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8年春夏时节，中国政局急剧变化：南京的国民政府下令发动“第二次北伐”，很快击败奉军，打过黄河，逼近京津地区。由于连连战败，军心不稳，奉军许多将领表示厌战，张学良、杨宇霆等则企图与南方国民革命军和谈。“安国军政府陆海军大元帅”、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眼看大势已去，不得不准备离开北京，撤往关外奉天老巢。

张作霖本是亲日的大军阀，这次奉军在前线战败，他本想“借日本的武力留在关内”，但日方近来改变态度，借口防止战乱波及“满洲”，即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地区，多次逼迫张作霖退回东北；并乘张作霖窘困之际，趁火打劫，向张提出“满蒙权益”的问题及让日本在东北修筑“满蒙五路”等问题。

1928年5月30日，张作霖召集张作相、孙传芳、杨宇霆、张学良等人，举行最高级会议，决定下总退却令，率部撤离京津，退回关外。

在这时，张作霖接到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的密电，报告在奉天附近南满铁路（今吉林长春到大连的铁路）与京奉铁路（今北京到沈阳的铁路）的交叉点老道口、三洞桥、皇姑屯一带，日军戒严，不许行人通过，希望张作霖回奉时，加以戒备。但张作霖没有重视齐恩铭的密电，只是按惯例，由奉天省省长刘尚清向铁路沿线各县发出一个密电，通知“该管境内铁路桥梁，仰督饬军警，事先妥为警备，毋稍疏懈”。

张作霖为避开日军，曾一度想乘坐汽车，取道古北口出关，但因怕公路坎坷、汽车颠簸，身体受不了，仍决定乘火车离京。张作霖“故布疑阵”，先宣布6月1日启程，后改为2日，但2日开出的火车是张作霖的五姨太寿夫人所乘，最后在6月3日，张作霖才离开北京。

6月3日夜间，张作霖出中南海西门，乘黄色钢制防弹汽车出发，在严密警戒中开往火车站。张学良、杨宇霆、孙传芳等前往送别。随张作霖上车的除大元帅府的人员与卫队外，还有张作霖的第六夫人与三子张学曾，以及国务总理潘复和靳云鹏、何丰林、刘哲等军政大员与日籍顾问町野、仪我等。专车共有22节车厢，张作霖乘坐的包厢，是前清慈禧太后乘坐过的花车，车身宽阔，装饰华丽。包厢的前面是两辆蓝钢车，由军政大员与张作霖的随员们乘坐，后面是饭车与乘载卫队的警备车。在专列的前面，则是一列压道车。

约晚上9点钟，张作霖的专车从北京开出。在天津站，潘复、靳云鹏与日籍顾问町野下车。车到山海关，这里是日军驻兵所在地，车上人员不免紧张，但车站上只有一两名日军守备队站岗，态度如常。在奉天留守的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特地赶到这里迎接张作霖，上了张作霖的专车。专车平安地开出山海关后，大家觉得放了心，都解衣而睡。

车到新民时，天已放亮。这里已经离沈阳很近，铁路两旁皆有奉军的步哨警戒，十余步就是一岗。可是在京奉铁路与日本人管辖的南满铁路交叉点附近地段，就没有中国哨兵警戒了。

6月4日清晨5点左右，张作霖的专列在皇姑屯车站略作停留，奉天宪兵司令齐恩铭来接，登上专车。专车继续向东行驶，准备到沈阳车站停靠。这时沈阳车站里已由上千名军警警戒，沈阳城里的军政大员和绅商代表也早已齐集于此，恭候专车的到来。

5点30分，列车驶进了京奉与南满两铁路交叉处的陆桥—三洞桥的桥洞。在这里，南满铁路线在桥上通过，京奉铁路线在桥下通过。沿京奉线开来的张作霖专车必须从桥洞内通过。就在张作霖乘坐的包车进入桥洞的一刹那间，预先安放在桥洞上的炸药爆炸了，随着震天动地的两声巨响，全桥塌下，张作霖乘坐的包车首当其冲，连砸带炸，全车粉碎，车身被炸出三四丈远。吴俊升与张作霖的六夫人当场被炸死，张作霖身受重伤，血流满身，气息奄奄。据后来英文《时事新报》报道，共有20人被炸死，53人被炸伤。

正在奉天车站迎候张作霖的仪仗队闻讯赶来，变成救护队，抢救死伤者。宪兵司令齐恩铭慌忙从车上跳下，拦下附近一辆结婚汽车，将新娘强行赶出后迅速把张作霖架入车内，由副官王宪武抱着横卧车中，急驶回沈阳大帅府家中。慌作一团的张作霖家人用剪刀将其衣服剪开，发现一臂已断，随即找来医官施行紧急治疗。但终因伤重救治无效，延至上午9时30分死去。

彼时，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重返中国东北时，正是张作霖与关东军闹僵时。张作霖以捉迷藏的方式，回避和拒绝日方提出的更多谋求东北地区“特殊”权益的种种要求，引起关东军日益强烈的不满。当时日本国内流传着“满蒙生命线论”。河本大作认为张作霖是日本所谓“满蒙生命线”的障碍。他后来在《我杀死了张作霖》的回忆录中这样发泄他对张作霖的不满：“得了势的张作霖慢慢的犯了老毛病。自入关进了北京，自封为大元帅的称号，因多年的愿望实现而踌躇满志。在日清战争、日俄战争中用将士鲜血换来的满洲，一切都在奉系军阀的支配下遭到蹂躏。忘恩负义的事不胜枚举。”

河本大作在1928年初便秘密部署谋杀张作霖。他说：“一切亲日的军阀，我们统统抓住。能利用的时候就援助，不能利用的时候就设法消灭。”1928年4月18日，他在给日本陆军士官学校低他一届的矶谷廉介大佐的密信中，直言不讳地透露了“干掉”张作霖的计划和决心：“若张作霖辈死一二人又有何妨，此次定要将他干掉，即使因此获咎革职，亦在所不惜。”1928年5月，当得知张作霖即将败退撤回关外时，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召开秘密会议，商讨对策，决定乘机解除奉军武装，控制东北。这时，河本吼道：“杀掉张作霖，岂不是一切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他的话语惊四座。河本继续说：“只要把这个头子干掉，所谓奉天派的将领便会四分五裂，而在还没出现第二个张作霖以前，他们是不知所措的。……干掉头子。除此而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第二条路。只要干掉张作霖就行。”

当时关东军中准备暗杀张作霖的，还有接替武藤信义担任司令官的村冈长太郎中将与一些少壮军官，如奉天特务机关长秦真次少将、张作霖的军事顾问土肥原贤二中佐等人。然而，河本大作断定他们的计划不周，绝无成功可能。他独自秘密策划布置。1928年5月底，在得知张作霖准备离开北京回奉天的那几天，村冈长太郎中将首先密派竹下义晴少佐到北京，企图依靠华北日军，组织刺客对张行刺。竹下义晴在从沈阳出发前，正巧遇见河本大作。河本得知竹下义晴此行的目的后，强烈表示不同意此举，对竹下说：“那是轻举妄动，干失败了怎么办？”河本指出，在北京没有那样大胆的、能干这种事的人，即使有，在北京有各国使馆监视，容易引起许多麻烦。河本建议：“不要让军方或国家负任何责任，而由一个人去负一切责任。否则虎视眈眈的列国，一定会乘这个求之不得的机会来胡搞。所以由我来干好了。”河本大作早就决定，要乘张作霖返奉时，炸其专车，实现杀张目的。河本要求竹下仍然前往北京，侦察张作霖的出发时间，随时报告他。同时，河本又密派一些日本特务到京奉铁路沿线的山海关、锦州与新民等要地，侦察地形与张作霖专车通过的时间，随时电告他。

河本率关东军参谋部人员在沈阳近郊一再侦察研究。他们曾准备将巨流河铁桥作为爆炸地点，但在派遣工兵侦察后，发现这里奉军把守严密，难以下手。最后，他们确定皇姑屯车站旁、京奉铁路线与南满铁路线交叉处的立交陆桥—三洞桥的桥洞，是最理想的埋药炸车地点。因为这里是张作霖回奉的专列必经之地，而陆桥正好处于中国人控制区与日本人控制区的交叉处，中国人控制的京奉铁路从下面通过，日本人控制的南满铁路从上面通过，中国的军警无法布置到陆桥上面。

1928年6月3日晚，河本得到了北京等地传来的情报：张作霖专车已开出北京，正沿京奉铁路线向沈阳开来，预计到达沈阳的时间是4日清晨。河本早已经通过关系，从张作霖的一个姨太太的嘴里，侦察到张作霖本人位于专车的第八号车厢。

河本立即率参谋部人员紧急行动起来。他们采用了两道暗杀计划：第一道计划是在陆桥桥梁上埋放30麻袋、200公斤烈性黄色炸药，并装上两道爆炸装置，由工兵在500米外的瞭望台上，用电气机控制触发爆炸；第二道计划是为防止爆炸失败，在交叉点以北装置脱轨机，埋伏一排关东军的冲锋队，让专车出轨，乘混乱时以冲锋队上去冲杀，结果张作霖的性命。河本大作亲自埋伏在三洞桥西侧不远处观测指挥。

6月4日晨近6点，张作霖的专车开到了埋设炸药的地方，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四中队长东宫铁男大尉在河本大作的指挥下，一按电钮，“轰”一声，炸药爆炸，黑烟飞扬至200米上空。

皇姑屯爆炸张作霖专列成功后，日本关东军参谋部按照预定计划，为掩盖事实真相，立刻调动工兵赶修铁路被炸部分，又专门枪杀了两名无辜的中国人，把两人的尸体扔在肇事地点，在尸体衣服口袋里塞上伪造的“北伐军东北招抚使”的信，诬称炸张作霖专车是北伐军派来的南方便衣队所为。

与此同时，日本关东军一方面派遣人员，千方百计侦查张作霖被接回帅府后的治疗情况，并试图进一步杀害27岁的张学良；另一方面下令全军戒备，作好作战准备，并在沈阳等地制造一系列事端，企图引起东北进一步混乱，乘奉军无人统一指挥之机，全面占领东北，建立汉奸傀儡政权。

沈阳奉军当局识破日方阴谋，力持镇静。他们先对张作霖之死采取严格保密措施，稳定人心与社会秩序，瞒过日方的窥探。同时密电张学良秘密赶回沈阳，主持大政。待局势稳定后，才宣布为张作霖发丧。不久以后，1929年1月，张学良宣布改旗易帜，归顺南京国民政府，使得中国在分裂多年后，终于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节选自河北党史）

1928年6月4日凌晨5点半，一声巨大的响动，奉系军阀张作霖被炸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事实上，这件事过去了90多年，至今还是疑点重重。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当时声势滔天的“东北王”张作霖，为何会被日本人下死手？又为何难逃一死呢？

张作霖为何难逃一死？

彼时的张作霖，已经成为了日本人的眼中钉。因此他们早早就在，距离沈阳一公里半的皇姑屯站，埋下了大量的炸药。其实，在张作霖上火车之前，就有人提醒他注意，日本人最近行为有异样。

张作霖也故意三次改变上车时间，用来迷惑日本人，可惜终究难逃一劫。其主要原因，就是当时所在的火车上，有日本人的情报人员。因此张作霖的伎俩，并没有骗到日本人。

张作霖所在的列车，是慈禧太后的专用花车，一共有20节。张作霖在第8节，当距离皇姑屯站1公里326米的时候，日本人引爆了埋在第8、9、10车厢的炸药。引爆得如此之精准，如果没有人通风报信，是绝无可能的。

火车爆炸之后，伤亡惨重，造成了20人死亡，53人受伤。而当时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也被炸药炸飞了3丈远，喉咙当时就被炸破，导致死亡。他临死前的最后一句话，就是告诉身边的人：“快叫小六子回来吧。”

事实上，日本人为了除掉张作霖，足足准备了三个计划。炸毁火车只是其中一步，为了万无一失。他们甚至安排了刺杀人员，在终点站之前，也有日本人的队伍等着。只是第一步就成功了，因此后续计划，没有实施。可见，张作霖当时的确是难逃一死。

看过潜伏让我感觉到，张作霖身边有内鬼。

张作霖是被日本人炸死的，这大概是不争的事实。日本人为什么要炸死他？这要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考察。

1905年为什么发生日俄战争？是因为当时俄国人要强占东三省，满清政府无力抵御，就求日本帮忙驱逐俄军。日本人以战死十万士兵的代价打赢了俄军，作为对日本人的补偿，满清政府同意把南满铁路的经营权和东北的部分采矿权交给日本，并且可以在东北驻军。这在现在看来是有损国家主权，但当时清政府无能，只能如此。张作霖掌握东北后，受国内抗日情绪的影响，也为了自身的利益，欲收回日本在东北的权益。日本人当然不干了，两国之间有协议，相当于国际条约，你张作霖怎么能随便撕毁呢？所以日本关东军与张作霖的矛盾日益尖锐，最后日本人就把他杀了。

题主问题有失偏颇，张作霖本就不该死，何来难逃之说？皇姑屯事件，是一桩原本可以避免的惨案！张作霖被炸身亡，问题完全出在安保方面，负有安保重任的张作相难辞其咎！

百密一疏酿惨祸

鉴于时局对张作霖及东北军都极为不利，考虑再三，张作霖终于决定回奉天暂避时日，意图日后东山再起。决心已下，大帅的安全返奉问题就列为奉系的头等大事。当时，国内动荡不安，日本沙俄也对张咬牙切齿，对此张作霖心知肚明，故对如何返奉始终犹豫不决。北京到奉天相距将近800公里，如果坐汽车，一路尘土飞扬舟车劳顿到奉天苦不堪言；如果坐火车，沿途铁路和桥梁的安全保障任务相当繁重，隐患很多。后来张作相等提出动用奉军沿路保护万无一失，张作霖仍犹豫不决，最后又是老一套，关键时刻问天占卜来一卦，这才最终决定坐火车回奉天。由此可见张作霖行事极为谨慎。

张作相领命后，也真是尽心尽力，为保万无一失，不惜动用大批奉军，沿京奉铁路两侧密集布防，把北京到奉天的路线围了个严严实实。唯一不安全的地方，就是三洞桥，距离奉天火车站不远有一小段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上下交叉处，是日本关东军的管辖范围，奉军无法介入，存在安全隐患。但张作相认为已经到了家门口，即使日本人想对大帅不利，料想不至于、也不敢光天化日之下在眼皮底下做事，抱有一丝侥幸心理。

百密一疏，此一疏忽却要了张作霖的命，使得沿线800公里的布防功亏一篑。否则张作霖若选择坐汽车回奉天或者坐火车过了锦州后提前下车改乘汽车进城，都不会让日本人阴谋得逞。

驳斥内鬼说

此说属无稽之谈。不可否认，就当时的局势，对张作霖恨之入骨者不少，内鬼、外鬼是肯定有的，但面对强大的安保，他们根本起不了作用。

驳斥碟报说

同样起不了作用。日本人对张作霖恨之入骨，确实想及早除掉他，搬开绊脚石。日本的谍报机关也强大，无孔不入。但张作霖在决定坐火车返奉的时候，因为沿路有奉军密集防护，一切已经无需保密了，自然要堂而皇之地离开北京。

从张作霖出中南海的长长车队，到南苑火车站各国使臣、国内政要，以及现场简短而隆重的盛大欢送仪式，无不在向世人宣告，做为大执政、陆海军大元帅，我张作霖早晚有一天还会再回来。因为有张作相的保证，有奉军的严密守护，整个过程已公开化，前后压道车、专列兵力部署、乘坐哪节车厢统统没有遮掩的必要。这些在当时各大报纸的报道中都如数家珍，不是秘密。

在这种情形下，还在胡乱猜测谁是内鬼、是日本还是俄国，岂不是笑话？如果没有这个疏漏，任你有多少内外鬼加日俄谍报也只有在边上眼睁睁看着的份，能奈我何？！

事后张作相后悔不迭，深感自责。一生行事谨慎的张作霖，因一个疏忽，就这样被炸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