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记录就没有发生？曾经有多遗憾，寻找“记录”的路就有多漫长

我真的不知道，一个人，可以让另一个人怀念如此之久；真的不知道，一个人，可以让另一个人心痛如此之久。

这个人，就是我最亲爱的父亲。

我对父亲的记忆永远停留在我17岁之前，但这丝毫不妨碍我对父亲的人格品质的认识和敬仰。

父亲一生简单而执着、平凡而伟大——在抗战中身负重伤，从敌人的枪林弹雨中得以幸存，却在文革中遭受迫害英年早逝。每每想起父亲，我的心就隐隐作痛，那是一种切肤之痛。原以为少女时失去父爱的痛，经过长大成人、养儿育女会慢慢淡化，可50年来，我对父亲的思念依然如旧。

作者的父亲

2015年纪念中国人民抗战胜利70周年之际，我以一个长久未果的心愿来纪念作为新四军老战士的父亲：了解父亲战争年代所在新四军部队的番号，翻开父亲短暂人生中的一页，领略父亲驰骋疆场、英姿勃勃的风采。
小时候看过一份父亲手写留存的履历草稿，也听父亲给我们讲过战争年代他亲历的故事，只因当时自己年龄小、不谙人事，而且对打仗故事毫无兴趣（宁可听外公讲童话故事），根本没用心思听，还时常嘲笑父亲的宁波口语和口头禅，至于父亲的履历只记得个大概，细枝末节早就忘了。

文革前，父亲担任江苏省民政厅常务副厅长、党组副书记。文革开始后，父亲作为走资派被揪斗，为避免麻烦，家里把很多重要资料包括他的个人履历都处理掉了。万万没想到，父亲去世会那样早，以至在我对父亲战争年代的经历只限于1938年6月参加新四军，1940年10月在黄桥战役中身负重伤后转业到地方工作。打黄桥的战斗倒是听父亲说过多次，他还曾经为我就读的小学校讲述过，那首脍炙人口的歌曲《黄桥烧饼》父亲也常常挂在嘴边。记得电影《东进序曲》放映时，父亲特别激动，他绘声绘色地讲述着电影里的许多情节，“我们就在这里，这里！”那是他亲身经历的啊！

随着父亲离开我越久，我就越想知道父亲更多的人生痕迹。2015年，国家隆重举办的庆祝抗战胜利70周年活动，又勾起我的心事。从2015年8月30日起，我在先生的陪伴下，三次前去父亲原先的工作单位打听情况（已经没有一个当年的老同志了）。

第一次去很难，费了相当口舌才得以进大门，从老干部处转到人事处，按要求把书面申请、本人身份证明一一备齐。其实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想看看父亲档案中入伍所在部队的番号和战斗经历。其间，听说省档案馆可以查阅，就一鼓作气，从厅里直奔青岛路一号省档案馆，出示身份证、经过检查，到了前台，输入父亲名字后被告知：档案是有的，但因其是省管干部，必须由省委组织部门调阅，子女无权查看。我将这个结果又反馈到厅里，一位副处长当即和省委组织部门电话联系，希望两方组织一同去查看，然而直接给挡回来了，理由仍是“子女无权查阅”。

兵分两路。在希望依靠组织的同时，我又调动大脑里一切有关父亲的回忆，想起70年代末父亲的一个老部下凌伯伯从无锡到我家来探望时，曾说过一句话我印象很深：“你父亲和我一起当兵，在一个部队，我比他早参军，但他进步比我快。”具体在哪个部队？我通过凌伯伯所在单位老干处查找到他家的电话。凌伯伯已在2001年去世了，他爱人吴阿姨还健在，也还记得我父亲。她的小儿子正好在家，我便向他了解凌伯伯当年所在部队的情况，他说第二天去父亲单位了解后告诉我。

凌伯伯所在单位是民政厅所属的荣军医院，没想到当天荣军医院的人事部门就给我来了电话，告诉我凌伯伯刚参军时在新四军“江抗”三支队（三路军）。这个消息基本确定父亲刚参军时就在江抗三路军（所在营团不详），但不能确定东进以后父亲是否还和凌伯伯在一起。

天无绝人之路，当我把我所做的这一切告知定居扬州的姐姐时，她给我发来一张相片，说看看是否能从中了解一些蛛丝马迹？

我看到照片特别是看见照片背面父亲的手迹，心中异常激动，记忆的闸门瞬间打开：那是1965父亲年出差带回的旧照，特地去山西路长城照相馆翻拍的，记得父亲说过这是他的老首长，这次出差就是为徐团长的事而去。由此再次断定父亲到苏北后很可能就是编在徐绪奎这个团。1965年，父亲作为省民政厅的常务副厅长去参加徐团长的忠骨火化安葬，不仅仅是因为工作的原因，一定有作为黄桥战役中徐团长部下的感情因素。

接着，更欣喜的是，家兄几经周折找到了父亲早年在苏北行政公署任职时亲笔填写的档案，和我之前找到的资料完全吻合：父亲1938年6月参军，在江抗三路军一营三连；1939年10月，“江抗”“二路”和“五路”合并为“江抗”一团，团长兼政委乔信民、参谋长廖政国，“江抗”“三路”和“四路”合并为“江抗”二团，团长徐绪奎、政委何克希，父亲被编到了“江抗”二团一营二连，1940年10月，父亲身为二连政治指导员，在黄桥保卫战役中英勇奋战，光荣负伤，1944年3月转业至地方。

2019年9月，由好友缨子引荐，我参加了纪念江抗东进80周年的活动。在无锡那几天，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加深了对新四军的铁军历史和精神的了解，对身经百战的烈士、将士们更加崇敬，也了解到了父亲战争年代中的战斗片段。

说到这里要感谢江抗副总指挥何克希之女小鲁姐，她听说我父亲参军时在江抗三路军，热情引荐我去找从北京来开会的徐新野大哥。徐大哥问及我父亲的姓名后立马说，“郑重白我知道，和我父亲搭档过”，随即又对我说，明天送你一本书。从徐大哥送我的书中，我得知父亲在1940年与徐超（徐大哥的父亲）在江抗二团并肩战斗过，徐任连长，父亲任指导员。之后他们一起参加了孤山镇、老庄头、西来镇、营溪战斗（此战中徐绪奎团长光荣牺牲）。在1940年10月的黄桥战役中，父亲身负重伤，转入苏北三师后方医院，至此和徐超分开了。

值得告慰的是党和政府没有忘记我父亲在战争年代的英勇表现与和平时期的贡献，他被民政部授予革命烈士的光荣称号，但愿父亲泉下有知。这张证书已经换发过三次，很多朋友包括我的单位、组织都不知道。

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不想用它作为炫耀的资本，为自己争取任何利益。父亲给了我生命，给了我教养，给了我榜样，给了我一生的精神财富，我心足矣。

我此生虽然平凡，但都是靠自己双脚走出来的路，唯一的遗憾就是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太短了。(文/郑小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