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最开始认识到钱钟书，还是中学课外书的一则故事。故事里，钱钟书狂傲姿态跃于纸上，说是当时的清华诸子无一人入眼，上课也不听讲，就扛着几个麻袋去图书馆，读一本书写一篇读书笔记。最后，图书馆里的书读完了，好几个大麻袋也被读书笔记装满。

当时，还在天真思考读清华还是读北大的我，视钱钟书为偶像。即便后来知道那篇文章多夸张，还是改不了我心目中执拗的大才子形象。直到最近读了杨绛的《我们仨》，才重新认识了钱钟书，也认识了他们温馨的一家人。

01未提及的相识相知相爱

“缬眼容光忆见初，蔷薇新瓣浸醍醐。”

1932春，清华校园古月堂春意盎然，鸟语花香。在命运的撮合下，一对注定以后相守一生的年轻人在这里相遇。

因要见相同认识的孙令衔，钱钟书与杨绛在学生宿舍古月堂外意外邂逅。这次见面，大概真算的上是“一见钟情”。

这初次见面的场景，后来杨绛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追述了她对钱锺书的第一印象：

“初次见到他，只见他身着青布大褂，脚踏毛布底鞋，带一副老式眼睛，满身儒雅气质。”

而中年时期钱锺书则是在自己的诗里大肆夸妻：

“頡眼容光忆初见，蔷薇新瓣浸醍醐；不知腼洗儿时面，曾取红花和雪无。”　　

之后的一年，两个出生相近（同为书香门第），兴趣相投（皆好读书）的小情侣感情越来越好，都觉得找到了自己的人生伴侣。不过由于担心两家家人态度，所以一直未向家里人坦白。

杨绛在给钱钟书其中一封信的内容这样写道：“现在吾两人快乐无用，须两家父母、兄弟皆大欢喜，吾两人之快乐乃彻始彻终不受障碍。”

结果，钱钟书与杨绛的往来书信被钱父发现，恋情大白于天下却未遭反对。双方的父母都很满意自家孩子的眼光，并在两家大人的操办下，于1933年订婚。

1935年，因钱钟书考上了英国文学专业留学生，杨绛一是担心钱钟书笨手笨脚生活本能自理，二是想陪伴在爱人身旁。在出国前，两人便在国内完婚，正式成为夫妻。

钱钟书和杨绛婚前的国内生活，大多散于两人的诸多散篇，在杨绛的《我们仨》并未提及。两人相识相知相爱的过程，虽然简单几句就能复述完，但可以看出，他们是真正的天作之合。门当户对且志趣相投，始于颜值又乐于才华，方为他两以后一辈子相守打下了坚固的基础。

02婚后生活的相守

有人说，结婚，才是爱情真正的开始。

钱钟书与杨绛两人结婚后经历了异国他乡的求学，抗日战争的动荡，新中国成立后各种运动的艰苦，以及最后痛彻心扉的生离死别。相守相伴65年，两人一起走过了多少风风雨雨，却从未放开过对方的手。

《我们仨》中，杨绛在万里长梦里写道：“钟书变成小点消失不见，而自己但愿能变成一块石头，变成“望夫石”屹立山头，一直守望着那个小点。”情真意切，使人读来不仅怅然。

能让两人几十年如一日的相爱相守，杨绛在《我们仨》中其实已经告诉了我们其中的秘诀。

在书中，有几个令人值得回味的细节。

一是杨绛回忆起与钱钟书唯一一次争执，原因只是一个法文“bon”的读音。虽然事后杨绛在第三人-一位法国夫人的裁决下赢了，但她心里并不痛快，也不开心。同理，钱钟书输了也不开心。自那以后，两人便决定各持己见，不必求同。即便是后来钱钟书被父亲派到蓝田任教，杨绛虽心有不同意见，最终还是未说出口，使人为难。

二是钱钟书素来“拙手笨脚”，在杨绛怀孕后经常“闯祸”，不是把台灯砸了，就是把门把手弄坏。但杨绛非但并没有责怪钱钟书，反倒表示“不要紧”，自己都去解决了。

三是钱钟书和杨绛两人总爱一起出门散步，专去没去过的地方，并称之为“探险”。

读完全书，不免发现，两人中，杨绛总是包容钱钟书较多。同是大户人家的子女，杨绛愿意主动去照顾钱钟书。在书中，她有自称“灶下婢”，缘由记载在《记钱锺书与<围城>》中。为了让钱钟书有更多地时间写《围城》，他让钱钟书减少了上课时间，收入来源减少，女佣自己走后也不再另雇，便是天天甘愿做灶下婢。

但仅仅是杨绛一个人付出么，其实并不是。钱钟书虽有点“痴气”，但痴得可爱。即便“拙手笨脚”也愿为杨绛做早餐，杨绛不在的日子便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变为“石子”，等杨绛回来再拿给她看。他爱杨绛并不比杨绛爱他少，那句“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是他内心最真挚的赞美。

一对情侣因为爱情步入婚姻的殿堂，那么在婚后几十年如一日的相伴中，两个人就难免发生争执，难免失去新鲜感，难免受到诱惑，又难免遭遇困境。在这些考验中，能像钱杨两夫妇一样，互相包容，共同寻找新鲜感，不离不弃，相守相助，才是真正的爱情。

03温馨的一家三口

“我不要儿子，我要女儿——只要一个，像你的”。

钱瑗的诞生，是上天赐予钱钟书和杨绛最好的礼物。因为，她是聪明可爱的，也是懂事爱学的。

杨绛说过他们仨一家相处的情景：虽是三个人，却不止三个人。

爸爸是老师，妈妈和女儿是学生，学问上的事都可以问他。然而他在生活中却需要母女两人当孩子一般照顾。

妈妈一直是妈妈，得照顾女儿和爸爸这两个“哥们”。

妈妈又不是妈妈，因为女儿会照顾妈妈，妈妈便变成了妹妹；女儿会陪伴妈妈，这时变成了姐姐；女儿会管妈妈，这时妈妈反倒成了孩子。

这一家三口相处的景象，其实像极了我们普通人的一家。孩子总爱和爸爸结成一帮对抗妈妈，小的时候爸爸妈妈管孩子，长大了孩子管爸爸妈妈。最是平凡，却又最是温馨。

《我们仨》其实并非只杨绛一人所写，钱媛在生命最后卧榻病床的时候，也写过几篇，被添在附录里。

“爸爸喜欢在我脸上画胡子，还在肚子上画鬼脸。”

“最拿手的编顺口溜，起绰号。”

“绰号越多，我反倒越得意。”

读钱媛回忆的文章，被字里行间的童趣与天真所打动。她的一生，其实并不平静安宁。结过两次婚，前夫被批斗自杀，上高中背粪桶，上大学下乡进厂，搞运动时下“四清”，文革时父母挨批斗还得先写大字报划清界限才能接近父母，帮忙做点活计。晚年，热心工作，结果患上脊椎癌，还先自己的父母而去。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九蒸九焙”的人，59岁在病床上与父母写信，言辞依旧天真活泼，并在信上画上可爱的笑脸。

所以说，真是温馨可爱的一家人，平平淡淡的温情令人感动。

结语

北岛：“你没有如期归来，而这正是离别的意义。”

1997年3月4日钱瑗因患脊椎癌去世。

1998年12月19日，钱钟书因病在北京逝世。

2003年，杨绛出版书籍《我们仨》，她这样深切地说道：“我一个人怀念我们仨”。

2016年5月25日，杨绛在北京安然离去，“我们仨”最终重逢。

“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碎琉璃脆。”也许正如杨绛所说，人间没有单纯的快乐。快乐总夹带着烦恼和忧虑。

珍惜现在，珍惜眼前人方是我们能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