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赓有何军事谋略成为开国大将

来源：中国组织人事报

　　作为人民军队的一员名将，在漫长的军旅生涯中，在和国内外各种对手的较量中，陈赓一步步成长为开国大将。在革命的征程中，他形成了经过战场检验的、极具指导价值的军事谋略艺术。

　　上下同欲，动员民力

　　1937年11月，上海、太原相继沦入日军之手，八路军第一二九师首长发出组织人民武装、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对此，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深以为然，并高瞻远瞩地讲过，“敌我斗争的胜负，决定于人民，首先是敌占区人民的态度”。根据这一正确认识，他主张在抗战中应采取“上下同欲，动员民力”的策略。

　　要“上下同欲”，就必须视百姓如父母、与人民共休戚，陈赓在这方面可谓典范。

　　1938年4月下旬，第三八六旅主力挺进到河北邢台县路罗镇，听说当地红枪会私立苛捐杂税，残酷剥削村民，并公然勾结日军。陈赓遂指挥部队以突袭手段解除红枪会武装，将其首领六七人逮捕枪决。29日下午，部队在路罗镇召开群众大会，宣布了处决这些坏人的理由，并取消一切苛捐杂税，还把缴获的枪支发给当地群众，组织地方抗日游击队。第三八六旅在邢台受到群众热烈拥护。5月2日，他在日记中兴奋地写道：“我们以鲜明的主张、模范的纪律及英勇的战斗，赢得了群众对我们加倍的热情。我们的伤者，不必经过动员，大家都抢着抬送。农民到处列队欢迎，送茶送饭。这种热烈的情绪，令我们感到无限的兴奋。”

　　要“动员民力”，即“应以最大努力，利用一切可能，动员广大民众加入军队，补充现有兵团，组织新的部队，积蓄与扩大国家的武装力量，以支持长期艰苦的战争”。

　　1938年秋，陈赓指挥第三八六旅两个团向敌占交通线开进，“第七七一团主力到平汉铁路线以西，第七七二团到同蒲铁路线以东、正太铁路线以南地区活动，并抽调干部四处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进行对敌斗争，还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宣传中共的主张及政策，大力动员青壮年参军。由于这些工作做得好，到12月，就以七七二团的四个连为基础，在辽县（今左权县）成立了一个补充团。”

　　1947年秋天，陈（赓）谢（富治）大军挺进豫西，与国民党军展开激烈争夺。豫西反动势力根深蒂固，如何才能站稳脚跟成为陈谢大军的一道难题。陈赓又采取了“上下同欲，动员民力”的策略。他曾意味深长地说：“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不仅靠作战，而且靠政策。”当时，部队中普遍深入地开展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并发动全体官兵为群众做好事，给群众扫地、挑水、喂牛、割草。许多人家轻信反动宣传逃走了，部队就在门上贴上封条，写着“房主不在家，不得擅进入”。隆冬季节，部队供应困难，大家吃粗糠、咽野菜，也不动群众一针一线。军粮难筹，部队却向群众分发粮食100万公斤！一天晚上，一个老人偷偷回到家中，看见水满缸、地光光、肉没动、牛更肥，不禁感动得流下泪来，连夜上山把躲藏的群众叫了回来。

　　同时，在保持主力部队战斗力的条件下，陈赓抽调2000多名干部去做地方工作。他还要求部队团以上机关都成立了地方工作队，每个连都设有民运小组，班里还设有民运战士……摊子一铺开，群众工作也就广泛地开展起来了。

　　战略藐敌，战术重敌

　　陈赓十分赞同毛泽东的观点：战略上敢于藐视敌人，战术上必须重视敌人。简言之，就是“战略藐敌，战术重敌”。

　　1937年9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开赴抗日战场。作为世界列强之一，日军的战役、战术指导能力不容低估，低估了会犯轻敌的错误。早在8月28日，他就在日记中透露隐忧：“据我这几天考察，最近部队教育较偏重于政治（当然有它的作用），对军事方面不免要松懈些；即使有些军事教育，又过于偏重制式教练，所以至今部队的战术教育还是没有开始，这是重大的损失。在今后的残酷的抗战中，凭着过去的一冲，是无济于事的。”

　　由于坚持“战略藐敌，战术重敌”的策略，第三八六旅捷报频传：10月24日、26日，重叠设伏于山西平定县七亘村，痛歼日军300人左右，缴获骡马300多匹；11月2日，诱敌深入到山西昔阳县黄崖底，“仅我七七二团以突然火力袭击行进之敌，毙敌约300，毙骡马400余”。1938年1月，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卡尔逊到第三八六旅访问，他由衷地赞扬说：第三八六旅战略、战术卓越及善于联系人民，“是中国最好的一个旅”。

　　1950年10月19日，志愿军入朝参战，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当时，仍然有许多人对参战抱有疑虑，陈赓却坚决支持中央的决定，并认为对敌之策是“战略藐敌，战术重敌”。1951年3月初，中央任命陈赓担任志愿军第三兵团司令员兼政委（6月，又兼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他立即开始调兵遣将。

　　在乘机从昆明飞往重庆的途中，陈赓和身边工作人员戴其萼谈话，把“战略藐敌，战术重敌”作为自己的用兵特点：“你常在我身边，深知一打起仗来，我就几昼夜不睡觉，因为我反复思考，预想了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及处置的对策，所以从表面看来，我指挥作战从容不迫，胸有成竹，处置临时发生的情况迅速果断。可是从战斗打响之前直至战斗结束，我的思想一直处于紧张状态，因为我担任主要指挥任务，身系战斗、战役的成败和部队的安危，稍一疏忽，就会招致作战损失，增大部队伤亡，责任重大，所以内心处于长时间的紧张之中……人们都说我是个乐观主义者，无忧无虑，成天高高兴兴。从战略方面说是这样的，我坚信革命必胜，不怕任何艰险，不计个人安危。但在战斗中我不是盲目乐天派，总担心考虑不周，招致作战损失，总怕发生意外情况，思想上一直保持高度紧张，而不能有任何松弛。”

　　陈赓抵达朝鲜战场后，一过鸭绿江就想尽办法多方了解敌情我情；到了志愿军司令部，他更是抓紧时间做这方面的工作。8月28日，他在日记中写道：“美帝是整个帝国主义的支柱，政治军事都有一套，作战上非常客观，不株守成规，善于变化。五个战役（抗美援朝第一至第五次战役）中，各有其花样，我们绝不能忽视，必须加紧准备，拼命训练部队，想一切办法加强火力，改变战术；对它一点也不能松懈，然后才能将其战胜。这几天均本着这点精神教育部队。”正是由于“战略藐敌，战术重敌”，陈赓指挥的战役、战斗无往不利。

　　(摘自2013年第4期《党史博览》 夏明星 张玮 高桃源/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