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年肠断处，幽梦忽还乡——平原一知名企业家清明时节悼爱妻

文|王存良 宫玉河

张秀兰像

他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也曾是远近闻名的企业家。现在的他已经退休，享受着含饴弄孙的晚年生活。然而，看似达观幽默的他，在心田和脑海里，始终有一个抹不去的印痕，那就是逝去33年的爱妻。和爱妻交往、相爱、相知和携手共度家庭生活的点点滴滴，历经岁月的洗礼，非但没有淡化，反而像一张在时间药液里逐渐显影的照片底板，愈加清晰，恍如昨日。

下放乡村的城市少年

我们的主人公叫王长印，生于1949年6月14日。要说起来，小时候的长印，也算是“含着金汤匙”来到人间——父亲在省公安厅工作，1958年之前，全家一直生活在泉城济南，衣食无忧。千佛山、趵突泉、大明湖和金牛公园，都曾有过他和家人的身影。他在济南启蒙上学，那个学校叫梁庄小学，位于现在的二七新村附近。

到了1958年，一个“下放”政策，让一家人的命运发生逆转。除了父亲外，娘带着他和弟弟妹妹，回到了原籍——平原县坊子乡红庙村，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匆慌促狭而归的一家人，和奶奶叔叔们组成一个共有十几人的大家庭。他叔王清泊为大家长，操持一家人的生活。他父亲每月从工资中挤出50元邮寄给他叔，作为大家庭的生活费。

这里，没了济南的荷香柳韵和湖泉碧波，举目而望，村民的土坯房和袅袅炊烟，黄土地和庄稼棵，与都市相比，那时的乡村，显得十分贫瘠和破败。

然而也不是一点快乐也没有。牛马驴骡，猪羊鸡鸭，随处可见，再也不像在济南时，得专门跑到金牛公园看动物了。村子里孩子也多，街头一转，小伙伴们很快打成一片。

短暂的失落后，生活还得继续。家人把他送到了当村的红庙小学继续学业。1963年，他考入平原一中，开始了初中阶段的学习生活。

平原一中是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学。它的原址在清朝乾隆年间平原解元张予定等几个乡绅创办的景颜书院。民国十五年（1926年）内设初级中学，1931年3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教育厅征求平原县政府同意后，决定在平原县设立一所简易乡村师范学校（第五乡师）。经过实地考察，县政府商定把乡师设在城东南县立中学位置，而县立中学则迁移到西门内路北，即为现平原一中位置。

在这个具有浓郁文化底蕴和学习氛围的校园，长印度过了5年充实而快乐的学习生活。期间，他是平原一中宣传队队长，学生会宣传委员。组织大家学文件、开会，每次几乎都是由他来主持。当时的他，就是全校师生都认识的“网红”人物。

然而，时代的潮流滚滚而来，任谁也只能随波逐流。1967，一中尚未恢复正规，还没毕业的学子们跟散了帮的羊一样，各自返回了家乡。这一年，长印18岁。

“西大洼”的“鹊桥信儿”

回到乡村的长印，百无聊赖。初中没毕业，务农不甘心，毕竟在“大地方”呆过嘛，可又无力改变自己的命运。

好在长印有文艺细胞，经村干部批准，办起了宣传队，自编自演节目，参加公社及县里的汇演。还导演了整场的样板戏《沙家浜》《红灯记》，长印兼演胡传魁、磨刀人、鸠山。这些文艺活动，给长印荒芜的心田带来一丝慰藉。

家人看他已经成年，对于今后是不是还有别的出路，也是一片茫然，于是很现实地给他张罗说媳妇。这种高不成低难就的处境，他哪有心思去考虑娶媳妇的事儿啊。不过，他知道自己已经不再是小孩儿了，娶媳妇是早晚的事儿，而娶媳妇，总得有个“窝”——栽下梧桐树，才能引来金凤凰。

长印有个最亲密的发小，又是两个戏的男一号，叫王清臣，比长印长一辈、大两岁，是个打坯能手。这天，王清臣找到长印的娘，拍着胸脯说道：“嫂子，咱别请人了，俺和长印把四间房七架坯打出来，保准也教会长印打坯！”

要知道，那时候的房，基本都是土的，或者用和好的结实土块来垛，或者用土打坯来垒。会一手打坯技术，在农村也算是个受尊重的能人，除了自家盖房修屋不用愁，还能给别人家帮忙吃上顿饱饭，条件好的人家，不定还能给打坯的人吃馍馍和肉菜。

既然有人“铁肩担道义”，何乐而不为呢？长印他娘听清臣打包票，高兴地答应下来。

距离村子三华里，有个“西洼”，地势低洼，土质湿润，还有较好的黏性，是村子里取土打坯的首选之地。

于是，个头几乎一样高的两人，统一装束，披挂上阵。上身小白褂，下身蓝裤子，头裹白毛巾，蓝色围巾作“搭抱”，环腰一扎，活脱脱两个陕西小伙儿。

王清臣提杵，长印“供模子”，二人左右开弓，手脚并用，挥汗如雨。早晨开打，“老爷儿”刚升到东南角，多半架坯已经矗立起来。

就在长印稍微挺直腰、喘口气的空儿，忽然看到从村子里出来个姑娘，骑自行车朝这边赶来。车子越来越近，姑娘干脆跳下车。长印仔细一瞅，从走路的架势看，这不是平原一中念高一的同学洪曰英吗，虽不同级，但也熟悉得很。

“有情况，停一停！”一向爱开玩笑的长印告诉王清臣。两人停下手中活，直愣愣地看着洪曰英。

“可叫俺好找啊！”刚见面，洪曰英就叫屈。看样子，她是先去了村里，又被支到这兔子不拉屎的漫洼地。

寒暄几句，洪曰英神秘兮兮地告诉长印：“赶紧跟我进城。”

“进城揍嘛去？”长印心里想，正在打坯的节骨眼，哪有时间进城啊。

“俺家你大娘（洪的母亲）叫你去！”

“同学们让你去！”

洪曰英一连说了五六个理由，看长印还是没有答应的意思，干脆亮出了“底牌”：“上张秀兰她家去！”

长印恍然大悟——猜测是有人把张秀兰介绍给他了。

张秀兰，再熟悉不过了。打1963年上初中，他们就是同班同学。上课，文体活动，打扫卫生，义务劳动，都在一起。张秀兰的家，他和同学们去过，帮她家干活，也在她家吃饭。张秀兰和同学们，也呼隆隆来过他家，帮着摘棉花，刨棒子，割麦子。大家青梅竹马，互相之间，都没有往恋爱方面考虑的心思。虽然，当时也有朋友和亲人劝他在同学中找个，也有村人猜测里面可能有他的对象，他都没当回事。而洪曰英跟张秀兰是有名的闺蜜。

既然洪曰英打开窗子说了亮话，这时，长印才在脑海里重新审视起张秀兰：高挑身材，秀外慧中，校篮球队员；圆圆脸盘，性格温顺，十分勤快——在她家玩时，长印亲眼看她打水、打扫卫生、纺线、编玉米辫儿、纳鞋底、织毛衣，始终手里拿着活，即便说着话，也是手里忙不停。想到这里，长印心里一动，张秀兰可亲可爱可敬，持家过日子的好手！于是，弯腰磕了磕鞋里的土，抻了抻衣裤，重新扎了扎腰，让洪曰英驮着，原装打扮进城了。

其实，当初清臣劝他回家换身衣服，干干净净地去相亲。长印想，一来一去，耽误不少时间，到城里还有20多里路，时辰也不早了，不能让人家老等着。于是对清臣说：“不换了，谁不认识谁啊！”

他认为，相亲是相人，还相这身衣裳吗？这次他可是真大意了，为这身打扮，还真引出一点小麻烦。

一句承诺定终身

张秀兰的家，在老县城东门里十字街的西北角，院子两面朝街，朝南向一排老式店铺，是“平原茶馆”。朝东一排5间平房，有院，便门朝东开。北头一间，租给了一个孤老太太，这位孤老太太在老家时，跟长印的姥姥是对门，长印称她“老娘”。长印他娘坐火车来往济南父亲那，常在老人这儿落脚。

大家围坐一个大八仙桌，桌上摆了满满当当的菜，很多菜连长印都没吃过。

就坐的人当中，有张秀兰的爹娘、哥哥、嫂子、弟弟，还有洪曰英她娘等。张秀兰只在送菜时露过一次脸，也没朝长印这边瞄，显得跟“没事人”一样。

看长印那身“出洋相”的打扮，秀兰的哥哥不悦，还把不悦写在脸上，敏感的长印感觉到了，也看到了，他心里疙疙瘩瘩的。

到底是谁给牵上的这根“红绳”呢？后来长印知道了，给他“私定终身”的是5个老太婆。这5个老太婆有：长印他娘，在秀兰家租房而居的长印“老娘”，张秀兰、洪曰英的娘，老戏园子对门、长印同学傅传喜的娘，长印称“傅大娘”。由于长印他娘常落脚，次数多了，这5个老太婆就熟络起来。聚在一起，天南地北，家长里短，免不了把长印和张秀兰这两个少男少女给联系到了一起，事先也没征求长印意见，就给他和秀兰系上了红绳，确定了时日，派洪曰英骑车子去拉郎配。

吃饭期间，作为被“相” 的角色，长印心里一直绷着个弦，虽然在学校里是个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可是相亲，他是“大闺女坐轿——头一回”。加上对自己这身“洋相”打扮的焦虑和未来大舅子那变长的脸，恨不得早点结束这场“鸿门宴”。

谢天谢地，好不容易吃完了饭，不知谁提议，让他俩单独啦啦吧，长印如释重负。

洪曰英陪着来到秀兰的闺房，抬手撩开门帘，手里还在做活的张秀兰赶紧起身跟两人打招呼。鉴于长印一向的幽默滑稽，快人快语的洪曰英守着两人，直白道：“你俩好好谈谈。长印，正儿八经地，别耍穷腚！”说完，走了。

张秀兰看了长印一眼，含羞地低下头，长印盯着张秀兰，单刀直入：“你真愿意啊？”半是疑问，半是证实。

张秀兰的脸腾地红了，“非叫俺说啊？”

“你得说！”长印有些霸道。

“愿意！”张秀兰鼓了鼓勇气，终于把本不想直接说出口的两个字，小声吐了出来。随口问道，“你呢？”

“那就这么着吧！”长印斩钉截铁。

三言两语谈完“正事”，二人就像以前在学校那样，扯起了家长里短的闲篇，特别是秀兰哥哥那好像外人欠他一万块钱的脸，当然要向亲密同学加对象唠叨唠叨。

其实，虽然二人都是逢大人之命相亲，但从多年同学互相对对方人品和性格的熟悉上，都已迅速接纳了对方。没有花前月下，没有卿卿我我，没有海誓山盟，就这样定下了终身。

恋爱马拉松

一句“愿意”和“就这么着吧”的承诺，开启了二人长达7年的马拉松恋爱历程。

随着两人关系的确定，长印也逐渐知道了一些内幕和趣事。首先是二人确定恋爱关系之前，并非云淡风轻。红庙村地处平原北乡，跟处于平原南的富庶之地张华相比，属于相对贫穷落后地区。再加上长印父亲是“走资派”和母亲带着一挂啦孩子的家庭背景，长印还自幼患有气管炎，秀兰哥哥从为妹妹未来幸福的角度考虑，开始不大同意这门婚事。而张秀兰的弟弟则不同。秀兰的弟弟是花园小学的学生干部，长印曾到花园小学讲演，两人因“工作关系”早就熟悉，加上跟他姐姐是同学这一层，两人过从甚密。长印在张秀兰家玩时，弟弟像个跟屁虫一样，跟长印黏在一起，所以，他对姐姐嫁给长印，一万个赞成。秀兰她娘看长印聪慧、机灵，会说话，挺仁义，打心眼里喜欢这个未来女婿：“这门亲事，我看好！”最终二人能够确立关系，还是仰仗张秀兰她爹一槌定音。一句话，把秀兰哥哥这不好那不行的言论扼杀在了舌尖上，蛤蟆生气干鼓肚。二是两人的“月老”除了5个老太太外，还有个“染布月老”。李厥田，平原大染坊的“老把式”，常到红庙赶集，长印和他认识后，常给他帮忙。当忙不过来时，长印给他在送染的白粗布角上，写上姓名、颜色。一来二去，两人成忘年交。巧的是，这位“染布掌柜”认识张秀兰的父亲张清荣这位“茶馆掌柜”，有一天，俩掌柜凑在一起，李掌柜就庄重做起了月老：“清荣啊，我相中北乡一个小伙儿，想给你家秀兰介绍介绍……”

还有更巧的。有一天，长印他叔王清泊去县城煤栈排队拿煤票，因排队时间长，就跟前后脚的一个排队的拉呱。

“你是哪儿的？”

“北乡红庙的。”

“哎呀，那里还有个俺家的亲戚来。”

“谁那啊？”

“侄女女婿叫王长印。”

“嗨！就是俺家的啊！”

说完，两人哈哈大笑。这个前后脚的人，竟是张秀兰她叔。每天买煤的人上百，两人的叔能碰到一起，你说巧不巧。

从学校回到家，不到一年，到了1968年，这批学生终于得到了毕业证，进而，都各自走出家门，走向社会。

1968年春天，长印去了德州公路段桥工队，当了一名临时工，参加过德津（德州至夏津县）、津惠公路（天津至惠民）“0910”工程（庆云段）公路的建设。1969年，去了陵县（现陵城区）机械厂，成为二车间钳工、铣工，负责大型设备龙门铣的操作，1971年初转为正式工。

要知道，这在当时可是具有颠覆意义的身份转变，令多少农村青年羡慕不已，有多少农村家庭梦寐以求。这样的身份转变，赖于长印与生俱来的聪明和勤奋，他两年时间，就达到了二级工的水平，操作龙门铣床、大型空气锤，得心应手，产品质量过硬。按照当时的工资水平，学员月工资18元，第二年20元，第三年22元。他工作二年工资就拿到了37元。1971年9月13日，他从陵县调入平原县糖厂，即后来的平原啤酒厂的前身，直接当了一名车间主任。

而张秀兰呢，先是去了县水利局干临时工，在李家桥水闸建设期间，任保管兼广播员，又去了花园小学当了一名代课教师，后转为正式教师。

两人都为“稻粱谋”，天各一方。加上交通和通讯不便，从那次张家“订婚”，之后六七年时间，二人几乎没有单独交往过。长印也动过写信的念头，转而一想，信邮过去，不一定能直接送到张秀兰手里，让她家人看到，还怪难为情的。

应该是那次两边叔的偶遇和交流，加速了长印和张秀兰进入婚姻的步伐。长印他叔回来后，埋怨了长印一顿，认为光吃了一顿饭，见了一回面，连个民间像样的程序都没有，好几年就这么抻着，怎么也觉得不妥。长印想一想也是，那时候，还有着传统婚姻的繁文缛节，什么见大小面、照相、换帖等等。既然已经过来了好几年，干脆一步到位吧——登记。张秀兰她娘也同意这么做，巴不得把闺女的婚事锚定下来。

然而由于长印和秀兰都忙于工作，约定的登记时间俩人都失约了。于是，戏剧性的一幕出现，1970年，前去城关公社代替两人登记的是张秀兰她娘和长印最要好的同学李玉衡。好在那时结婚登记不像后来那么严格，没有要求婚姻登记双方必须本人到场，所以长印和秀兰俩人稀里糊涂就成了法律夫妻，这就是板上钉钉，再也不能毁约的了。

当然，按照农村习俗，举行婚礼才是一辈子当中最大的事。通过大张旗鼓地送嫁妆、问路、新郎迎娶新娘、拜天地、入洞房等等，才算了结两家缔结姻缘之事。但一年之后结婚之日，王长印又做出了什么样的惊世骇俗之举呢？

差点失踪的新郎

1972年10月，长印一行12个人，作为一批业务骨干，被厂里派到广东江门糖厂、顺德糖厂学习。到了年末，其他人打道回府，厂里唯独给了长印一个新任务——去上海第四印刷厂，学习吊篮式分离机安装使用，一气儿学到了1973年6月，眼看到了七一。出来学习时，家里老人郑重嘱咐，说是明年七一结婚。可多半年过去了，到了6月份，家里一直也没个信儿，长印以为结婚日子有变，也就没想回家。可是月底看到同乡姚建康突然买票坐车回家了，他才有些坐不住，溜溜达达去了火车站。

在人头簇拥的上海火车站，长印没买到上海直达平原的火车票，就买了6月30日从上海到南京的车票，计划再转车回平原。早晨出发，中午到了南京。到售票厅一看，晚上才有南京到平原的车，赶紧买了一张。毕竟还有半天时间，来一趟南京不容易，“心野”的长印，就去雨花台玩了。

经过一夜颠簸，7月1日上午10点多，火车终于到达平原站。此时，小雨淅淅沥沥下得正欢，公路全被打湿了，路边全是水洼。

平原糖厂位于火车站北偏东方向两公里左右。下车后，长印还是那身帆布工装，脚底啪叽啪叽地冒着小雨往厂里赶。

他哪里知道，为了他结婚的事儿，厂里、家里、女方家全乱套了。

话分三头。

长印出门学习半年，泥牛入海无消息。可家里人却没忘了给他筹备七一结婚的事儿。6月20日左右，翘首期盼望眼欲穿的家人通过厂里，打听到长印在上海学习，并且住在平原县驻上海办事处，办事处有个负责人叫姚建康。于是，通过乡公所，给姚建康拍了一封电报，请求转长印，内容简明扼要：七一之事已定，速回。长印没见到这个电报，而姚建康则提前速回了。后来长印问起这事，姚说当时看到电报，以为是让自己速回，所以就忙里慌张跑回家来了，当时就没看到后缀里还有转王长印几个字。

为长印举行婚礼的信儿撒出去了，长印的父亲也从济南赶了回来。七一这天，亲戚们都到了，三四席。长印还不回来，在家主事的他叔可真就“狗皮袜子——毛脚丫子了”。改日子吧，按照迷信说法，不吉利；不改吧，结婚的主角连影儿都见不着，搁谁能不着急？心里直骂长印拿着长辈的脸面当球让人踢着玩。可面子上还得笑脸对着来宾，嘴里千方百计打着圆场，说孩子在路上呢，只是赶上车晚点，没能来得及时，稍等等也就回来了。看看，这么大的事，他还能不放在心上？

再说厂里。长印他叔提前来到糖厂，安排长印的婚事，全权委托给长印最要好的同学，当时担任车间副主任、团支部副书记的李玉衡。

那时厂里条件差，职工宿舍紧张。好在这个三人宿舍，两人去了外地学习培训。6月30日白天，李带着工友们，让那个留守的工人先去别的宿舍挤一挤，把这间宿舍腾出来，给长印当婚房，两个床一并，当婚床。床上摆满了工友们送的贺礼：暖壶、洗脸盆。稍微另类是工友“老肥”送的一对玻璃花瓶，长印至今珍藏着。另外一张床搬进仓库里。

忙活一天，趁着晚上的空儿，李玉衡从食堂借了一辆三轮，和几个人来到张秀兰家拉嫁妆。等李玉衡说明来意，可把张秀兰他娘气坏了，把这几个人骂了一顿。本来光明正大地结婚，可你几个晚上来拉嫁妆，俺这可是黄花大闺女，不是二婚头，偷偷摸摸见不得人吗？好在李玉衡多说好话，软磨硬泡，张秀兰他娘只好放行。

一直到7月1日上午10点多，还没有长印音讯，更没有长印身影，李玉衡们焦灼地等啊等。他们不时在门口向南翘首张望，希望长印会奇迹般出现。

当长印冒雨踏泥出现在工友跟前时，大家一下惊呆了。就压根没想到他当天还能回来，纷纷指着他的脸奚落个没完。

“还是赶紧接媳妇去吧！”李玉衡给了长印台阶下。

李玉衡一边告诉长印婚礼准备情况，一边脱下自己的衣裳，换下长印那身湿透了的工装。就在大家七手八脚忙乱一阵准备出发时，不知谁喊了一声：“来啦，来啦！”。

工友们的目光像探照灯一样照过去，原来是张秀兰在同学韩庆兰和长印车间工友韩桂莲陪伴下，三人骑着自行车主动来到了厂里。

原来，张秀兰看到因为长印还无影踪，娘家一家人有气没处撒，人人都像点着了芯子的爆竹，随时都有要炸的迹象，识大体的张秀兰跟两个伴娘悄悄商议，若想躲开这是非地，还是一走为妙。于是，仨人瞅准时机，在老父亲的默许下，骑上自行车就溜了出来。

看到已经回来的长印和正在忙活的工友，张秀兰悬着的一颗心扑嗒落了地，发自内心地笑了。

既然男女主角到齐，老家那趟头呢？长印一下也想到了。于是跟秀兰商量：“咱赶紧回家吧！”

再说张秀兰家。

张秀兰家是个大家族。父亲的原籍高寨村有几枝百十号人，在县城两大枝二三十人。张秀兰的大爷是当时西街的支书，典型的“大户人家”，凡事都要个“门面”。既然定下了两个孩子结婚的日子，就得按大事来办。双方家长当面鼓对面锣敲定：结婚头二天，男方送“催妆盒子”；结婚当天一早，女方把嫁妆送到男家；新郎来娶新娘得给老人“恳嫁”。

进男家门时，新郎新娘的规矩按男方风俗办。送亲的（女方男士）、送小饭的（跟脚饭）陪同新娘前后进家。送大饭的（姑姨婶妗姊妹），午前到男家。所以，6月30日，张家至亲都聚齐了，但等喜日吉时到，鞭炮齐鸣，风风光光，亮亮堂堂。

可是，一个杳无音讯的主角王长印，一切准备全泡汤！

头天上午，长印他叔万般无奈地蹲守在张秀兰家，一边静听长印音讯，一边有一句无一句地和亲家人搭讪。面对一帮正亲家偏亲家带搭不理的焦虑表情，人家的脸是否好看，话是否好听也不敢计较了。

“谁让咱摊了这么个没准的儿孩子。”长印的叔恨得牙根疼，还得假装镇静，不露声色。

秀兰她娘哭不是，闹不是，总不能往自己憔悴的脸上再扇巴掌呀！女亲属们的唠叨、埋怨、气愤、摊牌，声声入耳，句句扎心。她已两天食水难进，就像碰上了塌天大祸。本已大病初愈的老太太，在秀兰寸步不离的依偎陪伴下，娘儿俩默默掉泪。事后张秀兰给长印哭诉：俺知道你不会悔婚，可在那个时候我什么都想遍了，就是找不出个理由，怎么能是这样呢？

一向不抽烟的秀兰她爹，在长印他叔麻木地递烟、点烟、大口吐吸中，竟无意识地一颗接一颗地抽。谁去劝他，烦乱的他给谁瞪眼睛：“都上一边去，别呆这儿穷嚷嚷！”

谁也不敢吭声，更不敢鼓噪了。满院子的空气都像凝固了一样，似乎随时都可能爆炸。

长印他叔面对这样的尴尬场面，就像战场上的俘虏，又像被绑票的人质，自由没了，尊严没了，走不掉逃不脱，像个罪人。

最后，还是秀兰她爹见多识广。当面前的烟蒂堆得像小山一样的时候，他突然觉得只有他能顶得起来这件事，拍拍长印他叔的膝盖说：“兄弟，咱俩一边去啦啦。”

于是，就有了，糖厂是主家，负责置新房，派人来娶亲，公事公办。于是就有了，李玉衡代家长、代领导、代“总理”、代“三办”的官升四级。于是就有了，李玉衡夜晚带人骑三轮车拉嫁妆。于是就有了二女士代郎娶亲折子戏。

泥腿子新郎新娘

雨不算大，长印一屁股坐在张秀兰骑来的自行车上，两人往老家红庙村赶。

道路泥泞，又驮着个大活人，张秀兰车子蹬起来很费劲儿，可是因着爱的力量，俩人一边说话，一边赶路，也不算寂寞。飞转的车轮，不断地把泥水甩出去，好在土路地儿硬，倒也没耽误前行。雨越下越大，路越来越泥泞。北行走了大约七八里路，到了大仓村附近，俩人终于寸步难行。这里的土质是红胶泥，塞在车拖泥圈里，越塞越厚，车轮转不动。于是，两人推着车子，走一段，推也推不动了，再停下，从路边找根树枝或者木棍，把挂在车轮和拖泥圈中间的红胶泥清理掉。可是，这终究不是办法，没几次，俩人就累怂了。只好一前一后抬着车子，深一脚浅一脚地继续赶路。

重载无近路。虽然两人年轻，也经不住这从没经历过的重体力活，何况，到老家红庙还有十多里路，真是叫天天不应，唤地地不灵。

走着走着，忽见大仓村东一个废弃场院屋。长印提议，豁上吧，干脆把车子扔到屋里，阴天下雨的，又是个大晌午头，谁上这破地方来。再说，咱吃了晌午饭就回来。张秀兰坚决不同意，她怕丢了，毕竟，那时候的自行车，属家庭“三大件”，是贵重财产。

脑子灵活的长印忽然想起来，前面村里有个表姨，把自行车放到她家总可以放心。

找到表姨家，放好自行车。两人终于在下午一点多，走到了老家。上身落汤鸡，下身泥腿子，两人的鞋底上，粘得黄泥有一寸厚。

这时，怀着焦虑和疑惑的一家人和亲戚们，没滋没味地吃着沓皮饭抿着难以下咽的酒说着言不由衷的话，各怀心思。长印不回来，人人强颜为笑，散场不是，老在这里糗着也不是个事呢。咋做也不是，难煞个人！

当二人突然出现时，在厂里那令人惊诧一幕再次出现。

气氛一下子上来了，把酒言欢。长印和秀兰，在他叔引领下，分别到宴席上给亲属们作了一番解释，敬了个酒，算是把事情圆满了。

厂里弟兄姐妹们还等着喝喜酒。原路返回后，已是晚上。

李玉衡带着工友，筹备着晚上的喜宴。喜宴设在甜菜种子仓库，把麻袋往高处一摞再摞，腾出一大块空地儿，放上七拼八凑长短不齐的长条桌，，好歹抓来些高低不等的凳子，大伙房的“粗细大菜”摆满了一溜桌子，盛菜的家什更是五花八门，盘子、碟子、大腕、小盆，职工的饭盒全上了桌子。筷子更是长短不一，五颜六色，小勺、调羹也凑上了。

“喜宴”前，伙房号称“郭大勺”的主厨郭建兴致词：俺也不像你们净拽文，什么白头到老啊这些老絮套子，俺就说今天俺给你俩做菜，你俩早生个大胖小子，娶儿媳妇时，别忘了让他郭大爷我掌勺。条件是，今天得给俺伙房双份喜糖！

全厂128名工人三班倒，有三四十人参加了这场“长桌宴”。杯盘交错，欢声笑语，工友们狂欢的热烈气氛，传染到糖车间，逗乐的工友打开窗户齐声高喊：新郎新娘，快送喜糖！沉浸在幸福中的二位，早已赶走了所有不愉快的事。

酒兴阑珊，已经是晚上10点多钟。

结婚七天才入洞房

来到自己那简陋得不能再简陋的“洞房”，东瞅西看，长印不仅一阵感慨。工友们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下，为了他的婚事，勉为其难地布置了这么一间陋室作为他的婚房，他感激不尽。但这间婚房也太简单了，特别是摆了满满一床工友的心意，这些东西不挪下去就不能上床，东西挪到地上去屋子里就不能插脚。一时间，长印这个大男人怜香惜玉起来：不能让心爱的人，在这么个憋屈的地方度过一生难忘的甜蜜之夜。于是，对长印言听计从、温顺可人的张秀兰，竟然同意了长印把她送回娘家的建议。

当两人敲开门时，老太太一下愣住了。好在，神隐已久的女婿终于现身了，老太太心里久悬的一颗石头终于落了地儿。可又一想，好端端的大闺女，出嫁第一天就给送了回来，作下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在街面上好说不好听啊！

听清原委，老太太沉默了。闺女出嫁，也没个动静，怎么给亲戚朋友交代呢？想来想去，面对心爱的却又这么不让人省心的女婿，老太太又妥协了。长印和秀兰一家人商量了个两全之策，对外宣称两人“旅行结婚”去了。

第二天，两人买了一块五一张的两张火车票，真的去了济南。先去了金牛公园看了猴子老虎，又到了泉城路的济南百货大楼，边转边玩，累了就坐在楼梯上歇歇。既然来了，总不能空手而归吧。张秀兰花三块五给长印买了一双松紧带的布鞋，王长印花五块钱给张秀兰买了一件浅灰色风衣，无论是鞋子还是风衣，当时都是非常时髦的。张秀兰当即就把风衣穿在身上，甜蜜地看看长印，看看自己，心醉了。晚上，火车又把两人拉回平原，还是“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一周后，那间宿舍经过长印的精心整理，又把外出归来的工友安置好，二人才正式生活在一起。

工厂的条件实在太差，加上张秀兰上班距离也不近，半年后，他们向秀兰所在的学校——花园小学提出住房申请，还不孬，得到了积极回应，学校把两排平房中间的过道封起来，成了一间屋。这间屋，用现在的话来说，算是一间“蜗居”——放下两米的床以后，那个60公分的箱子就放不下了，只能一头压在床上，一头垫个杌子头。又过了几年，岳父家拆迁，顺便给长印和秀兰盖房。这时的大内兄亲自挂帅，组织族内兄弟爷们，仅三天就盖起了“砖瓦到顶”，跟平原一中对门的三间北房，更令人羡慕的是“石头坚脚”，结结实实，像模像样。

琴瑟和鸣的短暂时光

步入婚姻生活的两人，一边精心经营家庭，一边出色地干着事业。两个儿子先后出生，给两人带来极大欢乐。

1981年，长印担任了由糖厂改产后的平原啤酒厂的副厂长，1982年又升任厂长，成了日理万机、名副其实的企业家。

张秀兰则在教学上兢兢业业，卓有成效，被授予“德州地区优秀教师”。她所教的班级，成绩优秀，升学率高，家长、学生、同事没有不说好的。

然而，命妒红颜。1989年，张秀兰感觉不适，一查，竟然是极为罕见的急性肝萎缩，当时也无特效药。确诊后一个月的11月20日，带着对丈夫孩子的牵挂和深深眷恋，张秀兰与世长辞，正值41岁芳华，痛哉！

突然的噩耗，让长印悲痛不已，也让长印背负了亲友们的不解和骂名。

到底是什么导致了一个年轻生命的完结呢？长印后来分析，一个是自己忙于工作，尤其那段时间是厂里二期工程关键时刻，一揽子家务全压到了妻子张秀兰身上。两个儿子尚小，吃喝拉撒、头疼脑热都得牵肠挂肚。二老爹娘体弱多病，连连住院多年，直至一一病逝。哥哥嫂子一家因拆迁搬回原籍，弟弟参军顾不上家，妹妹在外地上学指望不上。张秀兰两家重担一人挑，工作家庭都不能误，落得里外焦虑，身心疲惫。二是当时长印他爸，作为还没解放的“走资派”，被从省城下放到临邑、禹城，若真成了“黑五类”回红庙，俩人工作？俩儿前途？这个家？桩桩件件都压在她心头。长印曾把自己的心思告诉妻子，秀兰当时劝慰他：“这有嘛，顶多回家种地去！”话虽这么说，同命相连的两个人，她更是忧心忡忡。

两人从1967年订婚到1989年张秀兰离世，前前后后走过了20多年的历程，也在一起共同生活了16年。这对琴瑟和鸣、恩爱有加的夫妇俩来说，真是太短暂了，太短暂了。

可以告慰秀兰的是，在擦干眼泪、度过初期的巨大悲伤之后，王长印振作精神，继续着自己的事业，先后当选山东省第八届人大代表，山东省劳动模范，成为国家高级职业品酒师。两个儿子也长大成人，颇有成就。大儿子北大毕业，成为京城一家出版社的社长，二儿子成为省城的一名人民警察、刑警队领导。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冈。”

33年过去了，长印也步入了晚年。时常，他就会吟诵起苏轼《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这首诗来，泪咽心里去，悲从腹中来。在他心里，只有这首词，或许最能表达他那对逝去爱妻张秀兰的眷眷之情。

作者王存良，山东省平原县人。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闪小说专业委员会会员，山东闪小说分会理事，《当代闪小说》《闪小说》《吴地文化闪小说》责任校对。

作者宫玉河，山东省平原县人。高级政工师。中国农业银行作协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德州市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