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悲壮的历史事件，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在经历千难万险之后的历史性转折。 宁夏的西吉、同心，是红军长征三大主力会师的重要地区之一，也是宁夏地方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征，是艰辛的； 会师，同样凝聚着革命先辈们的鲜血和汗水。
红军西征为红军会师打通了地域空间
红军西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北上的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会师扫除障碍，开辟会师的地域空间。 西征之初，毛泽东就电告红军第二、四方面军，借有利时机或出甘肃、或出青海，由红军第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方向接迎。 红军第二、四方面军北上和红军西征打通的地域空间，使得国民党蒋介石非常惊恐。 蒋介石此时调大军围剿，要将红军各部队隔开，将红军与张学良的东北军隔开，将红军与苏联隔开。 同时，再加上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举动，给红军会师带来了更大困难。
1936年 7月下旬，蒋介石调集 5个军的兵力，不但进攻陕甘宁边区，而且集结甘肃、宁夏的兵力围剿西征的西方野战军，同时部署王均、毛炳文等部专力阻拦红军第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 追击、堵截红军北上的是驻甘肃绥靖主任朱绍良指挥的国民
党各军，分 4路堵截，阻止红军北上。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野战军全力以赴，充分利用西征开辟的苏区和路线向西南推进，迎接红军第二、四方面军北上。
迎接红军北上
1936年 8月以后，西方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转入休整。 1936年 8月 1日，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在固原县七营镇举行庆祝建军 9周年联欢晚会。 清水河边的滩地上，搭建了一个活动舞台，部队官兵和当地群众都坐在台前，观看红一军团红军剧社的文艺演出。 演出间隙，观众提议要军团政治部主任邓小平出一个节目。 伴随着热烈的掌声，邓小平走上舞台，用法语演唱了法国的名曲《马赛曲》。
1936年 8月底，当红军第二、四方面军离开甘南北上时，西方野战军由豫旺堡向西南挺进，有目的的向西（安）兰（州）公路靠近，以便策应红军第二、四方面军北上，迅速控制了中宁至固原大道以西、海原以东的地区，以军容整齐、士气旺盛的态势活动于固原、海原地区，迎接红军会师。
1936年 9月 1日，彭德怀司令员率西征红军总部由豫旺堡向固原以北转移。 1936年 9月 4日，进驻吊堡子（同心县羊路乡）。 1936年 9月 5日，在吊堡子召开团以上干部大会，西方野战军的主要领导彭德怀、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等都参加了会议； 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还专程从陕北瓦窑堡赶来，为大会传达了中共中央关于当前形势和红军行动的重要指示精神。 彭德怀司令员讲了当前的主要任务，强调了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的贯彻执行，要求积极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这次大会，实际上是迎接红军第二、四方面军北上，三大主力会师的开始。
会后，西征红军分两路向西南推进。 右路军从同心城、王家团庄一带出发，向海原兴仁方向推进，占领了甘肃靖远县打拉池，目的是保证右翼安全。 左路军则沿着吊堡子、七营向南推进。 此外，还由红一师的陈赓、杨勇部与红一军团直属骑兵团组成一个特别支队，由聂荣臻指挥，类似于中路军，直接进入隆德、静宁地区，要在迎接红军第二、四方面军的同时，完成三大主力会师的左翼安全任务。 特别支队行进的路线，基本是沿清水河谷南行，在海原以南的郑旗堡，还与马鸿宾的部队有过交锋，击溃了马部的 3个营。 1936年 9月 14日，占领现在的西吉县硝河城、将台堡，这里当时属于隆德县管辖。 位于甘肃静宁与会宁两县之间的界石铺，是当时很重要的战略位置，中央也看重这里，在给西征野战军的电文里明确指出：要 “确保界石铺始终在我手中 ”，以确保控制静宁与会宁两县的主动权。 缘此， 1936年9月 18日，特别支队就占领了界石铺。
同时，左路军在向南推进的过程中，也与国民党的军队有过交锋。 1936年 9月 16日，红一军团与红十五军团的一部分，在海原县韩府湾地区（固原以北）歼灭了国民党第六师的一部分，击溃了国民党三十五师两个营。 同时，红一方面军主力也在固原县七营一带歼灭了国民党骑兵第六师的一部分，推进顺利。
会宁胜利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分别在甘肃会宁县城和宁夏西吉县将台堡举行。
会宁城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大会师。
1936年 9月 30日，西方野战军左、右纵队，向会宁、通渭一线推进。 红十五军团骑兵团长距离连续行军 150多公里，一举袭击攻取会宁县城。 红十五军团七十三师等部队，离开同心县王家团庄后西进，经海原、干盐池、打拉池等地，目的是配合骑兵团夺取会宁，在会宁城外击退了企图占领会宁城的胡宗南部。 这一时期，打拉池是一个热点。 1936年 10月 4日，彭德怀的西方野战军总部进驻打拉池； 随后，徐海东、程子华的十五军团也进入打拉池。 1936年 10月 5日，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占领通渭城。 至此，会宁、静宁、通渭三县城均为红军控制，有了这个三角地带的空间，就为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主力在会宁城的会师奠定了基础。
1936年 10月 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到达甘肃静宁县的界石铺。 第二天，朱德、张国焘等领导和红四方面军的指挥部一同抵达会宁县。 1936年 10月 10日，红一、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在会宁县城文庙前举行联欢庆祝大会，久别重逢的红军兄弟们，在经历了艰难困苦的人生体验之后回归到一起，群情激奋，欢呼声穿越了会宁古城。 多少人热泪盈眶，多少人拥抱高呼。 庆祝大会上还宣读了中央发来的热情洋溢的贺电。
红军西征过程中，多次提到打拉池城。
打拉池，是一处古城，在海原县西安乡以西 80里的地方，曾隶属于海原县管辖。 筑于北宋，起初叫 “打罗城 ”，后来改为 “怀戎堡 ”。 明代宪宗成化九年（ 1473），曾增筑打喇赤堡，东门为“定远 ”，西门为 “得胜 ”。 打拉池城地势低洼，周围群山起伏，地形特殊，在军事防御方面，是一处要塞。 民国 9年（1920）海原遭遇特大地震后，打拉池古城被毁，后再无修建。 虽然是座坍塌的古城，但它的军事战略意义仍在，因此，红军西征时仍很重视这里。
1936年 10月 20日，红军总部和红军第四军等部队撤离会宁县城，向打拉池、海原方向推进。 1936年 10月 23日到达打拉池后，朱德、张国焘与等候在这里的彭德怀司令员会面。 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在打拉池城外的一块平地上也举行了联欢大会。 张国焘、朱德、徐海东等都讲了话，两个方面军的剧社还表演了文艺节目。 联欢会进行的过程中，歌声、笑声、欢呼声，回荡在历史悠久的打拉池古城的上空。
在打拉池城下，除了红军第一、四方面军大联欢外，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商讨 “宁夏战役 ”的计划。 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徐海东等都参加了这次重要会议。
在制订 “宁夏战役 ”前，还有一个 “海打战役 ”。 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集打拉池城下，与先定准备的 “海打战役 ”有密切关系。 1936年 10月 28日，中共中央致电全军，一方面同意 1936109 年 10月 27日 5时朱德、张国焘致徐向前、陈昌浩电，一方面部署海原、打拉池战役（称海打战役），任命彭德怀为前线总指挥兼政治委员。 由于张国焘违抗中央命令，擅自将担任钳制、阻击毛炳文任务的第四、第三十一军撤往同心，从而敞开了海打战役的左翼战线，使毛炳文、胡宗南两部得以合拢，海打战役被迫终止，同时还殃及宁夏战役的实施。
将台堡大会师
将台堡会师，距离会宁会师仅十余天时间。 1936年 10月 22日，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率领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和红二军团抵达现在的宁夏西吉县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主力会合，左权、聂荣臻、邓小平等与贺龙、任弼时、关向应、刘伯承等会面。 红二方面军北进途中，处境艰难，前有国民党胡宗南、毛炳文部堵截，后有王均部追击，是在前后堵截、层层包围、昼夜兼程转战的间隙走过来的。 1936年 10月 19日，红六军团抵达甘肃会宁县老君铺； 1936年 10月 21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和红二军军团进至现在的西吉县滥泥河地区，红三十二军也到了会宁老君铺，脱离了国民党军队的堵截。
1936年 10月 22日上午，红二方面军指挥部、红二军团与红一军团二师在将台堡胜利会师。 与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师一样，面对久别重逢的战友，红军战士们高兴得热泪盈眶，都情不自禁地欢呼起来，拥抱、跳跃，当年经历过将台堡大会师的红二军团四师十二团团长黄新廷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 “……那种情感，真是用语言和文字无法表达的。 ”当时，红二方面军的总指挥部就设在将台堡。 会师地点就在将台堡东边的大场上，会师将士 1万多人汇集在这里，盛大的联欢庆祝会就在这里举行，古老的将台堡墙边的空地上，是一片欢乐的海洋。 至此，在历经艰难困苦和无数次浴血奋战之后，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终于胜利会师。
1936年秋，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将台堡胜利会师后，单家集一带虎虎生气，一派新景象。 1936年 9月 16日，中共静宁县委和县苏维埃政府在单家集成立，县委书记为蒲耕锺，政府主席为马云清（ 1891～1970），是单家集回民。 县辖 10个苏维埃基层政权，其中平峰镇、公易镇、兴隆镇、单家集属于现在的西吉县管辖。 当时，红军十分重视回族人民自决的要求，马云清还兼任单家集苏维埃自治政府主席。 期间，马云清积极配合红军向回汉人民宣传革命道理，宣传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主张和民族政策，还为红军筹粮筹款，做了不少随军服务的工作。 红军离开将台堡时，给马云清送了四条屏，称赞他的功绩： “筹备军需，广招信敏，供给粮秣，德语才能。 ”
1936年 9月 23日，红军第二方面军所属红六军团的 1800多名将士，在团参谋长彭绍辉、十八师师长刘转连的率领下，到达西吉县兴隆镇，与前来迎候的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一师胜利会合，同样举行了盛大的联欢大会。
至此，红军三大主力全部胜利会师。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毛泽东在给刘少奇的信中通报了这一喜讯： “三个方面军已全部在西兰大道会合。 ”为策应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会师，西方野战军在宁夏境内进行过多次较大的作战行动并取得胜利，如盐池战斗、王家团庄战斗、下马关战斗、红城水战斗、七营战斗等，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扫清了障碍，三大主力得以胜利会师。
同心城下会聚三军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红军三军会聚同心，是红军长征、西征结束后留在宁夏最辉煌灿烂的一笔。 同心城，原本叫 “半个城 ”，因有了三军大聚会，才有了同心城的名字。
首先，是因为红军西征开辟的这块热土，为红军三军会聚提供了新的历史空间。 其次，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建立，充分发动了群众，尤其是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的宣传，鼓舞了回族青年积极参加红军，有了良好的群众基础。 第三，红军三军会聚同心，与即将实施的山城堡战役有着必然的联系。 缘此，同心城西边河滩上雄壮的一幕，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
1936年 11月 12日，朱德率领的红军总部，彭德怀率领的前敌总指挥部到达同心城，与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一起，在城西的河滩上召开了军民万人联欢大会。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是先后在会宁县城、西吉县将台堡完成的。 但三军主力和红军领导人汇集于一地，这是第一次。 联欢大会上，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主席马和福致欢迎词，也对共产党和红军表示衷心的感谢。 之后，朱德总司令也讲了话，他首先感谢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对红军的亲切师慰问和热烈的欢迎，也讲了要加强团结，创建大西北革命根据地的大好前景。 彭德怀也讲了话。
同心城的名字，也曾伴随过傅连与陈真仁夫妇的新婚大喜，从而增添了同心城里的故事。 傅连（1894～1968），原名傅日新，福建省长汀县人，医学家。 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新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奠基人、创始人之一，是新中国成立之初唯一一位医疗将军，从没统兵打过仗的开国将军之一。 1936年 11月，红军总部随军到了宁夏同心城，傅连时任中央红色医院院长兼红色医务学校校长，中华苏维埃国家医院院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卫生部第一副部长，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副部长。 在红军长征途中，他以高明的医术保证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王树声、邵式平等大批中央领导和广大战士的健康，在军中有 “红色华佗”的美誉。
傅连瞕的夫人陈真仁写过一篇《同心城里结同心》的回忆文章，写他们在同心城举行婚礼的经历。 当时傅连向组织写了一个结婚的报告，朱总司令批准了。 他说： “同心城这个名字好，你们就在同心城举行婚礼吧！ ”举行婚礼的那天，朱总司令还特地送来两只羊。 婚礼隆重，宴席丰盛，在长征路上那样的条件就已经很好了。 朱总司令不但参加婚礼，还讲了话。 马海德医生路过同心，听到他们举行婚礼，也来祝贺。 在陈真仁的文章里，他们在同心城举行的婚礼充满着喜庆，有着难忘的纪念意义。
70多年过去了，在中国革命的历程中，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史上，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聚同心城，都是永载史册的一次盛会。 这次会聚之后，红军的主力东进，与随之而来的山城堡战役、“西安事变”紧密地连在一起。
毛泽东眼中的宁夏与“宁夏战役”
红军第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在打拉池这个地方，朱德、张国焘、彭德怀、徐海东等领导，根据当时的形势，已着手 “宁夏战役 ”计划。
红军西征推进很快，宁夏盐池、豫旺、下马关、同心等地皆成为新苏区的地域，向南已达固原的七营、黑城、杨郎一线。 这个时候毛泽东考虑如何打通苏联的通道，在西北地区有两条：一是宁夏及绥远西，是捷径； 一是河西走廊，但路途遥远。 他还是倾向于在宁夏作文章，如果外蒙古能出兵策应并解送军械，又有渡河作战条件，则出宁夏最为有利。 但这样做的前提是必须要坚决打击马鸿逵部，进占灵武、金积、海原、固原，外围延及甘肃靖远地区。 尤其是占据宁夏后，可解决当时红军财政费用与粮食供给问题， “天下黄河富宁夏”，宁夏是粮仓。 特殊时期 “宁夏战役 ”的计划，就是毛泽东占领宁夏、打通国际通道战略思想的体现。 为此，还专门成立了宁夏工作委员会。
在毛泽东眼里，红军西征向甘肃西部发展，重点在宁夏。 因为宁夏是陕、甘、宁、青、绥，以及内蒙古、外蒙古，即整个大西北的枢纽。 从自然地理环境看，宁夏气候比绥远、青海、陕甘北部都好，而且是产粮的地区，在西北最为富庶。 “夺取宁夏，打通苏联，不论在红军发展史上，在全国统一战线上，在西北新局面上，在作战上，都是决定的一环。 ”缘此，便有了中共中央、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 1936年 10月 11日下达的 “宁夏战役 ”的作战纲领的出台，要求各方面军作好渡河和攻击宁夏的准备。 10天后，西征前线总指挥彭德怀就宁夏战役的部署致电毛泽东，提出战役分两步进行：第一步以红一方面军主力占领黄河沿岸，以红四方面军的一部分进攻宁夏中卫与贺兰山外围的定远营（阿拉善左旗）等各个战略要点，牵制马鸿逵部，并于 11月 10日完成一切攻宁准备。 第二步渡过黄河控制宁夏门户，适时攻占宁夏省会银川。 宁夏战役的意图，是集中三个方面军的主力向北发展，在西兰大道以北，黄河以东，同心以南，环县、下马关以西消灭来犯的国民党军队，以巩固和扩大西北根据地。
宁夏战役的部署，从时间上看，与国民党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等部由南向北推进，近乎是在同时。 北面沿黄河一线又布防有国民党邓宝珊、马鸿逵等部，西征红军则处在南北两敌夹击之间，形势不断发生变化，影响着宁夏战役的实施。 由于国民党军陆续向靖远、打拉池、中卫等地进攻，隔断红军主力与河西部队的联系，攻取宁夏战役的计划被迫停止，红军主力又向东转移。
由于各种军事对垒上的突变关系，宁夏战役的部署被迫停止。 但从历史的角度审视，红军西征开辟了广大根据地，在宁夏大地上创建了多处苏维埃政权； 西征打通了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会师的通道，凝聚了抗日力量； 西征延伸了红军与东北军的关系，团结了抗日力量。 这些重大历史意义，从表象上集中体现在此后不久的山城堡战役上； 更深层的意义——形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宁夏战役虽然未能最后实现，但现实意义重大。
红军西征在宁夏建立的苏维埃政权，除了豫旺、盐池、静宁、豫海外，还有一个固北县。 1936年 7月，中共陕甘宁省委在西征红军地方工作团的协助下，在甘肃环县和宁夏固原县交界的地方建立了固北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海忠（未到任）。 固原辖境，主要是现在彭阳县草庙乡一带，当时在这里还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和游击区。 1936年 9月，成立了固北县委，慕纯农任书记，在草庙乡建立了“抗敌后援会”。 1937年 9月，撤销固北县，合并到环县。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原已部署的宁夏战役由于国民党军队胡宗南、毛炳文、王均、关麟征诸部的堵截，已无法执行。 但历史又奇迹般地发生转折，随着红军主力的向东转移，国民党军队的步步紧逼，主战场也由西向东转移，时空的变幻却生成了影响深远的“山城堡战役”。
山城堡战役：长征的最后一战
甘肃环县的河连湾，斯诺说它“是个神奇的小山村”。 因为共和国的开国元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邓小平等都在这里曾经生活和工作过。 1936年 7月至 1937年 9月，陕甘宁堡省委、省政府的所在地就在河连湾。 1936年 11月 20日，山城战斗的命令就是从这里发出的。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对国民党在西北地区的统治造成严重威胁。 一直千方百计围追堵截红军的蒋介石，也甚为恐慌，调集几十万大军，企图将红军在西北地区一举歼灭，为此还赶到西安亲自督战。 1936年 10月底，红军各部由打拉池、海原地区逐次东移，至 1936年 11月 15日，分别进至萌城、甜水堡、豫旺堡以东地区。 此时，东北军第六十七军和骑兵军经红军劝阻，前进缓慢； 敌第三军进占同心城后，也停止前进。 红四军、红三十一军向山城堡推进，在客观上成为诱惑胡宗南部深入的一个原因，胡宗南第一军也仗着装备精良的武器，孤军深入，进至同心县豫旺地区。
面对当时的战局，为打好山城堡这一仗，中央军委命令红军主力向山城堡迅速靠近，寻找战机歼灭敌人，三个方面军都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 山城堡，位于环县以北洪德堡和甜水堡中间地带，这里的地形有利设伏歼敌。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步步近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定在这里歼灭胡宗南一部，以粉碎蒋介石对陕甘宁苏区的进攻。 红军各部向山城堡地区集结时，由于苏区的坚壁清野，胡宗南部的粮食出现了恐慌，屡屡向蒋介石告急。 蒋介石要胡宗南快速占领定边、盐池，以就地解决给养。
实际上在当时，红军也在组织地方群众为军队筹集粮食。 中共中央和西北办事处要求陕甘宁省筹集粮食 33000石（其中 16000石由军队筹集）。 陕甘宁省《关于筹集粮食的批示信》，向各县分配任务。 宁夏境内的盐池县、豫旺县都有任务下达：定边、盐池两县在一起下达，是 5000石； 豫旺县是 700石。 当时明确指出： “粮食的筹集主要从没收土豪地主中完成。 ”陕甘宁省委组织工作团来豫旺、下马关一带发动群众，筹集了大批粮食、蔬菜、麦草、门板等物资送往军部。
1936年 11月上旬，红军主力继续向东转移，尾随的国民党军队已靠近陕甘宁边区的西大门。 中央根据敌我军事态势，决定
在豫旺与洪德之间的山城堡地区打击敌人。 “豫旺、盐池、环县之三角地区最利于我们作战。 ”这是当时中央决定的山城堡战役的最后精神。 1936年 11月 17日，胡宗南的第一军分 3路向定边、盐池推进。 当日上午 11时，红军第四、第三十一军在萌城、甜水堡以西地区击溃敌军中路第一师第二旅，毙伤其 600余人，击落敌机 1架。 1936年 11月 18日，由毛泽东、张国焘、彭德怀等联合署名的《关于粉碎蒋介石进攻的决战动员令》中指出，必须打赢山城堡战役，以此作为胜利的礼物献给苏区人民，将士很受鼓舞。 1936年 11月 19日，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根据中央军委指示，决定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向山城堡孤军冒进的国民党军第七十八师。 他率前敌总指挥部，来到山城堡东南的于家湾勘察地形。 周恩来、任弼时、彭德怀等在山城堡召集参战部队开会，部署兵力，决定在山城堡地区歼灭胡宗南七十八师。 1936年 11月 21日下午，红军迅速对胡宗南部的七十八119 师形成包围，红十五军团和红一军团第二师向山城堡西北之哨马营攻击，断其退路，将其置于红军四面牵制之中。 与此同时，红一军团主力由南向北，红军第三十一军由北向南，红军第四军由东南而西北向山城堡进逼。 红军发起总攻后，发挥近战、夜战的优势和特长，大胆穿插分割，战斗到了深夜，大部分敌人已被消灭，小股溃散于大山之中。 1936年 11月 22日 9时，红军全歼敌人一个多旅。 与此同时，红二十八军在红井子附近击溃了胡宗南派向盐池方向进攻的第一师第一旅，敌人余部仓皇西撤。
胡宗南部遭到沉重打击后，向西撤退。 山城堡战役胜利结束，长征也画上了一个句号。
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结晶，具有历史意义。 它不仅挫败了蒋介石妄图围剿红军的计划，为红军赢得了地域空间，彻底粉碎了长征、西征以来国民党反动派对于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而且迫使国民党停止了对陕甘宁根据地的军事进攻，壮大了红军的声威。 聂荣臻在他的《结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山城堡战役》一文中写道：“这个胜利的战斗是长征的最后一战，也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战。 这一战斗对国内和平和抗日战争的实现，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它是我军在历史伟大转折中的一个重要战斗。 ”同时，巩固了与东北军的统一战线，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和 “逼蒋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盟产生了划时代的作用和影响。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山城堡战役是中国现代军事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山城堡战役的结束，预示着红军西征的结束。 西征的军事行动结束了，但西征的军事意义所形成的深层潜在的历史作用和重大影响，将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终形成继续产生着重大的现实作用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这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新时代的到来，以“西安事变”为转机，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实现，国共共赴国难，中国历史揭开了一个新时代。
红军大会师：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追溯历史，人们都清楚，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是逼迫蒋介石抗战的源起，也是全民抗战的开始。 但“西安事变”的源起，却与红军西征有着内在的必然联系，更是与山城堡战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山城堡战役，有力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共气焰，稳定了西北地区的局势，尤其是陕甘宁根据地。 山城堡战役进一步使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身上看到了抗日的希望。 同时，也促使张学良、杨虎城更加坚定了与中共联合抗日的决心。 “山城堡战役是‘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导火线”是有道理的。
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在他著名的《西行漫记》中写道：“1936年 6月，我的一位中国好友带给我中国西北出现了使人惊讶的政治局面的消息—这后来终于导致蒋介石总司令被扣的惊人事件，扭转了中国历史的潮流。 ”这里，斯诺已经把红军西征、“西安事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内在原因联系在一起了。 山城堡战役的指挥者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谈到山城堡战役时说：“此役虽小，却成为促成西安‘双十二事变’的一个因素。 ”也是说山城堡战役与“西安事变”的关系。 1984年版的《西行漫记》出版时，胡愈之先生在中文重译本序里说：“1936年，中国正酝酿着由长期的反共内战转变为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抗战，而这也就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实际上，也都是在说红军西征与“西安事变”的关系，包括之后所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意义。
今天，我们更加追念那些曾经驰骋在宁夏大地上的红军英雄，也怀念那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身的前辈们。
红军西征与“西安事变”
西征的中枢地区在宁夏。 在此前毛泽东就认为，当前的任务是扩大陕甘宁革命根据地。 西面的甘肃、宁夏地区是无堡垒地区，我军应到这一地区进行外线作战。 西征的目的很明确：为着极力扩大西北抗日根据地并使之巩固； 为着扩大抗日红军； 为着更接近外蒙古和苏联； 为着一切抗日力量的团聚。
宁夏与陕甘宁边区大本营—陕北是连为一体的。 西征时期宁夏南部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东与陕北根据地相连； 南与西兰交通枢纽固原相接； 西可越黄河抵河西，发展的空间很大。 从陕甘宁根据地的开辟与扩大看，无论是以宁夏中南部为中心向南、西、北发展，还是国共进退防御陕甘宁边区，都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同心县外围是交锋的战场，南部是国民党东北军，西部是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北面是独守宁夏的马鸿逵部等。 就是在这样一个围剿堵截的空间中，与红军东征一样，红军西征同样开辟了广大的苏区，建立了豫海回族自治政府等苏维埃政权，唤起了民众，尤其是广大回族群众抗日的决心，凝聚了抗日力量。
红军西征的过程中，接近和争取东北军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毛泽东非常看重这一点。 1936年 5月 18日西征战役命令发布后的第三天，毛泽东在给朱德、张国焘等人的电文里已谈到“红军同东北军合作的情况”，红军与东北军已有一定程度的来往。 1936年 5月 25日，毛泽东等在给朱德、张国焘等人的又一份电文里，在谈到红军第二、四方面军快速北上会师时说： “……至于奉军（东北军），已与秘密约定不加拦阻。 ”实际上，在红军西征过程中，已经伴随着与东北军一定程度上的合作。 1936年 5月 26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等人的电文里又说： “已电张（张学良）让出曲子、环县、洪德城，但一军团应不待张复电即进至元城镇 ……相机占领曲子及其南北一线，惟以不与东北军作战为原则，对马鸿宾（时任国民党西北 “剿总 ”第一路军第四纵队司令兼第三十五师师长）则坚决打击之。 ”可见，西征一开始，红军与东北军已经默契，以示尽量减少正面冲突。 对马鸿逵部是坚决打击的，攻占宁夏是西征的军事目的之一。 同时，对于敢于正面围剿红军的东北军，西征红军还是要教训的。 何柱国部，是国民党军西北 “剿总”所属东北军骑兵军军长，在张学良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时，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指挥东北军步骑兵数师的兵力自庆阳至固原一线向红军进攻。 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文中说： “对何柱国指挥 ‘进剿 ’之全部东北军，宜决定消灭其一部，这样做不会妨碍大局，反有利于大局。 ”其实，何柱国部到宁夏固原一带，也未敢发动全面进攻。
杨虎城的西北军，也是红军西征过程中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争取力量。 西征后期，毛泽东曾致信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总参议杜斌丞，希望他进一步推动杨虎城接受抗日联合战线。 西北地方势力也希望杨虎城能大力斡旋。 杨虎城同意联合战线时，毛泽东表示欢迎，并派人专门拜谒杨虎城。 无论张学良，还是杨虎城，西北军事委员会始终采取统一联合战线的政策。 即抗日是基本指向，在抗日的前提下，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走向联合。 由“西安事变 ”，可以清楚地看出红军西征过程中，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在一步步走近，最终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抗日的问题上，他们的指向是一致的，都是联合抗日旗帜下的共同目标。
红军西征期间，红军第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山城堡战役大捷，为 “西安事变 ”的发生创造和提供了特定历史背景下的地理环境和军事保障，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它的历史意义可以概括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红军西征为红军会师打通了地域空间。 红军西征的目的之一，就是为北上的红军第二、四方面军会师扫除障碍，开辟会师的地域空间。 西征之初，毛泽东就电告红军第二、四方面军，借有利时机或出甘肃，或出青海，由红军第一方面军适时向天水、兰州方向接应。 而蒋介石此时调大军围剿，要将红军隔开，将红军与张学良东北军隔开，将红军与苏联隔开。 同时，再加上张国焘另立中央的举动，给红军会师带来更大困难。 1936年 7月下旬，蒋介石调集各路大军，不但进攻陕甘宁边区，而且围剿西征的西方野战军，同时部署王均、毛炳文等部专力阻拦红军第二、四方面军北上会师。 在这个过程中，西方野战军全力以赴，充分利用西征开辟的苏区和路线向西南推进。 1936年 8月底，当红军第二、四方面军离开甘南北上时，西方野战军由豫旺堡南北向西出动，迅速控制了中宁至固原大道以西、海原以东地区。
1936年 10月 7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与红一方面军部分部队会师。 10月 9日，红四方面军主力抵达会宁城，与红一方面军一军团一师和十五军团七十三师会师。 10月 22日，红军第一、二方面军在今宁夏西吉县将台堡胜利会师。
历时两年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围追堵截聚歼红军的企图彻底破产，给中国共产党人展示了一个新的前景。
第二，山城堡战役是“西安事变”的直接缘由。 面对国民党军队的步步近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定在这里歼灭胡宗南一部，以粉碎蒋介石对陕甘宁苏区的进攻。 1936年 11月 21日下午至次日上午的山城堡战役，以红军的彻底胜利而宣告结束。 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是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结晶，具有历史意义。 它不仅挫败了蒋介石妄图剿灭红军的计划，为红军赢得了地域空间，而且迫使国民党停止了对陕甘宁根据地的军事进攻，壮大了红军的声威。 同时，巩固了与东北军的统一战线，为“西安事变”的发生和“逼蒋抗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结盟产生了划时代的作用和影响。 历时红军长征胜利结束。 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集团围追堵截聚歼红军的企图彻底破产，给中国共产党人展示了一个新的前景。
第三，“西安事变”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追溯历史，人们都清楚，1936年 12月 12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是逼迫蒋介石抗战的源起，也是全民抗战的开始。 但“西安事变”的源起，却与红军西征有着内在的联系，更是与山城堡战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此役有力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反共气焰，稳定了西北地区的局势，尤其是陕甘宁根据地。 山城堡战役进一步使张学良、杨虎城二位将军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身上看到了抗日的希望。 同时，也促使张学良、杨虎城更加坚定了与中共联合抗日的决心。 “山城堡战役是‘西安事变’爆发的直接导火线”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
1936年 12月 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讨论中央关于安事变 ”的通电，毛泽东在作结论时指出： “西安事变 ”，张学良、杨虎城是站在红军的侧面，受红军的影响很大。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是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内涵的。
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战争史上，红军西征在宁夏，前后只有数月时间，持续的时间并不是很长，但这个伟大创举本身，包括它所创造的业绩却在改变着历史。 红军西征，迎接红军第二、四方面军并三大主力会师、山城堡战役、“西安事变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这是一个链条上不同时间内又有密切内在联系的几大环节，它们之间有着深层的联系，有着直接的关系，是那段历史进程中特殊的表现形式。 在交通、地理、生存环境极端困难的西征大地上，面对国民党大军的前追后堵，红军走过来了，并与结成的抗日大军一直走向抗日最前线。 毛泽东高举爱国同胞联合抗日的旗帜，赢得了国民党东北军、西北军的拥戴， “西安事变”的发生，成为现代中国历史进程的转折点。 彭德怀在他的《彭德怀自述》里说：“如果我军当时把王均（国民党围剿红军的一部分）军消灭， ‘西安事变’就可提前。 ”他把红军西征与 “西安事变”的关系说得更为直观。 面对“西安事变 ”，毛泽东审时度势，发表声震中外的声明： “共产党在西安事变中主张和平解决，并为此而作出了种种努力，全系由民族生存的观点出发。 设使内战扩大，张杨长期禁锢蒋氏，则事变的进展徒然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讨伐派。 ”历史已经证实了这一切。
页面更新：2024-0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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