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广：他是西汉时期的名将，先祖是秦朝的名将李信。他从军击匈奴，因功为中郎，后任北部边域七郡太守，多次与匈奴交战，大小七十余战，匈奴人畏其英勇，称之为“飞将军”。他曾经射中一只狮子，但因为箭矢不够深而无法取下，就用自己的腰带绑住箭杆，以示射中。后来这个故事被称为“射石劲弩”。他还曾经在沙漠迷路，被匈奴俘虏，后来逃脱并杀死了匈奴单于的父亲。他一生未封侯，元狩四年（前119年），他在漠北之战中自杀。

张飞：他是三国时期的名将，跟随刘备建立蜀汉，勇猛无敌，曾经在长坂坡一声吼退曹操百万大军。他还曾经在当阳桥上单挑曹操部下的名将夏侯惇、许褚等人。他与关羽、刘备结为桃园三结义兄弟，忠心耿耿。建安二十四年（219年），关羽被东吴所杀，张飞闻讯大哭，发誓要为关羽报仇。然而不久后，在睡梦中被部下范彊、张达所杀。

夏侯杰：他是曹操部下的将领，参与了追击刘备的战役。在当阳桥下，遇到了张飞。张飞的嗓门很大，一声吼就把夏侯杰吓死了。这个故事被称为“张飞吓死夏侯杰”。

史万岁：他是隋朝的名将，曾经单挑突厥人，并用玉剑斩首对方。他是太子杨勇的党羽，杨坚废了杨勇后，史万岁被追查。他不知情地到杨坚面前请功，却被杨坚活活打死。

哥舒翰：他是唐朝的名将，曾经坚守潼关抵抗安禄山叛军，并多次击败叛军。然而在潼关之战中，唐玄宗催促他出战，并派了一个不懂兵法的监军来指挥他。结果哥舒翰出战失败，被叛军俘虏并斩首。

黄埔一期学员中年龄最大的其实是李仙洲，生年为1894年6月，也就是说，当他从山东南下投考黄埔军校时候的1924年，已经年满30周岁虚数31了 。而范汉杰次之，以少将军衔甘当一名军校学生，那也是很有些魄力的，并且军事生涯的开局也非常不错。

两次东征期间，范汉杰累升至营长，1926年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时，范汉杰再升第10师第29团上校团长，两年时间就把军衔恢复到上校，并且还是铁军第四军的团长，前途可谓一片大好。北伐期间，范汉杰率部参加了汀泗桥战役、贺胜桥战役，又参加了围攻武昌城和激战马回岭等战役，很快晋升为副师长，所以就名气、资历和战功来说，堪称北伐名将。

不过要注意，老范在进入黄埔之前，主要是在粵军第1师服役，是李济深、陈枢铭等粤军大佬的旧部，再加上黄埔的身份，所以是横跨中央军和粤军两大系统的名将。范汉杰早年毕业于广东测量学校，属于有专业技术的人才，因此在黄埔军校期间，又以学员的身份协助作为测量教学助理，所以对其他学员来说，几乎是亦师亦同学的老大哥。

这一点连周公对其印象都颇为深刻，建国以后在接见战犯特赦人员时，还能记起当年比他这个政治部主任年纪还大的高个子学生范汉杰，说多年不见，还能认出来。1927年春，老蒋点名范汉杰出任改编过来的浙东警备师少将师长，成为黄埔学生中的第一个师长，力压“天子第一门生”胡宗南。

转折来自于老蒋第一次下野期间，军界内部混乱，范汉杰不得不投奔老长官李济深，就任第八路军（粤军）总指挥部中将高参，李济深也将其作为“重点培养对象”，不久出钱选送老范去日本考察军事，然后再赴德国。不过在远赴欧洲之前，老范确实有点犹豫了，这道理很明显，去欧洲那就不是一年半载的事情，远离军队远离国内战场，极有可能耽误自己的军旅仕途。

据说老范想起来早年间一个为他相面的算命先生的话：“如果有留洋机会，千万不要错过”，因此最终还是去了，结果这一去就是三年多，虽然学了不少东西，但是再回国时已经是1931年底，倒霉的是，他又赶上老蒋因为“九一八事变”第二次下野。无奈之下，范汉杰只能接受李济深的推荐再回粤军供职，被安排到驻上海的第十九路军担任副参谋长兼参谋处长。

其实这个职务真心不高，一个上校最多一个少将衔的位置，而且也不是黄埔嫡系部队，所以老范是很有些郁闷的。第十九路军的正副总指挥蒋光鼐、蔡廷锴都是粵军名将，也都出自粤军第1师，从感情上说跟老范应该没有问题，1932年初日军挑起“一二八事变”，范汉杰跟随部队奋起抵抗，那得算在关内第一批打鬼子的抗日军人。

老蒋复职后不久，淞沪停战协定签署，根据屈辱的停战协议，在上海把日本人揍疼了第十九路军被迫远调福建，范汉杰就这样到了福州。而老蒋的对日妥协政策，加之在南京政府独裁的作风，让粤系将领很是不爽，终于爆发了1933年的“福建事变”。这一年11月3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以第十九路军为主力，在福建福州南校场集会公开宣布反蒋，成立了政府并公布了对内对外政策。

老蒋当然要出兵镇压，于是黄埔一期生范汉杰突然间跟黄埔系军队成为了对手，可谓是霉运连连。第十九路军虽然扩编后号称有5个军10个师的人马，其实不过60000余人，而老蒋调动的“讨逆军”接近30万众，力量是非常悬殊的，初期接战不力后，蔡廷锴将军决定跟蒋系东路军总指挥蒋鼎文谈判，接受改编从而保存抗日实力，在谈判代表的人选上，范汉杰无疑是最合适的。

于是确定范汉杰先到厦门，然后再跟蒋鼎文进行接触，临行前蔡廷锴特别嘱咐老范：“此次去厦门，责任重大，我军几万将士的存亡，系于你一身，你见到蒋鼎文后，务必要向他把我们的条件精神清楚，我们不是怕死，而是要保存实力，一致抗日”！范汉杰当即表态，请老长官放心，他一定不辱使命完成任务。

结果老范却是一去杳无音信了，原来在厦门，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派出的密使黎恕，与范汉杰接上了头，劝说其回归黄埔阵营，并代表老蒋允诺了一大堆好处，范汉杰彷徨之间，最终选择了首鼠两端。他没有主动跟蒋鼎文就十九路军改编的问题进行谈判，也没有公开声明脱离福建政府和第十九路军，但确实利用自己的关系，把第十九路军内部的密电码交给了特务处。

（李济深）

最终福建事变被镇压，第十九路军大部被收编，重新参加了围剿苏区的战事，而蔡廷锴、蒋光鼐等将领则被迫离队出洋。后来，蔡廷锴从一些途径得知，范汉杰曾经跟特务处勾勾搭搭，蒋军之所以了解第十九路军的一切军事行动，恐与范汉杰反水有关，于是大怒，非常难以原谅这个老部下。而范汉杰因在镇压福建事变中有功，不久调任胡宗南的第一军副军长。

抗日战争期间老范还是比较尽心的，所部被称为“太行屏障”，也就是.《人间正道是沧桑》里面范希亮的部分原型。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陆军副总司令、胶东兵团司令等职务，作战尚属努力，也深为老蒋所信任。1947年底，陈诚在东北始终撑不下去了，举荐卫立煌接手东北战局，老蒋携范汉杰到沈阳实地调研，在回去的路上问起老范对卫立煌的评价。

（蔡廷锴）

范汉杰有点嘴欠了，回答的中心意思是就远征军的资历来说，卫立煌主东北比较合适，但是抗战期间卫与八路军过从甚密也不可不防，老蒋当即表示，着范汉杰出任东北剿总副总司令，就地监视和制衡卫立煌。老范肠子都悔青了，连续请辞均遭拒绝，只好一万个不情愿地前往东北就职。期间范汉杰利用回南京开会的机会再次请辞，遭到老蒋严厉训斥，1948年8月间硬着头皮回到锦州，两个月后即兵败被俘。

范汉杰被俘后，最初关押在东野后方的佳木斯战俘管理所，全国解放后转押至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本来根据他的表现，1959年第一批特赦时就应该列入名单，但是在征求民主人士意见时，蔡廷锴等将军表示强烈反对，于是范汉杰的名字被勾掉了，这才是霉星高照了。周公了解情况后，后来亲自找到蔡廷锴等人做工作，说明当年第十九路军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能全部责怪范汉杰。

在征得蔡廷锴同意后，周公再要求统战部门把范汉杰在“闽变”中的一些不恰当材料撤掉，1960年11月28日，范汉杰终于在第二批被特赦。

黄埔六期毕业生廖耀湘一开始并不受重用，但从南京保卫战中表现突出，就开始逐步晋升，很快就成了黄埔系将领中的新星、名将，先是在远征军中担任新六军军长，之后调往东北，后来又担任第九兵团司令官，但最后却以非常戏剧化的方式兵败辽西走廊，自己也变成了四期师兄林彪的俘虏。

《大决战》浓墨重彩地表现了辽沈战役，但基本上把重心放在了塔山之战和锦州之战上，甚至连打义县这种外围战斗都占了很大篇幅，但是对于整个东北国军唯一的机动兵团，也就是廖耀湘的第九兵团的覆灭过程，却交代得非常含糊，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

卫立煌到东北的时候，国军还没有开始编组兵团。但卫立煌很快就和常公就东北的前途问题发生了很大的分歧，所以常公进行了一系列的操作，其主要目的就是架空卫立煌，让卫立煌在东北变成光杆司令，什么都做不成。

常公的第一个操作是增派范汉杰到东北担任剿总副司令，并且担任东北剿总锦州指挥所主任，将辽西走廊地区的部队交给范汉杰统一指挥，范汉杰把这个地区的部队统一编组为四个军，其中核心的实际上是两个，一个是锦州城内的滇军九十二军，另一个是后来进攻塔山的六十二军。范汉杰为了控制部队，又将锦州的部队编组为第六兵团，并且将滇军九十二军的军长卢俊泉升任兵团司令，军长由盛家兴继任。

这样，辽西部队基本上就摆脱了卫立煌的指挥，而范汉杰是直接听命于常公的。而卫立煌控制不了部队，就在物资上下手。因为此时东北的物资都是从华北先运到沈阳，再由沈阳统一分发。范汉杰提出，物资先经过锦州运到沈阳，再从沈阳运回锦州，往返折腾，浪费时间，不如在经过锦州时直接截留一部分给锦州。

卫立煌本来就掌握不了部队，只能掌握物资了，自然坚决不肯，双方为此闹了矛盾，后来将锦州单独划为一个补给区，可以截留物资，但炮弹等武器装备仍然需要从沈阳运来。范汉杰再三要求沈阳多运输弹药，加强锦州储备，卫立煌推三阻四，就是不肯，说沈阳是东北中心，也需要炮弹。如果锦州先发生战争，再运到锦州不迟。

结果，解放军先进攻锦州，关门打狗。并且，此时锦州到沈阳的铁路线也已经被切断，沈阳的炮弹运不过来，范汉杰连番呼救，卫立煌答应派飞机空运炮弹到锦州。但此时解放军的大炮数量已达上千门，所以打起来之后，很快就用炮火封锁了锦州机场，沈阳来的飞机不敢降落，炮弹就无法继续空运了。所以，在解放军开始进攻锦州之后，仅仅打了四天，锦州城内的炮弹就没了，完全被解放军的炮火覆盖。

常公的另一个操作是，把在沈阳的国军部队中能够用于机动作战的，全部编为一个大的机动作战兵团，由廖耀湘担任司令官，也就是第九兵团。廖耀湘是黄埔六期生，也是常公信任的学生，自然也直接听命于常公。这样一来，等于沈阳的国军部队也基本上脱离了卫立煌的指挥，常公可以越过卫立煌直接进行微操。

但常公没想到的是，编组完成之后，廖耀湘并不愿意按照常公和南京国防部的要求，出兵增援长春，接应长春郑洞国所部突围。确实，这时候林彪一直坚持先打长春，对长春围而不攻，东野几十万大军沿着铁路线两侧摆开，张网以待，这就等于直钩钓鱼。所以，廖耀湘坚决反对增援长春，认为这是自投罗网，死路一条。与其如此，还不如和卫立煌保持一致，龟缩在沈阳不动。

等到解放军开始进攻锦州，常公明面上要求廖耀湘兵团和侯镜如兵团东西对进，和东野在锦州进行战略决战，一决雌雄，但实际上的打算是无论能不能把锦州救下来，起码都可以让廖耀湘兵团离开沈阳，往华北地区靠近。如果锦州被攻破，则顺势退往华北，顺理成章。但廖耀湘仍然坚持认为，攻锦州只是诱饵，林彪师兄的意图还是钓鱼，等着他去上钩，所以拒绝。

常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的再三劝说，才终于让廖耀湘同意西进。但从十月二日同意出兵西进，增援锦州，到部队集结起来都已经八日了，磨磨蹭蹭，十日进占彰武和新立屯之后，就止步不前，不敢继续往前走了。本身这一带就是河流纵横的水网地带，不利于廖耀湘兵团的重装备运动，廖耀湘这时候又担心自己掉进沟里，不肯前进，就在这里停下，和常公、卫立煌讨论西进的方案。

廖耀湘认为，辽西水网地带不利于大兵团的重装备运动，所以是死路一条。如果要坚持西进，那么比较安全的办法是先往南走，靠近营口，这个路线上没有解放军大部队阻击，可以比较顺利地到达锦州。如果遇到不利的情况，还可以从营口直接撤退到华北。但锦州已经危在旦夕，常公只能再三要求廖耀湘不顾一切的西进。廖耀湘坚持不肯，提出的条件是，如果东进兵团能突破塔山，他就挥兵西进，结果塔山始终打不下来，就又僵持下来了。

就这样在僵持中磋商到十月十五日，锦州已经被解放军攻破，廖耀湘认为继续西进已经没有意义，东北大势已去，所以认为应该南下营口，准备撤退。但常公异想天开，认为要继续东西对进，在锦州决战。这其实已经只是一句空话，常公的真实意图仍然是以此为借口，让廖耀湘兵团撤退到华北，稳定华北局面，因为他已经感觉到华北傅作义的态度比较暧昧。

廖耀湘不明就里，仍然坚持拒绝，认为如果西进一定是自投罗网，还是要南下营口。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常公子在上海打虎，伤及孔二小姐，常公不得已紧急赶回去处置，留下杜聿明相机处置。杜聿明亲自赶到新立屯，和廖耀湘商量廖兵团的去向，才察觉廖耀湘既不肯西进，也不肯东回沈阳，而是要南下营口。杜聿明为了减少损失，最终同意了这个方案，这已经是十月二十日。

糟糕的是，既然廖耀湘一直坚持要南下营口，那么部队就应该早作准备，打开南下通道，但却一直在黑山大虎山一线驻足不前，没有打开南下通道。这个错误和黄百韬从新安镇撤退时一样，没有预先在运河上架设浮桥，耽误了时间。等到杜聿明同意之后，他才部署打开南下通道，但又犯了错误，“以廖耀湘的指挥道德”，没有派当时兵力和战斗力最强的新六军打先锋，而是让七十一军去进攻黑山，而让新六军充当预备队。

七十一军打了两天，发现情况不对，既然解放军是在死守，那么一定是在等待援军。廖耀湘这才意识到危险，于是改为让新六军进攻。就在七十一军和新六军移交阵地的时候出现了误会，战线没有划分清楚，出现了一个空隙，解放军一个小股部队刚好就从这个空隙里钻过来了，进入了走廊地带，当天夜里就冲到了廖耀湘兵团指挥部附近，打掉了廖耀湘的指挥中枢。

指挥中枢被打掉，廖耀湘兵团下属各军只能各自为战。这时候才发现，从新立屯退回沈阳的道路已经被解放军堵住，南下的前进道路也已经被解放军堵住，无论南下营口，还是原路退回营口，都已经没有希望，只能往南绕路返回沈阳。但这时候廖兵团的五个军已经被截为几段，后面的新一军和新三军已经被拦住，他只能交给新三军军长龙天武指挥，设法突围，返回沈阳，他自己企图带着新六军、七十一军和四十九军从南路返回沈阳。

这时候东野各部不顾建制，猛打猛冲，廖兵团已经完全被打乱，兵团找不到军，军找不到师，师找不到团，完全乱作一团，廖耀湘本人则是在新编22师的保护下，和四十九军先汇合，企图一起返回沈阳，但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两次告诉廖耀湘，前面没有发现解放军部队，实际上这时候出路已经完全被堵死了。廖耀湘和部队失散，走到前面发现走不通，又往回走，路上就被俘虏了。

锦州败讯传到沈阳，沈阳城里也是人心惶惶，此时留在沈阳的部队只有五十三军和青年军207师的两个旅，五十三军是杂牌军，长期被中央军歧视，早已厌战，师长王理寰也已经私下和沈阳地下党联系，准备起义。所以，解放军还没到沈阳，沈阳就已经准备起义了。最后反而不是西线围歼廖耀湘兵团的解放军部队，而是解放长春的部队先到了沈阳，进行了接收。

整个这个过程中，最有意思的，其实就是常公和卫立煌、廖耀湘、傅作义、范汉杰等人之间的博弈，尤其是作为东北国军唯一机动兵团的廖耀湘兵团，能以如此戏剧化的方式全军覆没，更是出人意料。但《大决战》的编剧和导演却虎头蛇尾，对塔山之战和锦州之中极力描述，而对廖耀湘兵团的覆没只是轻轻带过，让观众看得一头雾水。

4位倒霉的太平天国王爷：本人被凌迟、父子遇害，家人不保，英雄陨落。凌迟，就是所谓的“割千刀”，没有人性；对太平军将领，清朝一般都采取此种方式。

四、英王陈玉成：26岁被凌迟，无法保护家人

14岁参加太平军，充当“童子军”首领，冒着被地雷炸飞的危险，率先杀入武昌城，陈玉成堪称人杰。太平天国名将众多，英王陈玉成年纪最轻，却杀伤湘军最多，令曾国藩闻风丧胆。

陈玉成之前，太平军也屡次击败湘军，但斩杀人数并不多。1855年，石达开集中太平军主力，与曾国藩在湖口、九江决战，湘军也就阵亡2千余人。1856的樟树镇之战，湘军也才阵亡一千五百余人。

1858年，三河之战、桐城之战，陈玉成斩杀湘军精锐7千余人，第一悍将李续宾阵亡沙场，着实不简单。要知道，李续宾军团是曾国藩的发家之底，与塔齐布兵团并列，却被陈玉成消灭干净。此时，太平军的战斗力已经下滑，远不如“首义五王”时代，陈玉成的军事能力可想而知。

胡林翼曾说：“千年来，从未见过如此凶猛之贼”。曾国藩也说：“纵观近段石逆所为，远不如陈狗。”陈玉成不但勇猛，还讲义气，经常救援李秀成，但陈玉成遇到困难时，却没人愿意搭理他。

1861年，陈玉成进行安庆会战。由于太平天国推行“封地制”，诸侯王各自占据要地，领地意识浓厚，不愿意为队友卖命，陈玉成注定要战败。李秀成，对西征武昌，解围安庆压根不上心，更加指望不上。

安庆陷落，陈玉成退守庐州，孤立无援，被多隆阿围攻，也没人来救。陈玉成走投无路，只好去寿州“冒险”，联合并不靠谱的苗霈霖，结果被抓捕，从给清朝钦差大臣胜保。

胜保劝降，陈玉成拒绝，还怒骂胜保：“你是手下败将，经常被我吊打，我岂能投降，不就是一死吗？”陈玉成不投降，在河南延津县被凌迟处死，年仅26岁。

陈玉成逮捕，城外太平军也叛变，陈玉成的一位夫人吕氏被俘虏 ，沦为胜保的小妾。后来胜保远征西北，连战连败，又“养寇自重”，被慈禧处死，吕氏落入德兴阿手中。

朋友兼藤县老乡李秀成见死不救，本人被凌迟处死，夫人也保不住，陈玉成堪称是倒霉的王爷，也是死得最惨的太平军将领之一。当然，英王陈玉成还有其他夫人，有些躲避了清军追击，得以善终，例如蒋氏。

三、翼王石达开：大渡河畔，父子遇难，英雄陨落

16岁受访出山，19岁统帅千军万马，24岁在九江、湖口压着“中兴名臣”曾国藩吊打，迫使其两次投水自尽未遂，翼王石达开堪称神勇。但是，石达开也是倒霉的王爷，死得很惨，被凌迟处死。

1857年5月，翼王石达开选择外出单干，他拒绝洪秀全的“美意”，拉着一帮队伍转战江西、浙江、江西、福建、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转战大半个中国，坚持抗清6年，最终兵败大渡河，父子遇难。

石达开外出单干，是他个人的悲哀，也是太平天国的悲哀。洪秀全气量小，不相信石达开，翼王又心高气傲，不想对现实妥协，君臣最终走向对立面。天京事变后，太平天国元气大伤，本该团结一致，重振国运，但洪秀全、石达开都做不到。

1863年5月，石达开来到大渡河畔，为了给刚出生的儿子石定基庆祝，错过了渡河最佳时间。河水暴涨，太平军没水师，前有炮火轰击，后有追兵围攻，石达开陷入了绝望。

血战到底，也许会有出路，但石达开没这么做，他选择“请降”。所谓的“请降”有多种解释：石达开去请求投降，换取一条活路；石达开替太平军将士“请求投降”，希望用自己的生命，换取将士性命。

“请降”需要资本，石达开穷途没落，已经没有谈判的条件。四川总督骆秉章下令将石达开凌迟处死，5岁的儿子石定忠被杀，据说是用石灰粉闷死。其余6千太平军：2千精壮者被炮火扫射，其余4千遣散，自谋出路。

石达开受凌迟，儿子也保不住，这是翼王的悲哀。但是，石达开也算幸运，毕竟他的第14位王娘刘氏，带着刚出生的儿子石定基，在亲信的掩护下，通过小路逃出绝地，准备投靠李福猷。

刘王娘逃离险地，但清军重重封锁，只好躲在彝族人民家里。后来，土司官员前来搜查，也装作看不见，因为清朝赏赐不公。土司兵在大渡河之战出死力，没有他们的拼杀血战，清朝搞不定石达开。但是，朝廷封赏的时候，还是骆秉章的人的好处，他们很不满意。

二、“潮王”黄子隆：父子都被凌迟，头颅被挂在竹竿上

相对陈玉成、石达开而言，黄子隆的名气很一般，却死得很惨烈。黄子隆，广西藤县人，与陈玉成、李秀成是老乡关系，后隶属李秀成麾下，在东征江浙时立下赫赫战功，册封“潮王”千岁。

1863年11月，李鸿章不讲武德，在宴会上处死郜永宽等8位将领。接着，屠戮苏州城内4万放下武器的太平军将士，是为“苏州杀降”，社会舆论哗然。

淮军手段残忍，无恶不作，镇守无锡的黄子隆决定与城池共存亡。黄子隆在无锡构筑堡垒，储存粮食、弹药、武器，与程学启、刘铭传率领的淮军主力死磕，以火器大量杀伤敌军。

黄子隆严防死守，李鸿章采取“围困战术”，截断太平军粮食运输线。后来李鸿章又通过赫德之手，送给戈登7万银子，换取他对“苏州杀降”的谅解，让他出动洋枪队协助。

西洋“开花大炮”威力无穷，炸毁了无锡城墙，淮军便从缺口处杀进去。黄子隆组建“敢死队”，与淮军争夺每一条街道，每一座房屋，双方进行巷战，淮军死伤惨重，黄子隆全身是伤，与儿子黄德懋一起被俘虏。

黄子隆坚守城池，杀伤淮军众多，李鸿章很恼火，不但将父子凌迟处死，还割下他的头颅，装在一个木匣子里，用竹竿挂起来。淮军此举，是想震慑太平军，只要顽抗，黄子隆就是下场，却事与愿违，镇守常州的陈坤书让淮军付出惨痛的代价。

一、“沃王”张乐行：看着儿子被凌迟，自己是下一个

黄子隆父子被凌迟，张乐父子也是被凌迟。不同的是，黄子隆、黄德懋同一时间遇害；张乐行是先看着儿子张憙遇害，心理上受到折磨，然后从容就义，堪称是最倒霉的王爷，也是死得最惨的王爷。

张乐行，安徽涡阳人，“捻军”首领，骁勇善战，足智多谋。张乐行并非贫苦人家，而是当地的“土豪”，田产多、铺面多，还有手工作坊，并从事贩盐，生活非常滋润。

太平天国战争时期，清政府的财税收入，以及军队的饷银，几乎都出自两淮地区的盐业。张乐行贩盐，拉起一帮队伍，人数多，运输食盐的数量大，跟官府产生的冲突，经常出现摩擦。

1852年，张乐行在淮北发动起义，率领“捻军”纵横河南。后来，张乐行又支持林凤祥、李开芳北伐，经常偷袭开封，让清军苦不堪言。

1855年，张乐行集合“捻军”十八路首领，在安徽雉河集会盟，自称“大汉明命王”，打着“复明”旗帜与清军战斗，与南方的太平军遥相呼应。此时，北方有“捻军”，南方有太平军，清朝更加被动。

1857年，张乐行接受太平天国册封，成为“沃王”。如此，“捻军”在名义上就成为太平军的一部分，后来张宗禹、任化邦、张禹爵、李允等将领，也接受太平天国册封。

参加太平军后，张乐行继续纵横两淮，采取“流动作战”模式，多次击败蒙古名将僧格林沁。张乐行以及“捻军”的支持，是天京事变后，太平军得以迅速恢复元气的重要原因，清朝对他恨之入骨。

1863年，张乐行被朋友李勤邦出卖，安徽巡抚率兵突袭，张乐行及其儿子张熹成为俘虏，送到僧格林沁大营。僧格林沁非常狠，先凌迟张熹，让张乐行看着儿子被杀，然后将他凌迟。

1865年，高楼寨之战，八旗马队阵亡七千余人，僧格林沁受了重伤。“捻军”小兵张皮绠在麦田里找到僧格林沁，手起刀落，将其处死。僧格林沁死后，满蒙无人可用，湘军、淮军势力延伸的北方，改变了清朝政局。

除了陈玉成、石达开、黄子隆、张乐行，被清朝凌迟的太平军将士还有很多。例如，以林凤祥、李开芳为代表的几十位北伐军将士，几乎都是凌迟处死。至于忠王李秀成，据说是被绞死，因为曾文正担心事情有变，抓紧时间处死他。

参考书目：《太平天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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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选曾国藩。曾国藩，晚清四大名臣之一，湘军的创立者，是清王朝镇压太平天国的最大功臣，但是这样的一个人，笔者为什么认为他倒霉呢？且听我细细讲来。

奉命带领淮军镇压捻军

太平天国虽然被镇压了，但其余部和捻军则越来越壮大，清政府不得不派人镇压。此时，曾国藩刚裁撤湘军主力精锐部队（尤其是曾国荃部）。偏偏不巧的是，清王朝看重的依然是当时威望极高的曾国藩，但所统帅的部队却大部分是淮军。这时，倒霉的事情接着发生了——淮军不听他的。没办法，曾国藩最后不得不让自己的学生淮军的创立者李鸿章来代替自己。

处理天津教案

天津教案是一件非常棘手的事情，当时在天津有人传言传教士拿幼童当药引子，引起国人一片哗然，很多人铤而走险，杀死十多位传教士，法国派兵舰前来扬言开战。对于这一件案子，解决者如果向着中国人，容易得罪法国人导致开战，如果向着外国人，得容易得罪国人，偏偏这种注定费力不讨好的事情让曾国藩给碰到了。结果，曾国藩的处理办法让中国人给骂个狗血淋头。

如果综合曾国藩的发展轨迹来看，此人也有很幸运的地方，比如刚好在家被任命组建团练武装从此发迹，但是人不可能一直都是很幸运的，曾国藩也不例外，裁撤湘军过后的曾国藩人生逐渐开始走向了下坡路，可能他倒霉之处比幸运之处还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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