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深圳城中村11大家族3万亿资产

前言

深圳的有钱人都在哪？

南山？粤海街道办？

不对，深圳的有钱人都藏在村里。他们是深圳的原住民，他们的总资产超过3万亿！

3万亿是什么概念？

深圳2019年GDP总量将近2.7万亿，也就是说，2019一整年所有深圳人创造的财富抵不上原住民资产的总和。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同姓氏的人陆续在这里扎根，今天的深圳城中村内，仍然能看到64个家族的身影。

在64个家族中，最有影响力的十一大家族成立了391个村，今天在深圳的后裔多达24万人，总资产市值超过万亿。

深圳有多少原住民？

据《深圳城中村资源大全》一条村一条村地反复统计，深圳原住民总人数约为56万人，尽管深圳没有农村，但原住民仍然保留着“村籍”，村籍比户籍重要的多，村籍决定了谁可以作为公司股东。

城中村的财富和社会财富分布一样，收入差距巨大，有的村富可敌国，有的村濒临破产。

比如怀德市值有1000亿，每个股民分到2.5亿元。大冲旧改后每股年分红50余万。

时至今日，大冲旧改还有一户业主拒不签字，开发商给他留了4000多平米的物业，价值5个亿。

——怀德村的腾飞路 ——

将指针拨回到40年前，怀德村完全依赖农业生产，全村总收入才19.7万元，人均收入仅161元。就是在40年前的那个12月，中国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怀德村也迎来了自己的春天：

1983年，兴办来料加工企业；

1986年，引进外资企业；

1987年，开始筹建工业区；

2004年，成立深圳市怀德股份合作公司，开始引入人才实现企业化管理；

2014年开发怀德公元项目；

2015年开发怀德峰景项目；

2017年航港国际商务综合体、怀德旧村改造等大型项目启动。

2017年，怀德村实现总资产51.38亿元、总收入14.13亿元、利润4.6亿元、人均分红31万元，相比1988年分别翻了1579倍、2748倍、30181倍和390倍。

40年前，村里的壮劳力纷纷跑去香港打工来维持家计，如今怀德已是远近闻名的“经济强村”，村民们的幸福指数很高，不少当年外迁的村民也纷纷回乡定居。

20世纪80年代中期，怀德村收到深圳机场3000万元的征地补偿款，不少村民想把钱分了，但村委会却想把宝贵的资金投入再生产，让集体经济实现长远发展。于是，村干部挨家挨户上门做工作，最后征得大家的同意，用补偿款建起了4.7万平方米的翠岗第一工业区，为后来的招商引资迈出了关键一步。

2004年，深圳实行农村城市化，变成股民后的村民想要分掉征转土地的补偿款，怀德公司的领导班子顶住压力说服村民，将补偿款全部用来买地盖厂房，完成了公司前期的资本积累。

其后的数年间，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怀德公司不仅没有卖地，反而通过与其他土地所有者合作等方式取得300多亩土地，建标准化厂房和工业区，为今天的腾飞打下坚实基础。

经济发展了，社区富裕了，最怕的就是滋生不思进取、小富即满、因循守旧的思想，怀德村领导班子清醒地认识到，要解决这个难题，就必须走现代化企业经营之路，借力“外脑”实现集团化管理运作。然而，聘请职业经理人往往需要几十万元甚至一百万元的高薪酬，一些股民不认同也不理解。

目前，怀德公司已有172名职业经理人和工程师等专业人才，高层次人才的引入，让怀德公司的资产规模和收入迎来快速增长。

2010年，怀德自主出资聘请交通、规划、设计等领域专家编制了《怀德整体规划》，提出用15年的时间对1平方公里的土地进行整体规划开发，在空港新城东北部建设一座集航空物流业、商贸服务业、临空先进制造业和生活居住功能于一体的“怀德城”。这也是深圳市第一个由股份合作公司完全自主编制的专项规划。

如今，怀德村所在的深圳市宝安区福永街道，已有38家社区股份合作公司，其中总资产超10亿元的公司有3家，全国农地入市第一拍、社区大宗物业网上交易第一槌均在福永诞生。

“目前我们正计划引入顺丰、圆通、民航等物流龙头企业，重点发展航空物流、智能仓储、供应链管理产业，同时新建高新科技产业园，通过产权换股权模式，引入5家上市企业、100家高新科技企业，重点发展先进制造业，打造专业化园区。”潘灿森说。

与此形成极端反差的是，全市超过30家股份合作公司几乎濒临破产，账上没一分钱，某些公司反而欠了数千万甚至上亿贷款。

某村长老泪纵横，苦不堪言：“咱们公司倒退了30年，还不如改革开放前——至少当时没有债务！”

财富何处来？

深圳在建立经济特区前，是地地道道的农村，或者叫地地道道的渔村。原住民们居住在近海处，靠捕鱼耕地为生，深圳这座城市，就是建在他们世代居住的土地上。

蛇口水湾村被称作“改革开放第一村”。为了支持蛇口工业区的发展，当地的村民贡献出自己的土地和蚝田。从2.14平方公里到13.2平方公里，蛇口的不断“长大”一靠开山填海，二靠向当地村民征地。

没有了土地的收入来源，村民靠自己的积蓄和征地赔偿款盖起了小楼，并出租给外来的新移民，由此开始城中村慢慢形成。

八十年代中期，大量年轻人涌入蛇口，为了解决这些人的住宿问题，招商局开始移山填海，兴建住宅区。虽然住宅区面积增幅巨大，但依然无法填满人口增长带来的住房需求缺口，城中村便成为外来人口的安身之地。

此间十余年，集中建房遍地开花，楼就像雨后春笋般冒出了头。

当然真正让城中村成为航母的原因是房价。

2000年到2020年，深圳的平均房价涨了14倍。很多城中村原住民的家中或出租屋门口，供奉着土地神，两侧的对联上写着“土可生财，地能出金”。

2019年，曾经深圳最大的城中村白石洲启动拆迁工程，此时白石洲旁边华侨城的房价每平米超过10万。旧改签约开始后，一条“白石洲拆出1878个亿万富翁”的消息在网上疯传，没人关心住在白石洲里的15万深圳人何去何从，漂泊的人仍在漂泊。

“来了就是深圳人”，这是深圳最出名的口号，而真正让这口号落地的，是深圳的城中村。

有了钱，怎么用？

由于城中村的经济组织仍然以集体经济为主，原住民的财富和集体利益牢牢地绑定在一起，股份公司如何发展，如何实现财富增值成为原住民面临的新难题。

不同的股份合作公司结合各自特点，一直在探索多种经营模式。

一些公司的对外投资让人吃惊不已。

某村收购一家国有基金公司，不到一年5000万元打了水漂；

某区股份合作公司集合25个亿，以结构化存款存入包商银行，连本金也损失2.5亿。

从深圳10个区来看，一母生九子，九子各不同。每个区至少有2-3家股份公司正以前所未有的玩法，加速转型升级。

一个难解的结

1992年，深圳成立了第一家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经过两轮城市化农转非后，所有的农村集体经济都已“股份公司”的名义发展。

股份公司通过其集体的土地开展建设，办厂房、搞物业、做租赁、拆迁征收、甚至卖地卖指标来获得收益，再把这部分收益分给“股东”。

然而股份公司模式的探索，绝非一帆风顺。历史遗留土地物业，是村民和股份合作公司发展的第一道拦路索。300万平米公里合法外用地如何“洗白”，将考验各方博弈的智慧。

除了土地外，四大挑战如何应对，钱如何分好，使命愿景如何构建，各类问题交缠在一起，成为一个“难解的结”。

“仍然在病中”

30万苦苦在生存线上挣扎，逃港的农民，摇身成为身家千万、坐地收租的“有产阶层”，很难想象，这一切几乎发生在一夜之间。

回顾最近40年中国农村的变迁，深圳的农村毫无疑问是最成功的。所受痛苦最少，花费力气最小，时间最短，取得了最大的收益。

但这样成功和赢得彩票头奖一样，危险总是和喜悦相伴。

不少人完全不知道这种改变意味着什么，只知道每天没有事干，也不用干，而钱却滚滚来。一些原住民失去了工作的动力，村里为他们安排工作，给比外来人高得多的工资，还是不愿意去。最可怕的是下一代不愿意去读书。

为了避免一个富裕但是新的文盲阶层出现，有些村甚至强制把下一代送到学校，拿钱供他们上学。

一夜暴富背后，一代人恐怕都要付出代价。

不被提及的一页

深圳的历史不止40年，深圳历来就是一个迁徙之地，在原住民的血与泪中，藏着深圳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沉浮。

先民们迁入深圳，为了避难和讨生活。

建国后，中英交恶封锁边界，由于两地的生活差距，大量人口外逃香港。

逃港的人不为别的，只为了一个目的——活下去。

1979年春节，安徽大雪，淮河两岸，村庄凋敝。

18位农民冒死按下红手印，不久后，包产到户一事震惊海内外，凤阳县小岗村成为中国改革开放中的一块丰碑。

包产到户解决了农民温饱，虽具历史意义，但仍不是改革，更不是开放。

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还要从深圳说起。1979年深圳通过“三来一补”引进外资，村民贡献出自己的土地，让工厂得以落地；在产业化和基地化后，1982年深圳成立股份合作公司，农民也可以成为股东。

这些今天看起来无比寻常的政策，在当时每一项都是惊天动地。

除了政府和集体改革外，原住民出于生存需要也进行着民间的实践。有村民去香港买泥头车运输建筑材料，有村民用《过境耕作证》在港深倒卖商品。他们冒着蹲大牢的风险，推动着市场化的商品经济。

过去40年，深圳的城市化发展堪称是世界奇迹，城市化的背后是对城中村的不断挤压与改造，也许有一天，这座城市的新移民走在深南大道两侧，不会再见到和高楼相依相偎的城中村。

深南大道是深圳的一张名片，它像电影胶卷一样，一帧一帧的定格了城市的经典，很多人惊讶于它的长度和宽度。但人们不知道是，最早的深南大道只有2公里，宽度仅够两辆卡车对开，那是原住民用铁锹和锄头，一寸一寸挖出来的。

深圳56万原住民、1380条村，土地、旧改、人脉、投资、理财等数万亿级的合作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