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当今天皇在日本的权力。除了外国的太上皇们，就他最大。

一提起伪满洲国时期的溥仪，大部分人都会说他是个傀儡皇帝，既可怜又可恨。

其实，在伪满洲国存在的十四年里，傀儡一词并不能真实、准确地描述溥仪，后世之所以会这么看，一是在历史的进步大潮下，溥仪的形象就应该是这样；二是自1946年东京审判以来，溥仪曾极力将自己描绘成伪满傀儡皇帝，只有这样，他才能摆脱卖国叛国的罪名，保住性命。

有了这样一个概念，再来聊伪满洲国时期的溥仪，真正值得聊的不是溥仪有多大的权力，而是他有多大的野心。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溥仪潜回东北复辟帝制，搞伪满洲国，溥仪一直坚持说，这是日本人逼迫他这么干的，从一开始他就是个身不由己的傀儡，但只要稍微推敲下他由天津到旅顺的行动轨迹以及他时常流露出来的复辟野心，谎言很容易拆穿，潜回东北他不仅是自愿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利用了日本人急于控制东北的心理。

溥仪很狡猾，关于在旅顺与日本人达成的卖国交易，他后来一股脑地都推给了伪满洲国第一任内阁总理大臣郑孝胥。

在《我的前半生》中，溥仪说是郑孝胥私下拿他的江山从日本人手里换了内阁总理的位子，可是从伪满洲的建立、演变的进程看，真实的情况很可能是这样，溥仪在潜回东北之前就和日本人达成了他想要的复辟路线图，只是他想要的和日本人想要的，并不那么一致（溥仪想的是利用日本人尽快实现复辟，而日本人想的是利用溥仪尽快完成对东北的侵略。）

1932年3月9日，按照日本人的安排，所谓的“傀儡戏”正式开场，东北宣告独立，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执政。

在《我的前半生》中，对于出任执政，溥仪曾表示过愤懑，说这是“降心迁就”，但有一点他没有否认——执政是通往“皇帝宝座”的阶梯，只要对日本人应付得好，他就有可能恢复皇帝尊号。

出任执政后，溥仪自我披露的几个细节足以说明他的野心。

刚出任执政，他就立下了三个誓愿：第一、改掉过去懒惰轻佻的坏毛病，发誓从今永不再犯；第二、忍耐一切困苦，兢兢业业，发誓恢复祖业，百折不挠，不达目的誓不休；第三、求上天降一皇子，以承继大清基业。此三愿实现，死亦瞑目。

伪满洲国执政府搬进修缮一新的办公地址后，溥仪亲自为每所建筑命了名，居住楼命名为“缉熙”楼，办公楼命名为“勤民”楼。

为了誓愿，为了复辟，溥仪每天一大早就进入“勤民”楼办公，直到天黑才回到“缉熙”楼休息。

然而，勤政没维系多久，溥仪就陷入了无公可办的境地，他发现执政的所有职权都被日本人限制在了纸面上，而不是掌握在他的手里。

这样的境况很容易让人觉得溥仪从一开始就是傀儡，但从另一个角度也能看出来，日本人对“励精图治”的溥仪很忌惮，一直在限制他的权力。

溥仪虽然受到了日本人的限制，但他并甘心只做一个傀儡。溥仪的权谋格局还是很高的，为了摆脱限制，掌控权力，溥仪与日本人的博弈很有章法。

第一、紧盯着制定官制、任命官吏的权力，企图通过政务摩擦将这个最重要的权力夺过来、抓在手里；

第二、当听过关东军司令要换人时，立即派人前往东京公关活动，企图争取日本政府元老派、关东军新任司令的支持，一举拿回核心权力；

第三、企图改组内阁，撤掉总理大臣郑孝胥，换成更好控制、更听话的老奉系臧式毅；

第四、抓住在日本人内部容易产生分歧的敏感问题，强迫日本军部让步（日本关东军曾计划在东北成立“协和党”，由于溥仪坚决反对，日本军部最终做出让步）；

第五、试探日本人对他限制的程度（溥仪曾突然从官邸外出，带着婉容等人去以他年号命名的“大同公园”游玩，日本宪兵队以“安全”为由将他劝了回来）；

第六、最重要的一点，抓住“日本非我皇上正位，则举措难施”的心理，步步紧催日本人承认他为“满洲帝国皇帝”。

在任伪满洲国执政期间，为争夺权力，虽然溥仪大部分动作最后都失败了，但这并不妨碍他将宝押在他的权力逻辑上，在溥仪看来，只好能够再次称帝，他就可以运用帝王权威一步步构建权力，待国际国内时机成熟，便可以伺机摆脱日本人的控制，进而在东北复辟大清，乃至再度染指中原。

1934年3月1日，溥仪的春秋大梦实现了，这一天清晨，在长春郊外杏花村，身着龙袍的溥仪登上用土垒成的“天坛”，行了告天即位的古礼，之后回到官邸换上大元帅正装，举行“登极”典礼，正式成了伪满洲的康德皇帝。

这里有一个细节颇能反映溥仪第三次称帝的心理，日本人认为他是伪满洲国傀儡皇帝，因此要求他穿关东军指定的大元帅正装，但溥仪心底却认为他是大清皇帝，因此执意要穿龙袍。

日本人虽然实际主宰着东北，但因为要利用溥仪的牌位，最后还是做了让步，同意溥仪先着龙袍，行皇帝古礼。

如愿以偿成功复辟后，正如上述所言，溥仪并没有急于争夺伪满洲国具体权力，而是极力营造他的帝王权威。日本人想必也是体会到了溥仪非一般傀儡可比，为了利用，日本人在很大程度上其实是承认了溥仪想要的帝王权威的。

有两点可以证明。

第一点，在伪满洲国，溥仪的帝王权威是比着日本天皇来的；第二点，1935年4月，溥仪访问日本，日本裕仁天皇亲自到车站迎接，给外界的印象是，溥仪和日本天皇近乎是平起平坐的。

试想，如果溥仪仅仅是个无足轻重的傀儡，日本天皇毫无必要这么做。

成为伪满洲国的康德皇帝后，除了建立权威，溥仪还有另一个重要动作，那就是企图建立自己的武装，这是他计划摆脱日本人的关键一步，他送弟弟溥杰去日本军校学习军事，是这个目的；他暗地里建立只忠于自己的禁卫军也是这个目的。

但日本人毕竟不好对付。

意识到溥仪有摆脱控制的野心后，日本人对溥仪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先是用杀鸡儆猴来恐吓他；接着又强迫溥杰娶日本老婆，妄图用具有日本血统的“御弟之子”来取代他；再后来则直接解除了他的禁卫军。

溥仪有懦弱的一面，随着日本人控制的加强，加之日本败迹渐露，溥仪产生了强烈的危机感，他不仅担心日本人会除掉他，而且担心日后会遭到战胜国的审判、处决。

也就是从这时候开始，溥仪成了可怜的傀儡，日本人说什么，他不敢违背，即便是卖祖宗的事，他最终也都做了。

用溥仪自己的话说，事实上被日本人软禁之后，他每天除了吃睡，用这八个字可以概括，即：打骂、算卦、吃药、害怕。

应该说，到这时候，溥仪才算看清大势，之后他想的再不是复辟大业，而是如何活下去。

末代皇帝溥仪幼年时，有一次，他的弟弟溥杰进宫看望他。两兄弟趴在桌上涂写时，溥杰突然问向溥仪道：“皇帝很厉害吗，你证明一下给我看。”

溥仪听完愣了一下，随即他来回踱了几步便用手指向身旁的一个太监道：“你，给我把这墨喝了！”溥杰听完后好奇地看向那名小太监，只见小太监双腿哆嗦地跪地哀求道：“皇上饶命！皇上饶命！”

溥仪听到小太监的求饶却并未有罢手的意思，他大声地对着小太监喊道：“朕是皇帝，朕要你喝你就得喝！”

小太监听完，只得含泪端起砚台咕噜咕噜地喝起墨水来，而一旁的溥仪和溥杰及其他太监则笑作了一团。

让人唏嘘的是，成年后的皇帝溥仪，他作为皇帝的权力竟也始终只限于使唤身边的几个随从而已，一如童年时代的他。

权力与实力在某种程度上是相辅相成的关系，有实力没有权力和没有实力做支撑的权力，多数情况下都是空中楼阁，看起来光鲜亮丽，实则只是傀儡罢了。

从小不喜读书，也未受过良好教育的溥仪，他成年后，其实力大抵能与街边的混混画等号。

出任伪满洲国皇帝时期的溥仪，除了没实力之外，还几乎彻底丧失了他作为一位末代帝王的权力了。

这种“双失”的结果是：溥仪最后根本连自己的性命都保不住！

在伪满当皇帝期间，溥仪一步步跌下“皇帝权力”神坛，最终只敢对老婆、弟妹、奴仆们下手，也就是传说中的窝里横。

1932年3月1日，在日军的扶持下，26岁的溥仪第三次登上“皇位”，成了伪满洲国的“执政”。

执政虽不是皇帝，却与皇帝有着相同的地位。

不过，溥仪显然对“执政”的称呼并不满意，为此，他还强烈要求日本人兑现承诺，改“执政制”为“帝制”，让他当伪满之皇帝。此时的溥仪既没有势力，也没有物力财力，敢这么和日本人硬扛，靠的真真是那半口仙气。

在日本人眼里，溥仪的不满显然是毫无意义的。

不过，为了尽快建立伪满洲国，以便更好地掠夺东北的资源，日本人与溥仪之间，达成了暂时的妥协：以一年为期，届时，将改执政为帝制，并由溥仪出任皇帝。

日本人的“妥协”，几乎让溥仪忘了自己“笼中鸟”的身份！甚至让溥仪树立了这样一种奇怪的想法：他能借用日本人的势力来保护自己，并最终实现复辟清朝。

人在怀有希望的时候总是如此不一样，刚刚担任执政之位的溥仪便因满怀希望，整个人的精神状态，较之以往大为不同。

高兴之余，溥仪还和幼年时一样，想到了自己的弟弟妹妹。不久后，溥仪还将他的两个妹妹从天津接到了伪满洲玩。

作为伪满洲国的元首，溥仪当然想带着妹妹好好玩儿了！当然，他也非常想向他们证明，如今的自己又是皇帝了，一如当年在紫禁城。

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两个妹妹在执政府逛了一圈之后，突然对溥仪说想去大同公园玩。

两个妹妹的这一请求听起来没什么，实际却与当初溥仪弟弟溥杰问向他的那句“你证明自己是皇帝啊”，有着惊人的相似度。

一如当年，溥仪觉得自己应该想法证明自己是皇帝。而皇帝从来是自由的，自由自然代表想去哪去哪，想干嘛干嘛。

屡清楚这一层后，溥仪想都没想便和婉容带着两个妹妹，在逛完了执政府之后，溜出大门，跑到不远处的大同公园游玩。

让溥仪万万没想到的是，溥仪一行刚刚踏入公园，就听到长春城内警笛四起。紧接着，溥仪就看到大量官兵开始在满城搜查。

而当这群官兵发现溥仪之后，他们立马将大同公园警戒起来。这之后几分钟，溥仪就看到了大批日本宪兵向他走来。

原来，日本人发现溥仪不在执政府之后，便以为他逃走了！

于是，日军司令部当即下达全城戒严令，四处搜查失踪的执政。在找到溥仪之后，他们“劝”他回到执政府，以维护“执政的尊严和安全”。

这次“把妹游园”被搜回去之后，日本人对溥仪的警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日本人声称维护的所谓“执政的尊严”，更是跌到了泥坑里。

从此以后，除了日本人安排好的出行，溥仪再也没有出过执政府的大门。溥仪并不是不想出门，而是根本就不敢！万一再次若怒日本人，“执政的安全”恐怕也难保了。

此时，溥仪终于明白为什么大清国在最后的那几年，清廷都穷成那副德行了，载沣还要坚持建立禁卫军，而且配备的还都是最好的德式装备。

没有属于自己的实力，甭说复辟大清了，就连带着妹子逛公园，都会被人赶出来！为了祖宗之基业，为了自己的小命，为了培养自身的实力，溥仪决定训练一支属于自己的军队。

在这种意识的支配下，溥仪秘密筛选，挑了一支300人的队伍，组成元首卫队——护军。这支部队不仅装备了精良的武器，还秘密施以军事教育；除此之外，溥仪还对他们灌输“忠君思想”，使他们只服从溥仪的指挥。

建立这样一支目的性极强的部队，日本人显然是不会同意的。因此，护军的存在，从选拔到训练，都是秘密进行的，这一切费用也都是溥仪从内帑（私房钱）中支出。

关于这支护军，溥仪在战后的远东军事法庭上，也如是解释：

“我给他们（护军）开支并秘密施以军事教育，以期将来与中国军队携手，南北夹击，收复失地。”

世上终究没有不透风的墙，更何况，300人的护军在关东军眼皮子底下进行训练，日本人即便再瞎，也不可能发现不了。“皇帝”溥仪豢养这样一支卫队，尽管无法威胁到关东军，甚至还不够他们塞牙缝，可是日本人也不得不警惕。

日本人要做的，就是将一切可能的威胁，泯灭在萌芽。

1937年6月27日，护军的几名官兵放假，相约去大同公园游玩。无缘无故被一名关东军给打了一顿，气不过的护军当即还手，将这名关东军打伤，随后又将赶来的宪兵队暴打一顿。打完之后，护军也没了游园的心思，赶紧逃回队部。

事件发生之后，关东军司令部当天就给溥仪打电话，要求他将涉事护军交出来，并给一个合理的解释。

士兵之间发生摩擦，本就是常有之事。挨打了，只能算是技不如人。可这件事发生在关东军与护军之间，就没那么简单了。关东军司令部亲自出面问话，也足见他们对溥仪“私养军队”的不满。

溥仪自掏腰包建立的护军，原本是想增强自己的实力，以期机会成熟时给日军以“痛击”。现如今，溥仪好不容易培养的“实力”，却成了随时可以要他命的东西。

出于自保的本能，溥仪不得不向司令部反复澄清，以示自己的立场是拥护关东军的，“护军打人”只是个误会。

最终，关东军司令部决定收编了这一支300人的护军，并将他们打散安排在关东军，只留下十几名供“皇帝”溥仪使用；而这仅剩的护军，也归关东军直接管理。

经过“大同公园事件”，关东军司令部再次警告溥仪，要他培养“君之德”。所谓君之德，就是不该问的别问，不该管的别管，不该查的别查，不该做的别做，一切都让“下边人”去办就好。这里的“下边人”，就是凌驾于皇帝之上的关东军。

而立之年，本该志得意满的溥仪，却彻底成了一名傀儡。

不过，尽管溥仪在日本人面前如此卑微，在自己的家人面前，却时常暴露凶残的本性。每当溥仪被日本人痛斥，他就会回到“皇宫”，对自己的家人又打又骂。

如果说溥仪在伪满洲国还有什么权力的话，这点权力，也仅限于皇宫内室（卧室）了。当然了，窝里横的权力，也是关东军赋予的。

溥仪的经历完美地诠释了什么叫真正的傀儡。

大概是身为清朝末帝的原因吧，溥仪年轻的时候，一直坚定的认为自己就应该是个皇帝。因此，当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中国东三省，急需一个遮羞布时，溥仪半推半就的潜逃至东北，就任了日本建立的傀儡政权伪满洲国的执政（先为执政，后为皇帝）。

1932年3月9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人的扶持之下，在诸多满清遗老遗少、汉奸、日本人的见证之下，在长春举行执政就职典礼。必须要说，刚就任“执政”时，姑且不说能力如何，溥仪是雄心勃勃的准备“做一番大事”的，也满腔热血的准备“恢复祖业”。

因此，溥仪将朝会宴飨大楼命名为“勤民楼”，将自己的办公场所叫做为“健行斋”，并每天很早起床，到健行斋听从他的“文武百官”向他起奏“国家大事”，颇有祖先雍正皇帝的勤政之风。

然而，当溥仪向他的“国务总理”郑孝胥问起“国事”时，他的总理回答是：总务厅长正在办。当问及总务厅长时，总务厅长的回答是：次长正在办。那众位次长都是谁呢？溥仪的这个满洲国的次长们，全部由日本人担任。

溥仪就任伪满洲国执政后，任命了一大批伪政府官员，例如国务总理郑孝胥、民政部总长臧式毅、财政部总长熙洽等等。无论是原属于奉系的汉奸，还是一直追随溥仪的遗老遗少们，都被大肆封官许愿，可以说皆大欢喜。

然而，当“国务总理”郑孝胥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准备对各部的组织机构进行人事安排时，担任“国务院总务厅长”的日本人驹井德三，突然拿出了一份各部次长、总务司和其他重要司长的名单，而这个名单的所有人都是日本人。虽然汉奸们纷纷表示反对，但是在日本人的威压之下，这个名单毫不意外的通过了。

从此之后，伪满洲国的官场上就有了“日系”和“满系”之分。不仅伪满洲国的权力完全由日系来把持，“国家大事”都由日系来决定，而且，日系在伪满洲国，也开始享受种种特权。例如日系官员的薪资和待遇，远高于满系，日系的名额永远不可能被满系替代，而满系则随时可能被日系取代等等。

看到这里，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没错，这跟满清时代官员分为满系和汉系如出一辙。唯一不同的是，伪满洲国的日系取代了满清时代的满系，成为特权阶级。而伪满洲国的满系再不复祖先的“荣光”，只能成为受气包，替罪羊。

伪满洲国的“国家大事”是由内阁会议决定，而内阁会议的提案，则是由每周二召开一次的次长会议决定的。这个全是由日本人担任的次长会议，还有关东军第四课参加。因此，毫无意外的，次长会议的一切决议，完全遵从了日本关东军的意志。

无论是“国务总理”还是“总务厅长”，他们对自己呈递的“敕裁书”和提案等，都没有任何更改的权利，甚至这些担任“总理”和“部长”高官们，连看的权利都没有，直接就在日本人的催促之下签署盖章，交到了溥仪处，而溥仪也只能“裁可”，他依然没有任何更改和驳回的余地。上至溥仪下之汉奸官员们，完全沦为了日本人的橡皮图章。

就是个傀儡而已，哪有什么权力？根据溥仪自传《我的前半生》的记载，他在当伪满皇帝之前，就被日本人羞辱的很惨。

一、是“执政”，不是皇帝

1932年2月23日下午，板垣征四郎秘密会见溥仪，在这个私密谈话中，板垣非常不客气的告诉溥仪：不会有什么大清，日本在东北建立的新国家名号是“满洲国”，这个国家由五个主要民族组成，即满、汉、蒙古、朝鲜和日本族。

并且板垣还强调，介于日本人在满洲花了几十年的心血，因此新建立的满洲国，日本人在法律地位和政治地位要跟满族人相同，比如有权出任新国家的官吏等。

由于溥仪事先不知道日本的计划，他目标是恢复大清，当大清皇帝。并且胡嗣瑗、陈曾寿等满清遗老给溥仪灌输的消息是“日本人把东北搞乱了，需要借助他的威望”，他以为自己在日本人的心里有很高的利用价值。因此当板垣把计划和盘托出后，他立即就质疑坂垣：“这是个什么国家？是大清国吗？”

板垣估计知道溥仪肯定会提出这种质疑，所以他也不急不躁，跟溥仪说：这不是大清帝国的复辟，这是一个新国家，东北行政委员会通过决议，一致推戴阁下您为新国家的元首。您不是皇帝，而是“执政”。

并且，板垣不等溥仪回话，就从皮包里又拿出了《满蒙人民宣言书》以及五色的“满洲国国旗”，放到溥仪面前，给他确认。

溥仪不是傻子，大清变成满洲国，皇帝变成什么“执政”，这意味着什么，他很明白。所以坂垣给他摊牌后，他跟坂垣争了整整一个下午的时间，然而坂垣根本不退让，就是死咬着满洲国和“执政”不松口。

最后，坂垣烦了，就收拾皮包，表示不想跟溥仪再谈。走的时候，坂垣脸色青白，不带一丝笑容的对溥仪冷声说道：“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

二、不同意就是日本的敌人

当晚，溥仪在大汉奸郑孝胥的建议下，在一家日本人开设的旅馆里为板垣举行宴会。其目的是为了联络感情。

宴会开始之前，郑孝胥反复跟溥仪说：”无论如何不能和日本军方伤感情，伤了感情一定没有好处，张作霖的下场就是殷鉴。”

溥仪听了郑孝胥的话，心里凉了半截。他此时才意识到，原来他在日本人眼里，跟土匪出身的张作霖没有区别，日本人根本不会把他视为“龙种”看待。因此宴会开试后，溥仪不敢说话，小心翼翼的看着坂垣的脸色。

第二天一早，板垣把郑孝胥、罗振玉等汉奸叫到自己办公室，让他们向溥仪传达了日本军部最后的决定：“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溥仪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

郑孝胥等人回去后，把坂垣的话原翻不动的告诉了溥仪。溥仪一听，当场腿一软，跌坐在沙发上，半晌说不出话来。

罗振玉垂头丧气的跟溥仪说：不可伤日本的感情，识时务者为俊杰。咱君臣现在是在日本人掌心里，不能吃眼前亏，与其跟他们决裂，不如将计就计，以通权达变之方，谋来日之宏举。

郑孝胥在一旁也附和道：现在只有先答应日本军部，我们将来暗中培植势力，不愁没有办法逼日本人答应我们的条件。

溥仪怕死，此时除了答应坂垣的条件，也别无他法。于是，他便在1932年3月1日，同意日本人的所有要求，出任伪满洲国的执政，建“年号”为“大同”。

三、傀儡“执政”

当上“满洲国”执政后，按照溥仪的设想，他起码也是一国的元首，有资本可以跟日本人好好商量了。比如商量当皇帝的事情。

然而，事态的发展让他前所未料——当上执政之后，他比之前更没有尊严了。

1932年4月的一天，溥仪忽然想到外面去随便逛逛，便在没有通知日本人的情况下，带着婉容出去了。结果他出门没走远，日本宪兵队的汽车便追来了，请他回去。理由是外面可能会有刺客，日本宪兵司令部需要保护他的人生安全。

溥仪当时不明所以，还以为宪兵司令部是出于好心，就跟着一起回去了。可结果回到执政府后，溥仪就发现宪兵司令部当天就在执政府的大门外加派了门岗，并且执政府顾问官上角利一还直白的对溥仪说：如果没有上方允许，今后不准再私自外出。

很显然，溥仪被日本人囚禁了起来。用溥仪自己的话说——“我对自己的安全和尊严发生了怀疑”。

除了人身自由受限制外，更让溥仪不能忍受的是，他的执政身份也只是个摆设：虽然他每天的工作都很忙，有很多部长要接见。但这些求谒他的部长都不跟他谈公事。当他每次问起公事时，这些伪洲满国部长们便说“次长在办着了”，“这事还要问问次长”。而次长都是日本人出任，日本人根本不会跟溥仪汇报工作。

很显然，溥仪没有任何的实权。他当时的只有签字的“权力”。（没有拒签的权力）

按常理来说，既没有人身自由，又什么权力都没有，溥仪这个执政当的没劲透了，还不如回天津当“寓公”，起码还有自由。但是溥仪这个人就是“生的贱”（他的原话），日本用一个满洲帝国皇帝就把他的心勾住了，让他心甘情愿的当傀儡。

四、“皇位”继承人也由不得自己做主

溥仪当上伪满皇帝后，由于他从执政变成了皇帝，伪满的国体也由共和国变成了所谓的君主立宪制。因此皇位继承人就变成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事情。（执政可以找外姓人出任，皇帝不行）

并且，由于溥仪没儿子，没生育能力，所以他死后，他的“皇位”肯定要传给支脉，比如他的弟弟溥杰。

溥仪的情况，日本人也知道。所以在溥杰该谈婚论嫁的时候，日本方面便给他安排了一个日本贵族之女结婚。溥仪听说后，知道日本人的小心思，就不让溥杰跟此女结婚。但是最终被日本人阻挠，溥杰还是跟嵯峨胜侯爵的女儿嵯峨浩在东京结了婚。

过了不到一个月，在关东军的授意下，满洲国的“国务院”便通过了一个“帝位继承法”，明文规定：皇帝死后由子继之，如无子则由孙继之，如无子无孙则由弟继之，如无弟则由弟之子继之。

前面说了，溥仪没有决绝签字的权力，所以对于这个所谓的“帝国继承法”，他打心眼里是非常害怕的。（害怕日本人把他和溥杰害死，让溥杰有日本血统的孩子继承）

因此当溥杰和他的妻子回东北后，溥仪不敢在溥杰面前说出任何心里话，溥杰的妻子给他送来的食物，他也不敢吃。生怕他们兄弟两个都被日本人做了。一直到后来，他听说溥杰生的是个女儿，他才松了一口气。

事后，关东军又生一计，逼他立字据：若他自己有皇子出生，五岁时必须送到日本，由关东军派人教养。意在从小洗脑。

溥仪不敢拒绝，只得含泪立了字据。

↓溥杰、嵯峨浩夫妇与女儿慧生

五、“护军”事件

1937年6月28日，即“七七”事变九天前，溥仪因为他的“护军”和关东军起了冲突，导致他仅有的一丝尊严也被日本人给践踏了。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

（护军是溥仪自己出钱养的警卫队伍，他建立这支部队的目的，除了保护他的人身安全外，还想借机培养他自己的军事骨干，为建立他自己所掌握的军队做准备）

一部分护军到公园去游玩，因租借游艇，与几个穿便衣的日本人发生了口角。这时一群日本人一拥而上，不容分说，举手就打。他们被逼急了，便使出武术来抵抗。日本人见不能奈何他们，就放出狼狗来咬。他们踢死狼狗，冲出重围，逃回队里。可是逃回去没多久，日本的宪兵队便找上门来要人。护军的队长不敢惹日本人，便只得交人。以为交了人就算了事。

然而，这整个事件其实是个阴谋。关东军早就看溥仪的护军不爽了，一直想铲除溥仪的这支私人武装。因此，当宪兵队带走了打架的护军士兵后，就逼他们承认自己有“反满抗日”的活动，那些护军不肯承认，于是便遭到了各种酷刑虐待。

到这时，那些护军才明白过来，这一事件是关东军有意制造的：那些穿便衣的日本人原是关东军派去的，而被踢死的狼狗也是关东军的军犬。

溥仪听到护军们被捕，起先以为是他们无意肇祸，忙请吉冈安直代为向关东军说情。吉冈去了一趟，带口来的却是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的三个条件，即：

一、由管理护军的佟济煦向受伤的关东军参谋赔礼道歉；

二、将肇事的护军驱逐出境；

三、保证以后永不发生同类事件。

溥仪按照东条英机的条件一一照办后，关东军又接着逼他把护军队长革职，由日本人长尾吉五郎接任，并把护军编制缩小，长武器一律换上了短枪。这支由溥仪精心培养，只效忠于他一个人的部队，就这么轻轻松松的被日本人接管了。

这个事件后，溥仪心寒至极。他发现自己不管怎么跳，都跳不出日本人的手掌心。于是他彻底死心了，不再做不切实际的美梦。他开始浑浑噩噩的过日子，一直到八年后，他被苏联红军俘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