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雨：潜伏敌营15载，汪伪核心的“窃听器”，一路干到军统少将

没有硝烟的战场，往往才是最可怕的，尤其是执行潜伏任务，稍有不慎就会命丧敌手。然而有一位传奇特工，身在敌营十五载，刘少奇称赞他：你一个人抵得过三个师，你是个奇迹！

他就是传奇特工李时雨，绰号：窃听器。

1908年，李时雨出生在黑龙江省巴彦县万发镇宏新村一个大地主家庭，从小家境优渥。当时父母给他起名为李亭芳。

李时雨有两个天赋，一个是智商高，脑子聪明，再加上勤奋努力，成绩一直特别好；另外一个就是重感情，善交际，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情商高。

八岁的李时雨被家中长辈送到私塾中学习，而他当时最喜欢看的书就是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而在这部著作中，他最喜欢的角色之一就是“及时雨宋江”。他感觉李亭芳这个名字太过秀气，于是根据自己的性格偏好，模仿宋江的绰号“及时雨”，改名为李时雨。

李时雨从小的成绩就非常好。可是在学习期间，李时雨的祖父去世，原本就不同意李时雨读书的父母更是变本加厉，甚至还不给他学费，因此，李时雨还辍学了一段时间，后来还是在其他人的劝告下，父母才同意继续让李时雨读书。

1926年，李时雨考上了南开大学，接着又直接考入了国立北京政法大学。在校期间，他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多次参加党内的革命活动，屡次立功。

1934年，李时雨大学毕业，他这位法学院的青年才俊，没有去做和自己专业相关的工作，而是毫不犹豫地接受组织委派，做一个插入敌人内部的“窃听器”。

而他很快便接到了自己的第一个任务。

时任市委组织部长林枫找到李时雨，商议派他潜伏到东北军内部，为党组织获得情报并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李时雨于是找到了同乡好友张学孟，张学孟曾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回国内到东北军参军，此时已经担任张学良公馆警卫室主任。

经张学孟举荐，李时雨来到西安进入西北“剿总”第四处，任中尉办事员，并且住到了金家巷5号张公馆，由此开始了职业特工生涯。

当时受周恩来直接领导的西安地下党的领导人刘宇新与李时雨接上关系，他交给李时雨两个主要任务，一个是了解东北军的基本情况，第二个是做张学良公馆内警卫人员及“剿总”各厅处人员的工作，向他们宣传抗日救国思想，利用大家思想的情绪，鼓励官兵打回东北老家去。

因为李时雨说的就是东北话，大家听起来很亲切，那些张公馆的工作人员都希望张学良能够带着他们打回东北去，李时雨趁机跟他们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间接影响力了张学良的思维。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西安事变，逼迫蒋介石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一致抗日。虽然西安事变达到了预期效果，但在护送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张学良便立刻被扣押起来。群龙无首，张学良不在，东北军又该何去何从？

1937年6月，经历了几个月的混乱分裂状态后，东北军被整编改组，成立绥靖公署，而李时雨也没有必要继续待在这里了。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李时雨被派到天津，以天津法院检察官的身份，从事北平和天津两地的地下情报工作，由何松亭直接领导。

1939年抗日战争已经是相持阶段，日本对中国的政策也有了变化，准备以华制华，汪精卫就是他们选定的目标，在日本的拉拢下，汪精卫叛变革命投敌，建立了伪政权。

组织趁着他们召开全国人民大会的机会，经过运作，将李时雨伪装成国民政府北方的代表出席会议。在会议上，李时雨口若悬河，表现突出，说一些很有见地的言论，受到汪精卫等人的注意，在会议结束后，他直接被任命为汪伪政府的立法委员，就这样他顺利的进入了汪伪政府担任要职。由于他特意的交好上级，处事圆滑，在汪伪政府混得如鱼得水。

李时雨理论扎实，逻辑严密，工作能力非常出色，很快在南京立法委打开了局面，还得到了大汉奸陈公博的青睐。后来陈公博担任上海市长，李时雨以党部委员兼秘书长的身份亦前往上海。

为了支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作战，日伪加紧了对新四军的围剿工作。陈公博很多时候无暇处理公务，常交由李时雨处理。因此日伪每次发动对新四军的围剿，其作战计划不出一天，就会出现在新四军指挥部的案头。最后的结果是日寇的围剿要么是跑到乡下扑个空，要么就是误入新四军的包围圈，搞得狼狈不堪。

在1943年，陈毅在总结反抗日军“清乡”行动的会议上，提到了李时雨的情报，表示：“这一情报起码帮助我们增添了一个师的兵力。”

1945年10月，蒋介石政府军统局局长、特务头子戴笠率队乘虚而入，开始接收上海。

在余祥琴的引荐下，李时雨顺利“打进”军统，成为军统少将。几天后，军统头子戴笠来到上海，还特别举行了一场“上海办事处纪念周会”。会上戴笠特别问起李时雨，并对他说：“李时雨，我听说过你，你很能干，在汪伪政府为党国大业做了很多工作，我代表军统欢迎你的加入。”

李时雨连忙端起酒杯，谦虚地说：“还是戴先生领导有功，以后还希望您多多关照。”

军统上海区军法处处长沈维汉因为与余祥琴矛盾很深，便逐个排查其身边人，逐渐发现李时雨的弟弟和妻子在日军占领时期，曾经因共产党抗日嫌疑而被捕过，而余祥琴的档案中也没有派遣李时雨打入汪伪中央的相关记录，沈维汉立即向正在北平搞“接收”的戴笠发去密电，请示逮捕李时雨。而戴笠认为李时雨是内部争权夺利的牺牲品，不可能是共产党；况且他入军统后卓有建树，不同意逮捕。但不巧的是，戴笠于1946年3月17日由北平返回上海转南京途中坠机身亡。戴笠死后，军统内部相互倾轧更为加剧。督查处和军法处开始对李时雨暗中侦察，随后将其逮捕关押在上海南市的军统看守所。

在这里，军统特务对李时雨进行残酷逼供，用“压杠子”、灌凉水等酷刑拷打了两天两夜，但是早有心理准备的李时雨始终矢口否认，拒绝在审讯笔录上签字，甚至破口大骂：“八年来你们躲到重庆，不打日本鬼子，今天来迫害我这同敌人艰苦斗争的地下工作人员，真是丧尽天良！”特务们见硬的不行就耍阴谋诡计，指使人员假扮共党嫌疑犯与李时雨套近乎，但这欺骗不了老练的李时雨，他反而以国民党地下工作者的身份与特务巧妙周旋，时不时给对方来一次抗日爱国的思想教育。就这样折腾了3个多月，军统特务查不出任何李时雨是共产党的线索，只好将其投入提篮桥监狱继续关押。由于军统对共产党案件穷凶极恶，最终指使法院以“汉奸”罪名判处李时雨7年6个月有期徒刑。其间，党组织和同志们多次营救而未果，但狱中的李时雨受到莫大鼓舞，始终抱定革命和人民必胜的信念，在狱中等待回归党组织怀抱的一天。

1949年2月李时雨终被取保释放。他出狱后很快与张执一接上了关系，根据党组织的指示，李时雨以上海汇中企业公司副总经理的名义继续从事情报工作。李时雨往来于国民党军警机关之中，婉转宣传我党政策，正告他们要保护一切公共资料和卷宗档案。李时雨的活动引起了上海公安局局长、军统头子毛森的注意，曾派特务进行盯梢。张执一再次决定李时雨撤出上海，并送来接关系的信件和路费。

李时雨取道香港与先期转移到北平的妻子孙静云会合，将中共驻香港办事处提供的情报资料转交军管会。由此，这位在魔窟里战斗了15年的共产党员，公开了自己的身份，穿上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装。他激动地赋诗曰：“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