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年代的借书故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是一个精神和物质十分匮乏的年代。尤其在乡下，如同荒凉的沙漠，难得见到一缕文化生活的绿意。那时，我们这群山里孩子，除了数月半年地盼望一场电影，最大的奢望就是希冀借到一本小说。书，成了慰藉少年心灵的妙药；书，成了维系纯真友情的纽带。借书到手的一刹那，犹如寂寞心湖投下一块欢乐的石子，荡起小孩过年般的幸福涟漪，能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我们村有一位叫“大官”的高中毕业回乡青年，是全公社唯一会画“主席像”的知名人物。最令我羡慕嫉妒恨的是，他有一箱子宝贝——小人书！？然而，爱书如命的他，从不肯外借。当时，大官正与本村一个系白纱巾的三妹子谈恋爱。一天，他在女方闺室，两人房门虚掩，聊得入巷​。只有八、九岁的我很不识趣地推门而入，立即成为他们眼中的一泡“臭狗屎”。大官见​支​不走我，他自己却面临被三妹子支走的危险，不得不妥协。于是，我怀揣他的字条，屁颠屁颠地找他弟弟借《小兵张嘎》去了。

借书，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年月，人们最大的担忧，就是怕被扣上传播“封、资、修”流毒的大帽子，引火烧身。当时借书的情形，用地下党秘密接头传递情报来形容，也毫不夸张。

不知是越被禁锢的东西诱惑越大，还是书的魔力太大，我睁眼闭眼是书，日思夜梦是书。为了弄到书，我决定铤而走险。

一天，大队小学的操场上，堆放着红卫兵“破四旧（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抄地主、富农家抄来的各类旧书，所谓的“大毒草”。其中有令我心尖颤动的中外名著！怎奈有民兵荷枪实弹的来回走动，守卫森严。若偷书被逮，难逃“炮打火烧”挨批斗的厄运。我真恨不能变只小鸟，飞进去叼出一本书来！

傍晚开始点火烧书。这时，天黑人散，大伙儿回家吃晚饭。恼人的是，现场仍留下一个民兵盯在那儿。眼瞅着，火堆飞起漫天的红蝶儿，转瞬间就变成黑蝶儿无情坠落，我如同烈火焚心！正当我决意飞蛾扑火，孤注一掷时，那个民兵突然钻进了茅房。真是天赐良机！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射入，迅疾将火堆旁一本火舌还没舔到的《苦菜花》救出，翻墙而逃。因为太过慌张，我栽了个嘴啃泥，吐掉满口沙子，幸亏门牙还在。

班上一个同学，由于我们双方父母关系的原因，我不太搭理他。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他有一本令我垂涎已久、作家曲波写的《林海雪原》！那时，由该书改编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在全国演得正火。这本书馋得我搔耳抓腮，不瞒你说，我连“偷”的念头都有过。书中年轻英俊的团参谋长少剑波，侦察英雄杨子荣，“万马军中一小丫”白茹……对我的吸引和震撼真的是太大、太强烈了！受这本小说的影响，我还写过一篇《九岭剿匪记》。2013年8月我到北京，还专门去了一趟“少剑波”的原型、已故作家曲波家，采访了他88岁的夫人、“白茹”的原型刘波大妈。

正苦于拉不下“老脸”开口，而整个人却被《林海雪原》折磨得神魂颠倒寝食不安之际，一天上课，这本书竟神奇地出现在我书包里！顿时，我感动得泪流满面，为这位同学赴汤蹈火的心都有！当天放学回家，就迫不及待地把我那“束”火中救出的《苦菜花》献给了他。书为“媒”，我们成了一生一世的好兄弟，两家大人的关系也因我们的亲密往来得以修复。

学业结束后，我回乡开拖拉机。工作虽累，但我对书的激情未减。那时，我和一位南昌下放的好友学诗兴趣正浓，写的大多是一些诗的形式、日记的内容之类的打油诗。一次，在货主家发现一本《宋词三百首》，和货主好说歹说才借到手。有感于宋词的词牌美、形式美和诗意美，我爱不释手，连夜挑灯磨墨，奋战几个通宵，用工整的毛笔字抄完全书，装订成册。

从军的岁月里，军营曾一度秘密传借着张扬的小说《归来》（后改为《第二次握手》）。科学家苏冠兰和丁洁琼他们之间感人的爱情故事，拨动着我们那个时代青春少年的心弦。非常时期这本小说被列为禁书，定了所谓四大罪状：“一、利用小说反党；二、吹捧臭老九；三、鼓吹科学救国；四、明明不准写爱情了，还非写不可。”作者张扬为此蒙受牢狱之灾，差点被判死刑。因为爱所以爱，我冒险抄下这本书，时称“手抄本”。

三十多年过去，我一直珍藏着这个手抄本。闭上眼睛，书中人物就会鲜活地出现在你面前，冲你微笑。它让我深刻体会到“买书不如借书，借书不如抄书”的道理。常常，你会把买来的新书放进书橱，数月甚至数年都无暇光顾。而借书要还，你会快速浏览，因为匆匆，难免草草。如边读边抄，温故知新，那么，这本书就不仅住进了你的书橱，也住进了你的心房。

一位作家说：“幸福不是当时的享受，而是过后的回味。”艰难年代，借一本书，就有一个难忘的故事。现在回忆起来，依然那么真切可触，令人神往！它不仅丰富了阅历，美丽了友情，书中正义战胜邪恶、光明驱散黑暗的给力故事，更是鼓舞和坚定了我做一名“一手拿枪一手握笔”的人民警察的无悔追求，用自己毕业的精力甚至生命，去维护社会的和谐安宁，去讴歌警察的壮丽人生！

（作者：甘克明）

（张颖平 摘自《文史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