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民心者得天下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或许说的就是孙传庭这样的人吧。

孙传庭可谓是李自成的苦主。

早先，孙传庭与洪承畴一道，几乎将李自成、张献忠等人逼入绝境。

李自成复振后，即便孙传庭所部训练不足，依然能在正面作战中击败李自成。

然而，孙传庭部最终却被李自成全歼。

将闯王逼入绝境的孙传庭

孙传庭本来在京城做官，因为与吏部尚书不和，被“推荐”到陕西任巡抚，去镇压起义军。

去陕西时，崇祯表示：措兵马难，筹饷更难。只答应给孙传庭六万饷银，让他自己去想办法。

孙传庭到陕西后，立刻募得3000人，立刻投入与农民军作战。

到任不到一个月，孙传庭就斩杀了商洛地区的农民军首领“张胖子”。

随后，孙传庭又与“老闯王”高迎祥作战，“四日三捷”，擒拿了高迎祥，并招抚了众多起义军首领。

上任仅半年多，关中地区的起义军就沉寂了下来。

次年，孙传庭与洪承畴联手，一起与李自成等部起义军作战。

孙传庭负责东面，洪承畴负责西面，强强联手，将起义军逼入了绝境。

张献忠等部投降了大明，李自成部主力被歼，只带了18骑避入商洛山中。

可以说，到此时，洪承畴与孙传庭已经基本上平定了起义军。

形势大变

就在孙传庭准备彻底解决起义军时，清军入塞，洪承畴、孙传庭奉命入京勤王。

如此，李自成才喘过气了，好歹算是“留得青山在”。

孙传庭勤王期间，与高起潜、杨嗣昌不和，卷入纷争，被锦衣卫拿下，入狱！

这一关，就是三年！

三年间，形势大变！

洪承畴、孙传庭这样的能臣离开了陕西，他们的精兵劲卒悉数调去了辽东，原本只剩下一口气的起义军们迅速复苏。

张献忠等人复叛，李自成也重新崛起！

从挫折中走出的李自成，“开窍”了，他更成熟了。

他吸纳了李岩、宋献策、牛金星等智谋之士，团队总体水平上了一个新台阶。

李自成提出“均田免粮”的口号，一时间，“迎闯王，不纳粮”的口号响彻中原，河南等地的农民纷纷加入起义军，李自成的实力迅速膨胀！

很快，起义军攻占洛阳，煮掉了福王；又连续在项城、襄城、朱仙镇大败明军主力，并数次围攻开封！

显然，此时的李自成，已不再是当年的“流贼”了，他已经是能够强攻大城，歼灭明军主力军军团，能与明“争天下”的强大势力了！

大明已陷入几近绝望的态势。

洪承畴等部已调往辽东，准备进行松锦决战；左良玉部被李自成打怕了，只顾自保，不再积极参战；其他各部，皆为自成手下败将，士气低落。

崇祯，再次想起了监狱里的孙传庭。

“与现实脱节”的君臣

崇祯找孙传庭谈话。

孙传庭答：只要5000精兵，我就能搞定李自成！

看来，孙传庭对李自成的认识还停留在3年前。

或许，在孙来看：当年，他白手起家，募3000兵，能够立下大功，如今，凭5000精兵，有何不可呢？

只是，李自成早已不是当年的“流贼”，而是“号为百万”的“巨寇”。

而与孙传庭配合的，也早已不是“家驹千里”的洪承畴和“阎王”卢象升，而是已被吓破胆的左良玉和不知兵要的陈永福。

在监狱3年，信息脱节，情有可原。

然而，崇祯居然信了！

孙传庭依据过时印的豪言，给自己挖下了一个大坑！

仓促出师

孙传庭到任后，立刻以雷霆手段除掉了作战不力的贺人龙，“诸将莫不洒然动色”，“自是兵威遂振”。

极短的时间内，孙传庭就使连败颓丧之师恢复了生气。

然而，在详细了解情况后，孙传庭终于认识到：凭现在的力量，还真搞不过李自成！

于是，他上书天子，提出：要再募二万兵！

说好的五千，怎么变成二万了？崇祯大怒！不准！要求孙传庭立即出战。

孙传庭增募无果，遂一边“悉力以缮甲士”，一边向崇祯讲明情况，“兵新募，不堪用”。

崇祯哪里肯听，派来苏京督战，连番催促。

无奈之下，孙传庭只得硬着头皮出战了。

柿园之败

本就是硬着头皮出战，天公又不相佑。

出师后，连日大雨，粮食运不到，官军只得采青柿为食，又饿又冷，士气低落。

然而，即便如此，在孙传庭的指挥下，依然险些击破李自成。

十月中旬，孙传庭与李自成在郏县决战。

孙传庭设三道埋伏后，以牛成虎前出诱敌。

李自成正在连胜之势上，有些轻敌，一顿追击，落入孙传庭的伏击圈中。

一时间，各路官军合力夹击，李自成被斩首千余，陷入混乱。

李自成亲率亲兵出击，试图扭转局面。

可是，李自成亲自出阵，不但没有挽回局势，反而使自己陷入危险中。

李自成败走，坠落马下，换了他人的马，才率败兵狼狈撤离。

起义军为延缓官军追击，将珠宝马匹丢弃于路。

明军毕竟是新募之兵，在孙传庭的指挥下，尚能奋力一战。但毕竟缺乏整顿，对”意外“情况显然准备不足。

于是，明军纷纷争抢物资，陷入混乱。

正此时，罗汝才部赶到，自官军后方杀出。

李自成见状，也挥军还击。

官军阵势已乱，又因捡了大量珠宝而行动不便，”遂大败“。

孙传庭只得收拾败兵，退回关中。

此战，孙传庭虽败，但却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军事才能。

李自成自入河南以来，”未尝一败“，此次，“非汝才救至，竟歼矣”。如果不是罗汝才正好救来，李自成军有覆灭之危！

此战，李自成“丧精锐八千人”，官军“覆军数千”，官军其实并不吃亏。

只不过，由于将领们遇乱而散，才导致兵败。

显然，孙传庭已作得足够出色了。如果稍多给一些时间，“新募之兵”整顿更好一些，战局必迥然不同！

然而，天子的强令出战，使孙传庭吞下苦果。

更可怕的是：更大的苦果，还在后面！

独木难支

李自成本已定下直入关中的计划。但柿园一战，自成知传庭不好惹，遂南下襄阳，建设政权，整顿军马。

孙传庭也抓紧时间，“治军于陕”。

孙传庭上书天子：现在兵久无斗志，贼势已大，要再出兵，“非数万人不可”，应该大行调募而训练，严肃军纪！

崇祯同意，并赐尚方宝剑以加强孙的权重。

于是，孙传庭立刻募兵，开屯田，修缮武器，收集粮草，并令每3家出1丁。

很快，孙传庭就练得“步骑兵凡五六万人”。

与此同时，孙传庭吸取柿园之战中运力不继的教训，开发并赶制了2万集后勤与火力于一体的“火车”，既能装在火炮、甲杖，又能在作战中“战则驱之以拒马，止则环之以自卫”，攻守一体。

后来的事实也表明，经过整顿后，无论攻守，孙传庭均能克制李自成。

然而，崇祯的失误，却使孙传庭在战略上陷入被动。

战略被动

当时，大明只剩下3支能战之军：辽东吴三桂、武昌左良玉、关中孙传庭。

然而，吴三桂军要在辽东防备清军，不可能调来；左良玉则已不敢与自成作战。

对付李自成，崇祯只剩下孙传庭一支军队了。

因此，孙传庭与李自成的对决，将是大明与李自成的战略决战！

既然是战略决战，自然要慎之又慎，想方设法争取战略主动。

当时，孙传庭在关中，李自成在襄阳，中间的河南等地因战略、灾害，已“赤地千里”，难以提供足够的就地补给。

因此，主动进攻的一方，将必须拉长补给线，陷入被动，而防守的一方，将无需担心后勤，只要相持以待，就能找到机会击败对手。

就地缘而言，形势对大明本是有利的。

左良玉的20万军，正在武昌，本可以与孙传庭夹击自成。

就时间而言，形势对大明也是有利的。

孙传庭在关中的整顿卓有成效，实力在迅速发展。

李自成部内部则出现了问题。李自成先是吞并了罗汝才所部，罗汝才部不愿跟随自成者都往投孙传庭。此后，李自成杀贺一龙、罗汝才，兼并刘希尧等部，一些义军远走浑南，革、左五营瓦解。

因此，一些既熟悉自成情况，又与自成有深仇大恨的义军投靠孙传庭。

孙传庭也采取了一些小规模的主动出击，取得了一些小胜。

因此，如果崇祯能妥善部署，持重而行，是能够掌握主动的。

然而，崇祯既对局势无比焦虑，又疑心传庭趁机割据，遂强令孙传庭出兵！

如此，大明主动让出了对战略主动的争夺，以孙传庭孤注一掷！

这又是一次“先战而后求胜”的作战！

计划一开始就破产

朝廷以孙传庭为兵部尚书，改称督师，命其总督陕西、山西、河南、四川、湖广、贵州及江南、江北军务，出潼关作战。

八月，孙传庭率所练的马步军五六万人，加上所节制的其他兵马，“步骑各五万人”，约10万大军，出潼关进攻。

孙传庭的计划是：先往洛阳与河南兵会合，调延绥军入陕西为后援，调甘肃军、四川军防商洛，另以左良玉北上。

这个部署，既顾及到陕西，即防止起义军从商洛入陕，又防止自己后继无兵，还能南北夹击，使自成首尾难顾，其部署不可谓不精当。

然而，从一开始就遇到了问题：左良玉根本不听调令，南北夹击的计划成了孙传庭孤军东进；而河南总兵也本是逃到黄河以北，只是在严格处分下才不情不愿参战，其战意极弱。

左良玉不作夹击，李自成在湖北没有后顾之忧，遂安心采取诱敌深入的方略，在襄城、郏县之间，构筑土城20余座，以逸待劳，掌握主动。

误判

孙传庭一路持重而前，李自成后退决战，因此，明军很快进占了渑池、洛阳、龙门、汝州等地，逐渐深入。

进占洛阳后，明军一度想要经营洛阳，然后再稳步前进。

此时，仓促出战的后果暴露了出来：官军无粮。

显然，由于崇祯的催战，孙传庭在准备未完成的情况下仓促出战，准备不足，而原定计划中，需要为明军准备部分粮草的陈永福部又长期“逍遥郭家滩”，使明军在河南的部分粮草任务也未按期进行，官军缺粮！

同时，天公又不相佑，大雨四十日，“饷不继”。

粮饷不继，孙传庭已无法持重缓进了。

此时，孙传庭似乎找到了一个“因粮于敌”的办法。

据起军叛将透露：起义军的精锐屯于襄城一带，而郏县的官员退至宝丰，主力的家属则在唐县。

以常理而言，宝丰、唐县既是起义军驻官留家之处，必有大量的粮食军饷，正可补官军所需。

因此，孙传庭决心“因粮于敌”，率军直攻宝丰、唐县。

攻破宝丰，农民军许多官吏被杀；攻破唐县，农民军的家属遭屠。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两地并没有留下什么可资粮饷的物资！

如此，孙传庭“因粮于敌”的计划未能实现，官军“士马俱饥，军中皆怨”，形势进一步被动。

正面挫敌，却更加被动

孙传庭随即决定：直接进攻义军重兵把守的要地郏县，“要当破一县就食耳”。

孙传庭攻郏县，李自成率万余精骑来救，正面会战一触即发。

孙传庭在陕西练军的效果展现，一战之下，义军大败，生擒了义军的果毅将军谢君友（五营主力中前营的第二号人物），并斩断义军大旗，险些活捉李自成。

自成败走，官军趁胜攻取了郏县。

然而，郏县“皆穷民”，官军仅得骡、羊200余只，“顷刻间分离食尽，不足给”。

以此来看，孙传庭的指挥下，明军依然能在正面作战中占据优势，只是因仓促出击，准备不足，粮饷问题一直难以解决，才使传庭始终挣扎在危机边缘，始终处于被动的局面中。

李自成正面失利，遂发兵袭扰官军补给线，使官军粮道断绝。

传庭在郏县不得进，更加被动了。

惨败

此时，传庭仍有胜机。

农民军虽断绝官军粮饷之道，但毕竟在战斗力上不及传庭军，官军要回师打通粮道，起义军是不可能阻挡的。

传庭只要打通粮道，喘过气来，坚持不下的反而是“粮亦尽，势渐蹙”的起义军。

因此，孙传庭做出部署：自率秦兵打通粮道，留豫兵守营。

以秦兵接应粮草，是极为合适的。

我们还记得，孙传庭打造了火车营。这些火车既能拉粮草物资，又能“战则驱之以拒马，止则环之以自卫”，是极适合这种打通、接应粮道任务的。

可以说，随时在补给线漫长的情况下，发挥“火车”之能，孙传庭是有先见之明的。

然而···

秦兵出营后，豫兵以为孙传庭这是要抛弃自己，遂陷入混乱之中，陈永福无法制止，干脆撤走。

李自成见机，立刻出动大军猛攻。

混乱的豫兵又打乱了秦兵，“火车”翻到倾轧，塞满道路，明军全部乱套。

自成亲自挥刀冲杀，起义军骑兵凌腾，步兵遮击，明军大部被歼。

起义军直追400里至孟津，孙传庭单骑渡河，回到潼关，他苦心打造的军队损失殆尽！

兵败身死

孙传庭回到潼关时，收集的残兵尚有4万余人，看起来仍能凭险顽抗。

然而，人心已散了。

崇祯将兵败的责任推在传庭身上，免去他督师尚书之职，令他守潼关，戴罪立功。

早先，传庭为了加紧练兵，法度严明，手下的跋扈将领们已不爽，只是慑于孙公威严，不敢不从。如今，孙公已是戴罪之身，且已被免职，自然都不服了。

大将高杰公开指出：不要守潼关，回去守西安！尽管被传庭驳倒，但已无战心。

不久，自成亲率大军西进，直趋潼关。

自成派出部分军队，攀越山险，绕至潼关之后，夹击潼关。

其实，能够攀越山险的，规模自然是不大的，明军如果协同一致，义军未必能得志。

然而···人心散了。

高杰“拥兵不顾”，率先逃跑，明军部署全乱，白广恩等部也只好逃走。

高杰奔延安，白广恩奔固原，高汝利奔汉中，众将各自散去！

孙传庭知大势已去，遂操刀上马，亲率亲丁数百人冲入阵中，当场战死！

“传庭死而明亡”，大明最后的支柱，就这样倒下了。

“大厦将倾，独木难支”，说的就是孙传庭这样的人吧。

作为“独木”，孙传庭显然是合格的。

他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极短的时间内，练成强军，使其能在正面交战中屡破自成。

在军事指挥上，传庭或设伏用奇，或阵而后战，都能压制李自成。

遗憾的是，“大厦将倾”。

崇祯对战争全局的指导，使传庭始终在战略上处于被动。

传庭或是只能带着“新募之兵”，或是在粮饷准备不足的情况下仓促出击，始终徘徊在危险边缘。

尽管传庭在战术上作得比较出色，但由于战略上被动、冒险，始终风险极大！

而大明已丧乱的组织，又使传庭这个兵部尚书根本无法控制风险。

左良玉逗留不进，使传庭夹击部署无法实施；豫兵莫名其妙的混乱，使传庭自己操练的秦兵也陷入混乱、溃败···

孙传庭，始终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家。

只是，站在即将倒塌的大厦之下，其悲惨的结局无法避免。

《明史》曰：传庭死而明亡矣，这话说的一点不错，孙传庭手上的10万大军，是当时明朝在关内的最后一支精锐，崇祯本应谨慎使用这支部队，却如输红了眼的赌徒一般不顾一切地押上了他在关中的最后一只筹码，在孙传庭兵员训练不足、粮饷不济的情况下一再催促出军迎战李自成，最终导致孙传庭兵败身死，孙传庭死后不出半年，李自成便攻破北京，明朝也就此灭亡。

崇祯十年（1637年），是明朝史上非常不幸的一年，这一年关外的清朝已与明朝对峙了21年，明军在清军的打击下一次又一次地丧师失地；关内的农民起义也已经进入到了第10个年头，席卷整个中原的反抗仍愈演愈烈。而此时坐在紫禁城中龙椅上的崇祯皇帝，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偏执狂，他的这种偏执在过去10年中反复发作，而当他的偏执发作的时候，往往给帝国带来的又是一次新的灾难。

当年八月，张献忠被左良玉击败，随即被朝廷招安。崇祯十一年（1638年）10月，罗汝才也被招安，至此农民起义军的主力仅存李自成一家。

李自成在崇祯十一年二月出川后，就一直转战于甘陕，为三边总督洪承畴击败，李自成被迫返回四川，而此时四川明军的防守也极为严密，洪承畴率军迅速南下，与李自成的农民军于广元交战，农民军再次失利。此后在洪承畴的一连串打击下，李自成不得不再次率部北上陕西，又在固县遭到明军左光先部的袭击，损失惨重，所部此时仅存千余，不得不带着残部转入深山密林，流窜于陕西、湖广、四川交界的山中，身边甚至一度只剩下了十八人。

孙传庭在崇祯9年（1636年）的时候被任命为陕西巡抚，他刚到陕西的时候，当地的农民起义军领袖有十多个，其中以闯王高迎祥实力最强。高迎祥在从汉中进入陕西的途中选择了险峻的子午谷道，孙传庭在谷口设伏，一番激战下来高迎祥不但全军覆没，本人也被孙传庭俘虏，孙传庭由此名声大噪，高迎祥死后李自成收拢了高迎祥的旧部，成为了新的闯王。之后孙传庭多次配合洪承畴进剿农民军，陆续消灭了好几股农民军势力，对此崇祯也大加赞赏，孙传庭的前途似乎光明了起来。

但杨嗣昌入主兵部后，制定了一个由洪承畴为总指挥，召集官兵十二万，一百天内消灭全部农民起义军的计划，对此孙传庭认为这个方案动员的人力、物力、财力过多，民众恐怕难以承受，最后即便剿灭了农民军，民众也会因苦不堪言而再次发动起义。对于孙传庭的意见，杨嗣昌非常不满，此后就与孙传庭产生了嫌隙，后来虽然孙传庭屡屡剿灭农民起义军有功，杨嗣昌却百般阻挠，不予申报，与杨嗣昌的矛盾也为他后来被崇祯打入大牢埋下了伏笔。

直到李自成被洪承畴、孙传庭等人打到只剩18人的时候，如果明廷能继续死抓着李自成不放，那么李自成的覆亡是必然的了，但就在此时，关外却发生了动荡。

崇祯十一年8月23日，清军以睿亲王多尔衮为主帅，贝勒岳托为扬武大将军，贝勒杜度为副将，分兵两路伐明。很快，清军就长驱直入，到9月28日的时候攻到了北京郊外的通州，崇祯急调各地兵马入京勤王。

这一次明朝被打得很惨，清军入关5个月，转战2000余里，攻破明军57阵，破70余城，杀明军总督2人，杀守备以上官员百人，包括卢象升在内的一干名将战死，俘获明朝宗室23人，劫掠人畜462300余、黄金4039两、白银977460两，原本富庶的明朝京畿地区遭到了史无前例的破坏。

这次清军入关沉重地打击了明帝国的整个北方防御体系，杨嗣昌决定以孙传庭的陕西秦兵填补北方防御的空缺，但孙传庭坚决不同意将秦兵留在北方防御清军，而是继续参与针对农民军的剿灭行动，直到将农民军彻底剿灭为止，孙传庭认为如果不继续加大对农民军的打击，不要说李自成这些还没被完全剿灭的农民军势力，即便是已经投降的张献忠这些势力也会再次反叛。对此孙传庭与杨嗣昌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崇祯的偏执在这个时候起了作用，他偏信杨嗣昌。这个决定自然令孙传庭十分不满，便以耳病为由辞官，杨嗣昌则告诉崇祯说孙传庭是在装病，崇祯大怒，将孙传庭贬为庶民，又将其囚禁了起来。

这个时候，令农民军极为忌惮的秦兵被留在了蓟辽前线，围剿农民军最得力的统帅洪承畴也被留在了辽东，关内的农民军就出现了翻身的机会。

首先是张献忠，对于张献忠的投降杨嗣昌并不相信，打算要张献忠去进攻还未投降的李自成。然而张献忠投降后就花重金贿赂了兵部尚书熊文灿和太监刘元斌等人，这些人在崇祯面前没有少说张献忠的好话，使崇祯相信张献忠是真心投降，就否决了杨嗣昌的建议。结果到了崇祯十二年明军主力几乎全部北上勤王，中原一片空虚的时候，张献忠又反了，一时间中原又成了到处都是农民起义军的状况，面对如此危局，崇祯任命杨嗣昌为内阁大学士，全权负责剿灭农民军，史称“嗣昌南征，会兵十万、本折色（钱粮）二百余万”。

但杨嗣昌的围剿并不成功，从崇祯十二（1639年）年剿到了崇祯十四年（1641年），不但没能剿灭张献忠，反而还让张献忠做大做强了起来。到了崇祯十四年二月初五的时候，张献忠攻陷襄阳，斩杀襄王朱翊铭，之后渡过汉水，率领全军冲向了河南。

崇祯十三年，两京、山东、河南、陕西、山西、浙江爆发了大面积的旱灾和蝗灾，到了当年冬天，根据《崇祯实录》的记载：

“人相食，草木皆尽，道殣相望”

整个中原地区一片饿殍，而此时明军的九边主力都集中在辽西与清军展开了松锦大战，中原地区的明军精锐也被杨嗣昌调到了四川、湖广地区围剿张献忠，于是中原地区就成了明朝防务最为薄弱的地方，这就为李自成的重新崛起提供了绝佳机会。

早在崇祯十一年，李自成兵败陕西，在此后的两年多时间里他一直在湖广、四川、陕西三省交界处活动。期间李自成虽然兵力单薄，但经过奋力突围最终还是成功脱险，到了崇祯十三年的时候就来到了河南境内。当时的河南已经失控，到处都是流民，李自成一到河南就迅速收编了散碎的流寇，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之后到了崇祯十四年的时候，李自成在河南展开了一系列的攻势，连续攻破了宜阳、永宁、卢氏、师、灵宝、新安、宝丰、鲁山、郏县、伊阳等县，兵锋直指洛阳。

洛阳是豫西重镇，是明代河南八府之一的“河南府”，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崇祯十四年正月十九日，李自成率部攻破洛阳，不但煮杀了福王朱常洵，缴获了大量的金银财宝和粮食物资，还获得了一支建制齐全的明朝正规军，这支军队就不是先前由流民组成的乌合之众所能比的了，李自成鸟枪换炮。

在占领洛阳后，李自成也有了新的转变，之前他不会派兵驻守占领的地方，但在攻占洛阳后，他开始委派官员管理洛阳，并募兵守城。也就在这个时期，举人牛金星、算命先生宋献策等文人也加入了李自成的阵营，李自成的农民军就有了组建政权的基础了。

襄阳之战，襄王被杀，洛阳之战，福王被杀，捅了这么大的篓子，杨嗣昌忧郁成疾，于崇祯十四年三月初一病死于沙市。短短1个月内，两个藩王被杀，朝野震惊，在政治上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东北的形势也急剧恶化，松锦大战打响，明军大半北方边镇主力云集辽西走廊，与清军展开了决战。

在此形势下，李自成得了洛阳后，就向着中原第一都市开封进发了。不过开封城防坚固，城中的周王鉴于福王的前车，也舍得拿出银子招募勇士，在整个开封保卫战中，周王共支出120万两白银，极大地鼓舞了守城军队的士气，等到李自成来攻的时候开封守军拼死作战，之后明将陈永福部增援开封，将李自成打退。但这次李自成部队在撤退的时候并没有出现溃败的情形，完全不同于以往几千明军就能轻松击垮数万乃至上十万的农民军，这也说明李自成部队的战斗力有了明显提升，基本能做到败而不溃。

这个时候明朝与李自成作战的主力是保定总督杨文岳，他在得知李自成攻打开封的消息后亲率2万兵马南下，来到开封的时候李自成已撤围而去。从开封撤围的李自成来到河南与湖北的交界处，此时张献忠与罗汝才不和，罗汝才便转投了李自成，李自成一下子实力大增。之后李自成联合罗汝才共同北上，被杨文岳连败三阵，李自成随即南下湖广，避实就虚，在湖广打了几个胜仗。

面对死灰复燃的中原农民军起义，崇祯又任命了丁启睿为兵部尚书督师，赐尚方宝剑，节制陕西、河南、四川、湖广、江北及三边军务，但丁启睿不敢与庞大的李自成军团交手，只在湖广与左良玉一起对付张献忠。因此崇祯又不得不把关押在监狱的傅宗龙给请了出来，命其为兵部侍郎、总督陕西三边军务，专讨李自成。傅宗龙来到陕西后，就带着陕西精锐4万人马，联合杨文岳部的2万人，于崇祯十四年九月九日会军于新蔡，与李自成的主力展开了会战。

明军进攻之前李自成就已洞悉明军动向，他将精锐埋伏在了树林里，另派一支部队渡过颍河，制造移师汝宁的假象。傅宗龙没有识破李自成的计谋，带兵追赶渡河的农民军，农民军见明军前来追击，便很快撤走了。当天晚上明军认为农民军已走远，疏于防范，当晚隐蔽在树林中的农民军便乘机向明军发起了进攻，明军顿时一片大乱。在乱战之中，贺人龙见战局不利便带领手下亲兵突围逃走，农民军随后将傅宗龙和杨文岳两个总督团团包围。打到后来，杨文岳见形势不妙，也突围而走，包围圈里最后就只剩下了总督傅宗龙一部。在坚守了8天后，傅宗龙部全军覆没，傅宗龙本人也被李自成俘杀。

此战，农民军一下子就击垮了明军的数万精锐，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李自成的实力进一步夯实。

到十一月，农民军攻破南阳，杀总兵猛如虎、刘光祚，并俘杀了唐王；十二月，农民军攻破襄城，连下镇平、新野、唐县等数个州县，并于十二月二十三日再次兵临开封城下。这个时候农民军数量已极为庞大，根据《明史》记载，此时农民军已有百万之众，不过其中能战斗的是少部分，大部分都是农民军裹挟的流民。

听闻开封再次危机，崇祯又提升陕西巡抚汪乔年为陕西三边总督，令他火速调集各路人马出潼关增援开封。崇祯十五年二月，汪乔年统三万精锐出关（其中大部分为边镇精锐），很快就抵达了襄城，李自成闻讯急忙撤围而走。

到了二月十三日，农民军在襄城附近与明军遭遇，随后展开了大战，明军总兵张国钦、副将马名廉战死，贺人龙一看形势又不对，又抛下上司跑回了陕西。而被部下抛弃的汪乔年在坚守襄城5天后还是被李自成攻破，汪乔年被李自成磔杀。

李自成在解决汪乔年的陕西援军后，迅速席卷了豫东。到五月初二，农民军第三次围攻开封。鉴于前两次攻城皆强攻未果，这次李自成采取了围困的策略，打算以开封为诱饵引诱明军主力前来决战。

崇祯丢不起开封，他再次豁了出去，命督师丁启睿、保定总督杨文岳以及总兵左良玉、虎大威、杨德政、方国安等率领大批军队增援开封，这次明军总数多达18万，号称40万。见明军来援，李自成便率领主力在朱仙镇与明军展开了对垒。五月二十二日，农民军与明军决战，此战李自成再次获胜，俘虏了数万明军，缴获的军械物资更是不计其数。此战之后，中原明军精锐全军覆没，崇祯一气之下将丁启睿、杨文岳等人撤职查办，可开封之围，已无人能解，到崇祯十五年九月的时候，在外部援军，内无粮草的情况下，开封城的陷落已近在咫尺，崇祯不得不启用了他手上的最后一张牌，孙传庭。

汪乔年兵败后，崇祯便将孙传庭从狱中放了出来，当他问孙传庭需要多少兵马可以评判的时候，孙传庭认为5000精兵足矣，崇祯听后大喜，随即任命他为三边总督，同时令他处决贺人龙。

孙传庭来到陕西后，遵照崇祯的命令迅速处决了在战斗中屡次抛弃长官的贺人龙，并开始整顿兵马出战李自成。但孙传庭来到西安后，发现此时的秦兵已非往日可比，在此前的一系列战斗中，精锐早已被抽干，此时他手下已无兵可用。另一方面，此前他认为5000精兵足以能剿灭李自成，是基于他入狱前的判断，孙传庭没想到只是过了短短的两年多，李自成就已今非昔比，远不是几千精锐就能搞定的了。在充分了解了敌我形势后，孙传庭上书崇祯，要求至少练兵两万，饷银百万，这个时候李自成的势力已如日中天，凭心而论孙传庭的这个要求并不过分，可偏执狂崇祯却把孙传庭当初的话完全当了真，认为孙传庭欺骗了他的感情，严厉斥责孙传庭：先前你跟我说5000精兵足够了，如今又找我要两万精兵，你这不是出尔反尔吗？面对崇祯的斥责，孙传庭不得不解释说，新兵刚刚招募，还不能用来打仗，但崇祯根本不听，反而加紧催促孙传庭尽快进军。

在崇祯的一再催促下，孙传庭在兵员训练不足，粮饷不济的情况下于崇祯十五年（1642年）九月率军出关，刚出关的时候就遇上了连日大雨，后勤运输困难，部队粮草不济的情况，甚至只能以青柿为食，但迫于崇祯的压力，孙传庭不得不与农民军决战。

PS：此战因为明军以青柿为食，因此得名“柿园之战”。

十月初一，两军在郏县相遇，孙传庭命总兵郑嘉栋、高杰、左勷等部设下埋伏，由总兵牛成虎领兵出战，刚一与农民军交战，牛成虎就诈败撤退，李自成中计追击，进入到了明军的包围圈，明军四处出击，牛成虎部也回头反击农民军，李自成大败向东撤退。

在农民军撤退的途中，李自成命人将大量的金银财宝仍在了路上，引诱明军捡拾，并乘乱攻击明军。这招其实并不高明，但明军见了满地的财宝后就很快不顾长官的命令，纷纷捡起了地上的钱财。因为明军实在是太穷了，不但当兵没几个钱，还经常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见到满地的金银财宝又怎能不动心呢？就在明军纷纷捡着地上的财宝的时候，李自成率军杀到，明军乱作一团被杀的大败，阵亡士卒数千人，将校78人，战马几乎全部遗失。

“柿园之战”失败后，孙传庭只得收拾兵马撤回潼关。此战之后农民军又接连取得了汝宁之战和襄城之战的胜利，之后南下湖广，势力进一步壮大。

这个时候明军在关外的松锦大战中惨败，十三万明军最精锐的主力，除吴三桂一部逃走外，其余全部被歼，关外领土全部丢失，只能退守山海关以维持战线。

此时除了孙传庭，明军还有左良玉军团可用。根据《明季北略》的记载，当时左良玉有20万大军，不过其中有战斗力的部队很少，更要命的是，当时的左良玉已拥兵自重，听调不听宣，游走在了叛乱的边缘，实际上明廷已不能指望。

所以到了这个时候，明廷唯一能用的就只有孙传庭了！孙传庭是崇祯手上的最后一只筹码！如果崇祯能用好孙传庭，明朝或许还能延续一些时日，如果使用不当，大明的灭亡就指日可待了。可偏执的崇祯还是继续偏执，他命孙传庭率军出潼关，同左良玉一起夹击李自成。但这个时候的左良玉早已被李自成打成了惊弓之鸟，根本就没有勇气去面对李自成，与李自成作战的，只有孙传庭一军。

当时的兵部侍郎张凤翔曾建议崇祯不要轻动孙传庭，可崇祯就跟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一般，此前押上了傅宗龙，傅宗龙兵败后就押上了汪乔年，汪乔年兵败后就押上了丁启睿，丁启睿兵败后，即便只剩了孙传庭这最后的筹码，也毫不犹豫地押上了。

崇祯的教训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珍爱生命，远离赌博。

面对这种情形，孙传庭只能捶胸顿足地说道，我知道这战胜算渺茫，但或许能侥幸获胜，如果不出战的话，难道我堂堂男儿，还要回到监狱中吗？

卢象升在战死前也说过，如果我今天不战死在这里，难道要跟袁崇焕一样，被拖到西市去饱受凌迟之辱吗？

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他们的命运又何其相似？

孙传庭所认为的或许侥幸能胜，也有些道理。柿园之战后孙传庭修整了半年，实力有所恢复，而且此时他在李自成内部还有了内应，那就是担任兵部侍郎的丘之陶。丘之陶告诉孙传庭，如果李自成北上与他交战，他就会谎报军情促使李自成回师。

八月一日，孙传庭率明廷最后的一支10万人的主力部队出关迎战李自成。在孙传庭败回陕西后，李自成就一直密切注视着孙传庭的动向，当他得知孙传庭率军出关后，针对明军后勤不济的特点，决定采取诱敌深入、逐渐拖垮明军的战术。

所以孙传庭刚出关的时候进展十分顺利，不到半个月就收复了洛阳，这个时候就有人建议崇祯要稳扎稳打，然后以洛阳为中心慢慢收复失地，可偏执的崇祯却命孙传庭不得多做停留，孙传庭只能继续进军。

在孙传庭进军途中，他与丘之陶之间也密切地保持了联系，但孙传庭在给明廷的书信中提到了丘之陶这个内应，而他的书信又为农民军截获，潜伏在李自成身边的丘之陶因此暴露，被李自成处斩。

九月十四日 ，孙传庭与李自成在郏县相遇，明军初战告捷，李自成继续诱敌深入，并派刘宗敏率1万骑兵切断明军粮道。明军在粮道被切断后，孙传庭只得回师打通粮道，令河南总兵陈永福率部在郏县继续坚守。不过在陈永福等人看来，这明显是孙传庭要跑，把他们留在战场上当炮灰，结果原本的有序撤退一下子变成了溃逃。李自成乘势发动进攻，明军彻底崩溃。

之后孙传庭将手上剩余的主力集中到了南阳，调转头来与明军再次决战。但这个时候的明军士气已十分低落，战斗意志明显不足，开战后不久，白广恩的“火车”营就率先溃败，随后就成了一边倒的局面。李自成下令全线出击，农民军一昼夜杀出了400余里，明军损失高达4万余人，孙传庭只得带领残部坚守潼关。

十月初六，李自成只用了一天时间就攻破了潼关，孙传庭败退渭南，最终战死。

随着孙传庭这最后一支军团的覆灭，明朝剩下的日子就屈指可数了。此后不出半年，李自成就攻破了北京，偏执的崇祯帝也为他的偏执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上吊煤山，自缢身亡。

其实到了孙传庭总督陕西的时候，明朝也只有孙传庭可用了，但这个时候的李自成已异常强大，冒然与李自成决战，明军胜算极小，崇祯如果不那么偏执，能多听信一点点正确的建议，让孙传庭多缓一缓，多一些时间去训练新兵，在多一些胜算的情况下再与李自成开战，也不至于会闹到孙传庭兵败身死，明朝覆亡的最坏结果。

孙传庭是明朝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出自山西代州，是一位极有谋略的文官。崇祯九年，出任陕西巡抚，在榆林训练了明朝最后一支精锐，号称“秦军”。

曾在子午谷率兵伏击闯王高迎祥，经过四天激战，击溃农民军，俘虏高迎祥。崇祯十一年，因清军进犯北京附近，卢象升战死，与洪承畴一起被调往北京协助防守。

崇祯十二年，与崇祯的宠臣杨嗣昌政见不和，反对将陕西军留驻在京畿，被杨嗣昌陷害，被脑残皇帝崇祯下入诏狱，等候发落。

崇祯十五年，大明王朝的能征善战的文臣武将终于被崇祯糟蹋一空了，面对在中原地区不断壮大的李自成势力。

朱由检终于想起了还在牢里的孙传庭，幸亏没脑子发热给杀了，于是朱由检派遣孙传庭前往河南救援被围的开封。

三年时过境迁，李自成发展壮大

崇祯十一年，在卢象升、孙传庭、洪承畴等人的联合打击下，李自成的农民军全线溃败，大部被歼灭。李自成仅率领十七名手下，逃到了商洛大山中，躲避官军追捕。

此时正赶上清兵进入京畿附近，救援北京的卢象升，因为被杨嗣昌和高起潜排挤，在巨鹿阵亡。清兵撤退后，朱由检连续抽调孙传庭、洪承畴进入京畿防守，这样压在李自成头上的三座大山全没了，农民军获得喘息之机。

崇祯十二年，在大山中休整结束，率领数千人杀入中原，趁明军进入四川围剿张献忠的时机。中原因为连年战乱，大量饥民流离失所，李自成的农民军迅速补血壮大。

李自成在不断攻略州府的时候，采纳李岩的建议，提出“均田免赋”的口号，获得大量底层农民的支持，农民军迅速壮大到几万人。

自此李自成的农民军有了脱胎换骨的改变，有了指导思想的农民军摆脱了以往流贼的习气，李自成的部队更加有韧性了，而且很快训练出了精锐的中坚骑兵力量。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攻克洛阳，将福王朱常洛做成“福禄羹”，平息饥民的怨气。搜刮福王府的大量金银财富和粮食物资，开始赈济灾民，大量扩充实力。之后李自成三度围困开封城，中原形势已经岌岌可危了。

柿园之战，明军先胜后败

孙传庭出狱后，在襄城之战中，明军因各部直接的相互猜疑，湖广军主将左良玉一心保存实力，甩开救援的陕西军，导致明军大败，陕西总督汪乔年战死。

崇祯任命孙传庭为新任陕西三边总督，这一个明朝死亡率仅次于辽东总督的职位。孙传庭到任后，屁股还没坐热，崇祯就火急火燎地催促他出兵，救援开封，与农民军作战。

孙传庭在陕西收拾残兵，经过短期休整逐渐积累起一定的战力。朱由检发扬了赵构的十二道金牌精神，不断催促孙传庭出兵进入中原。

孙传庭不敢违逆朱由检的命令，带着新招募的士兵出陕西作战。明军一路偃旗息鼓，悄悄行军，偷偷接近农民军，准备打李自成一个措手不及。

到了河南郏县，明军与农民军接战，孙传庭命令明军分左中右三部分，设下埋伏。派出牛成虎率前军挑战农民军，以诱敌深入。

明军与农民军交战不久，前军就佯装战败，开始疯狂撤退，将农民军引入包围圈。明军大举杀出，李自成大败，向东逃窜，明军追杀三十多里。

明军虽然获胜，但是此时的明军，尤其是陕西军，其穷酸程度，比李自成都不如。一来大部分都是新兵，经验不足，二来补给缺乏，千里行军的明军又累又饿，无法再出击攻打李自成，扩大战果。

但是李自成虽然初战失败，但是并未损失根本，被杀的也都是炮灰罢了。在明军趁胜利打扫战场的时候，李自成率领闯军杀了个回马枪，明军难以抵挡，孙传庭大败逃回陕西。

此战因为明军将士粮草供应不足，士兵只能采摘没有成熟的柿子充饥，因此被称为柿园之战。

汝州之战，孙传庭全军覆没

孙传庭在柿园之战失败后，退回陕西舔舐伤口，积蓄力量。开始到处招兵买马，积极恢复陕西地区的发展生产。经过大半年的时间，积累了十万新军，还编练了一批火车军，二万辆装载火炮的战车。

在孙传庭在陕西积累力量，意图雪洗前耻的时候，崇祯大帝朱由检又开始抢戏了。连续给孙传庭加封官职，并且赐予已经让好几个人送命的尚方宝剑，一副急吼吼想让孙传庭送命的架势。

八月，在朱由检一再催促下，孙传庭不堪其扰，只得从西安出发，统帅白广恩、高杰、牛成虎等将，率领十万大军东出潼关，进入河南与李自成作战。

李自成也感觉到这是与明军的一次决战，极为谨慎，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将主力部队部署在郏县以南。又是郏县，李自成算是认定这是自己的福地，明军的坟墓了，因为这里距离关中遥远，明军补给困难，对农民军更加有利。

九月十四日，明军与李自成在郏县激战，明军攻势猛烈，农民军很快就抵挡不住了，纷纷逃跑，明军紧追不舍，李自成都差点被俘虏，农民军一直逃到襄城，才勉强止住颓势。

也许是朱由检作孽太多，老天都不想让他赶紧死吧。明军追到襄城后，眼看再加把劲，就能再破李自成，生擒或者俘虏都有可能。结果突然下起大雨，连下七天，一盆凉水把明军的热情全浇灭了，后方补给断绝，城外的明军苦不堪言。

这时李自成看到了胜利的希望，派遣刘宗敏率领一万骑兵，绕道明军后方，截断明军的粮草。同时在正面，摆出一副与明军决战的架势。

李自成这些小把戏，无法迷惑孙传庭，他知道这样下去，明军很快就会崩溃，决定回师接应粮草。但是怕撤退时被李自成追击，把主动的撤退变成被动的溃败，于是留下河南总兵陈永福率军留守明军营寨。

陈永福的部下，看到孙传庭率领自己的嫡系陕西兵撤退了，认为自己被留下当替死鬼了，于是跟着陕西军一起走。明军部队顿时大乱，李自成抓住机会，全力进攻，明军全线溃败。

孙传庭率军逃到南阳才缓过来，于是组织军队应战李自成大军，双方展开激战。

李自成布下五层战阵与明军交战，明军连破三层阵型。第四层为李自成的本钱精锐骑兵，明军一时难以攻克。明军成也火器，败也火器，首先招架不住的就是白广恩的火车营，率先溃败，一处被破，全线溃败，明军开始溃败。

农民军倾巢出动，开始追杀明军，穷追不舍，一天一夜追杀四百余里，明军被斩杀达四万多人，武器辎重损失殆尽。

经此一战，孙传庭的十万大军基本全军覆没，其余未战死的明军也逃的逃，伤的伤，已经没有再战的力量了。李自成趁机攻下潼关，孙传庭战死，其余大部投降。

孙传庭为什么会失败呢？

其实不论是柿园之战，还是影响更加深远的汝州之战，明军败得都极为可惜，都有很大的胜利机会，但是明军又为什么失败得这么彻底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准备不足，因为朱由检的“助攻”，而应战仓促。两次作战，都是孙传庭新近招募，训练不足半年的新兵，他们与普通的农民军作战，没有问题。

但是与李自成属下的精锐骑兵，就差太远了，这些农民军都是经年老匪，作战经验丰富，打仗韧性极强，战场求生技能也高，陕西军失败，主要还是经验不足。

第二个问题是明军的后备补给太差，这个是由战场环境决定的，经过三年的经营，河南地区已经成为农民军的大本营，能抢的能搜刮的，都被李自成抢完了。

可以说这时的河南已经不是大明朝的江山了，而孙传庭出关作战，因为各种原因，或者是朝廷支持不足，或者是运输困难，最终都出现了士兵又累又饿的情况，这是战败的最根本原因。

第三个原因是明军剿抚战略的失败，导致明末出现了一大片骑墙派将领，随着卢象升、洪承畴等人或战死，或投降清军，真正在剿匪中立下战功的人都已经或死或投降了。

留下的都是一地垃圾，这些将领大都是在流寇势力强大时投降流寇，流寇被击退后，投降明军，试问他们作战的时候会拼尽全力吗？

最后，崇祯是一个蹩脚的管理者，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欺软怕硬的垃圾，对听话的能干的下属，往死了折腾，往死了用，最后全死了。

对那些阳奉阴违，把他的圣旨当擦屁股纸的人，各种跪舔和加封，以后一个个尾大不掉，全都投降了。

像左良玉这种，让他在孙传庭之前和李自成拼消耗，给孙传庭机会好好训练新军。大不了左良玉也造反，那朝廷的钱粮还剩下给孙传庭呢，结果不会更差了，所以明朝灭亡，朱由检绝对是功勋卓著。

孙传庭的失败，主要归咎于崇祯大帝。

崇祯十一年（1638年），孙传庭与洪承畴在潼关南原以重兵埋伏，聚歼起义军，打得李自成仅率18骑突围而走。

在当时，陕西境内的义军基本被扑灭，如果再加一把劲，不说能逮住李自成，最起码朝廷也不会像后来那样，失去对时局的掌控。

然而，就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崇祯大帝的命令下来了。

崇祯十一年八月，多尔衮率清军从密云突破长城进入关内，由于大帝的瞎指挥（派一个太监去监军），宣大总督卢象升战死，以致京城戒严，再无人能迎战清军。于是大帝紧急从各地抽调精锐进京勤王。而孙传庭和洪承畴都在被征招之列。

对于进京勤王，孙传庭没意见，但是他反对把陕西精锐留在京师。因为他认为如果把陕西精锐留下，用于守卫蓟辽。那么李自成很快就会死灰复燃，之前的努力也全作废了。

秦军不可留也。留则贼势张，无益于边，是代贼撤兵也。

但是，崇祯大帝在杨嗣昌的影响下，对此提议据不理会。他认为闯贼不足为患，朝廷花点钱安抚就好了，清军才是大敌，他要留着中原精锐出关打大仗。

崇祯大帝这一骚操作的结果，就是中原精锐就都留在了蓟辽，起义军余部也因此获得了喘息之机。而孙传庭则因为不满，想引病告休，惹得大帝大骂，不仅被贬为平民，而且还被关进了大牢。

半年后，河南大旱，流民高达百万，李自成见机，从陕西杀向河南，很快就拉起了一支十多万人的部队。孙传庭此前的预言，果然得到了应验。

按道理说，义军死灰复燃，朝廷自然就得精锐去剿。然而，崇祯大帝此时却没兵可派。

为什么呢？因为同一年，皇太极命济尔哈朗和多铎包围锦州，关外告急。崇祯大帝在审时度势后，认为先救锦州要紧。

为此，他令洪承畴为援锦统帅，领王朴、杨国柱、唐通、白广恩、曹变蛟、马科、王廷臣和吴三桂八位总兵及步骑十三万出关，会兵于宁远，解锦州之围。

所以此时，他手上自然也就无兵可派了。

崇祯十四年（1641年），这是明朝历史上非常关键的一年。堪称是转折之年。

在这一年，洪承畴的援锦大军被皇太极打得大败，53783人战死，数万人被俘，13万精锐仅有吴三桂一支保存了下来。

而在中原战场，被抽调了精锐后，明朝的地方部队根本打不过起义军，李自成的人马越打越多，而明朝连续两任三边总督（傅宗龙和汪乔年）则都战败而死。两年前与孙传庭抬杠的杨嗣昌直接因此气死，为他当年的愚蠢买了单。

连续击败明军，起义军在河南、湖北一带形成了比较稳固的根据地，今非昔比，可谓是鸟枪换炮。而朝廷则失去了对中原的掌控。

崇祯十五年（1642年）二月，李自成第二次围攻开封，崇祯大帝闻之震惊，因为开封要是守不住，义军顺势向北，京城也会受到威胁。而此时关外已经惨败，清军压境，京城已无法再承受两面夹击了。

于是崇祯终于想到了监中的孙传庭，重新启用他，并在不给钱粮的情况下，令他率几千兵马驰援开封。

然而前面已经说了，义军此时鸟枪换炮，早已不是当年的流寇部队。

孙传庭还没到，义军就在朱仙镇之战中歼灭了明军十八万人，左良玉率领明军残部狂逃几百里，军心士气涣散到了极点。所以孙传庭的这次“救火”，必然是凶多吉少。

面对这种危局，孙传庭向崇祯大帝请求，希望大帝能给钱给人，并宽限他一段时间，让他练出精兵后再去迎战李自成。

然而孙传庭的合理建议却遭到了大帝的无端揣摩。大帝就像当年逼洪承畴一样，逼迫孙传庭率编练未成的军队出战，孙被迫无奈之下只好出战，结果在柿园之役被打的惨败。

PS：柿园之役，孙传庭的指挥没问题，明军战败是因为军纪不严。初战击败义军后，食不果腹的新募明军争相抢夺战利品，导致行军队列混乱，被义军顺势反击打败。

之后三个月时间，保定总督杨文岳和平贼将军左良玉又先后在南阳和襄阳被李自成的义军击败，河南战事糜烂到了极点，已无可救药。崇祯大帝对此颇感不满，他又一次逼迫孙传庭出战（因为已经没人了），并严厉训斥了孙传庭的整军备战请求。

当时有不少明军都投降了义军，而孙传庭在大帝不给钱粮前提下，要自募军费兵马，必然少不了要拿关中士绅开刀，逼他们捐钱捐物。再加上大帝本就不信任孙传庭，所以当关中士绅造谣孙传庭养寇自重后，大帝怕孙传庭不受节制，便下手敕催战，逼得孙传庭无可奈何。

对于大帝的不合理出战命令，兵部侍郎张凤翔屡劝不止，他希望大帝冷静，说孙传庭是唯一的希望，皇上没家当可败了，孙传庭不可再轻动。

孙传庭也飞书京城，言辞恳切的说：李自成靠不纳粮的口号吸引百姓投靠，但他却不恢复生产，就知道抢富户。只要我们坚守不出战，李自成的百万大军用不了五个月，就会断粮。而断粮后，必然是军心涣散。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计守潼关，待他们军心涣散之后，再出击。

然而，大帝以钢铁般的意志拒绝了这些凡夫俗子的愚昧之见，坚决逼迫孙传庭送死。

结果，崇祯十六年七月，孙传庭被迫出关与李自成决战。

这一战不用多说，两个字——惨败。最后的四万精锐灭了，孙传庭本人也身死战场。

事后，大帝懊悔不已，但他本人又不愿意承担催战失利的责任。于是他就下了一道非常败人品的圣旨——以“诈死潜逃”为借口，把大军战败的罪名都扣在了孙传庭头上。而大帝这种自欺欺人的态度也很快遭到了报应。

崇祯十七年二月，李自成大军进抵山西，没有一个明朝统兵大将再愿意出战。吴三桂在山海关坐视观望，左良玉在武昌也是坐视观望。没有人愿意为大帝背黑锅。大帝最后殉国时，身边除了一个老太监，再没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