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朝是中国历史上两个非常重要的朝代，其中清朝在他们的统治时期以精细的管理和强大的纪律而闻名，尤其是对于大臣们的督察和惩罚手段更是异常严厉。而相比之下，明朝政府则似乎不那么容易控制自己的大臣。那么，为什么清朝可以把大臣训的服服帖帖而明朝不行呢？接下来我将分析这个问题的可能原因，并提供我的见解。

1.中外不同文化体系

首先，需要注意的是清朝和明朝虽然都是中国的朝代，但它们的前后环境和时代背景有极大的不同。在明朝时期，中国面对了一系列姜维起义亦或是东北女真族的入侵等，导致政局长期不稳定。而在这种情况下，当政者往往会倾向于追求比较宽松的政策，放宽对于皇权的限制，以满足大体民众和势力集团的利益需求。相反，在清朝时期，满人是新的肃清朝元朝贵族地位得到提升的代表，他们极力整合各方势力，恶意压制其他民族地位和权利。因此可以认为这两个时代所倡导的政治文化观念存在明显的差别。

2.中央集权

其次，在政治制度上面，清朝强调的是中央集权制度，而这种制度特征在明朝时期则不明显。清政府成立初期采取实行封建社会的概念，推崇忠诚度、效率和威严，铁面无私、没有情感的形象始终被清朝皇帝所追求。相比之下，明朝则是一个更加开放和自由的时期，国家由于权利分散而不易集中，大臣主动为民主呼吁等情况时有发生。而如果一个国家的权利集中在少数人手中，那么这些人的决策将会对整个国家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这也导致了清朝强化了对大臣掌控程度，并执着地维护权威和统治的合法性。

3.外征的财富积累

其次，值得注意的是，清朝比明朝在财富积累上要强许多。清朝的资本积累与外征有很大关系，或者说外征是清朝财富积累的前提条件。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经济不发达的时期，还可以采取一定的威压手段弥补经济上的缺陷，实行一些规训大臣的政策。而相比之下，明朝则由于历史原因和地理环境等因素，在经济、地理上的劣势导致他们并没有一个完全封闭的经济制度，并且没有太多能够对大臣进行规范和管理的控制手段。

4.法制和文化落后

最后，在法制和文化体系上面，清朝要比明朝更加完威。在这种情况下，清代重视的公正、法治等观念的深入实施，对于大臣进行严格的制约，也就变得更加容易和符合民众预期。相比之下，在明朝时期，国家义务和社会责任并没有被那么坚决执行，对人物的审查和评估无法通过法律渠道进行展示。同时，也存在着文化出版等方面的落后，加上政治制度不够完善，导致相应的规训难以全面落实。

综上所述，清朝和明朝之间在训练大臣方面所存在的差异，是由于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尽管受到历史时期、政治制度、文化氛围、二者收入差距等因素的影响，但我们可以认为，清朝所强调的权威主义政治体系、外征财富积累以及完备的法律体系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跟什么文字狱没有太大关系，主要是因为明朝皇帝没有自己的基本盘。

其实单论皇帝权力，明清皇帝没区别。都是皇权独揽，理论上都可以驯服大臣。

很典型的例子。朱元璋和朱棣。

这爷俩在位期间，哪个大臣敢不服他们？

一个不服砍一个，一百个不服砍一百个。

大臣被杀得鸡飞狗跳，谁敢跟皇帝较劲？

但是，皇帝大权独揽，工作量是很大的。

朱元璋废了丞相，将皇权和相权合并。皇帝看似是大权独揽了，爽歪歪了。但大权独揽的结果，意味着皇帝什么事情都要管，每天光批阅奏章就要花上大半天时间。

这对于身体素质好的朱元璋来说，没什么。

但对于身体状况不好的皇帝，如明仁宗，就太要命了。根本应付不过来。

所以，除朱元璋外的大部分明朝皇帝，都愿意把部分权力交给内阁、司礼监，甚至是六部九卿等衙门。让大臣处理国家政务。

具体来说，皇帝放权后，明朝中枢的行政流程是这样的。

如果是小事，官员上奏折，内阁票拟，也就是批复环节。

司礼监批红，也就是盖章环节。

六科给事中负责封驳，也就是审查环节。

当打报告→批复→盖章→审查的一套流程走完后，再交给六部等衙门去执行。

如果是大事，则是皇帝主持群臣廷议，内阁不参与，最后靠投票，选出一个结果，交给内阁批示，然后重复上面的流程。

如果是很大的事，皇帝会把内阁、司礼监和群臣叫到一起开大会。一起商议怎么办。

从这个行政流程来看，很明显，无论是大事还是小事，明朝皇帝都很依赖大臣。如果没有大臣帮忙，国家机器根本无法运转。

而皇帝既然指望大臣帮自己干活，既然要依靠大臣维持统治机器运转。那他不得顺着点大臣么？

特别是通过科举，正儿八经考出来的文人士大夫。人家凭本事获得的官僚身份，皇帝能不适当地照顾这些读书人的面子？

用现在的话说，老板又要马儿跑得快，又不给马儿吃草，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大部分明朝皇帝都会适当容忍大臣对自己的批评，并摆出一副虚心纳谏的样子。

典型例子。

海瑞骂嘉靖，说朝廷乌烟瘴气，都是因为嘉靖上梁不正下梁歪，不务正业导致的。

嘉靖被骂了，气得不行，很想杀海瑞。但又怕世人非议，把海瑞比作忠臣比干，把他比作商纣王。最后只能是把海瑞关起来了事。

等到明穆宗继位，穆宗也想要个好名声，就把海瑞放了。不仅放了，还升了官。

如果皇帝实在是被大臣气得不行，实在忍不住了，硬要修理大臣。一般也只是罢官，或是拿板子打大臣屁股。

典型例子。大理寺评事雒于仁写《酒色财气四箴疏》，批评万历皇帝贪财好色。万历气的暴跳如雷，指示内阁修理雒于仁。

但内阁首辅申时行不同意，表示最多只能安排雒于仁退休。

万历不想为了这点事寒了群臣的心，最后也只能是惩罚雒于仁辞职了事。

总体来看。明朝皇帝，只要成年了，都是有实权的。

这个实权很大，只要皇帝想，理论上随时都可以收拾大臣。历史上的明朝皇帝，并不乏杀朝廷重臣的案例。比如崇祯，内阁首辅都让他杀成了高危职业。

但是，由于明朝皇帝缺乏一个只效忠于皇权的基本盘。

朱元璋时期打造的藩王体系，在靖难之役后让朱棣废了。以致大部分时间里，明朝宗室都是被圈养的存在。根本帮不上忙。

朱棣留下来的功勋集团，又因为土木堡之变死掉了大半。以致后来靠拍皇帝马屁或以外戚身份崛起的新兴功勋，被靠科举正途上位的文人士大夫瞧不起，只能担任一些只拿工资不干活的虚职，很难进入权力中枢。

至于厂卫，那根本不成体系。只能作为牵制作用存在。

于是乎，科举文人就变成了皇帝唯一可以依赖的群体。而当皇帝又必须要靠他们来维护统治机器运转时，那科举文官们自然就有了与皇帝叫板的资本。

虽说从权力结构上来说，文官并不能够威胁皇权。但这并不妨碍不怕死的科举文官与皇帝叫板。

相比于明朝，清朝最大的不同，在于满清统治集团带有很强的部族色彩。清朝皇帝是自带八旗基本盘入关。八旗的存在，使得清朝皇帝可以不完全依靠科举文官来维持统治机器运转。

典型例子。

康熙时期的明珠、索额图；雍正时期的胤祥和胤禄；乾隆时期的傅恒、和珅；咸丰、同治时期的奕訢。就都是八旗出身，属于宗室或功勋身份。

像这种纯粹靠投胎，非科举出身的人，出任宰辅，搁在明朝中后期是不能想象的。但是在清朝，却是常态。

另外，清政府还卖官鬻爵。

一个人只要有钱，就可以买官，买功名。然后步入仕途。

比如雍正时期的岳钟琪、李卫，咸丰时期的胡林翼就都是通过捐官的方式进入官场。他们的政绩、军功，可圈可点，都曾出任过督抚级的职务。混得并不比那些靠科举上位的文官差。

像这类靠捐官出仕的人出任督抚，搁在明朝中后期，也是不能想象的。但在清朝，却也是一种常态。

由于清朝皇帝可选的储备干部多，既有八旗出身的，还有买官上位的。所以，清朝皇帝对科举文官的依赖性自然就大大下降了，自然也就不需要特意照顾他们的面子了。

而那些买官上位的，靠投胎上位的，他们能上位，不全是凭自身本事，很大程度上是依靠皇帝的提拔。

就拿十三爷胤祥来说，他在康熙时期只是光头阿哥，没有爵位，没有职务，并不受康熙的重用。他能成为铁帽子亲王，完全是雍正提拔的结果。而他为了报答四哥的提拔，对雍正的新政是不打折扣的执行。最终获得了雍正的无条件信任。

还有雍正时期的田文镜也是如此，他六十岁才获得皇帝重用。为了表现自己，他主政河南期间，为了推行雍正的新政，甚至不惜与官僚士绅阶级翻脸。

因此可以这么说，有清一朝，无论是非科举上位的官员，还是通过科举上位的官员，理论上都要巴结皇帝。

不巴结皇帝，连官都没法做。不是说你考上了功名，考中了一甲头三名，朝廷就一定要重用你。（但是明朝就一定会重用）

当所有的朝廷官员都要巴结皇帝时，情况一下子就倒转了。清朝皇帝根本不需要像明朝皇帝那样，刻意做样子，虚心纳谏。官员自然也就被训得服服帖帖了。

不过，官员被皇帝驯服的情况，并不适用于清朝后期。

太平天国之后的晚清，朝廷根本管不住那些封疆大吏。

典型案例，刺马案。

堂堂两江总督被人莫名其妙刺杀，慈禧派人去彻查，结果竟然因为害怕激怒湘军，只能不了了之。

还有东南互保事件，老佛爷都被洋鬼子撵到了西安，东南九省的督抚竟然坐视不理。而且朝廷事后还不敢追究责任。

虽说封疆大吏不听最高统治者号令的事，明朝也有。但明朝出现这种情况，是在崇祯统治后期，也就是快要灭亡时。明朝哪怕是崇祯在位中前期，皇帝说话也还是好使的。

然而清朝同治时期，最高统治者说的话就不好使了。

因此可以说，在太平天国时期，清朝原有的统治秩序就不存在了。就该灭亡了。不是被农民起义推翻，就是被实力派大臣推翻。

清政府后来又活了50年，完全是靠着西方列强帮忙维持，才没使这艘破船沉没。

明朝至少明面上还是养士三百年，除了大典，大臣们是极少下跪的，清朝直接养奴才三百年，奴才的本性就是俯首帖耳。

其实若论犯颜直谏，清代也不少，雍正时有孙嘉淦，乾隆时有王杰，尹壮图、嘉庆时有洪亮吉，有以林则徐龚自珍等为首的宣南诗社，咸丰时还有敢和皇帝当庭对骂的曾国藩。

要论刚猛，明清之前的大臣们更厉害，宋代寇准敢架着皇帝上前线，唐代魏征怼天怼地，怼得李世民没脾气，三国陈矫不许皇帝检查工作，汉……霍光表示你们都是辣鸡，每个时代几乎都有权臣、忠臣、诤臣，敢不敢争取决于大臣们的气节，争的结果如何，就看你遇到什么皇帝了。

明朝皇帝不是靠训朝臣维护皇权和皇帝威信 虽说国不可一日无主，但是明朝动不动出现几十年不上朝的皇帝：嘉靖皇帝三十年不上朝，天天在西苑炼制丹药，万历皇帝为了和群臣怄气，二十多年不上朝。而朱由校想当小木匠，皇帝是兼职。

皇帝如此不思政事，不务正业，但是大明王朝的运转却没有停下来，为什么呢？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权力欲极强，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把宰相制度废除了，啥事都是自己干，一天工作十几个小时，甚至上两次朝，大小政务全由自己一手操办，朱元璋是工作狂，可是子孙后代不行，事事亲历亲为哪有那么多精力，所以在废除宰相制后，又实行了内阁制。

内阁制与宰相制不一样的地方是，宰相拥有决策权、议政权和行政权，内阁只有参与机要政务,但没有决策权，想当于幕僚，把票拟出来的意见上报皇帝，皇帝批红同意后才能执行。这样做的好处是，上不上朝一样可以处理政事了，尤其是有了司礼监掌印太监和秉笔太监这些秘书机构，皇帝只要把自己意思告诉他们，连批红都可以有人代劳了。而且皇帝随时可以收回权利。

皇帝不想上朝，总想偷懒摸摸鱼，事情交给别人做，又不给人权力，自然得做做样子，容忍一下大臣们进谏，实在听不下去了就打屁股，不需要让大臣们俯首帖耳。

清朝虽有军机处跟内阁差不多，但是满清统治有一个特点：比较明显的部落色彩，清朝宗室和部落贵族都大量参与到权力中心来，虚心纳谏这种东西是摆给文官看的，宗室贵族大多不讲究这个。

朱元璋允许风闻奏事，互相监督打小报告，给大臣上书胡喷留了一道口子：朱元璋为了制衡六部之权设立给事中，并特许风闻奏事，只要听到什么，不用核实只是风闻就可以随便说，既然上书不用负什么责任，那就随便喷呗。

为了治贪，朱元璋广开言路，号召和准许民众检举告发，并诏令各地，选拔正直敢言的老人若干名，不论身份地位，称为“申明亭老人”，授予他们有访查本地官员政情的特权，如果发现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的官吏，即可以向上司告发，如果告发3次上司仍不受理，即可进京告御状，费用由政府承担。另外，又允许这些申明亭老人直接扭送贪官污吏。

为了监视百官，朱元璋设立特务机构：东厂，西厂和锦衣卫，跟踪朝廷大臣，以防止宦官结党私营。朱元璋开了这个口子，那么大臣们上书直言就成了习惯。

清朝觉得这个风闻奏事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事实上给废了。“造谣”是要负责任的，那就没那么多人敢胡说八道了。

虽然历代都有不杀言官的传承，但朱元璋开了另一个口子：廷杖，而且打屁股能打死人 廷杖，与大臣们共治天下，只是个假象 大臣们犯法自然有国法处置，按律法该什么罪就什么罪行，可是朱元璋却使用廷杖。廷杖其实算是家法，本属私刑，主要是起羞辱作用，廷杖脱衣服打屁股还是用厚毡子把身体盖住，免得真伤得过重了。使用廷杖只是东汉皇帝的个例。

可是朱元璋又恢复了廷杖。明朝的第一次廷杖是太祖朱元璋打死开国功臣永嘉侯朱亮祖。朱亮祖父子作威作福，做了许多违法乱纪的事情。虽然罪至该死，但按照大明律法，应该交于刑部走正常程序杀头。但是朱元璋为了警示其他官员，命人在朝堂上就杖打朱亮祖而死，由此开创了明朝廷杖大臣的先例。

廷杖不需要经过法律认罪，于是廷杖大臣成为了皇帝或者当权者排除异己、打击政治对手的一种手段。大部分受廷杖者并不是违反了大明的法律，而是侵犯了皇帝或者当权者的利益。中国自古以来都有不杀言官的传承，但是到了明朝中后期廷杖打的就是言官或者进谏者。文人一旦讲起骨气来，当真就是打死不怕。所以真就有很多人被廷杖打屁股打死。

划重点：死杠皇帝有风险，无论明清，皇帝性格弱势或是比较心软，大臣都是敢说话的。如果皇帝作风太出格，都会和大臣爆发激烈冲突。皇帝作风强势或是手段暴虐，那么大臣们都是不敢说话的，您不怕死您随意。

比如明代几大著名事件：争国本事件，永历皇帝宠爱郑贵妃，想立郑贵妃所生福王为太子，而大臣们认为按祖制立长不不幼，应当立长子朱常洛为太子。君臣互不相让，内阁首辅四人撂挑子，部级官员十余人撤职或引退、涉及中央及地方官员人数达三百多位，其中一百多人被罢官、解职、发配充军。大臣们死不松口，永历帝也没有办法，拖了十五年，还是立了朱常洛为太子。

正德帝比较荒唐，动不动就跑到宫外玩，他比较反感要挟他，说白了是个顺毛驴，得哄不能激。他要南巡，大臣们不让，驴脾气上来了，146人被廷杖，打死了11个，打完了，自己也觉得为这点事情打死人不太好，也不提南巡了，收敛了好几年。这个荒唐皇帝要跑去学渔夫打鱼，大臣们学聪明了，没有人敢死劝他，结果掉到水里受了寒，才31岁就一病而亡。

嘉靖皇帝的大议礼事件，前后闹了三年。明武宗没有儿子，嘉靖皇帝继承武宗的皇位，却非要给他亲爹上帝号，往小了说叫胡闹，往大了说败坏了宗法制度，100 多名官员跪在左顺门前日夜哭谏，嘉靖不管那么多，四品以上官员罚俸，五品以下官员廷杖，打死了十七人，很大程度上是找由头把不听话的统统干掉。所以嘉靖一朝除了海瑞，就没有什么人敢说话。

清朝最强势的三位皇帝是康熙雍正乾隆，其中康熙身段柔软，和大臣正面冲突不多，到后期对大臣甚至非常放纵，但一旦下定决心基本没人能劝动。雍正坚毅酷烈，敢和大臣硬刚，而且喜欢秘密行政，大臣各管一摊，很难对政事发表出什么见解。

乾隆同时遗传了康熙和雍正的特征，城府极深最为狠辣，恩威并施，擅长诛心，管你是满是汉，是皇族还是普通文武，或动辄找茬下诏申斥，或罗织罪名将一些他眼中有潜在威胁的大臣夺职罢官甚至下狱赐死，文字狱这种东西在乾隆时期大行其道。

比如尹壮图案吧，乾隆皇帝为了捞银子，听任和坤搞了个臭名昭著的议罪银，尹壮图上书表示败坏官场风气，让地方官层层盘剥，造成巨额亏空。

乾隆很腹黑，不说对错让他去查。下面官员两套帐都做好了，哪里查得出，尹壮图知道着了道，上书请罪，是自己胡言乱语。乾隆下令交刑部处置，斩立决。临了又来个特赦，以示天恩浩荡，贬为内阁侍读。尹壮图没多久辞官回乡。大家再傻都明白乾隆的意思了，从此以后没人再敢上书直言了。

嘉庆和道光帝又开始广开言论，相对这三个老滑头而言资质平庸，所以大臣们就敢杠了，曾国藩就会湘军的事跟咸丰发生激烈冲突，气得咸丰让曾国藩停职反省。不过后来我们也知道的，曾国藩没啥事。可是到了慈禧掌权，太平天国被扑灭，湘军立了大功，曾国藩自己就把湘军基本解散了。

从大体上讲，还是清代官员更服帖：一件事情，在明代大臣进谏，皇帝可能说打他二十板子，第二天又有更多大臣唧歪，于是皇帝会说，烦死了，打屁屁都不怕，算了以后再说。

而在清代，康熙会说：那你们议议吧，三天拿个结果出来，议不出来？那就听我的。

雍正：钓名沽誉，成全你，斩

乾隆：你们说得一点也不符合事实，造谣生事，是何居心，交刑部严加议处

中国古代君臣关系和地位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唐朝以前的大臣和皇帝讲话是“坐而道”；宋朝大臣和皇帝讲话是“站而论道”；“明朝仪，臣僚四拜或五拜，清始有三跪九叩首之制。明大臣得侍坐，清则奏对无不跪”。

因为清朝皇帝是真的敢杀人。

其实在清朝，敢于正面“怼”皇帝的大臣，并不是没有，比如雍正时的孙嘉淦，在雍正刚登基时就敢上疏，提出让雍正“多多亲近兄弟”，这分明就是在影射雍正登基有嫌疑。

此外，在乾隆时期，有尹壮图上疏，批评乾隆的议罪银制度，说这是败坏官场风气。

还有在咸丰年间，因上疏指出咸丰帝过失的言辞过于激烈，导致咸丰皇帝气的“怒掷其折于地”的曾国藩。

这些人，都是清朝历史上，敢于正面犯颜直谏的大臣中的代表人物。

而在明朝，也不是所有的大臣均敢肆意指责皇帝，明朝皇帝与大臣爆发矛盾较多的时代，主要集中正德皇帝朱厚照、嘉靖皇帝朱厚熜以及万历皇帝朱翊钧时期。

在这三位在位期间，皇帝与大臣几乎是势如水火，大臣针对皇帝的各种“离经叛道”的行为，前赴后继地上疏进行指责。

比如指责正德皇帝朱厚照“巡游无度，荒乱酒色”。

而对于嘉靖皇帝，大臣海瑞更是写下万言《治安疏》，在其中直言不讳地指责嘉靖皇帝迷信道教、妄想长生，甚至还讽刺嘉靖的年号为“嘉靖者，言家家皆净而无财用也”。

到了万历皇帝在位时，大臣们对他的批评只多不少，不管是国本之争，还是多年不上朝，都是大臣批评万历皇帝的理由所在。

而除了这三位皇帝在位期间外，明朝其他时期，虽说也有大臣犯颜直谏，但相对数量要少上很多。

之所以拿明清两朝来对比，主要的意思就是说，若论犯颜直谏，明朝和清朝都有，同样，若是说大臣服服帖帖，明清两朝也都存在。

不过，若是按照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总体人数来讲，清朝的数量确实要少于明朝。

至少在清朝，没有大臣敢像明朝的言官那样，大规模的集体上疏指责和质疑皇帝，更没有像海瑞那样，敢把皇帝骂得体无完肤。

即便是曾经出现过几个敢犯颜直谏的，但包括言辞和方式，都相比明朝要温和得多，更重要的是，整个大清朝也就出现了那几个而已。

因此，就带给我们一种“清朝皇帝能把大臣训得服服帖帖”的印象。

那么，清朝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敢于犯颜直谏的大臣少于明朝的情况呢？一个基本的原因，就是皇帝本身的性格问题。

前文讲过，明朝大臣敢于犯颜直谏的时代，主要集中在正德、嘉靖以及万历时期。

之所以会主要集中在这三个时期，一来是这三位确实有不少能被大臣“喷”的槽点，比如正德的贪玩，嘉靖的修道，以及万历的怠工。

而在明朝其他时期，大臣们相对就安静不少，为什么呢？很简单，皇帝脾气的好坏，决定了大臣敢不敢对着他“喷”。

比如在明朝初期，也就是洪武、永乐时代，大臣们是不太敢说话的。

不敢说话的原因，就是朱元璋、朱棣这爷俩太过强势，啥事儿都自己做主，在他们二人手下当官，只要听话照做就行。

同时，这二位威望极高，毕竟一个是开国皇帝，一个是盛世之君，对内对外都有值得大书特书的功绩，这样的皇帝，谁敢去“喷”？

再者，老朱父子都是见过大阵仗的人，同时也是一路主导或者经历了创业过程，而在统治手段上，两人颇为相似。

老朱就不用多说了，整个功臣集团，被他基本上一锅端了，杀完这个杀那个，洪武四大案就是最好的证明。

如果还不清楚老朱的手段，那蓝玉的剥皮实草了解一下。

而到了朱棣当政时期，刚一上位，就对有着“天下读书人种子”之称的方孝儒，来了个史无前例的的“诛十族”。

总之，在这爷俩当政期间，由于其本身所具备的权威性以及世人皆知的功绩，加上他们强势的性格和手段，下面的大臣敢犯颜直谏的真的不多。

同样的道理，放在清朝的话，康雍乾这爷儿仨，也是这种情况。

先说康熙，康熙平三藩、收台湾，这些都是他实实在在的功绩，而有了这种功绩支撑，康熙本人自然有底气强势。

虽说康熙执政期间，对大臣相对较为宽容，但那也是建立在大臣没有忤逆的前提下，一旦大臣的意见和康熙相左，那康熙必然不会惯着他们，该拿下拿下，该流放流放。

至于雍正，他本身就是一个性格坚毅酷烈的人，和大臣硬刚的例子比比皆是，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哪一件不是他顶着大臣的强烈反对干出来的？

而到了乾隆时代，他可以说是集合了康熙和雍正的所有特征，不仅城府极深，并且最擅长诛心，只要某个大臣不合他的意思，轻点的就是下诏申饬，严重的那便是夺官罢职，甚至是直接下诏赐死。

最重要的是，这爷儿仨都是那种精力充沛之人，洞察力超强，喜欢大小事随时过问，对官员看得极紧，一旦发现官员敢欺瞒他们，那后果十分严重。

在这种气氛之下，哪个不长眼的官员敢指着皇帝鼻子骂？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前文提到的尹壮图，他当时上疏乾隆帝，指出议罪银制度不妥，会造成地方官层层盘剥，给朝廷带来巨大损失。

而乾隆在接到尹壮图的奏疏后，并没有什么表示，而是告诉他，让他去查，拿出详细的报告回来再说。

然后，尹壮图查出来了吗？当然没查出来。

之后，尹壮图自己也知道这事要坏，就主动上疏说自己之前的提议是胡言乱语，因此，乾隆就以尹壮图“妄议朝政”为由，下令将他交刑部处置。

而刑部的官员自然明白乾隆的意思，仅仅几天，就定出了尹壮图多条罪名，最终上报乾隆说，按大清律，尹壮图该判斩立决。

这个时候，尹壮图已经吓得不行了，本以为自己命不久矣，但不久后，乾隆来了一招“宽大为怀”，免去了他的死罪。

事情到了这种程度，包括尹壮图以及其他官员，都看明白了乾隆的意思，因此，在出狱之后，尹壮图随即辞官回乡，而其他大臣们通过尹壮图的例子，自然就不敢上书直言了。

毕竟这一打一拉之后，是个人都感受到了皇权的威严，谁还会不要命地去犯颜直谏呢？

所以，不管是在明朝的洪武、永乐时代，还是在清朝的康雍乾时代，大臣们都是不怎么敢多说话的，毕竟当时皇帝的性格在那儿摆着，说的不好那就是要命的事情。

而在清朝康雍乾之后的时期中，皇帝性格的变化，就让手下的大臣们言论相对就自由的一些。

比如嘉庆皇帝，他性格偏向中庸，并且他自己也感觉到朝堂上的气氛太过压抑，因此曾主动下诏，要求广开言路，这无疑就给大臣们创造了说话的条件。

不过，嘉庆这个人，虽说能力并不突出，但缺点同样也不突出，算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人，因此，就算是大臣们想“喷”他，却没有什么“喷”点，以至于当时著名的谏臣洪亮吉，最终只找了一个嘉庆爱看戏的毛病来。

再比如咸丰，咸丰皇帝也曾广开言路，加上他本身做事就颇为不得体，这下才会有了曾国藩上《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直指咸丰帝的过失，气的咸丰当场摔了曾国藩的折子。

但最终，咸丰帝还是虚心纳谏，并对曾国藩加以了褒奖。

若是曾国藩这种举动放在乾隆时期，那他最终的结局，就不会是成为大清重臣，而是早就化作荒草一堆了。

所以，清朝并不是所有时代的大臣都服服帖帖，而是主要集中在了康雍乾三个时期，其中以乾隆时期最严重，究其原因，还是因为乾隆的性格太过强势，同时城府极深，能通过各种手段拿捏住大臣，让大臣们不敢多说话而已。

除了性格这个因素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制度问题。

明朝开国后，洪武大帝朱元璋嫌丞相碍事，同时又不满丞相会分走自己的权力，因此干脆废除了沿袭上千年的丞相制度，把皇权与相权统统揽在了自己手中。

这样做的结果，虽说让皇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强势，但随之而来的就是皇帝本人的工作量变得极大。

当然，这对于从小过惯苦日子的朱元璋来说，并不算什么，哪怕每天批阅几百上千份奏折，在朱元璋眼里都是小意思。

毕竟，放牛娃出身的朱元璋，别的没有，就是身体素质好。

但问题是，朱元璋身体素质好，不代表他的儿孙们身体素质也好，因此，在朱元璋死后，他的后人们就开始琢磨如何让自己省点力气。

所以，内阁、司礼监等部门便出现了，这些部门能出现的核心因素，说白了就是明朝皇帝想偷懒的产物。

而这些部门的官员，在帮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同时，权力也越来越大，同时，也出现了明朝皇帝越来越依赖这些官员的情况。

为什么嘉靖和万历能几十年不上朝，而大明朝依然会照常运转？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正是这些职能部门在其中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皇帝需要依赖官员们来维持统治，自然也就对官员们有所容忍，能顺着他们就尽量顺着他们。

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海瑞骂嘉靖，一封《治安疏》，把嘉靖气得够呛，当场就要派人把海瑞抓回来，还连声高呼，别让海瑞跑了。

但最终呢，虽说嘉靖极力想杀了海瑞，但却担心有损自己的名声，更担心杀了海瑞，引起其他大臣的抵制。

因此，只能是将海瑞关在大牢里了事。

所以说白了，明朝的大臣敢指责皇帝，是他们知道皇帝需要他们，也知道皇帝对他们有一定的容忍度，再加上他们信奉“言者无罪”，所以，有机会能“喷”，自然要喷了。

另外，当初老朱留下了的一个制度，也是明朝官员动不动就敢上书的因素。

洪武六年，朱元璋考虑到六部的权力过大，为了防止有大臣营私舞弊，因此就设计出了一个制衡六部的官职。

这个官职，名字叫做“给事中”，品级初始为正七品。

给事中其实很早就有，并非是老朱独创，只不过早期的给事中权力较轻，并且主要职责是记录各部奏闻之事，南宋时期，给事中还兼职干起了起居注的工作。

但老朱设置的给事中，却和之前大不一样。

首先，老朱规定，大明朝的给事中，不仅要监察六部诸司，同时还可以弹劾百官，其次，还可以“封驳诏旨，驳正百司所上奏章”。

这就是明朝给事中的主要职责，而从这个职责中就可以看出，其权势极大，管你是六部堂官还是什么，均在给事中的监察弹劾范围之内。

因此，当时就有人形容给事中是“位卑而权重”。

在这种情况下，给事中没事就找各部官员的毛病，毕竟这就是他的工作，况且老朱当时也说了，允许“风闻奏事”，既然上书弹劾是工作，同时皇帝也允许，那就随便说呗。

所以，你看明朝朝堂上的重大事件，均有给事中的身影出现，比如嘉靖的“大礼仪”事件最为明显，几十上百个给事中，因为此事玩了命的上书，反正也不需要负责任。

并且，即便是官员指责皇帝，导致皇帝发怒，那后果也并不严重，顶多就是挨一顿打，更严重的就是罢官，这种结果，更让官员有恃无恐。

更重要的是，这种给事中的制度，到了明朝后期，已经演变成了“谁上书谁出名”的畸形风气，挨打更是光荣无比，要是被皇帝罢官，那就是名满京华了。

在这种情况下，明朝的官员自然敢亲赴后继地上书了，大不了挨打罢官，那正合他意。

但到了清朝，情况就不一样了，清朝的皇帝觉得这个给事中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因此虽说保留了这个职位，但取消了其不少权力，最终形成了给事中有名无实的局面。

没有了给事中，其他大臣要直言犯上，自然得掂量掂量。

哪怕是有大臣壮着胆子直言了，会有什么后果呢？别的时期不说，还是说乾隆朝，如果有大臣敢指责他，尹壮图就是最好的例子。

乾隆一贯的做法，是不直接杀直言的大臣，但是他会说这个大臣是妄议，是“乱上所指”，要么就是大不敬，诽谤皇帝。

也就是说，乾隆不和大臣讨论直言的内容对与错，而是直接给大臣扣上几个大帽子，比如前文所说的“妄议朝政”等，然后让大臣就这个罪名进行检讨，最终让大臣就这个罪名低头悔过认罪。

之后，既然大臣认了罪，那接下来就好办了，是杀是剐，全凭乾隆说了算。

这样一套程序下来，大臣们大多都被吓得瑟瑟发抖，还管他什么直言？能保住命就是皇恩浩荡了。

当然，乾隆能做到这一点，和清朝职能部分的设定有很大关系。

清朝保留了明朝的内阁，但限制了内阁的权力，使其不再像明朝那样能左右皇帝，同时，又加入了具有清朝特色的“议政王大臣会议”。

除此之外，在康熙十六年，康熙皇帝有感议政王大臣会议有威胁皇权的倾向，同时又不想像明朝那样把内阁推得太高，因此经过考虑，成立了“南书房”。

南书房的性质，其实就是皇帝本人直接控制的机要秘书班子，有了这种班子，皇帝就可以在很多重要决策上，掌握先机，不再过度依赖内阁与议政王大臣会议。

而到了雍正登基后，趁着西北用兵的机会，他又成立了总揽军、政大权的军机处。

从最初的内阁，到内阁与议政王大臣会议并用，再到后来的南书房和军机处，清朝这几个官署的增加，其实归根结底，就是清朝的皇帝们，要把皇权牢牢抓在自己手中的策略。

有了这些直属于皇帝的部门，皇帝就可以在很多重大政务上秘密行政，完全可以绕开群臣，这样一来，作为臣子就无法知道政事的全貌，只能知道一部分，甚至一无所知。

而这样的好处，就得以让清朝的皇帝最很多事情上，拥有最终解释权。

这便是乾隆为何说某个大臣是“妄议朝政”的底气所在，毕竟所谓的朝局全貌和政事要素，解释权掌握在乾隆手里，不知道全貌的大臣，只能是任由乾隆说了算了。

这就好比，某件事我们知道来龙去脉，就有底气去应对，但不知道来龙去脉的话，那即便是应对，但气势上也弱上几分，乾隆有底气就是这个道理。

而有了底气，加上皇权天然的压迫，同时一些活生生的例子摆在那里，因此，清朝的大臣们必然就会噤若寒蝉了。

综上所述，清朝把大臣训的服服帖帖这种情况，并不是整个清朝都是如此，表现较为明显的，主要集中在康雍乾三代，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则是因为这三位皇帝相对强势，同时清朝的制度也和明朝大为不同，更重要的是，指责明朝皇帝最多挨打丢官，而指责清朝皇帝那可真的是会没命的。

只因为一个字——“狠”！

明朝大臣们最能怼皇帝，那是因为明朝不会因言而获罪。大臣们直言犯上，非但不会丢了性命，还能赢得忠臣、直臣的好名声。特别是被皇帝廷仗之后，就会成为清流中的清流，满朝大臣们都会羡慕不已。

万历年间，有个叫做赵用贤的官员，挨了廷仗之后屁股都烂了。结果他居然让老婆把那块烂肉割下来做成腊肉保存，日后还常常拿出来炫耀。

明朝的官员们也非常有底气和皇帝叫板，明朝皇帝重用文臣，充分放权。又用宦官集团制衡文臣集团，以此来平衡朝堂。这样既不会让文臣们翻了天，又能让自己不至于“勤政致死”。大明某皇帝三十年不上朝，还不是国泰民安。因为皇帝要依靠文臣治理天下，所以明朝的官员也有和皇帝嘴炮的底气。

而到了清朝，大臣们都成了“奴才”，谁敢犯主人的威严，只要一个“大不敬”的帽子扣下去就能人头落地。

就拿清朝的明君乾隆来说，大臣们犯颜直谏的时候，只要说得不合他的心意，就会落得个曲解上意的罪名。所以清朝唯有能揣摩上意的臣子才能平步青云，其中最有名的当属和珅了。

既然犯颜直谏既不能为自己赢得好名声，又会丢了性命。文官们自然不会这样做了，比起趋利避害是动物的本能。

清朝不但不让大臣们在朝堂上乱说话，书生们私下里说说也不行。掌权者弄出一起又一起的“文（河蟹）字狱”，杀得人头滚滚，人人自危。直接打弯了文臣们的脊梁，即便有意见也只能忍着，毕竟小命要紧。.

为什么都说清朝无昏君？因为他们都非常勤政，换句话说，他们都很揽权。和明朝比起来，文臣们的“决策权”很少，大都是提出建议供皇帝采纳。

顺治皇帝为了揽权，在大和门外弄了一个“办事处”，让大臣们轮流带着折子来和自己讨论，并且在自己的监督下形成方案让六部去执行，这就是所谓的“御门听政”。

清朝有自己的基本盘——“八旗”，所以对文臣们的依赖性较低，在这种情况下，文臣们也没有底气去和皇帝顶牛，毕竟自己是在和皇帝一对一“单挑”，哪里敢乱说话啊！

另外明朝皇帝提升自己修养的“经筳会讲”也被改得面目全非，明朝皇帝是听大臣们讲，自己学习。清朝皇帝则更倾向于让大臣们听自己的见解，然后大臣来进行补充。这就是“谁都要听皇帝的”这种思想的外在表现。

综上所述：

明朝皇帝依靠文臣治国，清朝皇帝则更相信自己，所以明朝大臣更有底气去怼皇帝。

此外，明朝官场风气和清朝截然不同，明朝和皇帝顶牛不但不会丧命，还能名留青史，获得好处，百官自然趋之若鹜。清朝大臣対奏的时候往往势单力孤，并且怼一下皇帝十有八九要被秋后算账，谁不想好好活着啊。所以说清朝可以把大臣训的服服帖帖而明朝不行的原因就在于一个字“狠”！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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