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电影背后的故事，解释了川普为什么能当上美国总统

《乡下人的悲歌》这两天刚刚在Netflix平台上线。

从不到7分的豆瓣评分和少得可怜的评分人数和讨论度上看，它无疑受到了国内观众的冷淡对待。

《乡下人的悲歌》豆瓣评分

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毕竟《乡下人的悲歌》的卡司和制作团队可算是野心勃勃：

其中，既有艾米·亚当斯这样今年越来越以演技派著称的明星，又由凭借《美丽心灵》夺得奥斯卡最佳导演的朗·霍华德执导，按理说，这两项已本足以为本片争取到一定的关注目光。

导演朗·霍华德

然而，同样的遇冷也发生在美国媒体的口碑上：烂番茄仅25%的新鲜度，MTC则处于红区。真的这么差吗？抱着疑惑的心态第一时间观看了《乡下人的悲歌》后，我得出的结论是：有非常糟糕之处，但并非无可救药。用一个词形容，就是“可惜”。

《乡下人的悲歌》改编自J.D.Vance所著自传。此书曾经在美国风靡一时，围绕着俄亥俄州的一个三代同堂之家，讲述了一个伤痕累累的家庭史诗。

小说《乡下人的悲歌》

小男孩JD（即作者）生活在一个单亲家庭，有一个神经质且身陷感情纠葛的母亲，经常徘徊在不同的男人之间。

虽然如此，但在JD的外公外婆的帮助下，母子之间虽然冲突不断，但生活还能够勉强支撑下去。

但在JD的母亲因为患上药瘾而丢掉了护士的工作，为了生计又草草结婚之后，稳定的家庭生活完全被打得粉碎。

小男孩JD

其间，外公去世，母亲尝试自杀，这一切都给年幼的JD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冲击，他一蹶不振，成绩不断下降，开始和不良少年混在一起，吸大麻、打群架，差点被送进监狱。

就在此时，JD的外婆向他伸出了援手，不顾自己的经济水平，坚持管教他、送他上学，最终促使他幡然醒悟。

故事的结局是好的：他进入了耶鲁大学法学院学习，也收获了幸福的爱情。

JD的外婆

光看故事大纲，《乡下人的悲歌》所讲述的东西似乎在好莱坞励志片的序列之中随处可见，至少，相比与那些戏剧性更足的家庭题材/少年成长题材的电影而言，并没有特别过人之处。

但原著细腻和真挚的笔触、温暖与残忍并存的家庭关系细节，构建了一个完美的共情链条，美国读者都能轻松向其中投射自己的心理，也能从中窥见自己的经历与人生的影子，J.D.Vance也被称为“美国底层工人的代言人”。

《乡下人的悲歌》剧照

这是《乡下人的悲歌》的原著能够成为畅销书的一大原因，或许也是改编的电影在国内受到冷遇的一大原因——原本对美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小镇生活和底层的“美国梦”，在国人眼中，却是陌生的、另一个世界的，成为阻隔共情的文化壁障。

虽然亲密关系、原生家庭对于个体的性格与人生的影响，是属于全人类的永恒共同话题，但是当人物落实到生活的身份和形象、形成具体的情境和情节之后，电影必然和民族的精神内核紧密关联，否则就成了空中楼阁。

《乡下人的悲歌》剧照

对于《乡下人的悲歌》，即使其中抽象的、寓言式的家庭纠纷与和解是具有脱离地域的普遍价值的，但若非本土观众，没有属于那片土地的思维方式和生活习惯，注定无法体察到作品的全部力量。

我们也难以见到偷偷开车出去聚众闹事的不良少年，孩子们也不会在被欺负之后期待父母们动手报仇；

最重要的是，经典的“美国梦”中描述的那种白手起家、一步步靠自己打拼走向成功的实业家精神，在中国是绝不现实的，因为我们被社会结构牢牢束缚，只有依靠按照既定的规则疯狂的内卷才能使固化的阶级松动一点点。

《乡下人的悲歌》剧照

而事实上，对于现在的美国来说，“美国梦”也只是旧日荣光。

在这一点上，《乡下人的悲歌》就体现出其政治意味来。

此书畅销之际，正是特朗普大选获胜之际，媒体们为此书打响的口号正是“解释特朗普获胜的原因”。

《乡下人的悲歌》的英文名是“Hillbilly’s Elegy”，Hillbilly指的是底层白人，原著也正是对底层白人生活状态的一次细致的勾勒。

《乡下人的悲歌》剧照

在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大部分人都能负担起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包括工厂里的工人。

但如今资本向海外寻求廉价劳动力后，美国的底层就业率下滑，底层白人迅速下坠和堕落。

这些人就是典型的特朗普支持者，他们将一切罪责归咎于移民抢了他们的饭碗，寄希望于特朗普过激的国家主义来“Make American Great Again”，以重新获得往昔的经济地位。

《乡下人的悲歌》剧照

J.D.Vance通过自己的努力从一个破碎的家庭中走出，进入耶鲁大学，这一条阶级流动轨迹就是共和党人坚信的成功哲学：

每个人为自己在社会中的位置负责，如电影中的外婆所说“努力不一定能成功，但至少有成功的机会”。

总而言之，要奋斗，要向上爬。这非常能解释此书为何如此受美国右派人士的欢迎。

《乡下人的悲歌》剧照

当然，作为左派集中地的好莱坞，自然不可能一五一十地照搬《乡下人的悲歌》中的右派政治立场。于是在改编小说时，编剧将原作中带有的政治意义的内容基本抹除。

比如，JD的外公外婆是从阿巴拉契亚山区出走来到俄亥俄州的，代表了Hillbilly对于原生贫困环境的逃离，而他们在俄亥俄州的苦难的生存境况则体现了Hillbilly和城镇中产阶级的格格不入，这些都在电影化之后成为一笔带过的背景和回忆。

《乡下人的悲歌》剧照

于是，《乡下人的悲歌》中基于人物的特殊身份和处境而导出的阶级寓言在电影的文本中被剔除。

为了将庞大的文本体量容纳与于两个小时的电影中，《乡下人的悲歌》打乱了原著的时间线，采用了非线性的叙事结构。

故事开始于JD梦寐以求的工作的一次面试，途中，他接到了姐姐打来的电话，告知他母亲因吸毒过量而进了医院，要他赶快回去。

《乡下人的悲歌》剧照

接下去，回忆与现实穿插着并行。这样的“闪回”叙事法在如今的好莱坞电影中已经屡见不鲜，甚至已经成为一种新的俗套，况且《乡下人的悲歌》并不适用于这种结构。

由于过去的事件仅由回忆牵引着出现，事件的逻辑顺序又被打乱，因而影片的关注点也就仅限于事件本身的内容，而它们的前因后果则被弱化——这些前因后果本是观众理解和共情的基础。

于是，每个情绪的爆点都太过突如其来，前面缺少铺垫，后面又没有承接和延伸，背后的人物动机也没有得到充分的解释。

《乡下人的悲歌》剧照

这便可以被概括为“情境”的缺席。情境是观众向戏剧中代入自身、从而理解人物和故事的通道，而一个优秀的自传中，情境永远应该是一目了然的，借此，作者才能将自己的私人体验拓宽到读者可感同身受的范围。

正如前文所言，这本是《乡下人的悲歌》的原著的优点之一，否则它绝无可能找到如此广泛的共鸣。

情境同样也是表演的感染力的前提，没有情境的维系，表演就和人物分离开来。

《乡下人的悲歌》剧照

如《乡下人的悲歌》，饰演JD母亲的艾米·亚当斯的表演不可谓不精湛，但对于这一人物，我们只能通过JD的视角来管中窥豹，而JD的视角又被叙事结构切割的支离破碎，这直接导致了观众与人物的距离感。

在几场亚当斯“演技爆棚”的戏中，观众实际上是被隔离在人物之外的，虽然感叹她演技之精湛，但这只不过是基于外部的考察和评判的量化结果，而不是真的被表演的能量所震慑。

这就是《乡下人的悲歌》的最大遗憾之处，它明明拥有细腻的故事蓝本、栩栩如生的人物们和真挚的情感内核，但这些都被好莱坞的痼疾——追求叙事、煽情的高效——所扼杀了。

《乡下人的悲歌》剧照

回头看曾助力朗·霍华德手捧小金人的《美丽心灵》，它同样是一部真人真事改编的传记题材作品，也同样完全依托于好莱坞最传统的编剧套路，但却能成功，为什么？

这是因为数学家约翰·纳什的一生本就是充满传奇色彩的，其中有爱情、智力和精神疾病的博弈，这些东西虽然脱胎于真实的素材，却可以迅速在好莱坞式的剧本写作中进化为夺人眼球的类型元素，从而使得故事跌宕起伏，充满冲突、悬念、刺激和奇观。

《美丽心灵》剧照

艾伦·索金执笔的《社交网络》也同样是这样一个富有类型潜力的故事。

对于这样的故事，有经验的观众在观看前就已抱有对类型的预设，因此对应的元素出现时，自然能快速进入情节的行进中，不需要扎实的“情境”构建来打开共情的通道。

但《乡下人的悲歌》却不是这样的，它朴素、平平无奇，它没有太多戏剧化的变数，但胜在真实生活的泥土气息，胜在细腻的情感传递，如果按照《美丽心灵》的好莱坞式思路来处理这个故事，必然会折损上述所有的优势。

《乡下人的悲歌》剧照

不过，仍需承认，虽然在走出故事之后，我们可以很容易辨别出电影的各种不足，但在实际观看时，《乡下人的悲歌》中的所有煽情都是十分有力的。

在电影结尾，一连串蒙太奇之中，伴随着JD沉痛的旁白口吻，外婆去世的画面在回忆中浮现。

在这样的节点中，理性的技巧和方法已经被抛弃，电影开始以天真的姿态讲述着最简单的人情世故，不厌其烦地重复同一个感人的事件和形象。

《乡下人的悲歌》剧照

俗套吗？很俗套。

但别忘了，这一俗套来源于好莱坞从最早的煽情电影出现开始便一直不断沿袭和重复所积累下来的经验，在不断的以各种形态出现在各类电影中时，这些事件和形象在一代一代观众心中刻下越来越深的痕迹，同时自身也不断被简化和浓缩，最后几乎变成符号，一旦出现，便召唤出动人心魄的情感。

电影向这种俗套回归时，回归了原始和纯粹，也获得了这一条道路积累至今的情感深度。

《乡下人的悲歌》剧照

我们很容易便能在当代的一些好莱坞作者，如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斯皮尔伯格等人的作品中发现这样的“俗套”的痕迹，正是它们成就了《百万美元宝贝》《辛德勒的名单》以及近期的《绿皮书》《骡子》这样的电影作品，

也正是它们使得《乡下人的悲歌》中缠绕的情感力量，在剧本处理和拍摄层面并不理想的情况下，仍然能够通过这种俗套的节点深入人心。

这是好莱坞为人诟病之处，却也是美国电影的“传统美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