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6月25日曲阳县人民法院判决，屡次信访举报村中贪腐和非法采矿问题的五位河北农民寻衅滋事罪。一审判决下达后，该案第二被告人王国红当即提出上诉，他表示自己从未直接参与上访，只是法院认定的两次上访过程中顺路为其余四人驾车接送，并获得了其余4名上访者给其的1700元路费。

四位农民进京反映村中贪腐和非法采矿问题

2018年9月，位于华北平原西部，太行山东麓，处于保定市境内的曲阳县德乡铺上村的四位村民王增辉、王小亚、王青杰和辛进生乘坐着王国红驾驶的车辆从河北来到北京。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向国家信访局递交材料，反映村里部分人员违规入党及村内换届选举疑似存在暗箱操作等情况。因为，第一次上访反映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2020年8月3日，一行人又坐王国红的车来到国家信访局接待司反映问题。

但接访人员王立勋、唐静雷称王增辉等人提出要求其报销上访的费用，索要3000元，否则就不回曲阳县。于是，唐静雷将随身携带的现金凑了1000元给了王增辉，并答应剩余的2000元回到曲阳后再兑现。王立勋称，上访的村民回去后又多次找他索要剩余的2000元，称如果不兑现，将再次进京上访。最后，乡党委书记辛立峰拿出2000元给了王增辉。

五位上访农民被判寻衅滋事罪

2020年11月，王增辉和王国红等人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一个多月后，五人被批准逮捕。起诉书指控，被告人王增辉、王国红、王小亚、王青杰、辛进生等人为让王国红、王增辉继续担任曲阳县产德乡铺上村书记、干部，以该村的换届选举有问题为由，到北京国家信访局越级信访，给政府施压。被告人王国红在幕后为被告人王增辉等人信访出谋划策，经常给王增辉等人提供北京开会等重要信息，并为王增辉等人信访提供车辆和食宿。

开车农民王国红被判寻衅滋事罪合理吗？

案发前，王国红在北京通州打工，常年往返于北京和河北之间。王国红称自己开车送人是因为村民打电话找他帮忙，顺路为之。王增辉等人曾也在讯问笔录中多次提到，王国红曾要求他们别坐他的车，但前来上访的几人“你一言我一语，劝王国红让他开车拉着我们去，最后王国红同意了，把我们拉到国家信访局附近以后，王国红就把我们放下，开车走了。”王国红开车接送两次上访来回，一共跑了四趟，王青杰曾给了王国红1700元作为驾车接送的路费，但王国红当时并不知道，路费实际来自截访人。

法院认为，在案证据证明被告人事先有商量，明确向接访人员索要与其上访事由无关的被法律禁止的费用，主观上具有强拿硬要财务的故意，各被告人均积极参与，其行为构成寻衅滋事罪，且系共同犯罪。

辩护人认为不构成犯罪、量刑过重

在本案中法院以《刑罚》二百九十三条第三项“强拿硬要”判决五位农民寻衅滋事罪，其中开车农民王国红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11个月，其辩护人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寻衅滋事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一条明确规定，行为人为寻求刺激、发泄情绪、逞强耍横等，无事生非，实施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规定的行为的，应当认定为“寻衅滋事”。本案中地方人员在劝说后很快便把王增辉、王青杰等人劝返，说明信访人员是配合工作的，不存在现场闹访、缠访等行为，希望二审法院能予以改判。退一步讲，即使涉案被告人被认定构成寻衅滋事罪，原审判决刑罚也过重，恳请法院酌情改判降低量刑。

寻衅滋事罪的法律规定

第二百九十三条 【寻衅滋事罪】有下列寻衅滋事行为之一，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一）随意殴打他人，情节恶劣的；

（二）追逐、拦截、辱骂、恐吓他人，情节恶劣的；

（三）强拿硬要或者任意损毁、占用公私财物，情节严重的；

（四）在公共场所起哄闹事，造成公共场所秩序严重混乱的。

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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