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疟疾，大家或许一愣，但是如果说到“打摆子”，或许很多人都会恍然大悟，这就是令人闻风丧胆的疟疾病毒。

蚊子，是疟疾的一个重要传染源。一般来说，疟疾是由疟原虫所导致的虫媒传染病，被感染的蚊子就携带这种疟原虫，它们仿佛一台“微型杀人机器”，当人体被蚊子叮咬时，寄生虫就会渗透到人体的血液当中，人体就此感染疟疾。

传播疟疾的寄生虫从单细胞生物中发展得来。再经过漫长的进化，感染了爬行动物、哺乳动物等，再传染给灵长类动物，最后传染给人类。从人类有记载开始，疟疾就和人类如影随形，祸害人类近万年的时间。

影响人类发展史的噩梦

由于疟疾的历史实在是太漫长了，它的具体时间无法考定。早在两千多年，我国的《黄帝内经·素问》就已经有了《疟论》《刺疟论》这些关于疟疾的详细记载，古罗马的文学作品中也提到了疟疾。苏美尔人认为疟疾是瘟疫之神涅伽尔带来的，古印度人则将疟疾称作“疾病之王”。看来，疟疾是世界各国人们的噩梦。

不过，很多科学家认为，非洲应该是疟疾的最早发源地之一。《微战争3：对决疟疾·艾滋病·流感》一书中提到，蚊子和疟原虫都曾在非洲，而且先于人类出现。如今，很多温带地区的人们对疟疾似乎并没有太深了了解。 但事实是，即使在医疗如此发达的今天，疟疾仍然在热带地区与亚热带地区肆虐。目前，全世界仍有32亿人处于罹患疟疾的风险中，有1.98亿人则死于疟疾。

为什么疟疾会发生在非洲？

首先，是炎热。非洲炎热的地理环境成为了疟疾的温床。

其次，是贫困，这是导致疟疾的根本原因。

最后，是传统宗教与文化风俗。非洲人的一些习俗会扩散疟疾病毒。

非洲人和疟疾共存了近千年的时间，甚至进化得缺少Duffy抗原来抵抗疟疾病毒。不过，狡猾的疟疾在自我进化之后，再次席卷而来，这种恶性疟疾致死率非常高，而非洲人不得不再次从基因上进行改变，出现了基因突变——镰状细胞贫血。

由于班图人在进化中形成了镰状贫血，使得他们在几千年内雄霸非洲大陆。

即使疟疾无情地损害着非洲人的生命，但在一定程度上，疟疾也是非洲人的“保护伞”。

欧洲人在全球各地建立殖民地，甚至将手伸到了遥远的美洲，却独独不触碰非洲。其中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欧洲人没有镰状细胞，而这直接导致了欧洲人的死亡率远远高于非洲人，这也是欧洲无法征服非洲的一个重要原因。

早在16世纪，欧洲殖民者便开始侵略非洲，但只徘徊在非洲沿岸，真正深入腹地，还是19世纪以后，可是众所周知，欧洲早在17世纪便殖民美洲了。导致转变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19世纪中期的欧洲人掌握了提炼奎宁的方法，打败了疟疾，将殖民帝国迅速扩张到非洲内陆。

像非洲这样因为疟疾而改变命运的还有很多，苏格兰甚至因此亡国。

1695年，苏格兰遭遇百年未有的大饥荒，只能像其他国家一样开辟殖民地。当苏格兰准备施行“达连计划”在巴拿马建立殖民地时，疟疾这个“隐形杀手”悄然出现了。由于缺乏经验，大批苏格兰工人因此病倒。西班牙见此情形便趁火打劫，“达连计划”惨淡收场，倾尽全国之力的苏格兰几乎破产。此时，英格兰也趁机运作，苏格兰最终只能含泪接受合并计划，而独立国家“苏格兰”从此不复存在。

当然，疟疾也从不会在战争中缺席。

在我国古代，疟疾一般被称为“瘴气”，军事家们除了和敌人搏斗，也要提防杀人不见血的疟疾。

岭南和云贵多山区、多树木，在《汉书》中，对这些地方的记载，屡屡出现“兵未血刃而病死者什二三”等形容。甚至在第二次清缅战争，清军有半数是因为疟疾而死。

在古代，中国的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一有机会便会将疆土扩大，推进到周边。但是，东南亚却是历代帝王讳莫如深的地方，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那里森林广布，疟疾大兴，士兵死伤过半。

东汉时，马援带领八千汉军，南征交趾国，然而却落得个“军吏经瘴疫死者十四五”的惨烈结局。不服输的乾隆也曾数次进攻缅甸，都因疟疾而受挫，甚至会导致“及至未战，士卒死者十已七八”的士兵死伤。

所以，历代统治者对东南亚采取的都是无为而治的状态。可以这样说，东南亚和非洲有着极为相似的命运。

到了近代，即使是最凶猛的士兵也对疟疾束手无策。二战时的太平洋战场处于热带地区，而美日士兵大多来自温带，他们对主场作战的疟疾毫无办法。据统计，美军士兵的疟疾发病率是千分之四千，即，平均每名士兵至少得过四次疟疾，这不禁令人咂舌。

千年疟疾征服史

从有了疟疾开始，人们就与之抗争。染上疟疾的发病初期，和感冒没有什么不同。头痛、恶心、疲倦，但之后便会迅速影响中央神经系统，甚至会对肾脏等器官造成损坏。严重的则危及生命。数千年来，人们谈“疟”色变。

要想征服敌人，首先便要了解敌人。不仅疟疾源远流长，甚至“疟疾”这两个字，就贯穿了人类文明的发展。

英文中的疟疾读作“Malaria”，它直接从意大利语Mal’aria翻译而来，简单粗暴的译为“坏空气”，而Mal’aria这个词，又可以追溯到罗马。罗马人认为，是沼泽附近漂浮的臭气导致了疟疾的产生。而我国早在殷虚甲骨文中，便已发现对于“疟”字的记载了。

但丁曾在《神曲·地狱篇》借疟疾描绘恐惧：扰如患三日疟疾的人临近寒颤发作，指甲已经发白，只要一看阴凉儿就浑身打战。

但丁对疟疾的描绘十分逼真，而但丁本人，也正是死于疟疾。

不仅在欧洲，在中国的历史上，人们对疟疾也丝毫不陌生。

公元1693年，康熙因平定三藩之乱，深入南方疟疾区域，感染了疟疾。当时的御医对此束手无策，倒是法国的传教士进献的金鸡纳霜，治好了康熙的病。

我们所熟悉的曹雪芹的祖父——曹寅，便在身患疟疾之时，向康熙求取金鸡纳霜，康熙不仅慷慨解囊，还详细写了说明，让使者星夜奔往。然而，快马加鞭还是没有抵得过疟疾的发作，曹寅最终不治而亡。

金鸡纳霜，在清朝文献中称作“金鸡挐”，也是欧洲人口中“奎宁”的原材料。

或许，从16世纪开始，欧洲人便苦苦思索，到底何时才能殖民非洲？

由于炎热，疟疾在位于热带的美洲大陆也曾肆行。然而，印第安人却发现，当一些动物染上疟疾之后，总是会痊愈。经过跟踪，他们发现，这些动物们会啃嚼金鸡纳树皮来对抗疟疾。见此，聪明的印第安人也开始学着他们，用金鸡纳树皮泡水。渐渐地，金鸡纳树皮成为治愈疟疾的药方。

后来，一位西班牙人将金鸡纳树皮带回欧洲。经过科学家们的挖掘与钻研，终于，他们在金鸡纳树皮上终于提炼并合成了药用级的奎宁。就这样，欧洲人迅速征服了整个非洲。

疟疾与五次诺贝尔奖

在与疟疾的抗争中，人们取得了很多成果。存在了120多年的诺贝尔奖，便有五次获奖和疟疾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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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英国医生罗纳德·罗斯于1897年阐明了疟疾的传播媒介是按蚊，并说明了疟原虫的发育史和疟疾的传播方式。

1907年，法国军医夏尔·路易·阿方斯·拉韦朗于1880年发现血细胞中的疟原虫。

1927年，奥地利精神科医生朱利叶斯·瓦格纳利用疟原虫来治疗由于梅毒导致的麻痹性痴呆。

1965年，美国有机化学家罗伯特·伯恩斯·伍德沃德首次人工合成奎宁，使得奎宁一度成为抗疟一线用药。然而，奎宁不仅有着非常大的副作用，而且从20世纪60年代之后，疟原虫产生抗药性，疟疾再次席卷全球，导致疟疾患者的死亡率急剧上升。

2015年，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发现了青蒿素，并创制了新型抗疟药——青蒿素和双氢青蒿素，挽救了全球千万人的性命。青蒿素的发现，再次为人们找到了对抗疟疾的有力武器。

从人类还没有出现，疟疾就存在了，它不由分说地挑战所有人，也威胁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影响人类文化的传播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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疟疾让人们感到无助和恐惧，不过，正是一直处于这样的恐惧之下，人们不断的发展自己，壮大自己，和疟疾共存。疟疾，甚至成为了人类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逼迫着人们改变自己，抗争病毒。

“凡是不能杀死你的,最终都会让你更强。”

（■ 文| 潇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