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督和节度使的地位和职责有所不同。总督是清朝时期设立的地方行政长官，负责管理一定范围内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事务，并且他们被赋予了一定的行政权力。与此不同，节度使是唐朝时期设立的军事行政长官，通常负责防卫边境和平定叛乱等军事事务，并且拥有自主权和军事指挥权。总的来说，总督在职权范围内有更多的约束和限制，也更为注重维持中央集权的统一和稳定。此外，清朝还采用了其他一些措施，例如巡抚制度等，来保证地方行政的稳定和顺畅。

比起唐代的节度使来，同样领兵驻守一方，看上去“位列封疆”的清朝总督们，权力其实小得多。

有多小？那就要比比唐代时动不动闹大动静的节度使们。盛唐年间的唐朝节度使，何止是手握重兵的一方统帅？更是获赐“双旌双节”，也就是军事指挥可以专断专行，地方民事财政更是一把抓，连防区内的大小官员，也多是节度使一手任命。辖区大小城镇堡垒，从士兵到官员百姓，全都要对节度使服服帖帖，几乎是指哪打哪。甚至安史之乱爆发前，好些节度使更手握数镇大权，等于几十万强兵在手。作乱？也就是下个决心的事。

以这个意义说，唐朝一直到天宝年间，才爆发了安禄山挑起的“安史之乱”，除了说明节度使制度够坑，也足以说明安禄山外的大唐节度使们，忠诚度不是一般的高。

有了“节度使制度”这个坑爹教训后，唐朝以后的各王朝，自然就长多了心眼。对于肩负领兵大权的要害职务，更是挖空心思设置“防火墙”，必须要把将帅作乱的风险降到最低。放在清代的总督身上，看似指挥千军万马的统帅大权，当然也被百般限制。

清代的总督，承袭自明朝的制度，全名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权力也看上去很大，号称可以“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也就是军事民事吏治都归总督管。而且大多数的总督，都是一口气要管两三个省。理论上说，这些总督大人，很有机会成为权倾一方的土霸王。不过，这也只是理论上。

首先一条限制清代总督权限的事实，就是官员人事任命大权。比起唐朝节度使们可以随时撤换任命治下官员的轻松模样，比如安禄山撤换任命两千五百多军官的“快速办公”场面，清朝总督们若想这么“轻松”，基本就是嫌命长：总督麾下的各级将领官员，基本都是中央任命，总督自己任命的官员，也必须报兵部备案。如果说唐代的节度使与部将，是百分百的“老板员工”关系，那么清代总督与部下，却是实实在在的“上下级同僚”。

既然关系不同，大家都是在为朝廷工作，总督想要犯上作乱，基本就是分分钟变光杆司令。

而更重要的不同，就是指挥权限。唐代的节度使们，都是权镇一方的统兵大将，又有绝对独立的指挥权，几万几十万大军在他们手里，就常像使唤自己胳膊一般。清代的总督呢？名义上麾下的人马不少，但总督直接指挥的，只有三个营左右的“督标”，人数不过四五千人。而且就这么点人马，调动也必须经过朝廷同意，否则必然论罪。

至于总督辖区内的其他军队，照老百姓的话说，则是“各有各的娘家”。像漕运巡盐这类部队，都有各地的衙门管着，全都不是总督直属。绿营部队更是归当地提督节制，平日里总督更管不着，只有在遇到战事时，经过朝廷委派，才归总督调度。另外精锐的八旗军队，是由清王朝直接委派的“八旗将军”管辖，甚至从品级说，八旗将军“会同奏事时列衔在总督前”，比总督的级别还要高。

这也就是说，倘若真有哪个清代总督，横下一条心要造反，那么他能调动的，最多就是四五千“督标”，而且很可能还没打出什么名堂，就被闻讯赶来的八旗绿营等各路部队剿灭。

而且总督之下又有巡抚，巡抚的品级比总督低，却不是总督的下属，而且也掌握一定地方军政权力，还有自己直接指挥的部队“巡标”。两者互相牵制，分散了总督的权力。好些地方的总督，比如闵浙总督湖广总督两广总督，更是要和当地巡抚在同一个府邸办公，互掐互撕都是常见事，甚至经常掐到皇帝面前。就算哪位总督心怀造反大梦，放在这闹心工作环境里，天天被巡抚瞪圆了眼睛盯着，日久天长也闹没。

▲湖广总督张之洞

至于造反必须的财政大权，唐朝节度使们那富得流油的腰包，对于清代总督们来说，更是痴人说梦。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清代总督除了完成朝廷赋税任务外，基本没什么截留钱粮的权限。招兵买马之类的“烧钱”大事，基本是有心无力。

所以说，哪怕有为大清朝统帅千军万马作战的机会，清王朝的总督们，也都是打完了赶快收工。“图谋不轨”这类评书里常有的事情，在清代的总督权限制度下，总督们真心不敢想。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

清朝有8大总督，分别是直隶、两江、四川、闽浙、云贵、湖广、两广和陕甘。光绪三十二年，又增设了东三省总督。

总督的本身职务是“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办理的差事是“总督**等处地方、提督军务、兼理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是从一品的中央文职官员，派遣地方办事的。总督的职责是“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少则管理一省，多则管理三省。

以两江总督为例，一般为从一品品级，驻守南京，总管江苏（含上海）、安徽和江西三省的军民政务。在南京和两江总督搭班子的有江苏左布政使（又称“江宁布政使”），是从二品文官，协助两江总督管理南京和江苏苏北地区的民政、财政事务。

在江苏的苏州，还有一位江苏巡抚，职务全称是“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抚江苏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兼理河道屯田”，是正二品的中央文官，带领江苏右布政使、江苏按察使治理江苏苏南和上海地区。巡抚虽然品级比总督低，但是并不是总督的下属。如果总督、巡抚互相掐架，闹到皇帝那里，也往往各打五十大板。康熙年间，两江总督噶礼与江苏巡抚张伯行互参，双双被革职。

总督直接能指挥的部队叫“督标”，分为三个营，总人数也就在四五千人上下。在南京城里，管理满洲部队的是从一品江宁将军，全称镇守江宁等处地方将军，为清代统领江南驻防八旗军兵的最高统帅。江宁将军级别和两江总督一样，实权不如两江总督，但是在政府礼宾排名中，“会同奏事时列衔在总督前”。江苏驻防的八旗兵，两江总督是调动不了的。

此外，在淮安市清江浦区，还驻防着一位南河总督，负责大运河的河务，也掌握部分军队，叫做河标，也不受两江总督管理。至于管理汉人绿营兵马的，在江苏分为江南提督、江北提督，都是从一品武官，品级和总督一样，但受总督节制。不过总督要调动绿营兵，也需要中央兵部同意，实际操作起来也困难。

另外，在苏州还有个苏州织造，南京还有个江宁织造，扬州还有个巡盐御史，都是四品五品的官员，级别不高，个个都是皇帝的亲信，办差的同时，还负责监视地方官。因此，弱势一点的两江总督，号令都出不了南京城。

两江总督好歹还是一个人在南京，其他的闽浙总督与福建巡抚同住福州府，湖广总督与湖北巡抚同住武昌府，两广总督与广东巡抚同住广州府，云贵总督与云南巡抚同住云南府，权力交叉重叠，权责难分，矛盾更多，总督的权利更加受到影响。

至于唐代的节度使，受命时赐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统两至三镇，多者达四镇。五代时期，节度使的权势达到了极点，皇帝的拥立与罢黜都取决于节度使，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的开国君主均为节度使。这是清朝总督没有办法比得上的。

有胆的时候没有权，有权的时候没有胆。

清代总督的权力有分割，难以做到节度使巅峰时期的一把抓，其实清朝太平天国之乱时期，两江总督的权力是一个很契合唐代节度使的职位，只可惜没有胆量志气的时候没有权，有权拿着的时候，却已经没有胆。

按照常规理论来讲，唐朝常设的节度使，其实权力比不上清朝的总督，唐睿宗时期设立的节度使，更像是清朝的“提督”，只管兵务，同理来说，节度使肯定也有像清朝总督一样的上头管着，不是随随便便做什么都可以的。

我国古代第一位节度使名为“贺拔延嗣”，任河西节度使，设立他的目的，就是当时为了加强对吐蕃和突厥的入侵打击，用现在的话来讲，那就是河西这一带变成了“军区管制”，实行战时制度，比府兵制还要严格。

可是节度使不“持节”，他也不能越界，只能老老实实站在自己的岗位上。

持节就是指皇帝给予“生杀予夺”大权的意思，这个说法来自于“持节都督”，也就是三国魏晋时期的幅度官职。

持节的节度使能做的事情很多，能自己决策杀的人也很多，反正事后跟皇帝汇报，这些人妨碍护国大计，这件事就算过去了。

要想搞清楚唐朝节度使的权力为什么这么大，就必须要先知道唐朝太宗以后的边境局势。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起，唐朝就不再像李世民时代一样，万族甘心臣服了，特别是武则天在彻底登基的前的两三年，对掌握着边境兵权，也抵御边境游牧民族的李唐宗室大开杀戒，当时就已经引起了契丹的入侵，只是后来不了了之了。

隐患已经发生，盛世也无法掩盖。

要应对游牧民族越来越频繁、强势的侵扰，边境军事管理制度就要变，要设立专职，要给予极高的权力，不得已的时候，需要自治。

所以唐玄宗时期，安禄山这种边境将领能够掌握大权，那就是因为安禄山其实就是一个有能耐的悍将，在抵御游牧入侵的时候，屡建奇功，这种防御效率，是曾经的强盛，却已经逐渐颓废的“府兵制”比不上的。

以前的府兵制是轮换形式，但即便是轮换也没关系，唐高祖、唐太宗年间，府兵的实力极其强盛，换谁来，游牧部队都讨不了好，这种强大是来自于常年的征战。

但既然是人，那就会因为环境的改变而改变。

安禄山打仗的部队，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招募的全都是在边境地区一些贫苦的难民、逃犯、游牧民族的边缘人之类的，这些人的特点就是狠，就是要钱不要命，这便是“募兵制”。

募兵制最早是来自于狄仁杰的边防思想：

“敕边兵，谨备守，远斥候，聚资粮，待其自致，然后击之，以逸待劳，则战士力倍，以主御客，则我得其便。如此数年，可使虏不击服矣”

这一切都是有因果脉络的，唐朝节度使的出现和权力加大，本质就是因为国家军事的需要，不是无缘无故的，相对来说，也是合理的。

随着安禄山立功，其余的几个节度使也表现出了一定成绩，唐玄宗决定再度放权，放的也不多，但是最起码要保证节度使军镇的“战时自治”，不能给他们打仗造成阻碍。

在以前，打仗有主将，也是有监军的，而且主将的仗怎么打，需要皇帝提前指导，监军就是这个联系人，也是信息传递者，但是面对游牧民族的骑兵，等你上报完毕，仗也早就输了。

所以要给予节度使自治，从这个时候起，节度使就不再是“常规”的节度使了，和唐朝史书职官表所定义的节度使，不再是一个意思。

最起码，兵权、钱要给节度使，而官员们也不能碍事，所以还要给予一定的“生杀大权”，说到底，就是等于让节度使“持节”了。

安禄山是个例外中的例外，权力给多了。

唐朝时候，一个地方的几大权力，可以这么看：

军：

节度使本身掌军政，下面要再设立属官，具体是什么属官就不再一一阐述，总体而言，节度使可以看成一个不常设的“战时军事集团”。

政：

其次有“采访使”，听起来这个名字权力很一般，但采访使可不是记者，而且权力很高，属于是钦差大臣，皇帝派出来对多个地方刺史的监察，除了不掌兵，也可以视为“持节”。

财：

而管理财政的乃是“度支使”，主抓地方的财政管理。

田：

在节度使制度实行的时候，藩镇屯田也跟着实行了，于是设立了“营田使”，有的时候，这个职位比度支使更重要。

可前面也说了，节度使制度为了应对频繁发生的游牧侵扰，已经非常规化了，皇帝逐渐放权，而安禄山呢，他就是把这四大基本权力全部拿了起来了，这下子好了，身兼三大节度使的安禄山本来是平乱，反而成为了最大的造反头目。

然后安史之乱来了，天下大乱，叛军深入大唐骨髓，各地都有，唐玄宗也很心累，因为他被节度使制度绑架了，他和唐肃宗能做的就是，让各地藩镇节度使权力“自治”，意思就是，全部节度使都走安禄山的路子，只有这样，才有更快的速度平叛。

这个时候，节度使就像极了诸侯王，或者说不是像，简直就是。

你要把清朝的总督拿来和唐朝中后期的节度使来比，那都不能叫做一个概念，节度使堪称是“王”，以前的王还要给皇帝哥哥进贡呢，但比如河朔三镇的节度使，他们压根就不进贡，给不给皇帝钱，看心情。

安史之乱是平定了，但大唐也重病缠身了，以前还只是皮肤病，现在就完了，皮肤病没治好，反而五脏六腑也出问题了，大脑的地位岌岌可危，各个器官看心情给大脑表态。

以乱之乱，是没有办法的办法，甚至可以怀疑，藩镇割据，就是大唐最高统治者的最好设计，因为大唐的盘子太大了，反噬是必然的，唐玄宗面临的局面，是李世民也没有过的，如果让李世民选，李世民可能不会把步子走得那么快。

集节度使、采访使、度支使、营田使、团练使于一身的节度使，就开始考虑世袭了，河朔三镇被称为大唐割据的标志性地带，就是因为完全失控了，这个地方的刺史随便节度使处置，朝廷派来的官员十有八九都是送死，也难怪后来宋朝文人对武官打压得那么狠。

这属于是跨时代报复。

大致说完唐朝节度使，再说说清朝总督。

清朝总督是最顶级的封疆大吏，在巡抚之上，管理一个或者数个省的各项事务，这里面，也是包括军事的。

在常规的职能上，总督比节度使厉害了，但可惜的是，唐朝的节度使，都是不正常的节度使。

那么总督有没有能力作乱呢？

其实总督被限制得跟木偶人一样。

总督虽是坐在地方最高的位置上，但是他的下线，却不是他能完全掌控的。

巡抚低于总督，但完全忠于皇帝。

可总督也好、巡抚也好，地方的“监察制度”、“财政大权”，不在他俩的手中，而是在“按察使”、“布政使”的手中。

按察使和布政使说是总督和巡抚的“副手”，可事实上也是隶属于中央，总督把手伸都伸不到他们身上。

以康熙雍正年间的西南西北动乱为例，当时西南西北有总督，有巡抚，也有“提督”，著名的岳家人，前前后后就是在这几个职位打转，偶尔是他们制衡别人，偶尔也被别人制衡。

总的来说，掌权的不掌钱，掌钱的不掌兵，掌兵的要听话，想造反，门都没有。

可清朝总督就没有也跟唐朝节度使一样，“非常规化”的时期吗？

还别说，真的也有，太平天国时期，两江总督，就曾达到过这个境界。

太平天国当年星火燎原，打得满清统治者晕头转向，也是这个时候，湘军出世。

湘军的建立，得于曾国藩的组建，而湘军的组建模式，其实跟安禄山当年走的路子是一样一样的。

曾国藩深知清军的弊端在哪里，制度陈腐，思想臃肿，等到清军团练完，再经过磨合，洪秀全都当皇帝二十多年了。

于是曾国藩以湘乡一带的农民、儒生、江湖人士等等各种各样的人组成大军，这支军队凝聚力极高，大家讲的都是湖南话，甚至有的还是亲戚，这种亲军的一体化，是自古以来少有的。

湘军大发神威，在太平天国最威风的时候打得太平天国发懵。

后来咸丰开心坏了，给曾国藩加官晋爵，旁边的军机大臣看得都怕了，他提醒咸丰皇帝，你现在给曾国藩这么高的位置，就怕他有了名正言顺的地位造反啊：

“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闾里，一呼，跚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福也”

难道咸丰不懂这个道理吗，他懂，但他当时的状态和唐玄宗一样，根本没有办法了，有办法没人会让权。

这还不算完，太平天国第二次把江南大营按在地上打的时候，咸丰只能再加重湘军的权柄，给予曾国藩两江总督的位置，并且让他管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四个省的军务，这个时候的曾国藩，达到了大清汉人官员的一个巅峰。

以曾国藩为节点，后来的大清众多封疆大吏，都是曾国藩的人，可谓是军权、政权、财权一手抓。

而两江总督这个位置，慈禧玩过手段想要拿回来，却发生了“刺马案”，两江总督牢牢掌握了大清快百分之三十的财富，中央毫无办法。

强势的湘军集团让满清统治者头皮发麻，当时打下太平天国，据说有一笔两千万两的白银被缴获，可是满清朝廷都不敢查，问都只是能是开玩笑的问。

实际上这个时候的湘军，已经颇有当年节度使的意味了，那为什么曾国藩不造反呢？

曾国藩不造反，只能说是大清皇权集中制度下最好的一种结果，说白了，大家强势可以，但造反就算了，不是能不能做到的问题，而是骨子里的一种思维习惯，已经学不会造反了。

但事实也是湘军曾经要慈禧看着他们的脸色行事还不敢乱批评，作乱的能力也是完全有的，之所以造成这种失控的局面，就是为了平定太平天国之乱，理由跟唐玄宗等人，都是一样的。

因此看待唐朝节度使和清朝的总督的权力问题时，要从“常规”和“非常规”的两种状态去看，常规的情况下，没有人能造反，也没有皇帝设计了一个会让人造反的制度，皇帝不是傻缺，能造反的不是职位本身，只是人罢了。

本文原创自“纪元的尾声”

清朝的总督，统管数省的军事、民事，是真正的封疆大吏。

尤其是到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总督的实际权力进一步扩大。

可是，有清一代，总督们虽有过“东南互保”之类的“抗旨之举”，但总体上对朝廷都是毕恭毕敬的，始终没有像唐后期的节度使一样“悖逆作乱”。

这是为什么呢？

清代是一个276年的朝代，其中又经历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前后差异极大。

因此，咱们还得分时期来聊这个问题。

清代前期的总督：没有成为军阀的物质基础

1、成为军阀的物质基础。

一个地方官员会不会成为军阀，主要看三点。

兵是谁的兵？将是谁的将？钱是谁的钱？

一般来说，如果“兵为将有”、“财务独立”，那就具备了成为一方军阀的物质基础。

所以，防止“兵为将有”、控制财权，是历代统治者防止地方“尾大不掉”的基本方法。

2、唐朝节度使的物质基础。

唐朝其实也是一样的。

唐初时，实行“府兵制”。

“寓农于兵，兵农合一”，府兵们轮流上番。

遇有战事时，朝廷任命的大将统兵出。战事结束，兵归诸卫，将则归朝。

因此，士兵除了上番时间外，大部分时间是在务农。除了立功受勋外，他们生活的质量主要由务农的守成决定。他们与将领之间的关系十分松散。

然而，随着均田制瓦解，府兵制也瓦解了，代之以募兵制。

士兵们都是由将领选拔的职业兵。他们由招募的将领长期统领，其生计、荣辱完全取决于将领，形成了人身依附关系。

如此，唐朝已是“兵为将有”。

同时，唐玄宗等人为了便利边疆战争，让节度使兼管起其余内的民政、财政。

如此，唐朝的节度使，实际上已经成为凌驾于州、县之上的行政区域了！

如此，节度使的区域内，士兵们吃节度使的粮，当节度使的兵。

节度使由此完全具备了成为一方军阀的物质基础。

3、清代前期总督的物质基础。

相比之下，清代前期的总督，说起来“掌厘治军民，综制文武，察举官吏，修饬封疆”，各种权力一把抓，但其实只是替皇帝打杂的。

清朝前期的兵，分为八旗、绿营。

八旗自成系统。在京者由亲王统领，在地方者由都统统领。他们不但不归总督们管，连兵部也管不着他们。

而且，他们还驻防于战略要点，监视绿营。

总督虽然节制辖区内的绿营，但实际上，军事行动，要经兵部审核后才能行动。

所以，他们除了对直接统辖的亲兵（督标，多者四五营，少者两三营）外，对其他军队只是有监督之权而已。

至于钱嘛，也是由户部把控。

总督的财权，其实主要就是协助户部办差。

至于兵嘛，绿营是世兵。父死子继，兄终弟及，世代吃朝廷的粮，当朝廷的兵。

就连“继丁”，也就是军士死亡、逃亡后，由何人接替其额，都要由兵部移文！

至于将嘛，各级文武官吏，也由兵部、吏部相关部门统一办理。

因此，清代前期，与唐朝前期一样，兵是朝廷的兵，将是朝廷的将，钱是朝廷的钱，总督只是帮朝廷监督、执行的。

他们完全不具备成为军阀的物质条件！

清代后期（大致为1860-1900）：权力扩张，但不至为乱

唐朝的府兵制瓦解后，逐渐形成节度使“尾大不掉”的局面。

同样，清代八旗、绿营不堪用以后，总督的权力也扩张起来。

然而，清代的总督，仍然与唐朝的节度使不同。

1、扩张权力。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八旗、绿营等“经制兵”不堪一击，朝廷被迫让曾国藩、李鸿章等人招募勇丁，镇压起义。

曾国藩、李鸿章募兵时，一级将领选择下一级将领，最后一直选择到士兵。成军后，湘军、淮军有自己的制度，将领几乎拥有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权。

因此，彼此之间关系紧密，是真正的“兵为将有”。

而且，由于朝廷没有足够的财政力量养湘军、淮军，湘军、淮军，通过“厘金”等方式自己解决军饷等问题，也具备一定财务独立。

尤其是：1861年，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后，大清对绿营彻底绝望，任命曾国藩节制四省（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军务，并逐渐让李鸿章、左宗棠等人也成为督抚，使湘淮系的实力大增。

可以说，此时的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尾大不掉”的实力。

然而，他们与唐朝节度使毕竟不同。

2、与节度使不同之处。

（1）、士兵的利益。

士兵愿不愿意跟随你对抗朝廷，还得看符合不符合他们的利益。

其实，唐宪宗时期，也曾经打服了藩镇，并重新调整了节度使人选。

然而，藩镇内的兵将自己组织起来，驱逐，甚至杀掉朝廷新派的节度使，继续为乱。

这是因为：唐朝虽击败了藩镇，却无法找到保障士兵利益的办法。

唐朝的藩镇兵，都是职业兵，他们完全靠从军为职业，以打仗为生，没有土地。

如果不裁兵，这些藩镇只是换了个节度使，照样具备抗拒朝廷的条件。

可是，一旦要裁撤，又没有土地可以分配给人家，无法解决人家的就业问题。

所以，士兵们只有回到藩镇割据，抗拒朝廷的老路上来。

而曾国藩的问题恰恰相反，他的兵实在没有必要再打仗了。

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湘军破九江、安庆、天京等处时，无不获取了大量的财宝，各个都发家致富了。

就算跟着造反，建立新朝，将士们又能有更好的生活吗？

所以，大家想的是富贵还乡，过好日子了，不愿意再拼命了。

曾国藩说湘军“暮气沉沉”，就是此意。

裁吧！裁了大家都高兴。

（2）、军队文化。

其实，在黄巢起义之前，唐朝绝大多数节度使都是比较安分的，闹腾得比较凶的是“河朔三镇”。

“河朔三镇”，就是安史之乱的残余。

由于大唐天子畏惧郭子仪、李光弼等平反将领也“尾大不掉”，不愿再坚持彻底镇压，采纳了仆固怀恩的建议，接受了这些叛军的投降。

另一方面，朝廷的宦官还杀害了一些平叛有功的节度使。

所以，对河朔三镇的节度使、叛兵叛将来说，就算老老实实服从朝廷，也难免遇害，唯有保证具备反抗朝廷的能力，才能保障他们的安全！

所以，田承嗣公开给安禄山父子、史思明父子立庙，宣扬造反文化。

相比之下，曾国藩、李鸿章等人，与之就完全相反了。

湘军、淮军，是靠镇压造反起家的。

他们在建军时，就以封建道统、忠义思想为建军的文化基础。

既然如此，他们又怎么能“话锋一转”，说造反就造反呢？

（3）、将领的个人追求。

河朔三镇等节度使，都是武人出身，甚至有丰富的造反经历。

“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是他们的信条。

相比之下，湘、淮系的总督、巡抚们，多是文人出身，是“经世派”。

对他们来说，出将入相，“修身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人生追求。

所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刘坤一，虽然他们没有河朔藩镇那么“自在”，但在更大的舞台上，对历史发挥了更大的影响力。

（4）、朝廷的驾驭之术。

不得不说，慈禧在平衡内部上，比唐朝中后期的天子要老辣。

首先，是“久任”问题。

一开始，“不久任”，是唐朝对节度使任命的一个基本原则。

但是，唐玄宗时期，出于各种考虑。逐渐让一些人长期固定在一个地方担任节度使。

如此，节度使自然就形成了自己的势力。甚至于，最后形成父死子继的世袭传承。

然而，慈禧时期，对“久任”的防范几乎到了偏执的程度。

当时的总督、巡抚，平均任期不足两年，有的甚至还没到任就被调整了···

因此，尽管许多湘、淮人物地位高、权力大，但始终难以形成自己的地方势力。

其次，是对实权人物的驾驭。

安史之乱后，唐天子一面对平叛有功的将帅防备，甚至迫害，一面却对跋扈的河朔三镇安抚、妥协。

正如田承嗣所说：朝廷用人，只问势，不论理！

如此，与其毕恭毕敬，为宦官所迫害，为何不与朝廷“论势”呢？

相比之下，慈禧对平衡的把握则老道不少。

一开始，曾国藩力强，李鸿章气候未成，她采取“扶淮制湘”、“李左相制”。

如此，原本与曾国藩关系复杂的李鸿章、左宗棠自成一派，分化了曾国藩的权力。

此外，湘、淮各重要人物被分派各地为督抚。

表面上湘淮人物占了一半的督抚之位，实际上，只是笼统的属于一个派系，彼此事实上分化。

同时，又“易勇为兵”，试图以练习湘军、淮军的办法改造经制兵。

步骤清晰，环环相扣，虽然未完全实现，但基本上维系了平衡，控制了局势。

值得一提的是：在“东南互保”中，虽然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人联合不奉诏，但他们在事后都被调离了原岗位。

也就是说：他们的影响力足够大，但不足以形成足够的地方力量。

最后十年（1901-1911）：内外皆轻

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清朝廷进行最后的挣扎，推出新政。

在新政中，总督、巡抚的权力再次被收回。

1、军权。

大清在最后十几年，进行军事改革，操练新军。

1903年，朝廷统一新军营制，设立练兵处，统一管理各地新军。

此后，各地新军的编制、训练、赏罚、将领升迁、人才选拔、军饷筹集、军协制作等，全由练兵处掌握。

总督、巡抚，只能“协力襄助”。

此后，又设立了陆军部，进一步加强了军事集权。

2、其他权力。

此外，财政权、司法权等，也悉数被收归中央。

3、内外皆轻。

新政，将总督、巡抚的权力收走了。

然而，朝廷也没有人有足够的才能真的把握住兵权（有能力的铁良等人也被满清贵族的内部斗争所排挤）。

结果，清廷无法掌控局势，军权落入了革命党和北洋、南洋军人之手。

最后的结果，大家都看到了。

辛亥革命时，南方各总督除了少许巡防队外，几乎无兵可用。

除了地方比较偏，革命力量不强的陕甘地区外，其他地区的总督几乎没有应对之力。

大清灭亡后，民国初年，真的陷入军阀割据后，那些总督们早已经出局。

总的来说，无论唐、清，在其初期，都有一套运转良好的制度，可以维持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保持集权。

不同之处在于：又经历了一千多年发展后，清朝的集权比唐朝更为稳固、成熟。

在旧有制度运转不灵后，唐朝统治者缺乏足够的应对经验。

而清朝则拥有更好的弹性。

“以文制武”的统治原则、“理学”的忠君思想、更稳妥的驾驭之术，都使清在面临旧体制失效时，表现出更好的弹性。

然而，封建集权虽然不断成熟，但封建集权本身已经为历史所淘汰。

最后，当清政府企图再次加强封建中央集权时，不但削弱了总督们，也使自己被削弱了。

内外皆轻，封建专制的时代就此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