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问题肯定是被东林党余孽写的明史骗了的人写的。

明末要求官员捐款可不止崇祯这一次。实际是两次，第一次就是我们的为公公搞得。结果呢袁崇焕有了军饷，有了红衣大炮，有了宁远城，崩死了野猪皮。效果很明显！为什么一个皇帝号召捐款甚至不如一个太监号召的捐款？崇祯到底是个什么样的昏君能让他的号召力还不如一个太监？这就要看他们的操作了。明末这段时间真正紧急问题是什么，不是缺钱甚至不是辽东，是西北大旱，百姓吃不上东西，国家由于张居正祸国，地方上没有储备粮！如果仅仅是东北问题封闭山海关蓄积力量以一国敌一域，胜负尚未可知。但是西北要闹起来了，明朝两线作战什么机会也没了。魏忠贤正是拿着捐款打仗，给西北减税，这才堪堪稳住西北局势。结果崇祯一上台就把魏忠贤干掉了，还给西北加税，结果就是我们熟悉的“开城门，迎闯王，闯王来了不纳粮”。再看这时的局势，两线作战几乎无力回天。

有钱的也就不捐了，能留点棺材本算了，崇祯到了最后连他岳父都耍他。

实际来说，明朝之所以败落完全败落在这些官绅手里。一些官绅平时以孔孟之道大谈君君臣臣、忠君爱国，可是涉及到地主阶级利益的社会改革就极力阻挠破坏。

一方面他们对贫苦农民极尽压榨和剥削，逼得农民走投无路揭竿而起；一方面对朝廷改革政策却横加阻挠，极力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平时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借用儒家思想维护自己的利益。到了国家危亡时刻，他们贪婪的本性暴露无遗，推脱责任，不肯拿出一文钱帮助国家摆脱困境。正是这些人把国库掏空、军队不能维护；也是这些人使底层民众陷入灾难中，最后挺而走险，走上反叛道路。这些人平时作威作福，一旦国家需要时，却极力回避风险。美其名曰：“君子不近危墙之下”。

士人凭无用的八股文取士，谋求高官厚禄，不思进取。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最后成为地方封建地主阶级的代言人，维护腐朽没落的地主阶级利益，借此为自己搏得名声和财富。结果国家没有得到好处，底层民众的生存环境越来越恶化，试问这些人能依靠得住吗！

这里不是否定儒家思想，而是儒家思想被历朝历代的统治阶级所利用，成为统治阶级冠冕堂皇维护自己利益的工具。而把儒家思想用得最灵活的正是这些士绅，明朝尤其严重。大明最不公平的就是官绅不纳税，宗室当猪养，赋税全部压在自耕农老百姓头上，藩王不纳税，官绅不纳税，小民之田不及天下之半，却要纳天下之税。

其次就是官绅不当差，明朝收税基本都是实物，这些实物分属从县到州，从州到北京，从北京到九边军镇的各个衙门，因此，老百姓就要免费出徭役，把这些物资自己送到五花八门的各个衙门当中，大明是不付钱的，都是免费劳动，自备吃住。

可见明朝底层百姓受到压榨是多么严重，每逢灾荒年底层农民的生活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的土地颗粒无收，有的人不得不把仅有的土地出卖给官绅。这样土地大都集中在不交税的士绅手里，自耕农所有的田地越来越少，负担也越来越重，这样底层农民也越来越贫困，同时国库越来越空虚。

明朝的军户采取世袭制，千户、百户们都有自己的封地，而底层兵士平时耕种土地，战时上阵杀敌。这些兵士平时生活异常困难，肚子都吃不饱，何以上阵杀敌。何况世袭的军职，大都是富二代、三代等后代，养尊处优，根本没有战斗力。何况战时粮草筹集也困难，士兵饿着肚子能打仗吗！“土木堡之变”不只是王振指挥上的失误，明军给养和战斗力也是一个原因。

明朝军政腐烂到一定程度，朝廷优待士人，武人地位低下，军队需用供应不上。士人嘴皮子一个比一个厉害，捞钱时都很厉害，一旦国家危亡时，这些人审时度势，忙着寻找各自出路，先拉拢李自成不成，后又投靠大清。

大清的摄政王多尔衮听从了当时的汉臣洪承畴、范文程等人的建议，积极拉拢明朝的官绅将士，不久又宣布：“凡文武官员军民人等，不论原属流贼，或为流贼逼勒投降者，若能归服我朝，仍准录用。“大清的这一策略效果很明显。所以有很多的人就前来投降。真正忠君爱国的人微乎其微。让这些人为即将危亡的明朝出钱出力，肯定是不靠谱。

所以说，大明养了一些白眼狼，士绅平时作威作福，唱高调说漂亮话可以，真正为朝廷出力的没有几个人。这是大明的悲哀！

我是萨沙，我来回答。

因为钱是自己的，国家是皇上的。

这些官员、贵族们都认为，就算明朝垮台了，无非是改朝换代而已。

元朝灭亡改朝换代的时候，朱元璋也留用了一些前朝的官员，保存了他们的财富，没有赶尽杀绝。

这些官绅们明白，如果他们将钱拿出来，肯定是打水漂没影子了。

因为当时明朝已经必败，内忧外患，财政赤字极为严重，是个无底洞。

1628年崇祯帝继位时，财政赤字为113万两。而每一年，这个赤字都在扩大，到最后已经是天文数字，谁也弥补不了。

官绅们就算砸锅卖铁拿出几千万白银交给崇祯，也是听个响而已，明朝还是会灭亡。

到时候，他们把钱都拿出来，不就成为穷光蛋了吗？

甚至还会被李自成当做明朝的金主，给与报复。

同时，这些官绅们都认为，李自成还是可以打交道的，最低程度不会将他们的财富都抄掉。

毕竟官绅们也是有一定实力的，李自成还需要用他们稳定人心，稳住新国家的秩序。

官绅们不过是换一个主子而已，也没什么关系。

结果，他们做梦也没想到，李自成一来就让刘宗敏强行勒索：“中堂十万，部院京堂锦衣七万或五万三万，道科吏部五万三万，翰林三万二万一万，部属而下则各以千计”。

而刘宗敏更夸张，直接就打土豪了，直接将这些人抓去拷打，让家人倾家荡产来救人。

刘宗敏下令勒索内阁，每家最少给十万两，首辅魏藻德仅给一万两。

刘宗敏不含糊，直接将魏藻德抓走，毒打五天五夜，活活打死。

这个魏藻德很恶心，在李自成攻打到北京城下，派人进来劝降。

崇祯问怎么办，魏藻德一语不发。

崇祯极端恼怒，连龙椅都推倒了。崇祯自杀后，李自成询问魏藻德“你既然是首辅大臣，为什么不为皇帝而自杀”魏藻德回答“还等待你用我呢，怎么敢自杀？”

这个家伙，最终惨死在李自成这伙土匪手中，也算报应。

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认为是自己的责任。

比如朝廷现在国库紧张了，你会考虑把自己的钱捐出来吗？？你肯定想凭什么呀？是的，明朝的士大夫们也是这么想的。


国家财政紧张又不是我们的责任，起义军造皇上的反又不是造我的反，我自己吃香喝辣小日子过得挺好我操那个心干嘛？我在北京南京的宅子里有花有酒有歌妓，鬼才考虑什么劳什子江山社稷。

实际上哪怕到了崇祯十六年，也有相当多的人认为明朝是亡了不了的，官照买礼照送，北京的达官贵人们家里依然歌舞升平。帝国的国库里一贫如洗，真的是彻彻底底的一贫如洗。可是帝国的官员宁可拿成千上万的的银子行贿送礼，也不愿意往国库里捐一分钱。

你可能想问，这帮人傻啊？自己的财富是建立在明朝的基础上的啊。真的是这样的吗？大家可以翻翻中国历史，看看中国从古到今有几个朝代是跟旧官僚地主过不去的。封建社会的统治形式一直都是“皇权不下县，乡绅管四方”。对于地方的大小地主们，皇帝姓什么对他们来说并没有什么分别，都是个缴税，何况崇祯这个皇上还开征三饷，换个皇帝没准缴税还少点呢，反正怎么改朝换代，地方上说了算的总还是那几个人，你可以看看《白鹿原》，大清也好，北洋也好，民国也好，原上有地位的永远是那几个族长乡绅。这就是地主不跟朝廷一条心的原因。等李自成攻破北京他们才明白，李自成不是国民政府，是共产党，当然这是后话了。对于官僚来说也一样，新朝代也要找人做官，天下读书人就那么多，行政岗位也不会因为改朝换代而减少。新皇上一来磕个头，到了新朝代照样当官，照样吃香喝辣，历朝历代都是这个例子，傻子才去给明朝抵命去。所以官僚也跟皇帝不是一条心。唯一应该跟皇帝一条心的，应该是宗室，朱家的王爷们用富可敌国来形容毫不过分。他们的富贵是真正建立在明朝之上的，可是在王朝的末期，他们表现出了惊人的自私，起义军攻破各省的省会，各地的巡抚总兵们求着王爷们拿出点银子劳军，但是各地的王爷十有八九充当了铁公鸡的角色，真是死不足惜。可能他们还是认为以大明之大，怎么会被区区几个草寇给推翻了呢？所以明朝在这些人的集体冷漠之下根本无法维持，从上到下真正为明朝奋斗的人寥寥无几，官僚和地主们始终认为明朝亡了也不会侵犯到自己的利益。直到李自成进北京。（李自成真的是一个悲情英雄，他是称得上英雄这两个字的，这点跟朱元璋有点像，朱元璋是解放汉人，李自成是解放穷人，他们俩都是真正的痛恨腐败，大顺军进入北京迅速腐化很大程度是因为李自成控制不住手下。晚明各路起义军首领里面，张献忠嗜杀残忍，完全是个变态，刘国能生活腐化，浪费无度，其他各路首领情况也差不多。唯一只有高迎祥比较有英雄气，可惜还被孙传庭杀了，李自成由于缺乏远见，对和满清作战完全没有心理准备，导致快速消亡，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可悲的转折点，直接导致三百年的异族统治。）之前虽然起义军在地方上杀王爷，打土豪，但是官老爷们始终认为他们那是收买人心，等到了北京坐龙庭之后就会成熟一些，按规矩来的。李自成招待他们的是大刑。明朝一年正额财政收入不过五百万，仅仅一个北京城内的官僚贵戚经过严刑拷打之后就交出了七千万两银子，腐败程度令人发指。（而且七千万两还只是现银，大顺军规定珠宝文物丝绸等“十不当一”）崇祯皇上哪怕有一百万的银子，就能凑够关宁军勤王的军饷，北京也许就不会被攻破，但是满朝文武捐钱都是几百几百捐的，最后把几十万的家产统统给了李自成了。人人趴在大明朝身上吸血，一口都不肯少，终于把大明朝给吸死了，最后全都便宜了别人。该！（这里补充一句，大臣们不肯捐钱除了抠以外还有个原因，就是崇祯皇上太不是东西，出了名的反复无常，朝令夕改刚愎自用，爱杀大臣，今天你捐钱当了模范明天他反贪把你当典型这种事儿他是绝对干出来了的）李自成刚进北京的时候，兵势滔天，占领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完全是接管的方式，一个县令带几个随从就敢去接管一个县，各地基本没有抵抗。可是随着北京拷掠百官的消息和李自成拷掠地主的命令传到地方，这时候各地的官僚士绅们纷纷表示出了对明朝空前的忠诚，给崇祯皇帝设祭台，向南京政府效忠等，全力反抗李自成的统治。说到底，就是新王朝伤害了自己的利益，谁抢了地主的饭碗地主就反对谁，仅此而已。虽然清朝是少数民族，但是清朝的统治者在刚进关的时候就表现出了很成熟的政治智慧，对待官僚地主们一律加官进爵，免收赋税，于是官僚地主们纷纷投向大清的怀抱，在剃发令实施之前，大清打的是顺风顺水。事实证明，一个新朝代，只有满足了地主们的利益才能坐的住，除非你把地主全消灭了，是吧？

确实有这种情况。

万历晚期开始的辽东战事愈演愈烈，明军接连受挫，朝廷被迫增兵增饷，这给明朝的财政带来了沉重的负担，只好通过加派饷银，向百姓强行征收。

明神宗晚期开始征收辽饷五百二十万两，到了崇祯初年再加辽饷一百四十万两。

沉重的负担，加上天灾，让许多贫苦农民破产，于是揭竿而起，各地起义不断。朝廷要进行征剿，就要增兵、练兵，于是又增加了剿饷和练饷，加上原有的辽饷，总数多达一千六百七十万两。

沉重的赋税负担通过各种方式，最终转嫁到底层贫苦农民的身上，民不聊生。晚明时期社会贫富极度分化，富有者穷奢极欲，却对国家的危局和百姓疾苦漠不关心。

崇祯十六年开始，崇祯皇帝提倡节俭，从他自己做起。皇帝使用的器物只有铜、锡、木器，不用金银器皿。并且进一步要求臣民节俭克制，反对奢侈浪费风气。

到了崇祯十七年初，又要求官员、贵戚们捐款。有一些大臣愿意为皇帝分忧，比如大学士李建泰是山西曲沃人，家里非常富有。李自成打到山西之后，崇祯皇帝急得直哭。李建泰主动提出愿意回山西老家去打李自成，可以拿出自己的家财，充当军饷，不需要朝廷负担。

崇祯皇帝大喜，为他赐宴壮行，赐尚方剑，可惜李建泰刚离开北京，李自成已经占领了他的老家，家中财产全部被夺去。

李建泰最终没有帮上忙，起码态度是积极的。其他人，除了一些太监，大多数的反应非常消极。比如崇祯皇帝的岳父周奎被劝捐五万到十万两银子，他说自己没钱，一两也不愿意给。

前来劝捐的太监急了，说这种时候你为什么还小气？一旦北京有失，你周奎就是有一座金山，也是白扯。

周奎终于答应借出一万两银子，崇祯皇帝嫌少，要他出两万两。周奎只好向女儿周皇后求援，周皇后从宫中悄悄送出来五千两银子，让父亲再凑五千两。

结果周奎扣下两千两，交上三千两，实际只捐出了八千两银子。李自成进京之后，周奎的宅子整个被农民军占领，据说从府中一共抄出来五十三万两银子，还有大量的绸缎，周奎被赶出家门，儿子和侄子都受了刑。

另一位大学士陈演，当初一毛不拔，农民军逼饷时，他一下子交出来几万两。

周奎、陈演这样的人物比比皆是。按理说，他们的财富来自于这个政权，国家将亡，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他们应该同舟共济。可是他们为什么不肯出钱，帮助度过难关呢？

分析一下，大概有这样几个原因：

首先是缺口太大，捐款太少无济于事，捐款太多又舍不得。当时累积的欠饷已经很多，每个月各边镇的饷银就要新增四十万两，这份银子二月时就没有了。这还不算京军和各地援军的饷银。

其次，许多人认为皇家内库应该还有银子，如果逼急了，皇帝自己会拿银子出来，或者向下面加派税赋。但其实崇祯皇帝确实没有多少钱了，更不敢再加税，加了也收不上来。

第三，互相攀比，都怕自己吃亏。名义上，崇祯皇帝是向大家借钱，但眼前形势危急，未来如何演变，谁都不知道。银子借出去，可能就打了水漂，不如留在自己手里，以应对可能的乱世。而且，比自己有钱的大有人在，自己借了，别人不借，岂不是很吃亏？再者，像周皇亲、田皇亲之类的皇亲、贵戚，平时明里暗里得到丰厚的赏赐，有些公、伯世代显贵，家财万贯，这时候都不出头，别人更不愿意当冤大头了。

还有一点，崇祯皇帝一向刻薄寡恩，冷酷无情，此时留在朝中的，都是一些平庸、圆滑的人，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真心帮助崇祯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