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人情费10万元以上？中国东部沿海农村酒席档次竞争有多激烈

在东部沿海农村，经济社会发达，农民分化比较严重，农民之间在酒席的档次上竞争。酒席的档次越高、规模越大越有面子和身份，与其他人的区别也越大。

东部农村是中国开放较早、市场经济发育较健全的地区，较多的农民从耕作中走出来投入到工商业中来。随着农民职业的分疏，农民在收入水平上也逐渐出现了分化。收入上的分化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出现，1990年代后分化层级越来越多、分化程度越来越高，既有千万富翁又有普通的工薪阶层。2000年以后，经济上的纵向分化开始瓦解农村传统的社会关系和交往规则，农民内部开始出现横向的社会层面的分化，农民的原子化程度增加。不同经济层级的农民形成不同的交往圈子，阶层分化显现化，阶层之间的界线明显。

理想上可以将这些地方的农民分为上层农民、中等农民和下层农民。

上层农民是中等规模以上企业的经营者，占该地区农民总户数的10%左右，年收入在50万元以上，有的超过了200万元。

中等农民约占总户数的30%，经营着中小企业、个体工商、家庭作坊等，还有些属于技术管理人员，他们的年收入在20万~50万元之间。

下层农民由普通农民和贫弱农民组成，前者是普通农村半工半耕农户，约占农民的50%，年收入在5万~15万元。

贫弱农民占10%，他们是纯务农户和老弱病残家庭，年收入在2万~5万元之间。从这可以看出，东部农村在经济上属于中高度分化，农民年收入在2万元到数百万元乃至上千万元不等。

东部农村经济上的中高度分化在社会层面带来两大后果：

一是村庄传统的社会关系被肢解，血缘地缘关系淡化，血缘不再是农民之间天然的粘结剂。经济分化带来的社会分化，主要体现在不同阶层的交往范围、人际关系质量、闲暇方式、兴趣爱好、作息时间等有着巨大差别，下层农民与上层农民交集趋少，下层农民逐渐退出上层农民的交际圈子。比如，下层农民跟上层农民一起消费都是后者付账，次数多了下层农民就会不好意思；每次都是抽上层农民的好烟，下层农民过意不去，也买好烟但是买多了就支付不起，于是就主动减少直至退出与上层农民的交往，如此相互间的关系就会淡化。当血缘关系不再是人们的天然粘结剂之后，人们就需要通过人情来重新搭建关系。在这里即便是兄弟、堂兄弟之间的关系，如果相互之间没有人情往来也被认为是没有关系。

二是上层农民有足够的经济体量和能耐，能够打破村庄传统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评价标准而不会遭受村庄的惩罚。同时，上层农民的规模较大，他们的任何行为都能产生规模效应，他们特立独行、标新立异的行为逻辑和消费标准会成为村庄其他农民看齐的标准。因为他们的规模较大，他们的行为就不会被看作是个别的、孤立的和偶然性的存在。他们在生活和消费上起着示范效应，是新的规则和价值标准的制定者。

在人情竞争上，上层农民因为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而不寻求多办酒席多收礼金，他们主要是希望通过办酒席来彰显炫耀自己的财富、身份和地位。酒席的档次能够达到这些目的，那么他们就主要在酒席的档次上突破既定规则，拉开与其他农民的距离。

由于他们的示范效应，他们办酒席的档次很快会成为村庄新标准，只有达到他们所设定的标准才算得上是成功，才能在村庄中获得面子与荣耀。其他农民则不能示弱也要向上层富人的标准看齐，即便完全达不到富人的水平，也要在大面上看得过去。其他农民奋起直追，上层农民就不能站着等，他们亦唯恐被人弯道超车，于是继续在酒席的档次上加码，以图将其他农民甩在后面。这样就把该地区村庄的酒席档次不断推上新高，规模也越来越大。

酒席档次主要体现在丰盛的宴席上。以浙江宁波农村的婚宴为例，上层农民的酒席已超过5000元/桌，酒桌上摆的都是软中华、茅台酒及上等红酒，菜肴以甲鱼、鲍鱼、海蟹和海龙虾为主。其中软中华是每人一包，一桌就要700多元，海龙虾一盘是600元。上层农民办一次酒席一般要花费30万元到100万元不等。要达到这样还在刷新的酒席档次，除上层农民外其他层级的农民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中等农民费九牛二虎之力尚能勉强达到上层农民的标准，下层农民就更难以望其项背了。但是村庄的价值标准是共享的，下层农民不能给自己制定一套标准，他们也要按照上层农民制定的标准来做，压力可想而知。

下层农民为了达到上层农民设定的酒席档次，以看上去好看说出去好听，又要控制在自己经济能力范围之内，他们就必须缩减酒席的规模。上层农民一次酒席的规模达到了五六十桌到一两百桌，下层农民无法做到，在同等档次上只能承受十几二十桌的酒席，有的甚至只能办数桌酒席。下层农民是通过缩减酒席的规模来追求酒席的档次。

上层农民之所以办那么大的规模是为了扩大人际交往圈，酒席规模越大社会关系资源就越多。上层农民把能拉扯点关系的人都纳入自己的人情圈，这些弱关系都是生产性的说不定哪天就用得着。而下层农民缩小酒席规模则意味着要缩小人情圈子，社会关系资源就会减少。

上层农民定义的酒席档次越高，吃酒席的人赶礼就不能维持在较低的水平线上，而是也要相应地提高人情礼金，否则赶的礼连自己吃的费用都不够。这样人情礼金就必然水涨船高，现在已被上层农民推高到1000元起步，高的达到数千上万元。这个人情起点对于上层农民来说不足为道，但下层农民去赶一两次尚可而无法一直持续承担下去，于是他们就退出一部分人情，那些“可走可不走的人情不走了，不得不去的才走”。

上层农民的人情下层农民赶不起也还不起，也就不去赶他们的人情，也不邀请他们来赶自己的人情。同时缩减办酒席的次数，那些可办可不办的酒席一概不办。而上层农民赶得起人情，他们就会去赶那些同为上层农民的人情以扩大交往圈子。下层农民退出与上层农民的人情，虽然节省下了人情费用，但是也丧失了优质的社会关系资源。

上层农民一年送出去的人情在10万元以上，中间农民一般是3万~5万元，下层农民则在1万元左右，低则几千元。通过人情酒席的竞争，上层农民的社会关系网络在不断扩大，下层的关系圈则急剧紧缩。最下层农民的人情圈已缩减到了至亲范围。

东部地区农民在酒席档次上的竞争，实质上是上层农民通过“夸富宴”进行阶层的自我认知和确认，同时也对下层农民进行了排斥与区隔，明确了阶层的边界与交往范围。下层农民则通过缩减酒席规模来达到上层农民设定的酒席档次，保存了最低限度的面子和虚荣，但他们也丧失了向上流动的人脉资源。

东部农村对酒席档次及规模的竞争，说明其村庄内部社会关系高度分化和圈层化，人们以阶层所属来判断关系的重要性和结交对象。传统的血缘地缘关系对阶层之间的凝结越来越弱，在阶层内部则还能起到润滑的作用。

本文节选自《南京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作者杨华，系武汉大学社会学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