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个国策的制定都是为了适应国家的发展，从战国到汉朝，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的政治需求，所适应的学说和理论也是不同的。汉武帝虽“独尊儒术”，但也有用到法家的内容。

我们拿三个时期的社会状况来分析下他们之间的不同。

第一，秦孝公时期的商鞅变法。

秦孝公时期，各诸侯国兼并剧烈，在这样的乱世之中，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强大的实力，很容易被蚕食，甚至灭国。所以，从魏文侯变法改革开始，各诸侯国纷纷进入了变法的行列。而魏文侯任用的李悝，被称为法家的鼻祖，他的成功让很多士子都看到了法家学派所蕴含的生命力。于是，就有了商鞅的法派、申不害的术派、慎到的势派的诞生，他们被后世称之为法家三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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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子百家中，法家的学说，主要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建立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实践证明，相比于其他学说，这是最适合于当时战国那个特殊环境的。

但是，当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要治理的地域更为广泛，社会结构更为复杂。而且，当时没有了和六国的征战，所以国家的政策需要进行适当地调整。按照当时的情况来看，秦朝的政治应该逐步从强权政治过渡到德政。也就是说，不应该单纯地用法家的思想进行治国，应该适当地引入其他家的学说。只不过，秦始皇去世得早，没来得及实现这个转换，而胡亥又只会吃喝玩乐，让赵高把持了朝政。最终才会导致秦朝的覆灭。

第二，汉朝开国为什么要用道家思想呢？

道家主张“无为而治”，不是啥都不管，而是不要事无巨细，啥都想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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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秦建立后，还未彻底稳定下来，就爆发了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反秦战争、楚汉争霸接连上演。使得整个中原大地征战不休，战争的频次和惨状与秦始皇灭六国相比，毫不逊色。整个国家陷入巨大的混乱之中，诸王混战，百姓无法安心耕种。当项羽战败，刘邦统一天下后，整个国家的家底几乎已经耗尽。

这个时候，对于大汉王朝来说，连吃饭都是个问题。所以，刘邦他们才会主张用道家的思想来治国。因为道家管的没那么宽，对百姓的束缚比较少。百姓可以安心地进行耕种，发展自己的产业。这就是“与民休息”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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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汉武帝的“独尊儒术”。

经过汉初七十年的发展，到汉武帝时期，这个汉朝的生产力、经济体量都已经大幅度提高。用经济学的话来讲，就是生产过剩。

国家储存的物资，日常用度，根本就用不完。对于汉武帝来说，他就有了足够的底气来施展他的抱负，实现他的雄心壮志。所以，他北击匈奴、打通西域、内挫诸侯豪强，使得汉朝的凝聚力达到了建国以来的巅峰。正因如此，他才需要一个学说来彰显他的功绩，巩固他的大一统政治。

这时候，董仲舒将阴阳家的学说融入到儒家体系当中，建立了“天人感应”“大一统”的新儒学。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学说，并制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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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汉武帝并不是只用儒家这一个学派的理论。经过秦朝的实践证明，只用一个学派的理论来治国，容易走向偏激的道路。所以，汉武帝所尊的儒术其实是包含了诸子百家的学说的。他是把诸子百家当中对当时治国有用的内容都吸纳到了新儒学的体系当中。其中，吸纳最多的就是法家学说。

所以，汉武帝的治国政策被称作“外儒内法”。用儒家学说来为大一统正名，规范社会制度；用法家内容来加强中央集权，进行帝制管理，做制度背后的保障。

而这一套学说的框架也一直延续到了清朝末年，对于现代社会来说，都有着一定的借鉴意义。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汉武帝时期重大的举措，在他之前，大一统的王朝里，还没有那个皇帝用儒家治国。至于，春秋战国时期，到是有些国家用过，只不过时间很短暂而已。

汉武帝宣布“独尊儒术，罢黜百家”，但咱们别真的以为他是以儒治国。事实上，当大一统王朝框架建立后，我国封建时代有且只有一种治国方式：通过律法体系、进行系统性的管理，也就是法治。

而所谓的独尊儒术，实际上不过是“阳儒阴法”——一种调剂、纠偏和安抚手段，类似于给一个坚硬的物件裹上柔软的包装，本质上不会有丝毫改变。

至于许多人推崇的无为而治，则带有明显的“无奈”性质，除了休养生息时期不得已而为之，更多时候只是存在于人们的理想、憧憬之中。

想要弄明白汉朝到底是依法治国还是以儒治国，可以参看《汉书·刑法志》。通过它，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从上古直至西汉末期，我国古代的律法是如何逐渐由简至繁、成为维系政权运行的基本支柱。

但古代社会逐步走向法治，其实并不是某些人刻意为之，而是历史的自然选择，就像咱们中学课本讲的那样：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道家提倡的无为而治的极端境界：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也许仅存在于原始社会，但这并不是那时的人们淳朴无私，只是生产水平有限、交通能力不足造成的。

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时代，人们顶多只能以小规模的部族为单位勉强生存；每个人竭尽全力，尚且难以对抗残酷的大自然，至于违法犯罪、阶级剥削，以及各部落之间的联络，既没有条件、也没有必要，那时的人类社会，自然是不需要什么法规的。

在近似于传说的三皇五帝时期，是以德治国的典范。但在实际上，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各部落的扩张、吞并、融合逐渐成为常态，所以才有尧舜流放共工、放逐欢、驱逐三苗、诛杀鲧等标志性事件，也就是通过暴力手段促使人们归顺于自己的麾下。

至于以礼教治国的周朝，同样离不开系统的律法，所有的军制、税赋、户籍管理、分封体系，都在这一时期得到系统的建立、完备；所谓的礼教，是建立在等级分明、尊卑有序的基础之上，任何僭越都会遭到严惩，这本质上就是法治。

春秋战国时期，更是出现了谁推行法治、谁强大的规律。

“周道衰，法度堕，至齐桓公任用管仲，而国富民安”，齐桓公成为春秋首霸，靠的是管仲；而而管仲成功的撒手锏，就是涉及到各个领域的改革。他被后世视为法家先驱，充分证明了法治的强大威力。

后来的晋文公，同样依靠类似的做法获得成功。

到了战国阶段，魏国李悝编制《法经》，实行新税法；吴起以奖惩、纪律打造起魏武卒。在这些冰冷规章制度的驱使下，魏国一度称雄战国半个世纪。

接下来，吴起前往楚国主持变法，楚国强大；申不害变法，韩国在十几年中免遭侵扰；而商鞅在秦国推行战国时期最为彻底的法家变革，则造就了足以彻底终结贵族政治、开创大一统时代的秦帝国。

法治逐渐占据社会管理的主角，是时代发展的客观需求。不断发展的生产技术，为创造更多社会财富提供了可能，阶级分化产生，剥削出现；交通条件的发达，为不同区域的交流、兼并提供了客观条件。多种因素的作用下，社会组织的规模逐代快速增长；而要实现有效管理、调集资源与对手竞争，都需要日渐严密的法律制度来实现。

时代的车轮来到了秦朝。如何对辽阔的疆域实现直接管理，秦朝为后世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样板：变分封制为郡县制、统一文字......一系列促进大一统的举措，无疑是古代历史的跨越性变革。而保证这些制度落实的，就是被后世诟病的严刑峻法。

而秦朝之所以二世而亡，原因并不在于法治本身。其一，统治者过于迷信法律的效力，甚至强化到凌驾于基本的人性之上；其二，个人的私欲主宰了法制，让制度变成了个人的武器，法规失去了公正性。

所谓物极必反，秦朝的崩溃，导致狼烟遍地、兵祸横行，基本的社会秩序荡然无存，老百姓命如草芥、朝不保夕。在这种情况下，活下来成了最大的任务，秦朝设立的律法条文压根没人遵守。

因此，入关后的刘邦根据这一现实，发布了一条简单明了而又满足人们最大需求的命令：“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约法三章”，这也许是历史上最粗暴直接的法律条文，但却收到了奇效，饱受苛政压迫的关中百姓对刘邦感恩戴德，成了他问鼎天下的坚实后盾。

汉朝正式建立后，刘邦的控制区域暴增，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日趋繁杂，“约法三章”显然跟不上现实的需求，于是相国萧何便与时俱进，制订了《汉律九章》。其中前六篇延续自秦律，往上溯源的话则起于战国时期魏国李悝的《法经》；后三篇是适应新形势新增的有关民事方面的规定。

接下来，孝惠帝、吕后、文帝、景帝四任统治者期间，汉朝的主要任务是休养生息、简政养民，律法的变动极少；同时，基于鼓励民间恢复生产力的考虑，历任执政官员大多信奉黄老之道、拱手而治，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无为而治”阶段。

然而，这并不代表法治的消失。经济、民生方面的宽柔，并不耽误践行源自秦朝的严刑峻法。汉初法律仍旧严格，形形色色的肉刑让人闻之色变，文帝时期有名的“缇萦救父”事件佐证了这一事实。

到了汉武帝即位后，数十年的文景之治，让社会经济得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随着国家及民间财富的暴增，社会关系日趋复杂；同时，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推行了涉及所有领域的改革，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在这种大前提下，当初的法律体系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现实的需要，不能有效地管理和控制社会，甚至出现了“奸轨不胜”的局面。因此，汉武帝命令赵禹、张汤修订法令。

最终，当时的汉朝律令增加到了三百五十九章，几乎是汉初的40倍；其中，与死罪相关的条文多达四百零九条，具体罪名有一千八百八十二个之多......

一般而言，如果律法条文太过于繁杂，就会在具体律例的引用、解释阶段存在极大的操作空间。用今天的概念来说，就是自由量裁权过大，借着法律之名徇私舞弊的情况日益严重。

我们要注意，以上情况，是汉武帝倡导“罢黜百家，表章六经”后发生的。

一方面，那时的儒家六经与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家思想并不完全相同，充分掺杂道、法、阴阳等学派的思想；

另一方面，独尊儒术，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神化专制王权，借用传统的宗法制，来缓解高度集中的政治与高度分散的小农经济之间的矛盾，以伦理道德教化的方式来辅助处理社会问题。

因此，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严刑峻法其实并不矛盾，它们是统治手段的两个层面，前者是表、后者是里，尊儒是为了缓冲刑罚的残酷形象，给国家治理披上一层温和的外衣。

当然了，这一时期的繁琐法律条文、令人闻风色变的酷吏团体，也给西汉的政治带来了不少弊病。汉宣帝在位期间，曾经设立了一个名为“廷平”的监督职位，但也只是治标而已；

随后的汉元帝、汉成帝即位后，有感于积重难返的痼疾，先后下诏要求大幅修改律令，以安定百姓、稳定社会；但执行官员阳奉阴违、避重就轻，大多删除一些无关痛痒、细枝末节加以应付；而在事实上却越发恶化，汉成帝时期的死刑罪名已经达到了上千条，是汉武帝时期的两倍之多。

综上可见，即使在先后崇尚无为而治、独尊儒术的西汉时期，封建大一统王朝的国家管理其实没有任何争议，只有简单粗暴的一大核心思想：刑罚治国。刘邦“约法三章”，并非出于仁爱；文景无为而治，也并非源自信奉道家；汉武帝一边独尊儒术、一边严刑峻法，当然不是精神分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王朝的律法也要适应具体的社会基础，只能不断地调整。当然了，在具体效果上，并非随时令人满意。

理解这个问题的关键，是全面认识儒家和法家的关系，一定不要完全对立起来。实际上，儒法同源。

从思想源流来说，儒家思想在前，法家在后，法家是脱胎于儒家，是在战国中后期才开始活跃。

孔子去世后，他的学生子夏讲学河西，就是魏国境内，名气很大，教了三个最有名的学生，一个是魏文侯，一个是田子方，一个是李悝，李悝被称作战国变法之祖，对天下影响最大，他的变法思想从儒家纯粹的思想模式转为实用模式，核心是重视奖惩和军功，具有浓烈的法家色彩。

李悝有一个学生，叫商鞅。商鞅把李悝的精华全学去了，并且他个性格刻薄少恩，虽然秦国受益极大，而商鞅却遭车裂。这是法家第一个为变法而牺牲的大人物。所以，法家最早并不是一个学派，而是儒家分出来的关注解决现实问题，推崇变法的人。

再后来，子夏的再传弟子中出了个大人物，即荀子，荀子给后世的形象是儒法通吃，亦通道家，是一个通儒。他又教出两个学生，一个是韩非，一个是李斯，

韩非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家，因为他形成了法家的理论体系。而李斯则是外法内儒，儒法兼通。焚书坑儒是李斯的主意，其实李斯坑的是阻止秦建立郡县制的愚儒和一些江湖术士，而非是天下读书人。因为儒生是那个时代读书人的统称。

刘邦立天下之后，他看到秦的问题，就是刻薄少恩，他废了一部分秦制，又留了一部分来安天下。同时呢？他又让博士叔孙通制礼，实际上是在政治层面，肯定了儒家的价值，文景时期儒家开始得志，大儒云集。但是，由于窦太后迷于道家，景帝和武帝前期不敢大力推广。

因此，在汉初便形成了，儒道法并存的局面，各家都有一席之地。窦太后去世后，汉武帝采取董仲舒意见，“罢黩百家，独尊儒术”。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儒术，本质就是儒法结合，儒讲道，法讲术，当然，还杂糅了道家与阴阳家的东西。

讲到这里，大家应该明白了。秦讲法家，但是，亦有儒家，汉讲儒家，亦含法家。

治理天下，无非就是“以法安身，以儒安心”，别无他法。

无论是采取法家的思想治国，还是采取道家或儒家的思想治国，目的都是为了强国安邦。只是，政治手段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总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三皇治世，五帝分伦″，三皇五帝治理国家的办法也不尽相同。夏、商、周三代也不是因循而治，都会根据时代的变化调整其统治策略的。

一、大秦为何崇尚法家？

由于秦人僻居西部，所以在经济和文化上都比东方落后，唯一的优势就是民风朴素而又彪悍。

最初，秦穆公用百里奚和蹇叔治国，使用的还不是法家那一套。

可是几经波折，几经内乱，秦国总是徘徊在忽而强盛，忽而衰落的怪圈出不来。

到了秦孝公上台的时候，秦国已经非常虚弱了。

这时的秦国不仅被山东六国视为异类，更被魏国夺去了河西之地！

秦孝公决心洗雪耻辱，于是便从国外招揽人才。

卫国人商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到秦国的。

商鞅用帝道和王道游说秦孝公，秦孝公认为迂腐不可用，因为他等不了那么久！

商鞅改用霸道游说，符合秦孝公的心意，于是就有了商鞅变法。

商鞅变法的特色是:改变了秦人的生产、生活方式，用奖励耕织和军功晋爵的办法，激发了秦人的奋斗精神！使之勇于公战而怯于私斗，不仅心甘情愿地接受严刑峻法的统治，而且还爆发出了惊人的战斗力。

于是，足粮又足兵的秦国就走向了强大之路，直到秦始皇鲸吞六国一统天下。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偏重依赖法家思想治国的弊端显现出来了！

六国毕竟不是秦国，他们接受不了秦国的严刑峻法。琴弦绷得太紧就会断，统治策略缺乏弹性也会难以为继。结果，始皇帝刚刚去世，天下就乱了。三年后，秦朝就亡了。

二、汉初为何崇尚道家？

汉初崇尚道家，正是汲取了“秦朝过刚而折″的惨痛教训。

在天下疮痍未复，百姓刚刚安定下来，社会经济凋敝，生产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下，汉初统治者不得不采取道家"无为而治″的思想，使百姓得以休养生息。

其实，古代农耕社会的复原力是很强的。

只要官府不朝令夕改，不生事，少扰民，老百姓自然会一门心思努力发展生产的。

这也是曹参什么也不干，却还受到了老百姓的好评的原因。

“无为而治”当然不是什么也不干，如果什么也不干，不就成了“无政府主义”了嘛！

无为而治的特点是“无为无不为”，抓住问题的要害和关键点，使社会在一个可控范围内运行！

无为而治是西汉初年特殊时期的特殊产物，为促进汉初的社会发展和经济恢复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经过汉初七十年的治理，到了汉景帝时代呈现出了粮食满仓、铜钱满库的可喜局面。

尽管这样的富裕不可能普及到每个人，但却说明汉朝确实富强起来了。

而这正是汉景帝得以平定“七国之乱”的基础。

三、汉武帝为何独尊儒术？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终于到了汉武帝执政的时代了。

汉武帝是个有宏伟蓝图的人，他需要的不再是无为而治了，而是要有所作为！

有赖于汉初七十年的经营，为汉武帝实现梦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要想有为而治，光是有钱还不够。

因为，说到底政治是一种统治人的艺术，而人的思想是很复杂的。所以，要想有为而治，就必须先得统一思想！

其实这事儿秦始皇也干过，却没有成功。

于是，汉武帝就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意见，启用了一批儒家子弟做官。

榜样的作用是无穷的，正所谓"学而优则仕″，读书人十年寒窗苦读，不就为了求个一官半职光宗耀祖么？

既然朝廷推崇儒家，那么他们自然也会“傍大款″的了。

于是，从汉武帝时代起，儒家学说就成了以后2000余年封建王朝的主流思想，成了捍卫封建统治的柱石！

一张一弛是文武之道。

秦国因“张″的过久而崩溃，汉初的"无为而治″又显得过“驰″。

因此，到了汉武帝时代，就开始用儒家学说(实为"外儒内法″)治理国家了。

谁说汉朝的开国思想是道家的？汉高祖开国立代，用的其实还是法家思想，例如刘邦进咸阳，首先与咸阳百姓“约法三章”，为什么是约法三章不是约道三章？

还有萧何曹参，这两位都是大汉开国的当朝宰相，他们的功绩，就是在刘邦开国的时候，制定了汉朝的法度，即延续了秦始皇的郡县制，以及书同文车同轨的优势法度，又修改了秦朝时期过于苛刻的刑法制度。这才让大汉朝的法制更加科学完善了。

至于汉武帝刘彻废黜百家独尊儒术，那就需要您来从本质上了解，道家、法家、儒家思想的本质区别是什么了。

其实诸子百家思想的根源基础，全都是道家思想，道家思想是普遍意义上的哲学思想。而之后的儒家思想，是专攻于教育学习领域的哲学方法论；法家思想，是专攻于政治法制层面的哲学方法论。

于是乎，当儒家思想发展到西汉时期的时候，儒家思想下的教育学习，让儒家思想吸收融合了包括道家法家墨家在内的诸子百家的思想精髓了。

那么也就是说，儒家思想，成为了汇集了百家思想的集大成者。所以，汉武帝这才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用儒家思想，来治国治家，并且使儒家思想，成为了中华民族屹立不倒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