惨痛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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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悟空小秘书的邀请~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明白一个王朝更替的“潜规则”前提：历史进程告诉我们先进的国度往往被比自己落后国家所征服。然后落后国家在征服先进文明后又被先进文明所同化，继而又被落后文明所征服。譬如周灭商、金灭北宋和辽、蒙古灭金和南宋。而且历史上先进文明被落后文明所征服，都必然有一个特点，即先进文明必定处于动荡或者衰弱时期。这个时期又具有这个特点：尽管该文明本身拥有高度性和先进性，但是由于社会生产发展暂时被天灾人祸等诸多原因所遏制，加上制度层面的文化腐败而导致该文明无法发挥出其应有的优越性；对于落后国家而言，因为身处环境较差，落后的生产力又使得他们生活水平不高，只能通过掠夺和抢占来获取生活资源，而周边发达文明国家所拥有的灿烂繁荣生活则进一步激起了他们的强烈掠夺欲望，彼时陷入困顿的先进文明就好比群羊遭遇饥饿狼群，结果自然不言而喻。

再来说说商王朝灭亡的原因。《周本纪》中记载的“河竭而商亡”，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原因，商朝灭亡是多方面的原因综合形成的，只不过商纣王很不幸地背负上了亡国君的帽子，再说了，历史从来都是成功者书写的，成功者要洗白就要往前朝扣各种帽子，然后又被不知情的后世给各种黑，还是黑得体无完肤的那种，你还能觉得你所了解的历史是真实的吗？

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总结商朝灭亡的原因可不仅仅只有这一句，“河竭而商亡”，《史记·殷本纪》里记载帝纣：“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已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后赋税一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妈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夺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聚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其实总结太史公对商朝灭亡的原因：纣王恃才傲物不听贤良劝谏，喜好喝酒和圈养奇珍异兽，专宠妲己使妇人干政，重刑罚不施仁政，广征徭役，大兴土木以及铺张浪费。不难看出，太史公仅以上罪名就给帝纣冠以夏桀之后中国有史以来第二个暴虐昏庸的无道之君确有不恰当之处。

实际上，根据著名史学家顾颉刚《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的考证与梳理，帝辛的罪恶在周人的《尚书》中只有六点，战国书中增加二十七事，西汉书中增加二十二事，东晋时增加十五事，然后就是众口铄金，几成定论。从周武王姬发于牧野决战前对全军的总动员令《尚书•牧誓》来看，文中列举的帝辛之罪共四点：

一、惟妇言是用。当时虽然已经是父系作主导，但商朝还是母系氏族遗风尚存，女性地位原本就颇高，他鼎盛时期的君主武丁不仅听信其妻妇好之言，甚至还把军权交到妻子手里呢，岂不更是罪恶滔天？就一句不知该妇姓甚名谁，所言为何，面目模糊，模棱两可的听女人话就该被讨伐？那后代的滚滚历史长河中，妇女干政的如武则天、慈禧太后等典型人物案例，为什么却没有人把唐太宗或者唐中宗和咸丰皇帝等当作帝纣一样的暴虐之君看待呢？为什么没有人因为慈禧、武则天的干政就把责任追究到当时的皇帝身上呢？布衣尚可善待“贱妇”，何况乎帝王？一个帝王宠爱自己的妃子，就算独宠到使之干政，固然是不对，但就能因此断定那个帝王昏庸吗？

二、昏弃厥肆祀，弗答。即不好好祭祀。众所周知，商朝是实行人殉祭祀的制度的，周代取消了人殉解放了劳动力。有数据表明：武丁在位59年，使用人牲共5418人；武丁至帝乙90年共用人牲1950人；而纣王和其父在位四十年共用人牲75人。由此可见，商代还处于奴隶制度不发达的阶段，还无法把大量的奴隶由供奉祖先、圣灵的祭品转化为从事生产劳动的奴隶。但到帝纣王时却杀人越来越少，逐渐出现了解放奴隶的趋势，不然帝纣哪来的民力修建鹿台和沙丘？

三、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即不用贵戚。这个说来就话长了，商王朝的王位继承制度以“兄终弟及”制度为主，所以出现了早期的五代九王的混乱局面。盘庚即位之后，马上选择迁都，部分原因是因为洪水，但主要原因还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基础，也是为了缓和阶级的矛盾、王室内部的争斗。

说到这里就得先介绍一下商朝的王室关系了，帝辛的父亲是帝乙，帝乙的长子是微子启、次子微仲衍、少子是帝辛，他们三人是同母兄弟。也就是说从身份、地位上来说本是相同的，只是有长幼之分。理论上本来应该是大哥微子启继承王位才对，但帝祖甲时搞了个礼制改革，一是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二是废除贵族公议制。王室和朝堂制度的双重矛盾就此埋下了祸根。微子启出生时他的母亲尚为妾，等到帝辛出生的时候已经成为正室，这样一来，从礼制上帝辛就成了嫡长子。其次，纣王本人能文能武，又一表人才，也深得父亲帝乙的喜爱，《史记•殷本纪》记载：“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才力过人，手格猛兽。”《荀子•非相篇》说纣王：“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超劲，百人之敌也。”帝辛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合法的王位继承人，并当上了殷商的第三十一位王。但这帝王的宝座坐上容易，要坐舒服就难了。首先，素有贤名的大哥微子启朋党成众，几乎形成了与帝辛的抗衡之势，在帝辛的打压下，微子启终其一生始终是坚决的反对派，要不然也不会通敌卖国，与周人勾搭，不惜一切代价地推翻自己弟弟的统治。另一方面，因祖甲礼制改革而受到打击的还有王族中的箕子、比干一众，按兄终弟及制，帝乙去世后他们都是有机会登上王位的。而拜嫡长继承制所赐，他们彻底与王位无缘了。其次，废除贵族公议制，使商王朝完成了从酋邦制向国家、帝国的转进，在国家形态上迈进了一大步。当帝武乙一力打压神权，巩固王权，这些贵族的权利被逐步削弱，神权、王权之间，执政集团与反对集团之间，帝权与贵族之间，诸多斗争已白热化，帝辛无人可用，只好重用外来的人才——费中、飞廉、恶来等，而这又引起了反对党、尤其是贵族一系的强烈反弹。这两群人虽利益不同，但目标是一致的——帝辛。而费中、飞廉、恶来是抛弃了自己的氏族来邦助帝辛的，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是引起公愤的。

（商纣王的影视形象）

四、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即任用外来逃臣。在贵族反对集团与帝辛针锋相对，政治斗争殊为激烈的情况下，帝辛打压神权、不用贵戚、任用逃臣，都在情理之中，也都是无奈之举。而且，后来的事实也着实证明了帝辛的慧眼独具。逃臣飞廉、恶来誓死效忠，征战沙场，最终以身殉国。而所谓的“三仁”之首的微子呢？周人夺下江山后，微子“乃持其祭器造于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身为贵戚，竟然持着王室宗庙礼器，袒露上身，反绑双手，跪着向前乞降。其面目何其可憎可鄙，与费中、飞廉、恶来对比鲜明！

除以上四罪以外，《尚书》其他篇目还痛斥了帝辛另外两条“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两”的罪行：一为酗酒，一为信有命在天。其中酗酒乃殷人风俗，非帝辛独有，何况“文王饮酒千钟”，这是典型的双标！ 二是信有命在天，这更是莫须有的罪名，如果这都算罪的话，那么后世代代以“天子”自居，顺“天命”治国的帝王，岂不皆是暴君？！

其次，气候变干冷对商朝灭亡的确有重要影响。商末周初正处于温暖期与寒冷时段交汇期，商朝末年动乱甚至商朝灭亡均与这场气候变迁有巨大的联系。

如上图所示，中国历史朝代的演替与兴衰与中原地区近5000年来的降水变化规律有看极大的致性：夏、商、西周、汉、唐、明、清等朝的后期均出现了长期的干旱少雨期；夏、商、西周、汉、唐等朝代的鼎盛期均为中原地区的湿润多雨期。

首先，寒冷。商末周初正处于温暖期与寒冷时段交汇期，商朝末年是仰韶温暖期后的第一个寒冷期，有文献记载“驱虎豹犀象而远之”，表明气候变冷，驱虎豹犀象等喜热动物开始迁徙。此外，武王伐纣时“阴寒雨雪十月日，深丈余”[3]也表明了当时气候变冷。

其次，干旱。据《史记》载：“文丁三年值水一日三绝。殷帝辛, 年雨土于毫，” 《国语· 周语》曰：“殷封33年河竭而商亡。周武王43年周大饥, 西伯自程迁于丰。帝殷封43年晓山崩, 三川涸。”由此可见在商末出现严重的干旱，导致河水断流，也使得人民生存受到极大的考验。据《汉书叙传》班固记载: “惟河为艰, 灾及后代, 商竭周移, 秦决南涯。”黄河在商朝末年原河道出现枯竭，在周的时候黄河改道远离了安阳，致使安阳的水源出现问题。有学者综合近年来殷墟一带考古发掘的水井、窖穴和墓葬材料, 得出一个重要结论： 殷墟时代地下水位总趋势是下降的，且地下水位的下降是气候本身干旱、降水量减少的一种体现，同时也与黄河改道有密不可分的影响。地下水位下降进一步加剧干旱，给当时人民的生活造成了极大的影响。

再次，干冷气候对农业生产社会发展都有影响，自然灾害增多，致使本来生产力就不发达的农业生产受到很大打击。食不果腹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找不到更好的解决办法的人民为了生存，只有把矛盾进一步转移到统治阶级上，推翻当下统治者成为人们的要求。因此对于商朝灭亡，气候变冷变干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然后，又加上商纣王上台后的统治阶级上层离心离德，不能在危机时刻集中力量对内救民于水火，又不能一致对付外敌，统治力量进一步被削弱，也就加速了商朝灭亡。一个国家内部是否团结对这个国家稳定和抗击外敌侵略有重要影响。

（子贡影视形象）

最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孔子的大弟子子贡早就指出来了：帝辛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帝辛的不好,并不像传说中的那样严重。因此，君子非常憎恶居于下流，因为你一旦于下流，天底下的一切坏事名声部会归到你的头上来。说白了就是你的不好，各种屎尿盆子就会往你头上扣！

孟子也说过， “封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政，犹有存者”。

《淮南子》一书也有说：三代之善,千岁之积誉也；桀纣之谤, 岁之积毁也”。

所以帝辛，也就是商纣王的各种罪行，很大程度上都是后代人们日积月意淫出来的，商朝灭亡的原因也不能是他一人之过，就像明代的崇祯皇帝一样，帝王也是凡人，也都有各自的毛病与不足，但借国被灭就被肆意抹黑，这也太悲催了些。而我们在穷究历史时，就要懂得明辨是非黑白，敢于质疑，才能获得真实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