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如今无人再提“克隆”？看完多莉羊的结局，你就明白了

“我们到底能不能，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克隆出一个分身来替自己工作呢？”

针对这个问题，“多莉”用自己短暂的一生明确地给予了我们答案，暂时是不能的。

1963年，“克隆”最早被在学术界中被提了出来，只不过当时它是另一个名字，叫做“clone”，意为“复制”、“转殖”。

光从这个名字上，咱们就能大致了解这项技术的意义了，从本质上来看，其实这就是利用生物技术进行无性繁殖，最终再“复制”出另一个与被克隆者完全相同的生物的过程。

也正因如此，这项技术也一度被称作“生物放大技术”。其实有关生物无性繁殖方面的研究，一直都是各国研究的一部分，像什么“克隆蟾蜍”、“克隆鱼”，在被研究出来后，也没有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克隆”始终都是一个较为小众的话题。

那这个现象是在什么时候起被改变的呢？自然是1997年2月27日英国《自然》刊登的那一期报告了——英国经克隆技术培育出了一只小母羊。

“多莉”的诞生无疑是有划时代意义的，因为那是世界上第一例借助乳腺细胞克隆生物成功的案例。

虽然如今的我们已经摒弃了这种技术，采用了新型诱导干细胞技术，但那在当时可是轰动一时的。

但当时的人们还是对于克隆产生了一系列的幻想，比如克隆绝育的宠物、使其繁衍优秀后代，克隆濒危的动物、使其种族延续，甚至于大家还有一个终极目标，克隆一个“我”来替自己辛劳工作，可最后这些幻想却大多破灭了。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克隆技术要想得到广泛运用，就必须克服三个问题：安全性、基因多样性、伦理道德性。

安全性就不用在这里多说了，在明确克隆技术已经彻底成熟、安全性得到保障之前，没有人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以“多莉”为例，一出生的时候就已经6岁了，时刻都面临着衰老的风险、疾病的威胁，这有谁受得了呢？

而这问题就出在了“端粒”上面。由于端粒位于染色体两端，而细胞则会定期分裂、 DNA复制，所以每次细胞分裂的过程中，端粒长度会减半，这就间接地决定了细胞的寿命以及人的寿命。

更严重的是，端粒分裂的越多，基因的不稳定性就越强、人体患病的概率就越高。也就是说，即使你复制了一个“自己”，勤勤勉勉地替自己干活，获得的收入也不一定够你给克隆体治病。

另外“多莉”虽然培育成功了，但这并不代表克隆实验的成功率很高。

根据有关数据统计，在牛羊类哺乳动物的克隆实验中，有20%的克隆体在实验中就会夭折，15%的克隆体活不过断奶，绝大多数的克隆体都很难存活到预期时间。这还仅仅是动物，想要克隆人难度更高、其存活难度更是指数级增长。

其次，我们再来谈一谈基因的多样性问题。

我们都知道生物在演化的过程中会趋向于“多样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突发到来的意外、提高生物本身的存活能力。可是克隆的问题恰恰就出在了这里。由于克隆本身是“复制”，所以会导致物种的基因单一化，到了严重的情况时，甚至会导致某一物种直接灭绝。

大家可能觉得这种说法有些骇人听闻，那我们不妨举例来看。

为了追求高产，人们大规模的克隆了同一种奶牛，以至于其他奶牛没有了生存空间、逐渐消失。这种局面看似高效稳定，可是一旦出现了一种奶牛无法对抗的病毒，那么很快就会爆发流行性疾病，可能人们还没来得及做出应对与反应，奶牛就已经损失殆尽了。

固然，只要提前保留样本，这种奶牛依然算不上是灭绝，可是倘若我们将故事的主人公换成人类呢？

在这个问题没有解答之前，克隆技术还迎来了最受争议的一点，也就是伦理道德性。

自克隆技术被推出之后，针对其是否符合伦理道德方面，人们产生了广泛争议。倘若你去问一个人，克隆人违不违反伦理道德呢？他大概率会回答你违反；你要问及哪里违反？他可能会告诉你：不知道，但就是违反。

其实，盲目而武断地给克隆人是否违反伦理道德下定义是不准确的，因为伦理道德的边界本身就是难以确定的。

从落纸成文的角度来看，可以作为依据的国际条例仅有两个，一个是《人体生物医学研究国际道德指南》，另一个则是著名的《赫尔基辛宣言》。

倘若以这两篇规定的角度来看，克隆人其实并没有违反伦理道德。

而常规意义上的克隆人，其实是分为生殖性克隆以及治疗性克隆两种的，前者就是我们所说的，克隆出一个“打工人”；而后者则不一样，主要是指克隆出人类的器官。

就目前的国际情况来看，针对生殖性克隆这方面的研究是各国明令禁止的，主要原因是该项技术还不成熟、同时也具备太多的不稳定性。

至于治疗性克隆，其实目前很多国家都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毕竟这是救人的好方法。

综上来看，我们不难得出结论，其实各国并没有停止在这方面的研究，而克隆技术本身也不是说真的从我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只不过当我们得知无法“克隆自己”后，明显对其关注度都有所下降，以至于最后大家才会觉得克隆技术是“凉了”、销声匿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