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的一些中国人很重视礼仪，重视程度有时候有些自以为是，自以为是地去追求所谓的共性，来博取崇尚礼仪的美名。其实可能是骨子里媚外，自轻自贱吧。究其原因还是对中华文化不够自信吧，毕竟还在沉睡百年还没醒…

泰戈尔，印度著名作家，至力于文学教育事业，一战期间从事印度民族解放事业，联络各国作家，组成反战和平团体。1924年曾来中国，表达对中国人民友谊。作品页众多。1931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胡适十分崇拜㤗戈尔，要求迎接人员都戴印度帽，鲁迅向与胡适有隙，故反对此作法。回荅完毕。

胡适先生要求没错，鲁迅先生反对也沒错，很正常。所以没有为什么。

真实情况不是题目说的那样。胡适没有要求大家戴印度帽，鲁迅先生也没表示反对。

泰戈尔访问中国，中国学者的态度分成三派：

一派是以梁启超、徐志摩为首的“欢迎派”，还包括辜鸿铭、 蒋梦麟、梁漱溟、范源濡、瞿菊农、张君励、郑振铎、殷之龄、刘湛恩、熊希龄等40余人，当然也包括胡适。

一派是以陈独秀、郭沫若、林语堂为首的“反对派”，压根就不希望泰戈尔来，说是要“激颜厉色送他走”。

再一派就是一鲁迅先生为首的“中立派”，对泰戈尔的来访，既不欢迎，也不反对，而且鲁迅先生还出席了泰戈尔64岁生日的晚会。

所以首先，鲁迅先生反对印度帽这事是假的。事实上鲁迅先生压根就没怎么在乎。只不过，鲁迅先生的确表示反对了，但他反对的是徐志摩。

鲁迅先生《骂杀与捧杀》：

他到中国来了，开坛讲演，人给他摆出一张琴，烧上一炉香，左有林长民，右有徐志摩，各各头戴印度帽。徐诗人开始绍介了：“唵！叽哩咕噜，白云清风，银磬……当！”说得他好像活神仙一样，于是我们的地上的青年们失望，离开了。神仙和凡人，怎能不离开呢？

鲁迅先生与云中鹤有所不睦是文坛皆知的。鲁迅先生的理念多么大气，他不太看得起云中鹤那种小资调调。

胡适虽然也是欢迎派里的主力，但胡适还不像云中鹤那么发烧。云中鹤才是真正的发烧友。云中鹤与泰戈尔合照的时候，戴了一顶印度帽，不伦不类，沦为笑谈。

所谓的“印度帽”，其实是锡克教徒的帽子。

而胡适是典型的“西化”，一辈子最崇尚美国。就算他不了解锡克帽，他对那玩意也没多大兴趣。何况胡适对外国文化还是有所了解的，还知道印度帽是锡克教徒的象征，非教徒甭戴。

因此胡适并没有戴锡克帽，更没有让别人戴。在胡适心里，印度文化比美国文化落后太多了，不值得崇尚。

故而，最终被钉在耻辱柱上的笨蛋只有几个——为首者，云中鹤徐志摩。

云中鹤是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一生小资情调，最糟糕的是他对印度文化的了解都是通过文学作品而不是实用类书籍，所以他根本不知道锡克帽的意义，不知道那玩意是锡克教徒专属，只以为戴上锡克帽就是对泰戈尔的尊重，闹了个超大的笑话。

泰戈尔离开中国的时候很郁闷。

他真的是想与新文化运动那些大佬好好交流交流，可惜跳出来一个云中鹤，起了反作用，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捧杀”，他无底线吹捧泰戈尔，引起了很多人的反感。

泰戈尔想要跟新文化运动大佬们促膝长谈的愿望也没能实现，一直被云中鹤粘着搞形式主义，来这一趟的价值彻底被破坏了。

泰戈尔也知道自己年纪大了，再想访问中国已经不可能了，所以离开的时候心里并不爽，不知道是该感谢云中鹤还是恨他。

这本来就不是一个非要解答的问题，难道说胡适要求就错了吗？或者鲁迅表达就对了吗？又从政治、学术、道德哪方面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