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巴尼亚首部彩色电影《在平凡的岗位上》，用爱情映衬工作意义

《在平凡的岗位上》作为一部阿尔巴尼亚电影，国内公映的时间在1975年。

这也是目前笔者所看到的第一部阿尔巴尼亚彩色电影。

而据崔永元的《电影传奇》证实，这部电影确实是阿尔巴尼亚电影史上第一部彩色电影。

电影在中国公映后，国内主流媒体对影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人民日报》1975年12年12日，发表署名为洪英的评论“革命英雄主义的颂歌 ——喜看阿尔巴尼亚故事片《战斗的道路》和《在平凡的岗位上》”。

笔者觉得在这部电影公映之后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就很少看到在主流媒体上刊登赞扬式的评论。

中阿关系悄然逆转，其实早在中美关系改善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75年，其实阿方已经在暗中改换态度，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阿尔巴尼亚电影在中国的引进态势。1976年后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基本成为最后一批进入中国观众视线内的绝唱了。

《在平凡的岗位上》表现的是一个电话检修工的平凡的生活，对于今天我们习惯于使用手机通信的现实生活来说，电影提供了那个通信艰难时代的特定的生活截面，这种生活现实，不仅是阿尔巴尼亚的困境，也是全世界的难题。

有困境与难题，才能显示出人的力量的伟大。

在影片里，检修工冒着暴风雪，深入到山林沟壑，检修遭遇到狂风暴雪摧残的电话线路，最后冻僵在电话线杆上。

电影借以突出人物的价值与意义就在这里。

当然，这是一种特定时代的价值观。

《在平凡的岗位上》的故事，有着来自生活的原型。据曾经的中国驻阿外交人员的回忆，电影的真实原型的名字叫利科，电影里的人物名字叫迪德。

在《电影传奇》里，则称这个电影的原型人物是皮耶德·雷施多达。专题片介绍电影原型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中年人，家里有妻有子，而不是电影里那个未婚男青年。电影拍成后，还邀请电影原型的妻子去看这个电影，这位妻子之前并没有看过电影，她开始观看的时候，根本无法识别出电影里的那个男人就是以她丈夫为原型的事迹改编创造出来的，尤其是看到影片里的男主人公与一个年轻姑娘卿卿我我，谈情说爱，还以为她丈夫红杏出墙，另有他爱。

影片的导演也解释了为什么要改变人物的身份设定，他说，当时阿尔巴尼亚拍摄电影的时候，也“不允许表现太露骨的爱情”，所以电影里的爱情只是朦胧的开始，但这也足以让原型的真实亲人难以接受了。

实际上，这部电影改编自一部小说，原作是科莱希的短篇小说，这名作家，在阿尔巴尼亚还是有一定的知名度的，他曾创作过长篇小说《三月》，但中国并没有译本。电影据以改编的小说名为《作为一首歌颂勇士的歌》，电影原名叫《幸福的道路》，中文译名最初也曾经叫《洁白的道路》，最后公映的时候改成《在平凡的岗位上》。

影片的故事情节非常简单，就是主人公迪德在检查线路时，遭遇暴风雪，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这样的情节，根本支撑不住整个电影的故事情节推进，所以，电影里安排了主人公拥有一个非常完整的爱情进展线，这样，整个电影里，唯一完整的线索，就是一条爱情主题。

这样的电影，在1975年走进中国银幕的时候，的确会让人感到一种惊艳。

因为当时的中国电影已经将所有的情感线索都删除得一干二净，唯有在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这些兄弟国家的电影里，还能看到惊鸿一瞥的对个人情感的重视，听到影片里的英雄人物，用小资腔调高谈生活啊、爱情啊、情感啊这些匪夷所思的私人话语，这也正是当年阿尔巴尼亚电影受到观众追捧的原因。

《在平凡的岗位上》中，在主人公迪德与女话务员扎娜之间的情感线索，相当的完整且具有递进性，也带有一种柔情的美好。正如影片导演所说的那样，整个电影仅仅描写了爱情的萌芽阶段，而实际上，所有的爱情，最美好的区域恰恰在这个时段。所以说初恋的美好是颠扑不破的铁律。

影片对两个人的情感交待，穿插在电影里的回忆中。当迪德在山林间遭受严寒的胁迫，他回想起了当年与扎娜的最初相遇，而电影也通过这一个细节，表现了这两个人物不仅在情感上产生互动，同时，他们在工作中也有一种互补。当时的扎娜在她的岗位上正是牢骚满腹，因为电话线不通，她正在承受着用户的指责，而她身为接线员唯一能够主宰与掌控的只能是类似于电话交换机的插孔对接，而电话线路的联通，还必须依靠电线维修工的作为，这样，扎娜便把用户的不满转嫁到检修工身上。

扎娜的指责，代表着一种后道对前道的期待，而对于迪德来说，这是一种责任的驱使，更是一种情感的推动。

所以，影片里的男女主人公在工作中是互为需要的，正是这种工作的需要，促成了他们的情感上的需要。

可以说，工作与情感是平行的世界，但是，它们的动力机制是自成体系的，它们在平行的两个时空里，受到同样的驱动，而实现了之间的同样的流程递进。

因为迪德在山岭间的奔波，支撑了扎娜的室内的工作，所以，扎娜感到自己工作的顺境，是由迪德提供的，所以，女孩的芳心悄然间投注到了野外那个奔波的人身上。

而同时，迪德机械重复地行走在孤寂无人的山里，也是源自于身后的那个女孩的促进与助推。

这样，影片很巧妙地设置了工作与情感的双重线索，而它们都有着同一的前进流程，所以影片里讲述的故事，才那么隽永而美好。

这种通过情感的流脉来展现工作中的动力，对于当时的中国观众来说，确实是很超前的，也是想也不敢想的。

因为有了这样的情感打底，《在平凡的岗位上》一开头，就是迪德在完成了接线任务之后，与工作在电话接线室里的扎娜取得联系，在他的耳朵里听来，扎娜的声音是他在旷野里最喜欢听到的声音，因为这意味着他完成了他的任务，接通了线路，他的工作完成了，而他的另一种期许，是扎娜的声音里派生出的情感上给他的慰藉。

显然，身为检修工的迪德在扎娜面前还是有一点自卑，因为显然他是一个今天我们看来属于粗壮工的身份，与貌美靓丽的扎娜隔着非常明显的三重天。而扎娜的身边也不乏追求者，且身份是知识分子，显然比迪德还有魅力与诱惑力。所以，迪德在与扎娜通话时，他提出的要求是小心翼翼的，但扎娜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与他一起去看电影。

而后来在分手的时候，扎娜还送给了他一张明信片，其实女孩已经把她的心思完全地表白出来了，但迪德缺乏这种追求的自信，当他拿着这份女孩的礼物的时候，可以说他是心花怒放的，而女孩则娇嗔地留了一句：“傻瓜”，而这背后的潜台词，任何一个“伪傻瓜”都心知肚明。

不知道，这个女孩的一句“傻瓜”的馈赠，后来有没有影响到中国电影的爱情设计，但是我们的确看到日后中国电影里太过频繁地使用了这个桥段，让这一阿尔巴尼亚电影里令人耳目一新的设计演变了老鼠过街式的陈词滥调。

从影片一开始，迪德与扎娜的情感线，便已经走向了两情相悦，皆大欢喜，之后《在平凡的岗位上》里的故事情节，便适时地回顾了一下他们两个人在最初合作时的隔膜与龃龉之后，把重点放在了迪德如何在暴风雪中履行职责，排除障碍，而维系着人物命运与悬念的则始终是人物的情感世界。

可以说，电影赋予了人物以动人的情感维度，才使得迪德每一步跋涉在山林里的路程，始终扣紧着观众的心弦，因为观众代入了自己的情感，把人物的心灵互动作为内心里的一种情感等价移植，才使得这样的平淡的工作的故事，散发着人性的美好与观影的注目。

这就是恰到好处的爱情线对于电影主题的支撑意义与辅助效用所在。

影片最后，迪德在电话杆上，望着向他涌来的救援人员，渐渐模糊了视线，这一场面，使人联想到中国电影《冰山上的来客》中边防战士被冻死在哨卡上的感人段落。

而实际上，六十年代《冰山上的来客》也曾经在阿尔巴尼亚掀起了不亚于该国电影在我国放映时同样的热潮。不管两国电影有没有吸收对方的电影构思与手法，但是两片在打造震撼人心的画面上，运用的手段，却是不谋而合、声气相通的。

《在平凡的岗位上》里男主角迪德的扮演者，正是《宁死不屈》里的那个弹吉它、诱发女主角米拉朦胧情感的地下组织成员。

《宁死不屈》剧照

在《在平凡的岗位上》里，他有着比《宁死不屈》里更加立体化与全面化的人物刻画，但1975年公映的时代，阿尔巴尼亚电影的黄金时期已经过去，因为当时国内电影在逐步复苏，取代了早先时期阿尔巴尼亚一枝独秀的地位，而《在平凡的岗位上》里的过分浓烈的爱情线索，估计也是当时公映时没有大张旗鼓的原因吧。

影片里的女主角扎娜看上去朴实无华，据《电影传奇》介绍，扮演者是在等待公交车的时候，被影片导演看上从而成为女主角的。

这个扮演者曾经与《宁死不屈》米拉的扮演者受邀来到中国，而这是崔永元省钱的一个办法，因为走正规渠道，向国外的版权公司购买资料的话，费用相当巨大，而邀请演员来到中国，这些演员都很乐意把私下的照片提供给剧组。

有意思的是《宁死不屈》米拉的扮演者定居希腊，而本片的女话务员扮演者则移居法国。

她们分别出演了米拉与扎娜

撇开演员的身份归属与精神选择，从今天的角度来看，《在平凡的岗位上》所给予中国观众的语词、人设、情感都有着不能忽略的潜移默化的影响。谁能说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标题，就一点没有受到《在平凡的岗位上》的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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