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俊伟｜高邮的生活美学

与已是热门旅游城市的扬州相比，相距仅几十公里的高邮低调、平实，仍是一座能够从容过日子的小城。它在历史与当下、艺术与现实之间不紧不慢地踱着方步，并不刻意渲染什么，祠堂、衙门、老街也好，古今名人轶事也好，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高邮的生活美学

01

● 水气与文脉

高邮是一座江北水城，周身带着一层水雾之气。高邮湖并不是高邮唯一的水源，还有京杭大运河自北向南流过小城的西侧，运河的西堤也就是高邮湖的东堤，二者自古就是悬湖和悬河，是治理淮河流域水灾的一个重点。

高邮作家汪曾祺说，自己作品里“水味儿”，来自于家乡的湖河。据他回忆，当年运河的河底和城墙垛子一般高，他幼时常到运河堤上去玩，可以俯瞰堤下人家的屋顶；县境内有很多河道，出城到乡镇去大都是坐船，村子里几乎家家都有船。汪曾琪的老乡——宋朝诗人秦观，在《送孙诚之尉北海》中写道：“吾乡如覆盂，地据提楚脊。环以万顷湖，粘天四无壁。”

秦始皇灭亡楚国后，在此地筑了一个高台，设了一个邮亭，这就是高邮名称的由来，亦称秦邮。汉高祖时期，高邮置县，一直延续至今。位于高邮南门大街的盂城驿，建于明朝洪武八年（1375年），是目前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驿站。京杭大运河开通之后，高邮驿站的地位更加显著，往来的官员、商人、文人骚客都会在此停留，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使得高邮的经济、文化迅速发展，孕育出一条至今仍然鲜活的文脉。

从盂城驿所在的南门大街往西走上几步，就到了大运河的堤岸边，当年的古运河航道上，仍有很多百吨货轮穿梭往来。当年，位于运河边的高邮逐渐发展成为颇有规模的商贸中心，商贾云集，沿街市场林立，河中跑船，河边办会赶集，南门大街的青石路面上留有很多独轮车的轱辘印，讲述着昔日的繁华。

除了带来经济的繁荣，这段运河也见证过不少历史兴衰。南宋时期，文天祥曾两次过高邮，第一次是德佑二年（1276年），元军压境，他奉旨去和谈，被元军扣押在镇江，后来设法逃亡，经扬州到高邮，再辗转经泰州、南通等地，逃回温州；第二次是祥兴二年（1279年），南宋灭亡后，文天祥沿大运河被押解回北京，再次途径高邮，感怀身世浮沉，写下了《高沙道中》明志：“夫人生于世，致命各有权。慷慨为烈士，从容为圣贤。稽首望南拜，著此泣血篇。百年尚哀痛，敢谓事已遄。”高沙也是高邮的别称。如今在高邮还有一个以文天祥命名的广场。

花两块钱，就能从南门渡口坐船前往运河中间的河心岛。岛上的镇国寺唐代曾是皇家寺庙，庙里的镇国寺塔也被称为“南方的大雁塔”。

清乾隆时期的《高邮州志》记载：“镇国禅寺，在州城西南隅，寺外有断塔。唐举直禅师建，国朝顺治丙申寺毁于火，雍正二年邑人贾国维重修。”举直禅师便是唐僖宗那位当了和尚的弟弟，方志上说：“唐举直禅师，懿宗子僖宗弟也，行脚至高邮，得太平仓基地，亟请于朝。诏以其地为镇国禅院，居之，仍赐号举直禅师。”

镇国寺塔是一座方形七层楼阁式砖塔，高35.36米，顶端塔刹有一尊青铜铸的葫芦，上书“风调雨顺，国泰民安”。1956年大运河拓宽时，宝塔险被拆毁，周恩来总理下令“让道保塔”，使它得以继续矗立在大运河中，护佑两岸百姓。

高邮城东有一座文游台，曾是苏门学士秦观读书的地方。如今提起高邮，文学青年们会立即想起汪曾祺，而古时文人们到了高邮，第一个想到的肯定是秦少游，他的名句“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就是写于高邮。

文游台上还有一座四贤祠，《高邮州志》记载：“宋苏轼过高邮，与寓贤王巩、郡人孙觉、秦观载酒论文于此。时郡守以群贤毕集，颜日文游台。”四贤祠就是为纪念这四个人而建。文游台也是高邮地势最高的地方，如果没有现代城市建筑的遮挡，从台阁上的“山抹微云”楼往西望去，能看到碧波浩渺的高邮湖，切实感受古人眼中“环以万顷湖，粘天四无壁”的宏大景象。

02

● 东大街的文学地图

高邮这座小城到处都有汪曾祺的印记，反过来也可以说，汪曾祺的小说里全是高邮的味道。

东大街是高邮最有烟火气的地方，人民路沿线的众多小巷极为热闹，沿街的店铺依旧是旧时光景，让人想起《受戒》里的描述：“肉铺里挂着成边的猪，一个驴子在磨芝麻，满街都是小磨香油的香味，布店，卖茉莉粉、梳头油的什么斋，卖绒花的，卖丝线的，打把式卖膏药的，吹糖人的，耍蛇的，叫人什么都想看看。”

在这里经常能发现汪曾琪小说中出现过的地名，让人在文学和现实之间有些恍惚。比如大淖巷。汪曾祺曾写道：“这地方的地名很奇怪，叫做大淖。全县没有几个人认得这个淖字。县境之内，也再没有别的叫做什么淖的地方。据说这是蒙古话。那么这地名大概是元朝留下的。”其实淖就是一片大水，说是湖泊，似是不够，比一个池塘大得多，每至春夏水盛，颇为浩淼。沿着大淖巷走进去，尽头处果真有一片大水，叫作‘大淖河’。”

大淖巷西边是草巷口，可通到大淖河，汪曾祺说，这里当年是高邮北乡人给城里人送芦草时经过的，淘气的孩子会趁挑草人不注意去耙上一把草，所以当地人把不听话的小孩叫作“耙柴鬼子”，汪曾祺小时候也没少淘气。巷子里铺着青石板，两侧开有米行、草行、蛋行、八鲜行、水炉子铺、剃头店……大多是经营了几十年的老店。

当地人把大淖巷和草堂口所在的这条大街叫“东头街上”，当年是高邮的闹市区，沿街各种店铺、小摊覆盖了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婚丧嫁娶，一应俱全，连万顺酱园店、诸家棉花店、保全堂药店等算是大商号，其中保全堂药店就是汪曾祺家的产业。

一早一晚，常有老人把炭火炉子拉到街边来，端一张板凳，摇一把芭蕉扇，一边生炉火，一边跟街坊领居聊天，街头巷尾烟雾弥漫，人们走过时好似腾云驾雾一般。不一会儿，卖小菜的、卖咸鸭蛋的也都加入了聊天的队伍，散场的时候，还给每人送上几枚鸭蛋回家尝尝鲜。

高邮的咸鸭蛋极为出名，汪曾琪那篇《端午的鸭蛋》功不可没。“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

在东大街的很多巷子口都能看到这样的经典场景：一个身穿老头衫的大爷，支起一张小桌，放一个白瓷盘，上有两枚四瓣切好的咸鸭蛋，双黄，蛋白膏红，红油从蛋黄里淌出来，流到蛋白、淡青色的蛋壳上，在白瓷盘上聚成一汪；大爷在小酒杯里倒上一杯洋河大曲，用筷子蘸一点蛋黄油放在嘴里，然后砸吧一口酒，脸上洋溢着一种给个神仙也不做的得意之情；桌上的收音机里咿咿呀呀地放着京剧《沙家浜》，那是汪曾祺参与改编的。

03

● 去汪曾祺家做客

我到了高邮，直奔东大街。路口的大泡桐树下有一个小吃摊儿，两个老人支起两口锅，一口是沸油炸臭豆腐，一口是浓汤煨豆腐，豆腐很便宜，一块钱三块，也连带着卖些高邮鸭蛋。排队的人很多，还有人大老远地开着电瓶车赶过来，人还没到跟前，声音先飘来了：“师傅啊，要个三块钱的炸豆腐。”摊主点点头，晓得这是要当下酒菜，顺便在打包好的豆腐里扔进一小袋花生米。高邮方言不像别处的江淮官话那么硬气，带着一点诙谐和韵律。

摊主问我：“外乡人，你来干嘛啊？”我说：“来看汪曾祺。”他点点头：“沿着这条老街走，前面那条巷子口就是了。这老头儿，找他的人可真多啊。”我不禁笑了起来，一个人去世20年之后，还能真切地活在故乡人的生活里，真是一件神奇的事情。

那条巷子就是竺家巷，巷子口的那幢二层小楼，门口挂着“汪曾祺故居”的牌子。侧楼的房门开着，一个精神矍铄的老大爷坐在藤椅上，同汪曾祺长得极像，他是汪曾祺同父异母的弟弟汪曾庆，今年八十多岁了。

屋子里摆着一张黑色方桌，上面有一个老式钟表、一副台历、一包香烟，桌下有一沓报纸，藤椅后面的地上堆着不少酒瓶。汪大爷笑着说：“小伙子看到这两间破房子，是不是很失望啊。”他告诉我，汪家祖上曾有两千多亩田产、近百房屋，后来连同那几家药铺都没有了。

汪曾祺离开高邮前往昆明上大学时，汪曾庆才两岁，一别就是40载。20世纪50年代末，他作为社会青年下了乡，汪曾祺则作为后补右派下放到张家口，都度过了一段艰难的岁月。后来，汪曾庆回到县城，在疾控中心工作，他的胞妹也在医院工作，等于又做起了祖传的旧业。妹妹一家就住在隔壁。

谈起哥哥，大爷语气平静。我同他开玩笑：别人会不会拿你和汪曾祺比啊？他说：“这有什么好比的嘛，他是他，我是我，我现在不是活得比他长了嘛。”说着自己也笑了。

汪曾祺一家都喜欢做菜，汪曾庆也不例外，如今他依然喜欢自己去巷子口买菜，然后亲自下厨。他家平台上有一间阁楼，“闲来可上去坐一坐，听听风声，喝点儿小酒。”阁楼上有哥哥汪曾祺为他写的一副对联：“金罂蜜贮封缸酒，玉树双开迟桂花。”

离开时，大爷把我送到门口，握着我的手说：“怠慢了哦，有空再过来玩啊。”我又回头望了一眼大门上的对联：“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这两句出自宋朝理学家程颢的《秋日》：“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我想，理学家口中安于本心的从容，应该就是汪曾祺的人生意境吧，同时，也应和着这个苏北小城的生活美学。

● 撰文 袁俊伟 ● 编辑 张琳

● 图片 清溪 龙博士 袁俊伟

已刊《中国国家旅游》杂志

2018年8月刊

图文经《中国国家旅游》授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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