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给张居正15年，大明王朝会走上截然不同的历史道路吗？

虽然很难预测历史上的具体情形，但可以探讨一下在15年内张居正是否有能力和机会改变大明王朝的历史道路。

首先，张居正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政治家和改革家，他在政治、财政和军事领域都有出色的表现。如果他能够继续担任宰相，并且得到皇帝的信任和支持，他可能会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包括加强中央集权、改革税收制度、整顿官场、加强军队等等，从而改善大明王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形势。

然而，即使张居正能够推行这些改革，也可能会遭到来自官僚集团、保守势力和地方势力的强烈反对。这些势力可能会利用他的政治弱点和缺陷，如权谋、独断、蛮横等等，来削弱他的影响力，使得他的改革计划难以实施。

此外，张居正也可能会面临来自外部的挑战，如外族入侵、海盗侵扰等等，这些问题可能会分散他的注意力和资源，使得他无法全力推行改革。

因此，即使给张居正15年的时间，大明王朝的历史道路也很难保证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历史发展往往是由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而不是由个别人物的决定所主导的。

会！

虽说历史没有假如，但这个假设真的挺有意思的！

作为明朝在位最长的皇帝，万历的执政状态有三个阶段:

一，支持改革（太小，主要是他娘支持）

二，反攻倒算，全面废除改革（逆反期）

三，消极怠政，与文管集团软抵抗

第一个阶段是张居正全面主持政务，实施改革且取得了显著成效地阶段，这一阶段张居正的局面，法术势三位一体，具备能够改革成功的关键因素

{势}––张居正作为两任皇帝的帝师，内阁首辅，文管集团首领，并继承了其门师徐阶的政治资源，政治威望非常高；而皇权的实际执掌人李太后对张居正异常信任，年幼的皇帝对张居正既敬又惧，制约内阁权利的司礼监大头目冯保与张居正是铁杆盟友，内阁权利空前强大；此时其他内阁成员威望权势都比不上张居正，在内阁大权独揽说一不二，这些因素是之前的首辅们从未有过的黄金盘面，货真价实的大明掌门人

在此情况下，张居正既可如严嵩般求实利，大肆敛财党同伐异；也可如徐阶般求清名，谋位不谋事笼络人心；或者就学高拱谋政名，不惧人言激进改革，要是三选其一，也算是能人了，偏偏张居正是个猛人，要做大事，要逆流而上！

同样的局势，远见者看见的是危机重重，庸者看到的是歌舞升平，张居正说改革势在必行！

{法}–––张居正改革中的两条重要政策”一条鞭法”和”考成法”

【一条鞭法】

一条鞭法––明中叶时，土地兼并严重，财政税受日益减少，农民赋役多而杂，国家财政危机等一系列因素下开展的税制改革。即把赋与役合在一起，通计一省税赋，通派一省徭役，官受官解，除秋粮外，一律改受银两，计亩折纳，总为一要，所以叫一条。这是由实物税向货币税转变的一次重大改革。

一条鞭法的特点

1、就是把赋役、方物、土工等一切征役归之为一，化繁为简，避免下面利用信息差变相征派

2、改按丁派役为据田派役，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免除劳役负担，依据土地的大小，把各种徭役摊入土地，随同田赋一并征收。

3、取消力役，官为佥募（当时力役对人民的剥削最为严重，役者往往倾家荡产，有的人不惜背井离乡避役四方），取消力役，允许农民出钱代替，把过去百姓无偿负担的力役，改为由官府从税款收入中出钱雇用

4、官收官解（之前田赋纳粮，运输成本较高，官府需要里长、粮长协助征收管理和运输，大量的中间贪腐行为难以避免），规避了中间人对税银的侵蚀，减少贪腐行为，提高了税收征纳的效率

5、简化赋税计征标准（明朝前期民户按丁粮多寡分为上中下三，后又增至九等进行派役征税，极其复杂），政府所征收项目和数字,易为一般百姓掌握，减少了中间环节的欺瞒压榨

一条鞭法成功地简化了税制，平衡了税负，减轻了普通农民的役赋，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促进了商品经济地发展，刺激了货币地流通速度，成功地挽救了大明的财政，缓解了政治危机

【考成法】

活脱脱大明版本的绩效KPI

考成法––内阁控制六科，六科督察六部，六部督察地方藩、臬等司及抚按官，再以两司督察府州县官

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定立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本账簿上，一本由六部和都察院留作底册，另一本送六科，最后一本呈内阁。

六部和都察院按账簿登记，逐月进行检查。对所属官员承办的事情，每完成一件须登出一件，反之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罪处罚；六科亦可根据账簿登记，要求六部每半年上报一次执行情况，违者限事例进行议处；最后内阁同样亦依账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查实。

考成法把官员体制成功带入快车道，张居政当政期间，裁革的冗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大量能臣循吏得以重用，革新了原本大肆鼓吹道德的空谈风气––官员要能行政的，而只不是行得正的，彻底打破了论资排辈的传统偏见，不拘出身和资历，大胆任用人才

这种政府才是能办事儿的政府，立规矩行规矩，而不是单纯地鼓吹道德，正如现在很多优秀企业家说，你给我政策不拉偏架，剩下的我自己就能做好。

{术}––––指的是处理各种政治问题地智慧和手段

张居正任首辅期间出现过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夺情事件。

高官重臣因为牵扯重大，在父母去世按例需要丁忧守孝三年的时候，可由皇帝下诏夺情，避免卸职三年，这种情况在过去还算正常；可偏偏前辈三朝元老杨廷和在首辅任上拒绝了夺情，丁忧三年后重新起复，至此高官（文官）丁忧成为铁律，无人敢破，张居正为了避免人走政息，在天下读书人都反对的情况下（尤其是从无门生弹劾座师的士林传统在张居正那里打破），就咬着牙硬上了。

古之文人最重声名，连名声败坏道德严重被质疑都能忍受的人，光从心理上来说就是个异常强悍的人，不是无道德而是大欲则刚，用当下的话来说––为梦想窒息。这样地心性，万事敢为，万事可为，是术的最顶级内功基础。

因为过去教育的问题不注重独立思考，容易脸谱化古人，一般意义上的正面人物道德上肯定是伟岸的这是个观点的反例，万历年间其代表人物就是张居正以及民族英雄戚继光。

张居正教育万历皇帝的标准那是按照古之圣贤，仁义礼智信都有要求，自己呢，大部分都没怎么遵循，（明朝那些事儿中讲，张居正回湖北老家坐的是三十二人大轿––有书房有卫生间有卧室，有婢女）

，而戚继光呢，小时候因为爹死了继承了官位不得不辍学（四品官出行仪仗用不起，只好窝在家里），后来交友遍天下，各种人缘好（经常请客送礼–靠吃空饷得来的银子）。

这种人的特点就是既有光耀千秋之理想，又有曲迎现实之手段，懂得如何让更多关键的人能为自己所用，以便于顺利做成事。贪污，受贿，这种事情对于张居正而言全凭自觉以及形势，怕的不是错误，而是没有结果，就在几乎是全部权贵和读书做官的人利益都受到侵害的情况下，一条鞭法和考成法能执行，就可看出张居正手腕之老辣，绝对是权术高手。有人称张居正为一生坚持实用主义的理想主义者。

因为实用主义，张居正执政期间任用了大量的循吏（即能干事儿的吏员），依靠政策上减少贪墨的空间，考核时采取严格的法度，极大提高了政府基层工作的效力；同时又任用了大量的能臣（不唯论德行，能干事，没被不被抓住错就可以用），其中显著代表就是戚继光，可以说没有张居正实用主义的态度，戚继光在那个时代也绝无用武之地，成为民族英雄，这些都是政府对天下兴亡负责任地具体行动，而不是现在那里空喊道德口号，而于事无补。

中国历代改革者中有此等能力者凤毛麟角。

人亡政息，是一种历史倒退，是一种巨大而深远的悲哀

假如张居正再有十五年时间，

改革的根基会更稳当，政务风气将稳定，支持和拥抱理想的官员会更多，张居正的势会更强，法会更正，而术愈精，会营造出一个不同于过往地执政理念和环境，这种氛围又会产生更多地拥护者，传承者以及继续变革者，那必将是一条不同的历史道路！

毫无疑问，再给张居正十五年，大明王朝焕发的，必然是延寿百年以上的黄金时代！

当然，对这个问题，很多看低张居正的学者，多年来并不看好。一个非常流行的观点是，哪怕张居正的政治生命，也能多延续几年，等待他的恐怕是更大的悲剧——已经成年的万历皇帝，不会容忍张居正继续执掌大权，必然会对张居正发起反击。张居正死后遭到的清算，也似乎验证了这一点。但事实上，这些都只是表象。

因为，明朝政治体制的制衡特点就决定了：一个活着的张居正，绝不会和万历皇帝爆发你死我活的权力流血政变。

说到这一条，就要说说明朝的高层政治结构特点，所谓的明朝封建君主专制，发展到张居正时代，其实就是一个互相制衡的双轨制结构：皇权之下，文官集团的权力与宦官集团的权力互相制约。在这种情况下，皇权可以得到最大程度的巩固。放眼整个明代，无论是大权独揽的张居正，还是嚣张成九千岁的魏忠贤，其实从没有一个人物，可以对皇权构成实质威胁。一旦被认为触及到皇权的底线，瞬间就是灭顶之灾！

所以，放在张居正十年改革年代里，他做的所有的事情，无论曾经多么风光，其实都是在文官集团允许的范围里，并未出现“出圈”的情况。同样的道理，皇权虽然稳固，但明朝的皇权，同样也遭到文官集团强力的制衡。这个政治平衡，只要是有头脑的政治家，都不会主动去打破。而以万历皇帝亲政以后的表现看，这个头脑他是有的。

所以，如果张居正真能多出十五年的执政时间，随着万历皇帝的成熟，以张居正的政治智慧，主动出让权力谋求全身而退，应当是他的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个政治的软着陆。应该比他突然去世后惨遭清算，结局要好的多。

那么另一个问题是，倘若张居正继续把改革推行下去，明朝的国运又会是什么样呢？这一条，只要看看明朝最终灭亡的原因就知道，透过饥荒与李自成清朝等外部原因，明朝灭亡的根本原因，却是真实而残酷：内部党争加剧造成吏治的瘫痪，外加经济的彻底破产，终于叫明朝从此歇菜！

而党争与经济破产，这两个最终导致明朝灭亡的顽疾，到底是怎样加剧的呢？其实只要看看张居正改革的内容，我们就能看到事情的真相。张居正改革的宗旨，正如他在隆庆六年，明穆宗初驾崩时提出来的一样：省议论、振纪纲、重沼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之后的十年改革，就是围绕着这六条，力行一条鞭法和考成法，隆隆推进革新，不停取得成效！

如果比较一下万历皇帝执政晚期的情况，就分明感到张居正情何以堪：萨尔浒之战开打前，张居正时代廉洁高效的明朝行政风气，已经荡然无存。曾经横扫东亚的军队，竟然到了火铳手不开操作火铳，战车挡板都已经腐朽不堪的地步。朝野上更是拉帮结派。这所有的雷人现象，放在张居正时代，简直是不可想象。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奇特现象，其实就和吃药治病一个比喻，一个生病的人一直在吃着苦口的治疗药物，但是突然间半路停药，那么非但刚刚好转的病情会出现反复，痼疾更从此不可救药。万历皇帝在张居正去世后，犯的最大错误就是这个：清算了张居正后，连带张居正生前诸多改革措施也一并废除，尤其是著名的考成法，更是给整个官场解了绑。缺少了考核的明朝官场，从此务虚风气大起，贪污腐化也就无法遏制。而张居正取得改革成效的军队，也从此原地踏步。直到万历三大征之后，老本彻底耗光。

所以，张居正延寿会不会给明朝续命的问题，并不是一个空想，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教训，任何一个王朝的变革，除了需要眼光与勇气，同样需要的，更有理智传承改革思想的头脑。尤其是这一条，才是中外很多国家民族，为何人亡政息的症结所在。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不要说15年，就算再给张居正30年，明朝的弊病一样存在，逃不脱灭亡的下场！

张居正的改革，核心内容就是收税。收什么税？丁税和田税。但是当时什么税才是大头？商税和盐矿税！

张居正不敢收盐税和商税，却拿丁税和田税开刀，这是舍本逐末的做法。虽然改革能增加税收，但是也不多！应付不了后期的军费开支。

历史上所有王朝的改革，就是国与民之间、豪强与百姓之间的利益分配。明朝中期开始，地方豪族让政府没钱了，政府就要想办法多收点钱。朝廷给豪强压力，于是豪族又把压力转移给小老百姓。如果朝廷胆敢直接拿地方豪族开刀，比如说抄家。地方豪族就会在某个时候举行所谓的“农民”起义。

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农民”起义的领袖是真正的农民？90%以上都是小公务员、小商人、贵族后裔、小地主之类的。

张居正改革的亮点，在于他把人头税摊牌到土地里，围绕人头税和田赋改革。但是这种做法并没有对明朝的税制结构做根本性的改变！

（注:人头税在明朝和清朝已经不是主要税收来源了，否则，怎么会有“摊丁入亩”呢？宋朝和元朝的主要税收都是商业税。从商人手上抢银子，比从农民手上抢，要更快更简单。）

虽然朱元璋立国之初，对商人有很多限制。但是看过《金瓶梅》的人一定知道，历史上的明朝后期，商业是非常发达的！明末已经进入了商品经济高度发达的社会，社会分工复杂、外贸活动频繁。按常理来说，朝廷从商人手上拿税，收入应该是增长状态的。但是大明朝的财政收入却并没有增长。为什么？！

因为控制大明王朝经济命脉的江南豪族，是商人、地主、官僚的复合体。商人赚了钱就买土地，变成地主；再花钱培养后代考科举或是行贿成为官僚阶层。这些人不仅控制着人口、土地、钱粮，他们的政治影响力甚至可以影响帝国首辅的人选。明朝对老百姓的抽税压力非常大，但是朝廷能收上来的钱非常少。这就证明了，明朝的人头税和田赋并不是收入的主要收入来源，张居正在这个方向做文章，对豪强来说不痛不痒，对老百姓却坑惨了。

就拿一条鞭法来说，本意是好的。但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朝廷只收银子，豪强手里有银子，老百姓没有，尤其是北方的老百姓。这就造成，朝廷原本想“轻徭薄赋”，可结果却适得其反，造成“官逼民反”的结局。

所以，张居正的改革无非就是让豪强吐了一点血而已，明朝的根本问题没解决。如果张居正再多活十五年，他会怎么进一步改革？我猜测他肯定要从矿税和盐税下手，因为油水非常的大！

但是张居正死后，万历皇帝已经把这事给干了。他派宦官到地方设立关卡干涉征税，督查矿业开采，经营岁办、采办、皇店，宦官经营仓储。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商业流转税、资源税、国家特许经营和统购统销。只不过张居正收税，钱是放在国库的。而万历皇帝收税，钱是放在他私人口袋的。

万历皇帝这么干，被后世骂的很惨。其中固然有宦官们为非作歹的原因，但更多的是万历动了地主士绅们的蛋糕。而笔杆子又是在地主士绅的手上！不管是万历，还是张居正，只要敢在商税、矿税、盐税上动脑筋，都要被笔杆子们口诛笔伐！而不从这些方面下手，朝廷还是收不上税。

所以，张居正的措施并没有从根本上治疗明朝的病根，他也不能完全背离整个阶级的利益而存在。清查人口土地，一条鞭法已经是改革的极限了。对商业矿产这块大蛋糕征税？想都别想！万历干了这事，还被后世骂“明朝之亡，亡于万历！”

张居正多活几年，估计比万历骂的还惨！

你就是让张居正再活50年，也会走上灭亡的道路，那样的话对于他个人来说悲剧了，他只会成为“王安石第二”，即眼看着自己失败。

其一，万历皇帝时期的明朝小修小补已经没有用了

史学界之所以许多人称其为革新而非改革，即是他是在既得利益下的修修补补，远没有进行改革。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只是税收改革，税收改革从来都是有利于封建社会的政府，长远都是增加社会负担，这在“黄宗羲定律”里面已经说得清清楚楚。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古代中国社会评价官员的好坏首先在税收。

对于这个问题，我在“如何评价张居正一条鞭法改革，对于底层农民的影响？”这个问题已经回答很清楚了。

同理，他的“考成法”也只是对朱元璋以来规定的各项制度，进行有选择性地重申并严格执行。

其二，万历皇帝时期的明朝必须“革命性颠覆”，说白了就是重新“灭官、灭商”

当时能够救中国的方式只有“海瑞式改革”，包括万历、张居正认为海瑞的改革没有任何可行性，就是认为时代变了、事情复杂了。但历史证明：日后清朝所走的路其实就是“重走朱元璋”，当时的社会矛盾就是资本主义萌芽下，商人势力与封建统治的矛盾。传统的儒家思想已经在商业和王阳明心学地打击下崩溃。

其三，张居正的“个人政治品格”以及明朝的特殊政治安排，无法使张居正进行真正地“改革”，他更不会动自己的“政治盟友”

张居正之所以拥有“很大权威”一靠太后、二靠太监冯保，这二者是皇权范畴。同时，张居正利用官员们对高拱“独断专行”的不满，很快排挤走了高拱甚至想用卑鄙地手段置高拱于死地。由此，引发比冯保资历还要老的太监插手，其实这就是明朝政治制度的可怕之处。你不知道你的身旁还是身后，站着比眼前“指挥千军万马”更掌握着“生杀大权”的人。

张居正利用皇权，以及所谓的“70人集团”（其中有掌握经济的张四维家族、军事的王崇古和戚继光等），这些人虽然经过政治风雨许多离开了张居正的权力圈子，但核心圈子都没动。

比如控制大明税收重要一项内容的盐税，盐税占晚明税收的三成，而盐政的最大既得利益者就是张四维家族和王崇古家族。张居正没有动，也不会动。

因此，你既然无法对“最根本的问题”下手，这个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