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套袋的“富士”苹果

“昭通的‘富士’套不套袋？”我问道。在来昭通之前，我和李国芬及公司的技术骨干一起探讨过这个事情，意为云南产区在注重品质的同时，不要忽略外观的重要性。

想卖高价，必须“好吃+好看+健康+稀缺”，这也是雨露空间胡志艺说的。

“前几年是全部套袋的，现在所有苹果都不套袋了。”秦梦应道：“在10年前，我就提出来不要套袋了，苹果一定要走无袋化生产的道路。套袋苹果虽然外观好，但口感差，再加上袋子的成本、套袋和拆袋的工时费，还有拆袋后如果遇到气候不对容易出现日灼……这些都是它致命的缺点。”

“你有没有套过袋？”我有点不相信秦梦说的“全部”和“所有”，所以再问郑卫秋。

“人家放了订金我就套，没放订金我就不套。”郑卫秋答得合情合理。

郑卫秋和他的“华硕”苹果

“在市场上，没套袋的‘华硕’前几天的价格是4.5元/斤，套袋的3元/斤都卖不出去。”秦梦补充道。

“‘华硕’不套袋是没有问题的，果皮厚，光泽度好。但‘富士’……”

没等我说完，秦梦就接道：“‘富士’不套袋更漂亮，一样的道理。”

我在海拔更高的西藏林芝见过苹果着色的变化，像“瑞阳”和“蜜脆”等品种都能呈现出鲜艳的红色，但“富士”的色泽表现依然差尽人意。

西藏林芝套袋（右）和不套袋的“瑞阳”着色状

见我将信将疑的模样，郑卫秋解释说：“昭通的气候和北方不一样，北方到10月转色期雨水就少了，但昭通在10月遇到雨水多的时候套袋果反而上不了色，卖不起价格。所以昭通应该做出自己的特色来，专门做不套袋的苹果。”

“不仅是昭通，全国的苹果产区都要走无袋化生产的道路，这是必然的。”秦梦说。

“这是未来的趋势，但是目前的市场还是以套袋果为主。”我更正道，毕竟现实和理想总有差距：“如果在山东，你生产不套袋的苹果是没人要的。而且像山东蓬莱、甘肃静宁等能卖出全国最高价的产区都是套袋的。”

不套袋的“红露”苹果

“在云南，我们一直主张无袋化发展，无论从香气、口感、脆度等品质指标，还是从投入产出比，包括市场认可度，都是有利的。在云南，包括贵州部分产区，套袋苹果的价格至少比不套袋的下降一半。”曾彪说。

“高原苹果产区会更早地走上不套袋的道路。”我肯定道。

“在昭通，矮化自根砧、中间砧和乔化砧，哪种砧木的表现比较好？”这也是李国芬问过我的问题。她是采用中间砧的，跟我们这两天在昭通见到的大部分果园都一样。

“我认为各有各的优势。”秦梦先开了一个太平方，紧接着说：“比如建100亩苹果园，投得起三五百万元的就去干矮化，只投得起三五十万元的就去干乔化。”

中间砧的“红露”树体生长情况

“一个投资多，一个投资少，那从效益角度呢？”我继续问。

“从效益角度我认为乔化和矮化都是一样的。”秦梦应道。

“效益一样？那投资多的不是傻子吗？”我毫不客气地回道。

“所谓效益一样，是指都进入丰产期之后。”曾彪圆场道：“但矮化园会比乔化园提早2~3年受益，所以，如果投资力度大的、水肥条件好的建议种矮化，可以早投产，早收益，减少市场风险；如果投资强度跟不上的、土壤缺水有抗旱风险的，还是种乔化比较有优势。”

“矮化的今年种，明年挂果；我乔化的今年种，明年同样能挂果。种植三年以后，矮化的亩产3吨，我乔化的同样亩产3吨。”秦梦似乎并不领情，铁了心要以乔化模式杠矮化模式。

三年生的“红露”苹果园

“我们刚才看的尚未投产的苹果园，明年有多少产量？”这个三年生的“红露”苹果园也是秦梦带我们去看的，3米×4米的株行距，业主为了先培养好骨干枝和树冠，今年没有留果，所以树体长得高大健壮。

“最起码可以保证1吨以上。”秦梦非常自豪地说。

我笑了笑，明白他刚才那番说词不过是图口舌之快而已。

“乔化的株行距我们建议是2.5米× 5米，这是比较合理的。”曾彪补充道。

“这种栽培模式，几年能收回成本？”我最关心的还是效益问题。

“如果按照目前的市场价格，5~6年能收回成本。”曾彪答道。

郑卫秋的苹果园

“企业规模投资，5~6年是收不回成本的。除非是农户。”郑卫秋摇了摇头，否定道。他的苹果园今年已经是第8个年头，连上苗木收入才勉强收回成本。

“你还带有新品种的红利期。”我也不认可曾彪说的5~6年能收回成本。

“按照昭通这几年的市场价，起码10年。”秦梦说。

“如果资本投资果园10年还收不回成本，那还有没有投资价值？”我疑问道。

“很多老板在其他行业赚到钱了，想在农业上大展身手，施展一下社会责任，好多人就爱上了农业……”秦梦不阴不阳地调侃道。

“像海升这种模式几年能收回成本？”

我问的昭通海升基地就在东达的旁边，白色的防雹网，宽行密株的种植模式，全程机械化的作业模式……我去年去过一趟，留下的评价是，在我见过的众多海升基地中，昭通基地有盈利的希望。

昭通海升基地的种植模式

“他当年就收回成本，而且还赚钱了。”秦梦一语中的，不过他说的政府补助跟我说的果园实际盈利能力不是一回事。

“如果按照常规的企业运作，他的基地10年都收不回成本。”曾彪补了一刀。

我顿时无语，不知道该说什么。

沉默片刻，我又心有不甘地问道：“农民能收益吧？”

“农民肯定能收益。”秦梦肯定道：“农民施肥、打药、除草、采果都是自己做，都不花钱，像东达这里每天都要喊几十个人来干活。”

“他们挣他们的工钱，死是老板死，这就是扶贫。”郑卫秋无奈地说。

我在建水时就听过类似的感叹，这是众多在云南投资农业的浙江老板的共同心声。

秦梦（中）和曾彪（右）在陈斌苹果园

“农民种苹果一亩地能卖多少钱？”我继续问道。

“当地的统计数据，一亩地能卖一万元，家里四五亩地一年收入四五万元很普遍的。如果种得好，一年的收入可以拿到十几万元，所以这里已经不存在贫困问题了。”曾彪介绍道。昭通的苹果产业发展起源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主要集中在昭阳区和鲁甸县的昭鲁坝子上，总面积已经达到67万亩，成为昭通市脱贫致富的主导产业。

“就像你说的，规模不要大，如果种200亩以内是很容易盈利的。”郑卫秋对我说：“我每年做礼品装的能卖100多万元，但是种得多价格就卖不起来了。”

东达苹果园的库房

“卖礼品是有附加值出来了，卖市场就很难盈利。”我应道：“所以有人说水果的效益是卖出来，不是种出来的。”

后面这句话我是听枚青说的，而枚青是听姜全说的。光凭这句话，这位国家桃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也是蛮接地气的。

“所以规模绝对不能大。”郑卫秋深有感悟地说。

“那等于说，在昭通，大果园是没人挣钱的？”我问道。

“我不是说那些老板爱上农业，结果爱上十个死了九个，只有一个勉强能活。”秦梦说的这句很形象的“二八定律”惹得大伙齐笑，只有郑卫秋没笑，他就是那个勉强能活的。不对，他还收回了成本，这已经非常难能可贵了。

对未来仍然充满期待的郑卫秋夫妇

“这么一说，你也应该见好就收了，搞下去也没什么投资价值。”我试着问郑卫秋。

还没等郑卫秋回答，秦梦就抢先道：“郑总已经爱上，丢不掉了。”

“别的产业可以走掉，农业这个产业是走不掉的。”郑卫秋无奈地应道。

他是我的老乡，他把期望寄托在品牌营销上。（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