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打扰了！我们是人口普查员，按约定时间对您家进行普查登记……”

2020年11月1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正式启动，进入关键的入户登记环节。

每一天，约有700万名人口普查员活跃在这个国家的各个角落，进行着“大国点名”。

而要高效又准确的完成这项重要任务，曾经是个考验“发量”的活儿。

过去，普查员们需要挨家挨户敲门、入户、完成采集，然后上报、整理数据、分析统计……在此过程中需要耗费很大的人力、物力和时间。

如今，随着云计算、大数据、安全等核心技术和能力的发展，本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最大变化，是实行全面电子化采集！

这项关乎国情国力的重大调查，是由腾讯提供技术支持，企业微信、腾讯云等团队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他们组成“重保团战小队”，在没有任何经验借鉴、疫情汹汹的情况下，顶着重重压力攻克了中国人口基数大、情况复杂等诸多难题，带来这个“跨时代的统计革命”。

而这次全国最大规模的电子化采集，也将成为政务数字化的一个标杆案例，代表着我国政务业务的数字化转型道路再次向前迈进一大步。

本期显微故事，我们深度对话参与此次七人普项目的腾讯云、企业微信、腾讯用户研究与体验设计部团队成员，分享这支“重保团战小队”的汗水与欢笑、煎熬与骄傲。

以下是关于他们的真实故事：

文 | 周南

编辑 | 卓然

“我们，就是啃下硬骨头的最优选择！”

“难！太难了！”

2019年7月，当腾讯企业微信团队的王旭第一次接触到七人普项目，这位已有6年多政府服务相关经验的“老兵”依然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

难度首先来自于无比庞大的用户规模——本次全国共有700万普查员，按照设想，他们将通过企业微信进行任务分配和工作协同，并用企业微信上门摸排。

相当于把普查员们看成一个700万员工的大企业，集中管理、学习及审核。

在此之前，全世界没有哪家企业有700多万人的体量，哪怕王旭的客户中曾经有中石油这样的巨无霸级企业，但依然无法跟700万人的量级匹敌。

也就是说，地球上之前根本不存在一款设计给700万人企业用的办公产品。

而管理700万人也并非易事。

1982年那次全国人口普查，共有70万各级普查办公室工作人员、109万普查指导员、518万普查员和862万基层干部群众积极分子参加普查工作。

而当年，光是召集培训、准备和统一考核就花了一年多。

可以说，任何一个极其细微的问题，放大到700万这个规模，就会变成阻碍道路的庞然大物。

比如，如何让这700万年龄、学历、受教育程度均不相同的普查员，都能顺利在手机下载并安装企业微信应用？如何确保每一名普查员都能在短期内熟练掌握企业微信的使用？

王旭感觉有些头秃。

深感头秃的还有他在深圳的同事周奕霖。这位腾讯用户研究与体验设计部高级交互设计师，于2019年8月启程前往福建长泰县进行前期调研。

在那里，他参加了一次由统计部门组织，面向基层居委会组织的普查员培训大会，亲眼见证了这支大部分由大爷大妈们组成的普查员团队状况百出：

平板电脑不会开、应用不会下载、录入信息各种失误……每一步都进行得无比艰难。

周奕霖用“从头凉到脚”来形容自己彼时的心情——这样一些电子操作水平的人，能学会用我们的软件吗？能使用数字化工具完成普查吗？

与周奕霖同行的是腾讯问卷团队用户研究员Afina，尽管曾长期从事网络问卷调查工作，但首次接触到真正意义上的普适性调查调查，还是令她有些震惊。

她曾被带到一座废弃的大楼，外面看起来门窗破烂，黑咕隆咚，似乎无人居住。

但在里面左右穿行，拐过一座墙之后突然有荧荧一灯如豆——竟还有人住在这里！

而在她走过的很多棚户区，普通城市住宅小区中的“楼栋”、“单元号”、“门牌号”在这里根本不存在。

住户自己说不清，调查人员也不确定，又如何在电子调查表格中进行标准化设定呢？

“真正走访之后才知道，我们原先设定的上报条件，在‘七人普’这样的普适性调查中还是显得太过不接地气了！”Afina感叹。

一轮摸底下来，庞大的普查员人数、参差不齐的人员素质、复杂的住户分布状况，是“七人普”实行全面电子化采集的首要阻碍，也是摆在腾讯项目团队眼前的重大难关。

但不论是王旭，还是周奕霖、Afina，大家都不曾想过退缩：

放眼望去，全国只有微信能承接十几亿人在线应用，只有企业微信能承接700万人的庞大组织。

我们的团队，就是啃下七人普全面电子化采集这块“硬骨头”的最优选择！

从设计到保障，团魂在熊熊燃烧

在随后进行的两次基层调研中，周奕霖终于体会到了传说中“组织的力量”。

还是那些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但在接受多次培训之后，他们已经基本掌握了电子化设备操作，可以熟练完成既定任务。

国家在基层工作中展现出的组织力和执行力，以及普查员们自身浓厚的学习热情、“使命必达”的毅力，都令周奕霖感到惊叹。

“这种不惜一切代价达成目标的精神力量，足够帮助他们克服学习使用互联网产品的困难。”

周奕霖和设计团队于是坚定了企业微信“普查小程序”的设计方向：在追求简单、便捷操作的同时，可以保留一些相对复杂的功能，以适应复杂多变的真实场景。

王旭对此也表示赞同，并且认为，尽管对很多基层普查员而言，企业微信是一个过去很少接触的应用，但只要有过使用微信的经验，企业微信操作起来将会很快上手。

王旭的自信，来自于企业微信和微信的融合互通，以及一脉相承的使用风格。

只要会用微信，那么打开企业微信之后也会有一种熟悉感，查找用户、添加好友、发消息、拉群……都跟微信的操作一模一样，几乎不需要过多纠结。

“在过去几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对于一线普查员的培训成本都耗费巨大，而使用企业微信则可以尽可能地简化这部分成本，这也是国家统计局为什么会选择腾讯的原因之一”，王旭说。

由此，“七人普”电子化采集的方案似乎变得越来越成熟：

在企业微信中添加一个“普查小程序”。通过这个小程序，普查员可以在手机等电子设备上完成入户摸底、登记、数据采集等相关工作，再实时上传至后台，完成数据整理。

然而，用户群体有700万之巨，并且这个群体还将短期高并发的同时在线，如何保证后台不出bug？如何保障“七人普”业务平稳运行？依然是一个从未有过的挑战。

腾讯企业微信方面组织了一个百人团队，涵盖企业微信从产品、开发到测试、运营，以及一线商务团队，来完成项目的重点保障和支撑。

另一方面，这个接力棒也被交到了腾讯云团队高级交付架构师王飞的手上。

今年4月7日，王飞进组报到。

时间紧、任务重，又正值新冠疫情，项目组只能在酒店进行集体封闭开发。“办公地点”从西国贸大酒店搬到南粤苑，最后又“辗转”到香山饭店。

漫长的封闭工作期令他有些始料未及——他最早得到的信息只是预计封闭20天，但进组之后才发现：

距离“七人普”正式启动的时间不到7个月，而小程序功能设计、开发，整个云架构设计、云产品组装，以及性能压测、业务试点的保障……所有一系列工作还都亟待完成。

封闭工作结束的日子变得遥遥无期。

“前期沟通的时候只觉得这个项目很重要，没想到会那么复杂，那么艰巨。”王飞说，“但我们必须硬着头皮去拿下来。”

他和同事迅速摸清项目现状、将问题按照轻重缓急一一梳理，运维、研发、测试支持、性能调优……不断有新的同学从全国各地赶赴北京，“七人普”腾讯技术团队也越来越完善。

项目高级研发工程师黄谦是在7月接到任务，从广州前来。在他的优化团队中，还有来自西安、重庆和深圳的小伙伴。

他们之前从未有过接触，现在却需要组成一个team来相互配合。

与此同时，还要跟交付团队、项目团队及客户，总共近40多个小部门进行沟通和协作。

而他们所面对的，是一个高并发且复杂、在全球历史上都堪称首次的项目，没有任何前人经验可供借鉴，这也意味着问题随时可能会出现。

并且，没有时间给大家慢慢磨合，人们必须迅速建立起默契和信任。

“普查小程序”第三次试点上线时，突然出现了大量丢数据的情况，情急之下，客户甚至直接质疑起腾讯项目团队的设计，想把整个方案推翻重做。

王飞、黄谦和同伴们完美配合，火速完成业务代码review、性能调优等工作，在接下来的几次试点中，小程序运行得越来越稳定，最终用优秀的数据说服了客户。

“只有互相打开胸襟，真正成为一个团队，一个team，才能把这个事情真正推动起来。”王飞说。

接住考验，“吹毛求疵”的努力不会白费

随着国内疫情状况渐趋和缓，“七人普”项目封闭工作在9月初正式宣告结束，各部门团队陆续撤离香山饭店。

王飞还记得，他刚上香山的时候，由于疫情原因旅客寥寥，酒店房间长期空置，打开中央空调时差点被累积的灰尘呛个跟头。

到他“下山”时，香山早已游人如织，香山饭店也恢复了昔日清新幽静的佳况。

其间4个多月的封闭工作期，王飞和整个技术团队几乎都处于没有节假日、没有周末，基本“007”的高强度工作状态，熬夜通宵是家常便饭。

这种紧张感并未因封闭结束而得到松懈，一直到10月份，各种测试和保障工作依然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大家用一种“吹毛求疵”的态度一点一点磨合着细节，光性能压测阶段就“抠”出200多个问题，然后不断与各部门协调挨个解决，“就怕一个细节的疏忽会导致雪崩”。

另一方面，王旭和企业微信团队正忙于自我迭代和升级：不仅要保证普查过程中的录入、汇报及上传数据等问题没有差错，还要考虑到某些特殊环境下的软件使用。

比如，人口普查需要覆盖分布在全国各地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百姓，但如果有人生活在偏远地区、网络条件不好怎么办？如果当地干脆没有移动网络又怎么办？

如何确保普查员在这些场景中，也能通过电子化方式顺利完成信息采集？

为此，企业微信陆续完成优化，支持“普查小程序”在离线、弱网环境下也能进行使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是深度参与“七人普”项目为企业微信带来的“宝藏”。

王飞和黄谦挖到的“宝藏”则是属于“技术流”的快乐：“七人普”项目既是一个政府部门业务，同时又是一个互联网型业务。

传统的政府部门业务，一般来说业务比较复杂，但访问量比较小；而互联网业务模型相对简单，访问量却比较大。

而在“七人普”项目这里，二者得到了有机结合——业务既比较复杂，访问量还奇大。

“以一个互联网公司技术人的思维，去做一个to G的业务设计，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王飞说。

这要求他们既要懂技术，又要了解客户业务，还要在实际压测中不断完成架构优化。

比如，由于人口普查数据的更新和查询是在不断交错的，腾讯云为此进行了双数据库设计（生产库、查询库），为了控制流程在几分钟到几十分钟之内，技术团队配合政府做了大量的优化。

而在普查中，隐私保护又是“生命线”，为了全流程保护国家信息安全不会泄露、不会被窃取，腾讯虽然有互联网巨头本身的安全经验打底，却还是在全链路加密上下了大量功夫。

10月11日0点起，七人普项目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入户摸底，“普查小程序”全面上线，迎来正式上量的高峰。

项目开展至今，腾讯云承接了每秒10万并发请求量，每秒最高123万查询量，却一直没有出现故障，处于平稳运行状态，获得客户的高度认可。

“当初的努力没有白费。”黄谦骄傲地说。

从toB到toG，“七人普”更广阔的想象空间

“七人普”项目并非腾讯在政务领域的“首秀”。

事实上，随着当前国内信息革命、数字化革命浪潮风起云涌，政务形态的“智慧化”就如江河解冻，势不可挡。

相比企业级云服务，政务云竞逐更为激烈，拼的是中台能力，拼的是对政务的理解，拼的是应用层的丰富与精细。

而腾讯则卡准点位，依托在云计算方面的优势，依靠自身技术力、连接力，为城市治理和政府决策提供新的舞台。

目前，国家发改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医保局、人社部、税务总局等都在使用政务微信。

甚至在今年5月召开的两会上，由于疫情因素，全国人大代表们的小组讨论环节使用了企业微信完成线上会议，实现“云听会”。

周奕霖和Afina的部门则参与过 “一机游云南”等许多重大政务项目的设计。

数据显示，过去5年来，腾讯政务已服务近30部委、30个省、500座城市、10000个社区，为9亿民众提供超过1000项移动政务服务，为1500万企业提供了超过100万项涉企服务。

一次次在政务服务领域的不断实践，使得腾讯团队有底气迎难而上，夺下“七人普”项目这块高地。

另一方面，在“七人普”项目中积累的每一处经验、每一点教训，也会成为腾讯团队在后续政务项目工作中的有力铺垫。

在为“七人普”项目做完普适性调查之后，Afina对调查设计中降低门槛和包容性设计的重要性有了更清晰的认知。

今年疫情期间，当她和团队受邀为政府部门设计一个疫情防控调查小程序时，就吸取了这些经验，及时对产品功能进行调整优化，让用户得以更加方便、快捷地进行数据填报。

而对王旭和企业微信团队来说，参加“七人普”项目更重要的是一种视野和认知的拓展。

过去进行政务服务时，团队思维大多还只停留在“客户内部”，比如客户是否需要通过企业微信应用来进行线上公文传输、在线公务处理，或者线上会议。

但这种服务思路显然已经“过于传统”，除了聚焦政府传统的内部业务，未来他们还会关注政府在服务老百姓、服务企业方面的一些业务。

王旭举例说，在此次“七人普”项目中，除了方便700万普查员外，通过企业微信与微信互通，也架起了普查员到14亿左右民众之间的桥梁，拉近了政府和人民之间的距离。

基于腾讯旗下企业微信应用，政府单位得以通过每一位普查员，服务到每个家庭、每个老百姓，而这种基层治理场景完全可以在未来“复制”一下。

最近，团队将企业微信政务版做了升级化处理，专门赋予它更强的能力，既能让社区工作者、网格员完成日常走访、上报，也能完成政务消息群发、居民联系、百姓云签字等工作，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提供更为广阔的想象空间。

后记

从1953年“一人普”的纸填笔誊、靠算盘“打”出数据统计，到1982年“三人普”，靠联合国“捐助计算机”实现数据库化，再到本次“七人普”的全面电子化。

人口普查方式的变迁，为我国几代人留下了特殊的记忆，前浪后浪都有不同的感受。

而这种变迁，或者说是进化，也是国家数字化水平不断提升的佐证。

这种“进化”背后，活跃着千千万万名王旭、周奕霖和王飞，他们与背后的腾讯团队一起，一直在努力通过自己的体系架构，连接政府、居民、物业和社区，打造G、B、C融合的数字政务体系。

如今，政府机构数字化、信息化转型如火如荼，市场需求潜力巨大，“新基建”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催化剂正在逐渐显露头角。

从互联网的普及到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新技术的飞速发展，不仅掀起新一轮城市变革热潮，还催生了更多数字政府、智慧城市等领域的新兴业态。

可以预见，在王旭们的不断前行下，一个更加超乎想象、更加妙不可言的“云上中国”，也许就在不远的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