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一点千篇一律，多一点百花齐放

崔礼山

如今，出去旅游，你会发现，无论北国还是南方，沿海还是内陆，城市与城市几乎一样。

一样的高楼大厦，一样的道路街巷，一样的园林建设，一样的市场形象，可谓“千城一面”，区别只是有些规模大，有些规模小。

其实，何止城市相同，学校差异也微乎其微。

你有塑胶操场，我也有；你有栏杆围墙，我也有；你有自欺欺人的标语口号，我也有；你有丑不忍睹的校服，我也有。凡是你有的我都有。

教学思路更是千篇一律。你用多媒体，我也用；你用现成的辅导资料，我也用；你用翻转课堂，我也用；你用题海战术，我也用；你用高压手段，我也用。

学校内部，教学管理突出标准化，强调统一化。教案格式一样，教学内容一样，考试题目一样，评分要求一样。不管你是硕士生还是博士生，刚入职的老师还是即将退休的老师，教什么，怎么教，必须听领导的命令。

老师不许有个性，学生不许有棱角。表面上鼓励创新创造，实际上推崇老旧一套。创新创造冒风险，墨守成规最安全。谁的权力大，谁就是真理。谁的地位高，谁掌握决策权。

目前国内师范的理念是“学高为师，身正为范”。

所以我们的教育从源头上就缺乏创新，从来没有『颠覆前贤为师，特立独行为范』这样的思想。但是这样的老师却是国之瑰宝。

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著名国防科学家钱学森时，钱老无比感慨地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道：“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

钱老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钱老忧国忧民之心，溢于言表！“钱学森之问”本质上是对中国大学生普遍缺乏创新能力的思考！

中国大学生普遍缺乏创新能力，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不是大学生的错，而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

我们的教育没有遵循培养科技创新能力应该遵循的原则，所以众多知名大学，如：清华、北大、复旦、中国科技大学等等大学，培养出的学生都没有取得让钱老满意的杰出成就，一言以蔽之，创新能力不足！

面对“钱学森之问”，我们不妨回顾中国教育史，甚至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奇迹：西南联合大学。

这座只存在了8年的“临时大学”，却是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8年时间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尽管战火纷飞、缺吃少穿，西南联大于硝烟中弦歌不辍，赓续民族文化命脉。陈寅恪、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朱自清、冯友兰、沈从文、闻一多、钱穆、钱锺书、费孝通、华罗庚、朱光潜、杨振宁、李政道、陈省身……这些西南联大著名师生中，任何一个名字单提出来，放在当下知识分子面前，仍然响天彻地。

在当今大学教育体系越来越发达，校区越来越大，楼越盖越高的今天，西南联合大学仍是一个特殊的存在。

汪曾祺在《新校舍》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他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不受拘束的学术氛围，国学与西学的交流碰撞，正是保障联大精神绵亘不绝的根本所在。

相较于那个年代，当代中国大学教育在和平中发展，家国情怀注定不如战时浓烈，但现代大学却扼杀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自然难以让杰出人才大显身手。

我有一个梦想，梦想在未来的学校里，少一点千篇一律，多一点百花齐放。少一点标准答案，多一点与众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