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请，就要吃得好-周府治馔/薛林荣

薛林荣，1977年生，甘肃秦安人，现供职于天水某机关。著有长篇历史小说《疏勒》，散文集《一个村庄的三种时间》，随笔集《阅人记》、《处事记》、《育女记》、《赏物记》、《猎纸记》(合称《弹指五记》)。作品散见于《散文》、《北京文学》、《读者》原创版、《散文选刊》、《南方周末》等刊物，作品多次入选《〈散文〉精选集》、《2006中国随笔精选》、《第四届老舍散文奖获奖作品集》、《2007年中国精短美文100篇》、《21世纪年度散文选·2012散文》等选刊选本。作品曾获中国散文排行榜(2003)提名，入围第四届老舍散文奖，获黄河文学奖小说三等奖、青年文学奖等多个奖项。

鲁迅对请客吃饭非常重视,这和他对待看电影的态度相似即宁缺毋滥。他在给萧军、萧红的信中曾经说: "请客大约尚无把握,因为要请,就要吃得好,否则,不如不请。"(《鲁迅全集》第1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2页)。

在家里治馔请客,是鲁迅对待请客的最高态度。

鲁迅日记中,治馔请客共有32例。其中北京时期仅6例,上海时期达28例。比如, 1934年3月25日,鲁迅为美国朋友伊赛克饯行是请的知味观的厨师“来寓治馔", 1934年12月30日鲁迅请内山、廉田等日本朋友吃饭,请的则是梁园豫菜馆的厨师“来寓治馔"。

北京时期,周府有时准备一顿饭还从两个方向邀请客人,如1925年1月25日是个星期天: “治午餐邀陶璇卿、许钦文、孙伏园,午前皆至,钦文赠《晨报增刊》一本。”这显然是鲁迅的客人。与此同时, “母亲邀俞小姐姊妹三人及许小姐、王小姐午餐,正午皆至也”,这则是周母的客人了。

鲁迅1926年8月16日邀请许广平等人吃午饭最值得关注，因为涉及他们共同离开北京这件大事。

鲁迅比许广平大十七岁, 1923年秋天,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更名为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课时认识了许广平。1925年3月,许广平写信向鲁迅求教,他们之间有了进一步的接触,原本疏远的师生关系才有了突破。由于鲁迅的原配朱安无法给一个伟大而孤独的灵魂提供慰藉和理解,于是许广平取代了她。鲁迅和许广平从一开始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发展到异性间的愉悦与追求,有一个过程。当许广平于当年4月10日署名“小鬼(鲁迅先生所承认之名)许广平”,紧接着4月12日拜访鲁迅在西三条的住所, 16日敢用“‘尊府’居然探检过了”的戏谑口气后,师生间严肃与庄重的气氛中就产生了一种新的亲昵感情。到了6月25日这一天,旧历端午,鲁迅请许广平等几位女师大学生和俞氏姊妹(俞芬、俞芳、俞藻)吃饭,鲁迅因高兴而稍多喝了一点,于是“拳击了”俞芬、俞芳二姐妹,又“按小鬼之头”,许广平等以为鲁迅喝醉了而“逃”走。此后许广平给鲁迅写信大概很是作了一番文章(信佚),鲁迅则申辩:“端午这一天,我并没有醉,也未尝‘想’打人;至于‘哭泣’乃是小姐们的专门学问，更与我不相干。特此训谕知之! " （1925年6月28日鲁迅致许广平,见《两地书》)同时对“拳击"命氏二姐妹作出辩解：“该两小姐们近来倚仗‘太师母’之势力,日见跋扈,竟有欺侮‘老师’之行为,倘不令其喊痛,殊不足以保架子而维教育也。"足以证明鲁迅和许广平的感情已经相当深厚,竟然担心对方误解,需要澄清了!二人确定恋爱关系后,北京是不能再呆下去了,因为鲁迅的妻子和母亲都在北京,维持两个家庭显然多有不便；与周作人失和已经三年,两人有共同的事业,共同的亲人,共同的朋友,处境还是尴尬的;对别人的非议也不能不有所顾忌。许广平后来回忆说:“我们在北京将别的时候,曾经交换过意见,大家好好地给社会服务两年,一方面为事业,一方面也为自己生活积聚一点必要的钱。"(《(关于鲁迅的生活·因校对《三十年集》而引起的旧话》)离开北京正是他们商议的结果。

鲁迅过生日时喜欢邀请客人到家里来。作家李雾野1993年9月回忆说,他1924年翻译《往星中》一书时,曾得到鲁迅先生的帮助。有一段时间,他和韦素园、台静农几乎每周都要去拜访鲁迅一次,每次去,鲁迅都显得很高兴,他谈兴很浓,往往到深夜还不肯让他们离去。

有一次,他送我们出门时对我们说: “明天你们三人来我家吃晚饭。”当时我们疑惑不解,第二天我们按时赴约了。鲁迅先生说:“今天是我的生日,邀你们来家热闹热闹,我妻子特意做了家乡口味的酥鸡,让你们尝尝。”从此我们就知道鲁迅先生的生日是哪一天了。

第二年即1925年的9月25日,我们三人又相偕为鲁迅先生拜寿了。这次是吃炸酱面,先生平日里也喜欢这类饭菜。静农还带去了两瓶山西杏花村酒店出售的汾酒,因我们知道先生偶尔也喝一两杯。

(李霁野《在鲁迅家吃炸普面》.《李霁野文集》第2卷)

1926年8月16日,鲁迅邀请云章、晶清、广平午餐。云章即吕云章,晶清即陆晶清,她们20世纪20年代中期一度活跃于北方文坛,当时就读于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国文学系,是许广平、刘和珍的同班同学。8月13日,在女师大毕业前夕,吕云章、许广平、陆晶清曾同邀鲁迅共进午餐,同桌有徐旭生、朱遇先、沈士远、尹默等。16日这一天,是鲁迅回邀吕云章、许广平、陆晶清。这可以看作是鲁迅、许广平向吕云章、陆晶清的饯别。鲁迅和许广平离京时,吕云章、石评梅、陆晶清等前往北京站为鲁迅送行。之后鲁迅去了厦门,许广平去了广州。 1927年1月11日,鲁迅给许广平的信说: “我先前偶一想到爱,总立刻自己惭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爱某一个人,但看清了他们的言行的内幕,便使我自信我绝不是必须自己贬抑到那样的人了,我可以爱。”思想此时豁然开朗。

1927年10月,鲁迅与许广平抵达上海,在东横滨路景云里第二弄二十三号共同生活。

鲁迅与许广平选择在上海居住,是因为上海有租界,进退回旋的余地比较大。租界是中国的屈辱之地,在“清党”的特殊时期,却也是安全之地,所以鲁迅将租界二字各取一半,以“且介”命名自己的文集,表达一种既屈辱又苟且偷生的情绪。

鲁迅抵达上海后之所以选择先在多伦路景云里居住两年多,是因为三弟周建人当时就在附近宝山路上的商务印书馆工作。

由于景云里环境嘈杂,影响写作,加之鲁迅手头比较宽裕了, 1930年,他们便租住在四川北路多伦路口的拉摩斯公寓三楼的一套房子里。房子是内山完造帮助找的,住了有三年。翟秋白第一次到鲁迅家避难,就住在这里。那天鲁迅不在家,许广平便把大床让给了翟秋白和杨之华。避难的最后一天,当时负责安全特务工作,也在商务印书馆工作过的陈云来接瞿秋白转移,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了鲁迅。

1933年4月,鲁迅搬到山阴路上的大陆新村一幢建于1920年代的新式里弄房子,这是先生最后的故居,也是内山完造以书店职工的名义帮助找的。房子共三层,一楼是客厅和饭厅,二楼是主卧和储藏室,三楼是小孩房和客人房。屋内陈设比较高级,不但有抽水马桶,做饭还有管道煤气。

上海时期,周府请客时,就在以上三处寓所,绝大多数都是许广平下厨做饭。

有时是买书、办事遇友人请至家里。如在内山书店遇蒋径三, “值大雨,呼车同到寓”,请客人吃了饭才作别。再如帮助傅东华延医为其子看病后,邀一同帮忙的河清(黄源)“来寓夜饭”。从中可以看出鲁迅古道热肠。

有时是为海婴过生日。鲁迅爱子周海婴生于1929年9月27日,父子二人的生日以阳历算只差两天,父亲的生日往往变成了孩子生日的附属品。海婴一岁时, “治面买肴,邀雪峰、平甫及三弟共饮"、1931年9月25日本是鲁迅生日,"晚治肴六种,邀三弟来饮,祝海婴二周岁也”,庆祝家宴的主角却变成了海婴。三岁时,叫来了三弟一家, "晚三弟亦至,并赠玩具帆船一艘,遂同用晚膳。临去赠孩子们以玩具四事,煎饼、水果各一囊"。1934年海婴过五周岁生日,鲁迅在给母亲的信中奉告: “但作少许菜,大家吃了一餐,算是庆祝,并不请客也。”有时也为自己过生日,比如193年9月22日,“是日旧历八月三日,为我五十三岁生日,广平治肴数种,约雪方夫妇及其孩子午餐,雪方见赠万年笔一枝"。雪方即冯雪峰,这里所记的“万年笔”是日语,即自来水钢笔。鲁迅一向反对铺张浪费,除了母亲六十大寿那一次,鲁迅从未为家人的生日大操大办过,包括自己和海婴周岁生日。

有时是庆祝节日。过中秋, “煮一鸭及火腿,治面邀平甫、雪峰及其夫人于夜间同食"。过除夕, “治少许肴,邀雪峰夜饭,又买花爆十余,与海婴同登屋顶燃放之,盖如此度岁,不能得者已二年矣”,显出了难得的好心情。冯雪峰多次受邀到周府吃饭,也是有原因的。 1930年5月鲁迅迁入拉摩斯公寓后,冯雪峰随即迁到鲁迅家西隔壁的地下室。地下室房租便宜,大约15平方米,光线很差。那时他很穷困,常常连车钱都没有,只得向友人告借。住在这里时,冯雪峰晚饭在九、十点钟吃完,然后到鲁迅家谈工作直到深夜。五烈士牺牲后,他与鲁迅编辑出版《前哨》进行纪念;他将翟秋白介绍给鲁迅,促使鲁迅和翟秋白共同领导左翼文化运动,可以说,周府家宴,加固了他们的相知相契。

有时是邀请日本友人。“晚治肴八种,邀增田涉君、内山君及其夫人晚餐。"夜邀清水,增田二君饭。"“晚治馔,邀水野、增田、内山及其夫人夜饭。""夜治肴六种,邀辛岛、内山两君至寓夜饭。”规模最大的一次,还请来了梁园豫菜馆的厨师到家里做饭: “邀内山君及其夫人、增田君及其夫人并孩子、村井君、中村君夜饭。”鲁迅交往过的日本友人有60余位,在上海密切交往的内山完造、增田涉、清水三郎、辛岛骁、镰田诚一等人,均应邀在鲁迅家里吃过饭。特别是内山书店的职员镇田诚一(1905-1934)英年早逝后,鲁迅还为其写了墓志; “君以一九三0年三月至沪,出纳图书,既勤且谨,兼修绘事,斐然有成。中遭艰巨,笃行廉改,扶危济急,公私两全,越三三年七月,因孩归国休养,方期再造,展其英才,而药石无灵,终以不起,年仅二十有八。呜呼,昊天难测,惠茎早摧,晔晔青春,永閟玄壤,忝居友列,衔哀记焉。一九三五年四月二十二日,会稽鲁迅撰。”

有时是吃团圆饭。1933年5月27日, “晚,治馔邀蕴如及三弟夜饭,阿玉、阿菩来", “阿玉”即周晔。之所以这一天请弟弟一家夜饭,鲁迅有自己的用意。因为这段时间的上海笼罩着白色恐怖。5月18日晨,鲁迅的战友杨杏佛在上海法租外被国民党特务暗杀,鲁迅也上了暗杀名单。5月20日,鲁迅不顾危险为杨杏佛送葬,其悲愤可想而知。也许是为了放松一下, 喘一口气,在生命处于威胁时与亲人团聚一次,因而在这一并非特别的日子里,鲁迅和弟弟全家在一起吃了一顿团圆饭。

有时是为他人钱行。一次是为史沫特莱女士将往欧洲时钱行,一次是为萧红饯行。

萧红与鲁迅夫妇相熟后,经常到周府做客。一次,他们谈得非常高兴,不知不觉忘了时间,萧红离开时已是午夜1点钟以后了。许广平送萧红出来,外面正下着蒙蒙细雨,弄堂里的灯全都熄灭了,鲁迅一再嘱咐许广平一定让萧红坐小汽车回去,并让许广平先付车费。后来,二萧把家搬到北四川路,离鲁迅家住得近了,萧红几乎成了鲁迅家的一员。有时萧红也给鲁迅一家做一些饺子、韭菜合子、荷叶饼之类的北方面食。鲁迅很喜欢北方饭,喜欢吃油炸的东西和硬的东西,就是后来生病的时候,也不大吃牛奶,鸡汤端到旁边,用调羹舀一二下就算了事。萧红回忆说:“有一天约好我去包饺子吃,那还是住在法租界,所以带了外国酸菜和用绞肉机绞成的牛肉。就和许先生站在客厅后边的方桌边包起来,海婴公子围着闹得起劲,一会把按成圆饼的面拿去了,他说做了一只船来,送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不看他,转身他又做了一只小鸡,许先生和我都不去看他,对他竭力避免加以赞美,若一赞美起来,怕他更做得起劲。”读来令人莞尔。“饺子煮好,一上楼梯,就听到楼上明朗的鲁迅先生的笑声冲下楼梯来,原来有几个朋友在楼上也正谈得热闹。那一天吃的是很好的。”萧红还做过韭菜合子,又做过荷叶饼,她一提议鲁迅必然赞成,而她做得又不好,可是鲁迅还是在饭桌上举着筷子问许先生: “我再吃几个吗?”因为鲁迅的胃不大好,每饭后必吃“脾自美”胃药丸一二粒。

萧红还描述过另一场吃饭的情形,即在楼下客厅后的方桌上吃晚饭。那天很睛,一阵阵地刮着热风,虽然黄昏了,客厅后还不昏黑。鲁迅新剪了头发,桌上有一碗黄花鱼,大概是顺着鲁迅的口味用油煎的。鲁迅前面摆着一碗酒,酒碗是扁扁的,好像用作吃饭的饭碗。

这些都为读者刻画出了一个特别富有人情味的鲁迅形象,让读者看到了鲁迅家庭的和谐、生活的朴素以及萧红与鲁迅全家之间的感情。

1936年夏,萧红只身东渡日本去东京疗养。临行前的7月15日,鲁迅支撑着病重的身体,设家宴为萧红饯行,许广平亲自下厨烧菜。这是周家的最后一顿家宴。据1936年鲁迅日记记述,此时他已“日渐委顿,终至艰于起坐",后来“竟渐愈,稍能坐立诵读”,但身体仍是一日不如一日了。鲁迅嘱咐萧红:“每到码头就有验病的上来,不要怕,中国人就会吓唬中国人。”这是他们的永诀。她走的时候,鲁迅正在生病,三个月后,鲁迅就去世了。这三个月中间,萧红与鲁迅没有任何联系。萧军也觉得蹊跷,很多年后,他跟牛汉说:“他们没有任何联系…”

此外,周府还请茅盾、瞿秋白、胡风等人吃过饭。邀请三弟一家的情况最多,饭后还往往去国民大戏院观电影。从这些家宴中,我们大致可以看到鲁迅在上海的晚年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