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朱元璋并没有杀光功臣，比如汤和是病死，算得上是善终了。还有如徐达也是病逝，为此朱元璋还为他辍朝，至于野史里所说的赐蒸鹅无足为凭并不可信。其次诸如武定候郭英、长兴候耿炳文等开国功臣，朱元璋并没有向他们挥下屠刀。

不过朱元璋在建国后的确诛杀了太多的功臣，在明初洪武四大案中几乎将开国的功臣宿将进行了一次“大清洗”。至于朱元璋为什么要大肆屠杀功臣，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个人心理情感；二是基于政治考量。

一、个人心理情感

“魂悠悠而觅父母无有，志落魄而泱佯……”这是建国后的朱元璋对昔日苦难的情感回忆。

身处黑暗的旧社会，朱元璋连个像样的名字都不配拥有，那时他叫朱重八。生如蝼蚁，渺小得犹如一粒尘埃，是生是死只有自己能够真切感知。自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已经来到了一片冷漠的冰雪荒原，只有无情的阶级压迫，只有残酷的弱肉强食。

他们一家人算是赤贫，属于社会最底层，本就捉襟见肘的日子很不幸又赶上了天灾和瘟疫（元朝末年，淮河两岸发生了严重的旱灾和瘟疫）。父母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一辈子任劳任怨在地主家打工，到头来连家人生病也无钱医治，风里雨里累死累活的劳作却连饭都吃不饱，当灾难降临时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家人一个个死去。更为悲惨的是当朱重八的父母亲人饿死后却连个埋葬的地方都没有，一辈子与土地打交道，临了却没有一块地是属于他们的。这真是“生为衣食而苦，死无葬身之地”，无奈兄弟俩只能抬着父母的尸体一边哭泣一边无助、迷茫地走着。好在遇到了一个叫刘继祖的好心人送给他们一小块地，这才算让父母入土为安。

一个自幼遭受社会无情暴击、历经生活磨难的人，他会是一种什么心理？失去家人的朱重八为了生存又当过和尚，做过乞丐，小小年纪就饱尝了人间悲欢、看尽了世态炎凉，对于这一系列的人生体验，他的内心又会产生怎样的一种情感？

洪武二年，此时已成为大明皇帝的朱元璋在面对大臣时说了这样一段话：“从前我当老百姓时，见到贪官污吏对民间疾苦丝毫不理，心里恨透了他们，今后要立法严禁，遇贪官敢于危害百姓的，决不宽恕！”

从这段话不难看出，当年正在苦难中苦苦挣扎的朱重八看到那些脑满肠肥、朱门酒肉臭的政府官员，尤其这帮家伙无视百姓疾苦时，他的心里产生的是怎样的仇恨！

这份仇恨是刻在骨子里的，所以当他君临天下拥有生杀大权时，这份深埋的仇恨怒火便要燃烧起来，所有的贪官污吏都是这怒火的倾泄对象。

朱元璋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实行的。他先后颁布了惩处贪官的相关法令，即便贪污60两以上银子也要杀。更为甚者甚至要剥皮，是的，你没看错，是剥人皮，足见朱元璋有多么痛恨贪官污吏。剥皮的“工作车间”就在衙门的大门和二门之间，那里设置了一个土地祠――剥皮专用，其阴森恐怖程度连恐怖片都要甘拜下风。

最初享用这一特殊待遇的是镇守广州的开国功臣永嘉候朱亮祖，他因贪污腐败且诬陷杀害清官道同被朱元璋发觉，连同他的儿子一并押赴京城，朱亮祖被活活鞭打致死，他的儿子被剥了皮。

据相关统计，洪武一朝因贪污腐败被处死的官员多达几万人。其中包括:空印案，据称被杀近万人；郭恒案，被处死者达3万多人……新朝刚立，能够为官者大多是一起放过羊、抗过枪的伙伴，但朱元璋就是要以铁血还这个乌烟瘴气的天下以清朗。

如此大规模的惩处力度足见朱元璋肃贪之决心。当然，据后人考证这里面也不乏冤案，但朱元璋就是抱着这种宁可错杀一千也不放过一个贪官、坏官的决心来将自己当初立下的誓言进行到底。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仇恨的力量往往比爱情产生的能量更为强大，久远。他忘不了破败的草屋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忘不了慈祥勤劳的父母临死前的无助，忘不了独自一人流离失所的孤苦。

同样是人，为什么有的人生来就在天堂，而有的人却活在了地狱。生在天堂的人高高在上，他们俯视活在地狱里的人，看着他们在苦难中挣扎，高高在上的人不仅不施以援手，还要想尽方法去压迫他们，用尽手段去奴役他们。原来，没有地狱何来天堂。

虽然朱元璋不是救世主，但曾经的经历让他刻骨铭心，他痛恨这些为富不仁的人，痛恨这些只知道欺压百姓、吸食民脂民膏的贪官污吏。他在创业生涯中曾努力自学过，他深知“君民舟水”的道理。他向众多的贪官污吏挥下了屠刀，为的是江山社稷，也是为了深埋于心底的仇恨。

二、基于政治考量

这一点应该比较容易理解，“兔死狗烹、鸟尽弓藏”的事例自古有之。汉高祖刘邦在建国后，彭越、韩信等建有不世之功的人相继被杀。而朱元璋就是一个常以汉高祖自比的人，作为他的精神偶像――刘邦的政治手腕自然也是要拿来用的，只不过他做起来要比刘邦更狠，更决绝，更深谋远虑。就连曾被他比作萧何的李善长也终究没有逃过一死。

洪武十三年（公元1380年），胡惟庸案发，此案连同胡惟庸在内有超过1万人被杀。十年之后，受此案牵连，被称为明代版萧何的李善长被杀。此案算是落下帷幕。值得一提的是，在处死胡惟庸后仅一个月，朱元璋撤销了延续上千年的丞相制度，取消中书省设置。朱元璋要铲除的不仅是胡、李等人，更是剑指历史规则下形成的政治制度，任何潜在的威胁都不允许存在，哪怕是无形的“敌人”也不行。敢分老子的权，门儿都没有。他要集所有权力于一身上，普天之下唯我独尊！

洪武二十五年，朱元璋的老乡江夏候周德兴被杀；二十年，昔日威震蒙古的颍国公傅友德被杀；二十八年，能征惯战的宋国公冯胜被杀……在这期间，洪武二十六年，洪武四大案中最后一桩大案――蓝玉案发，那个昔日在捕鱼儿海大败蒙元军队的主帅蓝玉被杀，而且整张人皮被剥了下来。此案涉及面极广，共有一万五千人被杀，其中包括一个公爵、十三个侯爵、两个伯爵，以及各级官员等。

朱元璋不惜对昔日那些能征惯战、拥有超强能力和丰富作战经验的功臣宿将大开杀戒，原因之一就是为了加强君主集权，消除潜在威胁，维护天下一统的稳定局面。这其中也包含了他本人一旦过世后，其后人恐怕驾驭不了这些拥有绝对实力的功臣的隐忧。

文如刘伯温，武如冯胜、傅友德、蓝玉，他们一个个直接或间接倒在朱元璋的屠刀下。逝去的终究逝去，迎来的是江山稳固，国泰民安。也消弥了朱元璋的心头之患。

三、

朱元璋在建国后大批诛杀功臣宿将，一方面是由于其长期社会生存形成的个性情感因素造成的，他身身就是从社会最底层拼杀出来的，因此他深知底层百姓的苦，对他们有着深深的同情，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曾目睹元朝那些饱食终日、不顾百姓死活的官员，骑在穷苦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吸食民脂民膏。长期的仇恨积聚让他对贪官污吏恨之入骨；另一方面是基于建国后的政治考量，为了君主集权，为了消除隐患江山稳固，不惜大批诛杀昔日并肩浴血的功臣良将。

对于痛下杀手的朱元璋，看似已经接近一种病态的残忍，这种近乎扭曲的人格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是一种悲哀，既是他个人的悲哀，更是无数追随他的大臣的悲哀，事实证明许多功臣基本上都是以莫须有的谋反罪名被杀。而这种悲哀的始作俑者就是那暗无天日的悲惨环境下生长出来的，并最终锻造出朱元璋这把冰冷的无情利器。

也许在朱元璋的内心深处，曾经的经历太过可怕，那种悲惨境遇犹如一场噩梦，所以当噩梦醒来时，他要牢牢抓住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绝对不允许有一丝一毫的闪失，要将自己辛苦拼杀来的成果一直延续下去，要让自己的子孙再也不要经受那样的噩梦。

诛杀贪官是为了安抚百姓，铲除功臣是为了消除隐患，大明的江山在这样的铁血手腕下开启。

一个人若从某种痛苦中解脱出来，他是无论如何也不愿再次经历那种痛苦，也同样包括不愿他的后人去经历。所以他一定会牢牢抓住既得利益。而且这种痛苦的伤害程度愈深，他对来之不易的现实处境会愈加珍惜，这种珍惜的程度甚至足以大到无端形成各种猜忌，进而加以防备。朱元璋就是如此，只不过他所要珍惜的是手中的权力和天下，他排除一切干扰，用手中的权力治理他理想中的天下。

朱元璋小时候很穷，全家都是给地主打工，有几个兄弟和姐姐。元朝是一个想做奴隶而不 得的年代，普通汉人是没有取名字的权利的，只能用出生日期代替，朱元璋是八月初八出生，所以他的原名是“朱重八”，朱元璋是后来为了反元朝而取的，寓意是 做元朝的克星、终结者。历经多年，朱元璋先后解决强敌陈友谅和张士诚，建立大明朝。

然而朱元璋在称帝后，朱元璋开始对功臣下手，尤其是太子朱标去世后，明显加快了清除功臣的脚步。有以下几个方面：

2、党派之争，以李善长、胡怀庸为首的淮西派跟刘伯温为主的江东派的斗争，让朱元璋决定重拳出击。朱元璋很享受自己手上的权利，不喜欢局面不受他的控制， 于是一大波人受到了牵连诛杀。其中胡怀庸案最为出名，十多万人受到牵连而丢了性命，从此宰相制度被废除，结束了它在历史舞台的角色。

3、为皇太孙朱允炆扫清障碍。朱允炆孝顺仁慈，至少在登基前是这样子的，所以朱元璋不放心死后朱允炆能否镇得住这些开国元老，所以朱元璋决心拔掉朱允炆帝 王权杖上的所有扎手的荆棘，为朱允炆日后登基及坐稳江山扫清道路，用心良苦，帝王之术，无可奈何，只能替开国功臣们叹息。

老朱同志为了除掉开国功臣，加强中央集权，处心积虑地洪武十三年（1380年）酿造胡惟庸案，又在二十六年（1393年）酿造了蓝玉案。老朱同志通过这两个政治大案，将开国功臣们一网打尽，后世又被称为“胡蓝之狱”。这两案又与洪武九年（1376年）的“空印案”（史学界有争议，一说是洪武十五年（1382），另外一说是洪武九年。），洪武十八年（1385年）的“郭桓案”，合称为明初四大案，又称洪武四大案。

洪武初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后，为了表彰开国功臣们的功绩，一共封了六公二十八侯。老朱同志通过胡蓝两案，将这六公二十八侯诛杀了大半，我仔细统计了一下。

六公分别为：李善长为韩国公（胡惟庸案），徐达为魏国公，常遇春之子常茂为郑国公，李文忠为曹国公，邓愈为卫国公，冯胜为宋国公。

二十八侯分别为：汤和中山侯，唐胜宗延安侯（胡惟庸案），陆仲亨吉安侯（胡惟庸案），周德兴江夏侯，华云龙淮安侯（胡惟庸案），顾时济宁侯，耿炳文长兴侯，陈德临江侯（胡惟庸案），郭兴巩昌侯（胡惟庸案），王志六安侯（胡惟庸案），郑遇春荥阳侯（胡惟庸案），费聚平凉侯（胡惟庸案），吴良江阴侯，吴桢靖海侯（胡惟庸案），赵庸南雄侯（胡惟庸案），廖永忠德庆侯，俞通源安南侯（胡惟庸案），华高广德侯，杨璟营阳侯（胡惟庸案），康茂才之子康铎蕲春侯(康茂才跟随徐达西征立下大功,还师途中去世)，朱亮祖永嘉侯，傅友德颍川侯，胡美豫章侯，韩政东平侯（蓝玉案），黄彬宜春侯（胡惟庸案），曹良臣宣宁侯（蓝玉案），梅思祖汝南侯（胡惟庸案），陆聚河南侯（胡惟庸案）。

不仅如此，两案还诛杀了永城侯薛显（胡惟庸案）、凉国公蓝玉（蓝玉案）、宣德侯金朝兴（胡惟庸案）、怀远侯曹兴、靖宁侯叶升（胡惟庸案）、景川侯曹震（蓝玉案）、会宁侯张温（蓝玉案）、普定侯陈垣（蓝玉案）、鹤庆侯张翼（蓝玉案）、舳舻侯朱寿（蓝玉案）、海西侯纳哈出（蓝玉案）、东莞伯何真（蓝玉案）、会宁侯孙恪（蓝玉案）、徽先伯桑敬（蓝玉案）等人。

（图为蓝玉的剧照）

可以说老奸巨猾的老朱同志借胡惟庸一案，不仅诛杀了大批开国功臣，而且还彻底废除了宰相一职，并在《皇明祖训》中要求后世子孙禁设宰相一职，彻底铲除了千百年来相权对皇权的危险。

那么晚年的朱元璋为什么要通过胡蓝之狱，屠杀开国功臣呢？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两点原因。

第一，太子朱标的意外死亡。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朱元璋立长子朱标为太子，据说朱标“仁柔孝友”，品德高尚，深得朱元璋的喜爱，也是皇位最理想的继承人。史书上记载，朱元璋登上帝位时，对昔日的功臣大开杀戒，朝中众人怕引火烧身，不敢相劝。这时候，太子朱标劝谏说：“陛下杀人过滥，恐伤和气。”朱元璋不作声。第二天故意把一条棘杖丢在地下，叫太子拿起。太子面有难色，不敢去拿。朱元璋说：“你怕有刺不敢拿，我把这些刺都给去掉了，再交给你，岂不是好。我杀了这些昔日的功臣，内部整理好了，你才能坐稳宝座。”皇太子说：“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意思是说有怎么样的皇帝，就有怎么样的臣民，朱元璋大怒，拿起椅子就朝他掼，并继续追打。太子朱标确实是个有德行之人，而且他也南征北战镇得住开国功臣，是皇位的最佳人选。（图为朱元璋与太子朱标的剧照）

但是，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打算迁都北方，派朱标北巡陕西，考察当地民情地理。朱标回来后却一病不起，第二年便去世了。这时朱元璋已经65岁了，他老来丧子，极为悲痛。朱标的突然去世，谁来继承皇位，镇住这些开国功臣一直困扰着朱元璋。

第二，朱允炆乖巧孝顺，怕被开国功臣们欺负。朱标的长子朱雄英很小便去世了。朱允炆是朱标的次子，从小便十分乖巧孝顺。我们有句古话叫作“久病床前无孝子“，但是这句话用在朱允炆身上却不合适。史书上有记载，朱标生病的时候，他便日夜守在床前，一刻也不离开。朱允炆生于皇室，从小养尊处优，能做到这一点是十分不容易的。而且朱标死后，他非常悲痛，茶饭不思，人也消瘦了很多，史书上说他“哀毁骨立”。此外，朱允炆对朱元璋也十分孝顺，平时有空，总是过来陪伴朱元璋，晚年的朱元璋十分看中孝道，自然喜爱这个乖巧孝顺的孙子，想要立这个孙子为太子，但是又担心他太过仁善，镇不住这些开国功臣们，所以在晚年，朱元璋决定拿起屠刀，对功臣们下手。

作为一代雄主的朱元璋，为了朱家皇权的长治久安，制造冤案屠杀开国功臣，废除上千年的宰相制度，确实令人惊叹！

朱元璋登基以后，确实是几乎杀尽了大明的开国功臣，他为什么如此狠毒，这要从两方面来看。

首先，这些功臣是不是该杀？大明开国之后，朱元璋对打江山的功臣厚爱有加，在政治上封侯拜相，在经济上赐予良田，高官厚禄加身，人间荣华享尽。有些功臣甚至还拥有朱元璋亲颁的免死铁券，有罪可免一死。但是，这些功臣不思居功自傲，骄横跋扈，忘乎所以，利令智昏。曾经的除暴安良的功臣，转而变成杀人伤人、恃强凌弱、霸占土地、逃税漏税、奸淫妇女、吃喝嫖赌、贪污纳贿的恶霸，有的人甚至还私造刀枪、身穿龙袍，总之一句话，无法无天。试问，这些功臣该不该杀？

其次，大明开国以后，百废待兴，治国须得民心，治吏须用重典。朱元璋以严刑治国，既为赢得民心，亦为恫吓刁民。历朝历代，最难治的是官吏，官不清，吏不善，都是祸国殃民的隐患。明初的这些文臣武将开国有功，但任由其为非作歹，欺压百姓，势必激起民变，会以最快速度葬送大明的基业。朱元璋的严刑重典从开国功臣头上动刀，杀一儆百，官民皆可驯服。你是开国功臣，可以给你享受富贵荣华的特权，但是，大法之下，不能纵容你拥有祸国殃民的法外特权。

当然，朱元璋杀功臣，出发点和终极目标都是为己，为了大明江山的稳固，为了朱家王朝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