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麓书院探幽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岳麓书院了。前两次随团参访，我只是一个匆匆过客，对这座千年学府的印象只是停留在山水相融的灵秀、泉洁林荗的恬静、白墙青瓦的素雅、文化气息的浓郁。退职之后，有了充裕的时间，在细雨濛濛中背起行囊，再次来到滚滚波涛的湘江西岸，古木参天的清风峡口，对岳麓书院的每一组院落、每一间房舍、每一方石碑、每一处水榭亭台进行了细致入微的探幽

一、文化名山

院以山名，山因院盛。岳麓书院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四大书院之一，坐落有岳麓山下。古人视岳麓山为南岳七十二峰之一，是衡山之麓，因而得名岳麓，时至今日，岳麓山仍然近市而不喧，林深而泉甘，为兴学办教提供了优越的自然环境。

名山多佛道，岳麓山在西晋以前已经是道士修炼的福地。西晋佛教传入，麓山寺创建以后，佛教势力日益发展。麓山寺建于西晋四年（268年），为湖南最早的佛寺之一，有“湖湘第一道场”之称；与麓山寺并称的道林寺，起于六朝，盛于唐。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洵曾题写了“道林之寺”的门额，“邻居尽金碧，一一梵王家”之名句，真实描写了唐代麓山佛教的发展，已形成寺庵林立，殿阁相望的景象。

岳麓历来为文人骚客所眷顾，文人们寄寓隐居，游息读书，为麓山增添了光彩，为开创书院创造了文化条件。儒、佛、道之间的交流融合，为岳麓文化的启蒙开辟了道路，也为岳麓书院的创办奠定了文化基础。当然，只是在岳麓书院创建后，作为文化名山的岳麓才进入了以儒学为中心的岳麓文化新的发展阶段。

二、书院创建

北宋王朝统一全国，结束了唐末五代长期分裂割据的局面，政治稳定、生产发展，为文化教育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士子们求学读书的愿望也十分强烈。萌芽于唐末五代的民间书院，这时因适应了文化教育发展的需要，因而得到了蓬勃发展。

岳麓书院也是在宋初兴办书院的热潮中正式创建的。在书院正式创立之前，这里已有一个萌芽形态的学校，它的最早的创始人不是儒生，而是智璇和另一个没有留下法号的和尚，他俩看到有很多儒生想读书，居然就去买了很多儒家经典，放到岳麓山寺，然后约请了那些儒家读书人、士大夫到这里来读书，形成了后来书院的雏形。

北宁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潭州（长沙古称）太守朱洞采纳有识之士的建议，以麓山幽静的环境和智璇的办学为基础，把僧人兴办的学校扩建为书院。其时，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于是岳麓书院诞生，成为一定规模的文教基地。岳麓书院不是官学，但一开办就受到官府的支持和帮助，而且后来七毁七建，历代重兴，也多由地方官员主持，形成了岳麓办学的一个特点。

咸平二年（999年），潭州太守李允则经过一番调查清理和筹资扩建，建成了一所颇具规模的书院，讲学、藏书、供祀三个组成部分的规制已经形成，并且开始设置学田，从而奠定了书院的基本格局。

讲学部分是书院规制的首要内容，它包括讲堂和斋舍。讲堂是老师讲学论道的地方，斋舍除供学生住宿外，又是平时读书自习的场所。李允则扩建书院时确定了讲堂在书院的中心部位，以后书院 屡有衰落和发展，中间设讲堂这一布局特点始终未变。

藏书部分为书院不可缺少的内容，它与书院的名称及由来有着密切的联系。它是藏书、校书之地，李允则收集图书，正式建立了藏书楼，以后岳麓书院又多次请得历代朝廷所颁经籍，通过地方政府拨款购置、社会贤达捐置、书院筹资采购和自刊书籍 等途径收集书籍，供师生研读，逐步建立完善了书籍管理、借阅制度。藏书楼为书院的唯一楼阁建筑，显示书楼在书院的崇隆地位。

供祀部分也是书院的重要内容。宋以前的学校就有祭祀先师圣贤的活动，岳麓书院继承了学校祭祀这一传统。李允则扩建时设制“礼殿”并塑师画贤，增建了颇为隆重的祭祀设置。以后书院祭祀很快发展为一种有特色的形式，它不仅供祀先师孔子，还供祀本学派的大师、有功于本书院的乡绅名宦，以及可供学习仿效的忠臣、学者。它的作用在于树立典范，对生徒进行教育，以达劝诫规励，见贤思齐的目的。在亲自参与的庄严氛围中，生徒们不仅能对祭拜的先圣先贤们产生真实的认同感，而且可以树立起顽强的自信心和博大的社会责任感，因为有榜样的范例，他们在庄严的氛围中能切身地感受到，只要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就能学有所成，实现传道济世的人生目标。有地位有远见有实力的达官贵人，乡贤富豪们也会对祭祀的建院功勋们见贤思齐，筹资助教，在书院赓续发展中，他们也能传百世芳名。

讲学、藏书、供祀的其本规制，又被称为书院的“三大事业”，反映出书院的重要特色，李允则扩建岳麓书院奠定的基本规制，在全国书院中是比较早的，因而它又为其它书院所仿效。以后岳麓书院历时一千多年，规制的具体内容都有所演变和发展，但由这三个部分所组成的基本规制则相对不变，岳麓书院促进南方文化发展和学术繁荣的历史功绩得到历代充分肯定，以后，这里形成湖湘学术的中心、高等教育的基地，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三、亭台园林

岳麓书院既是湖南大学的源头，又是湖南大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今天仍然是湖南大学的传统国学的教学、研究基地，延续其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的功能。湖南大学的环境幽美，岳麓书院更是湖南大学的精华所在。岳麓书院建院之初就相当重视书院内部环境的打造，力图为传道授业解惑的老师和莘莘学子们营造一个亲近自然、安静优美的精神家园。岳麓书院的古建筑除了讲堂斋舍、藏书、祭祀三大功能性主体建筑群落外，还有许多园林亭台和纪念性建筑。赫曦台 朱张会讲期间，朱熹与张栻相约，登岳麓山顶，观日出，将观日的地方命名为赫曦，张栻修“赫曦台”。赫曦台从建筑

形式上讲为湖南地方戏台，西面两柱上悬挂的对联为“和安利勉而为学；通天地人之为才”是清代进士、湖南巡抚左辅（1751 -1833）撰，意思是说如能融会贯通安（安然自得）、利（利益）、勉（勉强）三种情况，潜心治学，一定能取得成功；作为生徒必须精通天地人的道理，知广识博，才能成就人才。拟兰亭 -汲泉亭 拟兰亭是模仿浙江绍兴西南的兰亭建造的，兰亭因王羲之著名的《兰亭序》而声名远播。在拟兰亭北，有一口水井，水清见底，“可鉴须发”，井上建亭，名曰汲泉亭，内嵌明代著名学生顾璘诗刻。

文泉 位于百泉轩天井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岳麓书院大修，打地基时，挖出一股泉水，命名文泉，意为文如泉涌，亦喻岳麓文教有如泉水一样源远流长。

麓山寺碑亭 位于园林南侧，亭内就是“麓山寺碑”。它是现存时间最早、价值最高的碑刻，由唐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篆刻家李邕亲自撰文、书写并镌刻，文、书、刻三者俱佳，故有“三绝碑”之称，详细记录了麓山寺的历史沿革。

时务轩 是为纪念清末维新学派创办的时务学堂而建的纪念性建筑，位于书院园林内，嵌梁启超手书“时务学堂故址”碑，轩前挂有梁启超撰书的对联“胸蟠字美千间夏；气压元龙百尺楼”，全联在于劝诫人们在天下危机之际，应该心系国家、胸怀天下，切不可为自己的蝇头小利虚度一生。园林碑廊 刊历代碑刻41块，这些碑文撰文者或为著名的文学家，或为书院山长，或为地方官员，反映了历代岳麓书院的建设过程，他们本身在历史上都有较大的影响，这就使得这些碑刻显示出更为广泛的社会价值。

自卑亭 位于书院东面建有供行人歇脚之用的自卑亭，亭名出自《中庸》，“君子之道，辟如远行，必自迩；辟如登山，必自卑”。它所揭示的是人们实现自身价值过程的普遍真理。登山也好，道德修养也好，治学、立业也好，都必须从低处着手，一步一个脚印，才能最后达到峰巅，任何一蹴而就是不可能的。

爱晚亭 出岳麓书院后门，沿石径上行200米，便是爱晚亭。它的出处是唐代诗人杜牧《山行》“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玉二月花”爱晚亭在我国亭台建筑中影响甚大，堪称亭台之中的经典建筑。毛泽东青年时代在第一师范求学，常与罗学瓒、张昆弟等人一起到岳麓书院，与蔡和森聚会于爱晚亭下，纵谈时局，探求真理。现爱晚亭匾，就是毛主席亲笔手书制成。

岳麓书院的园林彼具特色，东面为高墙俊宇，南面筑有亭楼轩阁，北面临水筑有百泉轩，南、西、北以长廊萦绕，迂回曲折，跌宕有致。墙上嵌有碑刻，设有花墙漏窗。四面相围，巧妙地组成了一个“小家碧玉”的闭合空间。园林的中部以水池为中心，由西向东呈梯形分布引山涧清泉穿行其中。池内遍种睡莲，蓄有游鱼。环池缀以花草、树木、拙石。筑有石桥，流水泻于桥下，声似琴笙。岳麓书院著名的景点有八处，分别为柳塘烟晓、桃坞烘霞、风荷晚稥、桐荫别径、花墩坐月、碧沼观鱼、竹林冬翠、曲涧鸣泉。

柳塘烟晓

四、山长掌教

山长，即书院教学行政的主持者，从字义上讲，“山长”有山中长老的尊敬之意。因当时书院聘请掌教之人，大多是学行兼优，居山林而不做官或做官退休后的知名学人，加之书院多依山林，择胜地而建，故有此名。山长是每个书院的文化象征和精神支柱，正是他们对文化传承近乎宗教式的虔诚，使得原本辟于山林草莽的书院成了一方方文化热土；正是他们独特的人格魅力和渊博的学识吸引了四方求知若渴的学子，塑造了书院特有的文化品格和精神风貌。在中国文化史、教育史上，传诵千古的书院无一不留驻着无数影响甚大的学术大师的足迹，朱熹主白鹿(江西九江庐山五老峰南麓)，二程（程颢、程颐)执嵩阳（河南登封）、范仲淹掌应天（河南商丘市睢阳区）、顾宽成讲东林（江苏省无锡市）、陆九渊创象山（江西省贵溪市）。一代代大师们的文化精神，支撑着一座座文化庭院，从此，庭院也弥漫着厚重的文化气息，涤荡着每一位后来者的浮躁灵魂。

岳麓书院有据可考的山长有55位。周式为岳麓书院志载第一位山长，他学行兼善，尤以行义著称。在他掌教期间，扩建斋舍，广揽才俊，是岳麓书院在北宋最繁荣的阶段，很快就发展到教授数百人，可见当时的办学规模已大大扩展。周式因办学成绩卓著，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宋真宗亲自在便殿召见周式。真宗任命他为国子监主簿，留在宫中讲学，但他无心留在朝廷做官，坚持要回岳麓执教。真宗为其精神所动，只得答应他的回山请求，赐给他对衣鞍马，内府书籍，并书“岳麓书院”匾额。自此书院始闻于天下，成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

张栻（1131-1180）是南宋著名学者，和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他有自己完整的教育思想，认为教育不应当只为科举利䘵服务，应当传道而斯民。张栻的贡献在于使湖湘学说在岳麓书院扎根，形成了一个较大规模的理学派别，为岳麓书院在中国学术界确定了显著地位，同时又因与朱熹相会于岳麓，开创了书院会讲的先河。

王文清（1688-1779）享年91岁，是岳麓书院最长寿的一位山长，曾手定《岳麓书院学规》，治学严谨，门下有成就的学生多达400余人，也是最有名望的山长之一，还是著名的经史学家，与王夫之，王闿运、王先谦四人并称为清代湖南“四王”。

罗典（1719-1808），历任山长时间长达27年，罗氏学问广博，品行兼优，老成宿望，培养了大批人才，肄业人数3倍于清廷规定的数目，他还对岳麓书院进行了改造建设，修建了岳麓八景，在书院历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欧阳厚均（1766-1846）既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又任山长27年之久，弟子数以万计，备受朝廷嘉奖。

王先谦（1742-1917），湖南四王之一，光绪二十年（1894年）起任院长，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书院改学堂止，是最后一位山长。他的学术成就甚大，人称巨儒，著书满屋，学子无数。人因院名，院以人重，山长是书院的灵魂，书院是山长的寄托，二者共载史册，名垂千古。

五、授业解惑

“讲于堂，习于斋”是岳麓书院讲学的基本规制。书院初创时即有讲堂五间，斋舍五十二间，具备了讲学规模。因为凝聚了一代代读书人的梦想，在历经了一千多年历史风雨的剥蚀后，仍然顽强地延续下来，一代代皇朝建立而又瓦解，一门门豪族兴起而又衰落，但是，这个典雅的庭院七毁七建，保留了下来，即古老又常新。千多年来无论是影响深远的朱张会讲，还是其他大师开坛设讲，抑或是日常的讲学、研习，就都在这些讲堂斋舍里井然有序地完成；博大深沉的湖湘文化，叱诧风云的湖湘人物就在这些堂舍里养成、状大。如今这些斋舍虽历经沧桑，我们仍能感受到往日书院讲学研习的辉煌。

岳麓书院讲学的方式有多种。每逢朔（初一）望(十五)开讲时，山长和副讲先是率众拜谒圣殿（文庙），然后山长和副讲登上讲坛，正襟而坐，接受学生拱手行礼，服务生上茶，鸣讲鼓后，老师开讲，主讲副讲各讲经书一章，以示学者，并布置作业，申明规约。老师讲完后，服务生进茶，学生行礼如仪拱手谢师。在这种严格的讲学程式中，师道之尊是非常突显的，而学生对待知识也是非常虔诚的。这种讲学方式一般只有朔望吉日才行。也有山长每日均有讲学活动，并倡导自由讨论。清康熙年间，山长李文炤制定的《岳麓书院学规》载：“每日讲经书一通。夫既对圣贤之意，则不敢亵慢，务宜各顶冠束带，端坐辩难。有不明处，反复推辩。或炤所不晓者，即烦札记，以待四方高明者共相质证，不可质疑于胸中也”。我们可以看出，这里的讲学老师已经不是学术权威的象征，学生也不再被动接受知识，师生之间有种轻松、平等的学习氛围，能够踊跃发言、自由辩论、各抒己见。书院之所以能独立于官学、私学以外，历经千年而不衰，很重要的一点，就在于自由讲学给它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回想自己八十年代上大学时，学校里经常贴出海报，邀请校内外的专家教授晚上进行专题讲座，听讲的师生是自愿参加的，若听讲者众多，听的津津有味，结束后踊跃提问、与授课者互动，则老师的成就感油然而生，这种氛围与岳麓书院的讲学场景何其相似。

使书院富有魅力的除了平日的自由讲学之外，还有不定期的会讲制度。所谓会讲，就是邀请全国不同学派有影响的学者来书院讨论学术和会同讲学。岳麓书院历史上有多次学术大师会讲活动。其中影响最深远的是南宋乾道三年（1167年）的朱张会讲。是年八月，朱熹从福建崇安出发，行程3000余里来到岳麓书院。在近两个月的时间里，朱张朝夕晤谈，两位理学大师虽然学派不同，理念有异，但这丝毫影响不了彼此之间惺惺相惜的感情和友谊，他们讨论了许多深奥的学术问题，并同时登坛讲学。朱熹与张拭两人身处中国学术文化最前列的大师，因而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这就是时人描绘的“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的盛况。朱张会讲之后，岳麓书院名震天下，慕名而来的文人雅士络绎不绝，弦诵之声洋溢于衡峰湘水。由此可见，会讲对书院教育影响之深远。

张栻在主教岳麓书院之后，除了继续实现其教育功能外，又使它增加了学术研究的功能。在教学过程中，张栻和学生一起讨论学术上重要的、疑难的问题，从而推动学术研究的深入。其他不同学派的学术大师也在书院开展学术交流讨论。岳麓书院的这一系列特色，使它能够迅速成为闻名全国的学术基地，为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创造了条件。湖湘士子闻风，纷纷来此研习理学，并发展到了它的全盛时期。理学是一种哲学化的儒学，理学思潮和书院制度的密切结合，使以儒家伦理为核心，并吸收佛道两教宇宙论和思辩方法的理论体系逐步完善，岳麓书院的办学规模、成就和影响进一步扩大。

六、惟楚有才

岳麓书院大门两旁悬挂的“惟楚有才 于斯为盛”，相传是清代嘉庆年间，书院进行大修完工后，门人请山长袁名曜撰写对联，山长以“惟楚有才”嘱众生应对，众人苦思不得其果，贡生张中阶至，脱口答曰“于斯为盛”。“惟楚有才”多被后人误解为只有楚国（特指湖南）有人才，其实这里的唯字只是语气词，联为流水对，意思是说楚国人才众多，而书院尤为兴盛。这副对联，正是岳麓书院一千多年来人才辈出的真实写照。

早在南宋初期，书院就形成了当时理学中较为兴盛的湖湘学派，出现了以张拭为代表的湖湘学派人才群体。

明清之际，杰出的思想家王夫之也出身岳麓。王夫之（1619——1692），湖南衡阳人，因晚年筑室于家乡石船山下潜心著述，故人称船山先生。岳麓书院就学期间，老师吴道行教以湖湘家学，传授朱张之道，较早地影响了王夫之的思想，形成了王夫之湖湘学统中的济世救民的基本脉络。清顺治五年（1648年），举兵抗清失败后，为躲避统治者的追捕，隐居山林，写下了“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的诗句（儒家的学说需要我打开新的局面，我的生命微不足道，可任由老天把我活埋了）。，表明了他大义凛然的气节及对中华文化继往开来的责任感。后回到家乡石船山搭草房而居 ，撰写了许多重要的学术著作，成为中国哲学史上的宏儒硕学。

晚清以后，这里涌现出了众多人才群体，其中最著名的有鸦片战争前后出现的以陶澍、魏源为主体的政治改良派人才群体，咸丰、同治年间出现的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为主体的“中兴将相”人才群体，戊戌变法期间出现的以谭嗣同、唐才常为代表的维新变法派人才群体，变法失败后以蔡锷、陈天华、程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人才群体。

1916——1919年间，青年毛泽东数次寓居岳麓书院半学斋，从事革命活动，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此后，大雅之堂岳麓师生投身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中去，如蔡和森、邓中夏、何叔衡、李达、谢觉哉、周小舟等等，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
的影响。

故人已逝，人才常新。走出岳麓书院，再看大门两壁悬挂的对联“治无古今，育才是急，莫漫四海潮流千秋讲院； 学有因革，通变为雄，试忖度朱张意气毛蔡风神。”它是对千年学府文化底蕴的最好诠释。治理国家无论是古代还是今天，急迫的任务是培养人才，切不可忽视世界历史潮流和千年学府的讲学传统；治学要掌握传承和革新的辩证关系，把握如何变化才是英雄人物，试想一想，朱熹与张拭的治学精神、毛泽东与蔡和森的经世风格，不是很值得我们后人思考和学习吗？

2021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