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德情史」第五章 为什么歌德绝情而去？

第五章 为什么歌德绝情而去？

歌德用很细腻的散文描写他和芙莱德列的爱情故事。当他描写那些人，那些风景和情境时，这一切都像再生一样的活在他的经验里。为了使自传更为逼真，歌德很费力的描写芙莱德列的穿着、也模仿农人们的言语、更把“阿尔萨斯”(Alsace)的植物和动物名称仔细的写出。虽然，他很费力的作了这些工作；可是，他并没有说明绝情而离开芙莱德列的原因。歌德只说：“当我愈来愈了解这个好女孩的真正好处时，我爱她更深了。可是，就在这时候，我却可能永远的丧失这种亲密和美好。”这段话里，他并没有说出促使他离去的动机是什么。在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他有着一种宿命而无可奈何的口气。他曾说：“年青人早熟的情感往往没有持久的结果。”可是，为什么呢？到底什么原因使年青人不会有持久的结果呢？由歌德和芙莱德列的爱情故事，我们都知道，两人的亲友都默许他们的婚姻。歌德自己说过，希望他们两人之间的结合不要像虚幻的蔷薇花环那样易凋、易残。在下面这段文字里，我们可以看出他绝情而去的最明显原因是什么！

“这种年青人不加思考的爱情，就像夜空中发射的曳光弹。它在天空划出一道弧形的亮光；并和星辰争辉，在一个极短的时间里，好像停驻在列座之间一样。然后，沿着相似的路径坠落下地；最后，当它落实后，匐然一声，烟消云散似的不见踪迹。”

上面这段话里，歌德告诉我们的只是一个譬喻。它很难解释；从这里，我们还是没法知道歌德真正的动机是什么。可是，同时期歌德所留下的书信告诉了我们许多资料。由此，我们知道，渇望着无价的恩赏的歌德，为何那时候“有个阴影盘据在心”，而使他受着折磨。歌德说“有个阴影盘踞在心”绝不是偶然的。当歌德想到这位可爱的女孩——她对生命和爱情有着多么的热望！这时候，歌德还会有什么阴影呢？是不是歌德故意不解释呢？或者，他无法解释？

这个谜，许多传记家和学者都想解开它，大家都想找出隐藏在歌德内心的动机是什么。因为人类的灵魂不像一本打开的书那么清楚；因此，这种研究结果就有极大的差异。对于这一点，我们不要惊讶。由于每位学者都认为自己寻找到的动机是唯一正确的，因而排斥别人所获得的结论。正由于他们意见的分歧，我们才怀疑其结论。

动机的种类，从最低微的到最高尚的，应有尽有。有些人认为歌德的动机是阶级观念作崇；有些人则认为，歌德天才横溢，对任何人都不会钟情太久。可是，歌德却为了这件事觉得终生歉咎。因此，真正的动机一定和多年来折磨他的罪恶感有密切的关联。任何解答里一定要对这种“罪恶感”有所交代——这种歌德自己所谓的“忧伤的惩罚。”

现在，让我们从浩若瀚海的文献堆中，选出一些研究歌德的典型传记家的意见：

亚历山大•鲍姆嘉顿(AlexanderBaumgarten)，是个耶稣会教友。在他一八八二年论歌德的书里，认为：“歌德是世界上能真诚的爱和为爱牺牲的机灵男子。如果他选择了另外的方式，则他和芙莱德列的婚姻间就不会有真正的阻碍了。她深深的爱着他，他们两人的性情也很合适，老牧师夫妇也盼望他们能结合。可是，歌德并不愿顺利的结束这桩浪漫史而进入礼堂，他只是任性的玩玩而已。……爱和自私的冲突极端痛苦而歌德的忠实概念发展得很迟。因此，最后歌德终于遗弃了芙莱德列以保持自己的自由身，和赢得世俗所谓的爱情上的胜利。”

鲍姆嘉顿的这种极平凡的见解，我们不拟多作讨论。让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位学者的意见。约翰尼靳·佛洛依兹汉(Johannes Froitzheim)在一八九二年的著作里，认为从年青时一直到老年，歌德都是个冷血的自我主义者，谁碰到他谁就得倒霉。因此，芙莱德列只不过是众多牺牲者中的一个而已。因此，佛洛依兹汉认为歌德为了让别人说好话，而任意曲解真情和事实。

另外一位传记家，艾杜瓦•恩格尔(EduardEngel)更明白的指出，芙莱德列“在歌德的臂弯里，受到最甜蜜的拥抱因而完全的依顺。”“在这种拥抱的力量之前，她毫无抗拒的，只是天真未凿的百依百顺。”恩格尔认为歌德致沙尔斯曼的信件，只不过是一种父性的他的一种“焦虑的信件”而已。芙莱德列在歌德的心目中是个杀子的格莱卿的原型；对于这个被挑唆的女子，他觉得很担心。恩格尔认为许多人把歌德的恋爱观看成拍拉图式的乃属无稽之谈。他认为：“歌德在《真事和杜撰》以及许多剧本里一直很痛苦的责备自己，准此，可以看得出歌德的恋爱观决非柏拉图式的。”恩格尔的这种观点，我们完全同意。因为，如果歌德的恋爱只是柏拉图式的，则他心中盘桓不去的罪咎感将如何解释呢？可是，我们却不能完全同意恩格尔过分明显的结论。他认为“歌德之受到指责是应当的。我们需假设歌德有很严重的犯罪感。他挑起了芙莱德列炽热的初恋之情。结果，芙莱德列在歌德前降服了，降服之后，芙莱德列的余生也就充满了阴霾。歌德初长成人，他的心中充满了人类的悲惨感觉，他认为可耻而羞辱的死亡的黑色翅膀一直在他的爱人头上飞翔。因此，这种悲惨的内心感觉使他深受折磨；如果歌德自另外一种角度来看世界，他就会知道这些只不过一些琐屑的顾虑罢了。”

在上述的引言里，恩格尔表示歌德假的哀愁是过分的焦虑所产生的。不错，歌德认为他和芙莱德列的关系是一种罪恶，他一辈子也只相信这件事是罪恶而已。恩格尔并指出：如果他们两人只是彼此相悦，互吻互爱而不存心嫁娶对方，则歌德就不会有这种感觉了。恩格尔说：“伟大的悲剧并不仅仅是由搁浅在职业生活沙滩上的事件所引起的。”的确伟大的悲剧史不是这么平凡就产生的。可是，我们却怀疑恩格尔所谓的“搁浅职业生活的沙滩上。”这种图像。我相信《浮士德》的诞生一定有更重要和更强力的冲突在背后催促着。如果只因为歌德因为挑逗了一位中产阶级的女郎而觉得有罪恶感，因此促使他写《浮士德》，这种解释就太牵强了。

有些传记作家认为歌德之所以离开芙莱德列是经过慎思熟虑的。有些人则认为歌德的父母可能反对这件婚事；可是，歌德的父母对这件事却毫无所知；即使，他们知道这件事而且也反对，也未必就能制止得了歌德和芙莱德列的结合。事实上，芙莱德列是个牧师的女儿，其地位相当于法兰克福任何中产阶级的女郎。一八三三年，芙莱德列的姐姐苏菲(Sophie)这样说:“歌德为什么没有娶芙莱德列呢？当然，他的家庭很富有；可是，她毕竟也是个牧师的女儿啊！娶了她不也是门当户对的事吗？”

维亨•波特（Wilhelm Bode)曾经举出许多妨碍歌德和芙莱德列结合的因素。十九岁以后，歌德肺部一直不好。他从塞森汉写信给沙尔斯曼，说他一直咳嗽和发烧：“我不能控制自己的呼吸，就像半个废人。”芙莱德列很可能也患肺病。波特说：“这两个病人没有订婚，几乎是件不需要强调的事情”他又继续说，因为歌德并没有结婚的打算；因此他对当初的绝情而去并不想作任何的解释。他说：“很显然的，歌德因为个性完全没有形成，因此一个妻子在他心中完全没有地位。”以上所说的各种论点，我们承认对歌德最后的决定离去，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影响。可是，有一点值得怀疑的！这些因素可能是歌德意识到的吗？很奇怪的是，歌德对这件事一直觉得内咎，可是波特却认为歌德的这种歉咎感是假的。例如，在前章，我们曾经指出歌德托沙尔斯曼把他的“哥兹”带给芙莱德列，并说：“可怜的芙莱德列当看到书中的负心人被毒死后，或许会觉得安慰吧！”可是，波特并不接受这种解释，他认为：“因为没有沙尔斯曼的信件，我不知道芙莱德列的负心人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到底是指谁。因为这件事情距他们分手后已经过了两个夏天，这个负心人并不一定就是指歌德。即使指的是歌德自己，歌德也不需要想象一个女郎被情人遗弃后两年，会羞愤的上吊而死。”不错，世界上有许多这种例子产生的不可压抑的创痛，有些还会演变成悲剧。然而，在这里，我们并不准备和波特争辩。波特所以替歌德辩护，主要乃在于他把这位大诗人偶像化了；因此，他不愿意这个偶像被玷污了。

亚道夫•梅兹(Adolf Metz)的解释从一个更高贵的观点出发。他认为歌德相信自己前程远大；可是，如果和芙莱德列这种小家碧玉结合，必会使他不能达到更远大的目标。因此，歌德不愿就此和芙莱德列结合。梅兹说：“为了这种理由，歌德不愿屈就这种小巢之中。而选择‘法兰克福公民服务处’(Frankfurt Civil Service office)这等高枝作为栖息之所。”可是，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的鲍姆嘉登神父却不是这样解释的。梅兹并认为歌德因为相信自己对人类有崇高的责任，而不是对芙莱德列的微渺私情就能满足的。因此，他最后离她而去。因此，歌德对舍她而去并无歉咎；可是对伤了芙莱德列的心，他却有很深的罪恶感。恩格尔相信歌德在这段韵事里有极强烈的罪恶感；波特则认为这种感觉并不存在；梅兹却认为歌德对这段往事的描写乃是想替自己开脱遗弃的罪名，并对芙莱德列的折磨觉得安心。梅兹认为歌德把塞森汉的事件歪曲了，并且把芙莱德列看成是个反复无常而盲目的女孩，是她自己加速了她的毁灭。他说：“的确，这种主张很可信。因此，歌德后来的《忧郁的惩罚》会使读者们认为太过了，并让读者相信他的良知的确是太过敏感了。”

可是，歌德在塞森汉的往事却不支持这种观点。歌德也决无意思替自己开脱罪名。相反的，他对自己的突然绝情而去却有着极强的罪恶感。我们要问的是：梅兹的这种解释是否使歌德产生罪恶感的唯一动机？或者，是否为主要动机之一呢？这个问题，甚至梅兹本人到了后来也怀疑他是否解释错了；因为，歌德的罪恶感是这样的深而久，这是梅兹所无法解释的。

毕尔休斯基(Bielschowsky)及鲁修斯(Lucius)以及大多数的学者，认为歌德天才横溢。因此无法受制于塞森汉这种中等社会的小天地。瑞特维锡(Kethwisch)也坚决的认为歌德对自己渐渐茁壮的创造力很了解。因此，他不是只作一个乡野人士就能满足的。根据福瑞德瑞克•龚多夫(Friedrich Gundolf)，订婚使歌德面临了选择自由或枷锁的冲突。他说：“为了余生，他应当为爱情而承担责任呢?或者，他应当把这个爱情放弃，以从事需要更多原创力的文墨生涯？”古恩特(Guenther)则认为歌德有难以驾御的向上的冲力，和对于诗人的任务有其自觉，而这种冲力在塞森汉这种小地方会被闷死，因此他才离芙莱德列而去。古恩特并相信：“另外一个不可原谅的原因并不是歌德对自己才气的自满，而可能是他乃一个无情的自我主义者，由于芙莱德列得了肺病，使得她的魅力丧失了。因此，正常、健康而现实的歌德不能忍受，终于离她而去。”

福瑞德瑞克•李斯特(Friderich List)说:“当歌德真正了解芙莱德列的本质和自己存在的意义后，他的罪恶感就开始增强了。准此，他必须向芙莱德列道别；这就是歌德第一次面临天国和尘世之爱的冲突。”而“歌德终于放弃了尘世之爱以赢得永恒之爱。”然而，这种放弃同时也是个牺牲，“因为牺牲了芙莱德列，歌德反而得到了一些他从没拥有，也从来没有企要过的事物。他很痛苦的放弃了比他以前所经历过的更重要的事物。”

梅耶(R.M.Meyer)发现，歌德所以觉得有罪恶感乃是因为“他曾经给这位女郎希望的理由，可是并没有献出自己的心反而以狂风伤了对方的心。”华尔特•林顿(Walter Linden)则质问：为什么歌德觉得不可能和芙莱德列结合呢?他说：“唯一可能的理由就是——由于歌德自我发展具有像恶魔一样的强劲力量，因此使得他迈向崇髙的目标，也使得他无法在任何界限上停留或与它有丝毫的关联。”在这种恶魔般的生命和自由的情感之下，“要评论这件事情的对或错是不恰当的。”伟大的天才不是自己的主人，而是别人的主人。他们是自己内心驱策力的奴隶。因此，林顿认为：“他们像全能的自然力，只遵循自己的律命，他们的使命是人的解放，当实行任务时，不得不犯罪。歌德当然也不例外。”无疑的，这种说辞极端高贵而有力。可是，歌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他的情感动机是什么？林顿一点点也没有提到。学院派学者们的意见，我们可以用一位极有才气的作家艾美•路德威格(Emil Ludwig)的解释作为终结。路德威格认为“马儿！马儿！莫恐慌……”这首诗——《祝福与分离》(Greeting and parting)指的是“爱情之夜与晨间的分别。”路德威格说这首诗是歌德终生为了保护她，使她不受自己的作品所损害“而作的隐晦性自白。”也就是说，这首诗既是自白，也是自白的掩饰。这种见解是可以理解的。可是，歌德对于分别所持的态度是什么呢？“我们需要描写歌德对于这次分别而产生满怀罪恶感的动机吗？”路德威格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的确需要他的动机，尤其，如果我们认为歌德并不是个始乱终弃的人，这种描写更为需要。路德威格很有眼光的说：“歌德必须这样做，就是这个动机。”另外，他更强力的指出：“这事发生后六十年，歌德为了自己的情感而辩护，他认为只有真正的成就才算得上是一种特殊的道德。如果我们能了解此时歌德原创力是如何旺盛，则我们不会问；歌德到底成就了什么？”路德威格又指出：歌德的目标是从事艺术的创作。因此，他必须离开芙莱德列。他逃离这种田园风的生活。在任何状况下，芙莱德列的重要性都吸引不了他。路德威格又说:“一旦诗人的爱情定律在心中确定了，则对不能征服的女人他会大写情诗；而对容易依顺的女性则弃如敝履了。”

可是，芙莱德列这个例子却是例外，根据路德威格的意见，芙莱德列显然是属于被征服的女性，可是歌德仍然写情诗给她。歌德对这个容易依顺的女性无法忘怀掉。路德威格所讲的是那门子的心理学！

在前面我所以不厌其详的引用路德威格的话，因为，在这本通俗而受人赞扬的《歌德传》里，他说这本传记的目的是“遵循普鲁塔克(Plutarch)的传统，并以现代心理学的工具来处理。”以描绘出生动的歌德。他并说：“虽然歌德经前人多次研究，可是就像许多历史的事件传记家描写失败一样，这些传记也不能真正了解歌德心灵的历史。”可是，他自己的这本著作也不怎么髙明。

由于用了“现代心理学的工具”，路德威格结论：“歌德幼年生活的影响没有社会传统给他的影响大。”他的这本《歌德传》的目的在于成为“流水账的真正历史和诗的真正心理因素分析。”我们真诚的承认这本《歌德传》是攫住了历史和心理的实在性。路德威格曾经使他的读者觉得很惊讶！对他的诗和小说，他们发现不到一点想象力；可是，当他写历史和传记时，他的幻想却又太多了。

上面这些讨论并不能告诉我们歌德遗弃芙莱德列的动机是什么。这些学者所提出的许多意见可能有很深远的影响。他们强调歌德个性的成长，他对诗人使命无意识的自觉、对早婚的恐惧、对芙莱德列的肺病觉得很担心，这些因素对歌德当时的行为不能都有影响。不是，其中没有一项是有决定性的。其中任何一项也不能带来作为道德判断的基础——这是许多传记家和学者所坚持的。他们对伟人心理迷团作犹豫不定的研究，就像希腊神话里为了杀死“人面牛身怪物”(Minotaur)而战战兢兢的研究迷宫。因此，他们的目的不是指责歌德行为的不端，就是为他辩护或者宽恕他。可是，我们真正需要的则是了解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