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这个问题，襄阳和南阳大家争论多年，至今好像也没有一个实实在在的结果。

其次，无论诸葛孔明“躬耕于南阳”，还是“躬耕于襄阳”，其实和我们老百姓真没有任何关系和意义。咱们都是闲得无聊，替古人担忧。

作为一个局外人，我是真不想掺和他们这种无谓的口水战，不过，只是就我所了解到的有限知识，谈一下说一下自己的看法。

一，从《出师表》说起

诸葛亮《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这第一句话，就已经界定了，他在南阳躬耕垄亩。

注意！是南阳，不是襄阳。那么，这个南阳是指什么地方呢？

现代南阳，好理解，河南南阳。古代南阳，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说南阳郡。这个范围尽管有点大，也还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看下面地图。

根据史料记载，南阳郡设立于秦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为秦国夺取楚国之地而设，治所在宛县（今河南省南阳）。

西汉时期，南阳为全国五大都市之一，王莽受封南阳新都（今新野东南），汉更始皇帝刘玄于南阳登基，定都长安。

东汉也曾经设立过南阳郡，被封为南都，尊为帝乡。从地图上看，南阳郡地盘不小。下辖宛、冠军、叶、新野、章陵、西鄂、雉、鲁阳、犨、堵阳、博望、舞阴、比阳、复阳、平氏、棘阳、湖阳、随、淯阳、涅阳、阴、酂、邓、郦、山都、穰、朝阳、蔡阳、安众、筑阳、武当、顺阳、襄乡、南乡、丹水、析等37个县。

三国时，南阳为曹操的魏国所有，隶属荆州。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设立南乡郡，南阳郡西部的南乡县、析县等8县被划归南乡郡。

从上面的地图可以看出，无论诸葛亮躬耕地是指大南阳——南阳郡，还是指当时的小南阳——宛城，都不包括襄阳，也就是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句话和襄阳没有任何关系。谁想拿诸葛亮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碰瓷南阳，都做不到。因为根本挨不上。

二，现代考古结论

2013年，襄阳考古队在襄阳欧庙处，发掘出一座完整的汉末襄阳城遗址。襄樊二城在宋代时同时从欧庙搬迁至此今天的汉江边。

“山南水北”称为阳，襄阳在汉水之南该称“襄阴”，为何叫“襄阳”？

襄阳考古队发掘的古襄阳城遗址揭开了这个秘密：襄阳古城在欧庙邹湾，古城遗址在渭水之北，（渭水古称襄水），城在水之北为阳；古城遗址向北直行就是今天襄阳三桥，桥头两边都是山，歪头山、扁山、岘山组成襄山。

据北宋乐史著《太平寰宇记》载：“荆楚之地水驾山而上者皆呼为襄，上也。”城在山之南谓之阳，双阳，显然，这个古襄阳城址正符合“山南水北”之称谓，故此叫做“襄阳”。

《荆州图幅》：“建安十三年，曹操平荆州始置襄阳郡，以地在襄山之阳为名。”又为我们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建安十三年，也就是公元208年，曹操才置襄阳郡。

但是我们知道，在公元207年，刘备兵败，带着大约五千残兵屯扎新野，尽管有张飞、关羽等猛将，但就是缺少一个强有力的谋士。

刘备赴蔡冒的"鸿门宴"，吓得他仓皇出逃。就是在逃亡的路上，就是骑着那匹所谓妨主的的卢马飞跃潭溪之后，才遇到了司马徽。司马徽向他说起卧龙、凤雏，并留他在晚上过夜。半夜，徐庶来访，司马徽给徐庶推荐了刘备。于是，才有了后来的徐庶推荐诸葛亮，刘备三顾茅庐的故事。

也就是说，曹操在建安十三年即公元208年设置荆州刺史部管辖襄阳郡的时候，刘备就已经在一年前到南阳卧龙岗三顾茅庐把诸葛亮请出山了。假如刘备没有在一年前请出诸葛亮，那诸葛亮很可能在第二年被曹操请去。因为在刘备请诸葛亮的时候，荆州、南阳、新野这三个地方，还是刘表统治的辖区。刘备可以来去自由。

三，争论的源头是《汉晋春秋》

既然争论的源头是《汉晋春秋》，那我们就看看这本《汉晋春秋》是怎么回事。

《汉晋春秋》是东晋史学家习凿齿撰写的一部史书；记述三国史事，以蜀汉为正统；记述的史事，从东汉光武帝刘秀开始，一直写到西晋愍帝共281年间的事。据说全文有五十四卷。按照此书所说，诸葛亮躬耕垄亩的地方，“阿头山”归南阳郡的邓县管辖。而邓县在襄阳西北不远，因此，诸葛亮的故居、卧龙岗等地，就只能是在襄阳。

抛开那些乱七八糟的说法不谈，因为无论是南阳人还是襄阳人，都已经耗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写了很多他们足以能够证明自己说服力的文章，我们局外人就不掺和了。我们只谈几件事。

1，习凿齿《汉晋春秋》早已失传，我们现在看到的《汉晋春秋》，是解放后湖北政府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根据史料编撰而成。我们没有资格诟病他们这么做的目的，也没有权力质疑这部书的真实性和权威性。

然而，不管这部书怎么具有权威性，总归不是习凿齿原著。

2，习凿齿其人

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人，东晋著名史学家、文学家。

习家家族殷富兴旺。世代为乡里豪绅。习凿齿年轻时就颇有志气，博学多闻，以文章著称。荆州刺史桓温召他为从事，江夏相袁乔十分器重他，多次在桓温面前夸奖他的才干。

永和二年（346年）左右，桓温升迁习凿齿为西曹主簿，关系亲密，待遇优厚。 此后，习凿齿多次升迁担任别驾。桓温出兵征战，习凿齿有时行军有时留守，所任职务，常常处在机要之位，任职理事颇有功绩，擅长写书信论议，桓温十分器重信任他。当时著名的清谈文章之士韩伯、伏滔等皆与习凿齿交情深厚。后来习凿齿奉桓温之命出使至京师，时任丞相司马昱（即后来的简文帝）也十分敬重他。返回荆州后，桓温问：“丞相会稽王是怎样的人？”习凿齿答道：“生平所未见。”这与桓温旨意大为不合。习凿齿因此被降职为户曹参军。

永和十二年（356年），桓温收复荥阳。当初，习凿齿与两位舅舅罗崇、罗友皆为州从事。及至习凿齿迁职为别驾，其职位在二位舅舅之上，习凿齿多次为舅舅向桓温陈请升职。桓温到后来被习凿齿激怒后，便提拔他的两位舅舅相继为襄阳都督，却任命习凿齿为荥阳太守。

当时桓温图谋篡位，习凿齿闲居襄阳郡里，撰写《汉晋春秋》裁定正逆来节制桓温。该书起于汉光武帝，终止于晋愍帝，一共五十四卷。书中记述三国鼎立时，将西蜀列为正统，至于曹魏，虽然上承汉朝皇位、下禅让于晋，但仍为篡逆；并认为直到晋文帝平定西蜀时，汉朝才算覆亡，而晋朝随即兴起；还引证晋世祖司马炎有炎兴之义、后主刘禅有禅让之兆，这样就宣明皇位是不能凭借强力夺取的。后来，习凿齿因患脚病，成为里巷残废之人。

太元四年（379年）正月，襄阳被前秦苻坚占领。苻坚早就听说过习凿齿的大名，便用轿子将习凿齿与释道安一起送到长安。相见后，与他交谈，十分欣赏他。赐赠礼物非常丰厚。苻坚给各镇的文书中说：“从前晋朝司马氏平定吴国，利在获得陆机、陆云二位才士 ；今日我平定汉南，所获得仅仅是一个半人而已。”那半个人指的就是跛足的习凿齿。 不久习凿齿因病返回襄阳。

太元九年（384年）四月，襄阳、邓州回归东晋。晋廷打算征召习凿齿，让他主管撰写国史。不久以后，习凿齿病死，此事便告中止。 习凿齿临终前，还留下遗疏一件，详细论述晋承汉正统的问题。

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叙评三国史时，认为蜀汉才是正统，曹魏“挟天子以令诸侯”属于篡逆，并认为晋虽受魏禅（公元265年晋武帝司马炎代魏称帝），但应继承汉祚，即认为晋越魏而继汉，否则晋朝国统不正。在临终前习凿齿又作《晋承汉统论》上疏晋帝，系统地阐述了关于晋承汉统的思想，形成了一种新的封建正统史观。

习凿齿对诸葛亮深怀敬仰之情。他曾专程去襄阳城西的隆中凭吊过孔明故宅，并撰写了《诸葛武侯宅铭》，其中记载了孔明旧居的情景，并论述了诸葛亮志在中兴汉室，追求统一大业的功绩，赞佩诸葛亮公正无私、执法严明、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思想作风。而习凿齿对于孔明古宅地点的记载，也成为后世襄阳与南阳争夺孔明“躬耕地”时争论的话题。 此外，在《汉晋春秋》中，习凿齿收入了《后出师表》，因此对后来考证《后出师表》的真伪，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后人评论认为，习凿齿认为陈寿把魏国作为正统不对，因此，他在所著中，难免有许多东西会故意和陈寿唱对台戏。

习凿齿所撰《汉晋春秋》、《襄阳耆旧记》等书，保存了有关汉晋史实、襄阳及湖北地区的不少史料。不过，习凿齿的长处是文学写作，《襄阳耆旧记》由于含有一定个人创作的成分，其史料价值也受到一定的质疑。

习凿齿治史不严谨，受到诟病。

裴松之在为《三国志》作注时，一方面大量引用习凿齿《汉晋春秋》的内容并予以肯定，另一面也又大量质疑。《高贵乡公传》中，既称赞习凿齿叙述司马昭弑君之事“差有次第”，将其记载列于诸书之前， 又认为习凿齿记载的曹髦葬礼过简，是诽谤司马氏之言，与史实不符；《王凌传》中，裴松之怀疑《汉晋春秋》所记载的王广对王凌所说的话是习凿齿自己编造的。 在《董允传》中，引用了《襄阳记》中所谓董恢教费袆对孙权语后，又说到此处与《汉晋春秋》说法不同，怀疑习凿齿在修史时并不审慎，也不严谨。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一方面称赞习凿齿能够秉笔直书，一方面也批评他治史不严谨，将文学性强、不可据信的内容收入史籍中，贻误后人。

当代学者对习凿齿著述的史料价值也有质疑。例如，认为《襄阳耆旧记》中含有一定个人创作的成分， 这种“个人创作”与作品本身作为“郡国之书”、“杂传”的性质，有一定关系。也有观点认为，《汉晋春秋》等作品的失实之处，也与习凿齿过于强调史学的政治性有关。

至于说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究竟是指南阳还是襄阳，我们是局外人，对这种口水战，不感兴趣，也没有任何利益关系，假如非要找出一些利益关系，可能只和当地GDP有关系。至于我们普通老百姓，就只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当然，不表态，不等于没有态度。如果谁能把诸葛亮《出师表》里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改成“臣本布衣，躬耕于襄阳”，诸葛亮就有可能在襄阳隐居过。假如不能，就乖乖地认可诸葛亮躬耕南阳吧。

这是我一个局外人的认识，和南阳、襄阳都没有任何关系。请朋友们不要找我较真胡言乱语，我不接受反驳，也不愿意和人浪费口舌。假如有人瞎扯，我就当是鸭鸣蝉叫，巴儿狗乱汪汪，赎不理会。你们真要心里窝着火，找个有能力的人，“下阴”去找诸葛亮先生，让他把《出师表》修改一下，或者好好说清楚他“躬耕”的地方“南阳”究竟是在湖北，还是在河南，一切问题自然就迎刃而解了。

首先，现在有争议，小青年作为南阳人，也只有接受这个现实！争议双方是南阳和襄阳，并且襄阳的宣传力量比南阳大的多，这是客观事实！那么，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究竟是躬耕于今天的南阳还是襄阳呢？小青年认为，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而不是襄阳！下面小青年从几方面分析一下！

第一：诸葛亮自述，出师表云：“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襄阳人也认为，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邓县之隆中，无论是邓县或者卧龙岗，现在依然属于南阳！至于襄阳人所说的隆中属于襄阳，那就另当别论。襄阳和南阳当时是平级别的，作为万世景仰的智圣，诸葛亮不可能分不清自己躬耕于哪里！

第二，襄阳人所说躬耕于襄阳卧龙岗，其实，襄阳卧龙岗实乃阿头山，改为卧龙岗时间不长！而南阳卧龙岗，自诸葛亮死后，有其部下黄权所建草庐以示纪念，至今已有1800年历史，历朝历代名人名士瞻仰诸葛亮遗迹多如牛毛！李白：余亦南阳子，时为梁甫吟！白居易：鱼到南阳方得水，龙飞天汉便为霖！民族英雄岳飞更是在南阳手书出师表！而襄阳则是乏善可陈！全是近代产物，包括卧龙岗！

第三，襄阳人一直认为教科书上所注释：南阳，今襄阳。岂不知，为了这个注释，襄阳人花费了多大的人力财力，特别是财力，不断的游说，才堂而皇之的将这个注释搬上教科书。好歹，现在教科书已经正本清源！顺便说一句，财力可是襄阳人自己说的！其最终目的是为了发展襄阳的经济，目的可嘉，手段不提倡！

其他还有哪些补充的，小青年学识有限，只是抛砖引玉，希望更多有识之士发声，以正历史！谢谢！

诸葛亮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里面的南阳，既不是指现在的南阳市，也不是指现在的襄阳市，而是指南阳郡。

而南阳郡放到现在，就差不多是南阳市的大部，还有襄阳市的北部，可以是这样说，现在的南阳市是南阳郡的一半左右，在南阳郡，不意味着在南阳市，也有可能在其他的市，比如现在的襄阳市。

最直接的证据，那就是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的内容：

【汉晋春秋曰：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我们来简要的分析这句话，诸葛亮的家，也就是躬耕地，是在南阳郡的邓县，位置在襄阳城西的二十里，叫做隆中。

有的人认为诸葛亮的家与躬耕地，还有寓居地都不是一个地方，对于这种说法，都没有反驳的必要的，诸葛亮隐居，他的躬耕地肯定不会远，不可能一个在南阳卧龙岗，一个在襄阳隆中吧。

而虽然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但是隆中确属于南阳郡，并不属于襄阳城所在南郡。

有的人认为，南郡与南阳郡不是以汉水为界吗？北面为南阳郡，南面为南郡，但是那个划分是几百年前的划分，在说，那个只是大概的划分，事实证明，有五六个县就在汉江的南岸，所以隆中因为在南岸，所以不可能属于南阳郡的说法，根本站不住脚。

那我们再来说几个，几个比较支持襄阳郡的证据。

第一，卧龙岗这个词是出现在元代，而在元代以前根本没有，也没有诸葛亮在宛城卧龙岗活动的记载。

第二，诸葛亮的亲朋好友都在襄阳，比如诸葛亮的两个姐姐都嫁给了襄阳的豪族，自己也娶了襄阳的黄氏，徐庶，庞统，司马徽，庞德公也都在襄阳。

第三，南阳在建安年间，是属于战乱地区，而荆州的襄阳是比较安全的地方，另外诸葛亮的叔父也是投奔刘表来的，而刘表就在襄阳。

第四，南阳宛城此时在曹操手里，刘备不可能跑到曹操的地盘去三顾茅庐。

另外还有多处记载指明诸葛亮的家是在汉水以南，这边就不在引述了。

当然，如果有其他证据指现南阳卧龙岗说，也欢迎回复，一起讨论。

上学的时候，记得语文老师特议说过孔明是南阳人，只是历史往事没能有太准确的记载才导致两地相挣，其实让我看，南阳也好，襄阳也好，那都是历史往事，早以是过往云烟，不值一提，把握现在改革创新开放大好形势，为两地人民创造新的天地，才能不愧于为官一方，造福一方…

有一点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诸葛亮躬耕之地在南阳，后来发迹之地在襄阳隆中。

诸葛亮在自己的上疏《出师表》里明确记载“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可见，他的躬耕地就是河南南阳地区。

襄阳古隆中位于襄樊市襄阳以西13公里处，是诸葛亮的隐居和发祥地，《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撰写的《隆中对》一段，指的是就是湖北襄阳古隆中地区。刘备“三顾茅庐”就是到的这里。

这两点是非常明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