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鸡蛋换小人书的日子

那是三十多年以前的事情了，刚上小学的我有了自己买书的欲望。

三十多年前的农村，土地贫瘠，人们的生活因而更为艰难。虽然比起一般的人家，我的家境还算是好的，但父母也拿不出多余的钱为我买书。起初，我看到的都是从别人那里借来的有头无尾、残缺不全的小人书。有时看完了，还不知道书名。渐渐地，我感到看借来的小人书不过瘾，便想自己买。

那时，小人书的品种不多，内容也大多是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阶级斗争的故事。但这些对一个农村孩子来说却也充满了吸引力和诱惑力。每当看到供销社来了新小人书，就恨不得立刻买回家去读个痛快。可是，口袋里没有足够的钱，甚至一分钱也没有。怎么办呢？找母亲要，大多是碰壁。我们家属于“人口多，劳力少”的那种，年终从生产队分不到钱不说，还要补给生产队一部分粮食、蔬菜的钱。因此，我只能自己想办法：看到家里没有醋了，我便主动提出来去买醋。我从母亲手里接过一毛钱，拿着醋瓶子飞快地跑到供销社，买八分钱的醋，剩余的二分钱自然就归了我。这样，过上一段时间，就能买一本小人书了。

但靠这种办法买书毕竟太慢，买来的小人书很快就看完了，新的小人书又不断地诱惑着我，看来还得想更好的办法。

计划经济时期，城市的副食品供应非常紧张，尤其是鸡蛋，只能靠农村供销社一家一户地收购，然后再凭票证购买。而在农村，白糖、碱面、毛巾、肥皂等工业品也非常紧俏。供销社为了完成收购鸡蛋的任务，就自己定规矩，印了不少收购鸡蛋的凭证，农民再拿这些凭证购买工业品。

小人书本来不属于紧俏商品，但供销社的售货员为了完成收购鸡蛋的任务，规定买小人书也需要卖鸡蛋。一般是卖一个鸡蛋可以买一本小人书。这一“霸王条款”受到了大人的指责，因为这无疑减少了人们购买工业品的数量，但却得到了孩子们的拥护，因为这样就可以不用再央求大人了，再也不用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了。

于是，向来听话的我也开始学着偷拿家里的鸡蛋了。母亲放在柜子里的鸡蛋是有数的，那往往是走亲戚或是探望产妇（我们那里的农村称为“坐节儿”）时用的，因此不能随便拿。鸡窝里的鸡蛋则往往没有固定的数目。有时，鸡刚刚下了蛋，还在“咯咯”地向人们宣告它的成果，我就迫不及待地拿起来，飞快地跑到供销社去换自己早已看中的小人书。当我把还有些温热的鸡蛋小心翼翼地交到售货员手中的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他能够给这个鸡蛋作价五分钱。因为一个鸡蛋是没法过称的，全凭售货员用手和眼来判断。小一些的作价四分，大一些的作价五分。那个时候，定价超过一毛钱的小人书不多，如果卖掉一个五分钱的鸡蛋，再加上平时“克扣”的几分钱，就可以买一本相当不错的小人书了。如果再遇到好运气，一个大一点的鸡蛋就恰好可以换一本小人书。现在想起来，那个时期的“物物交换”也是一件很便利、很开心的事情。

这一秘密早晚要暴露出来。母亲有些纳闷：鸡下蛋怎么越来越少？母亲起初还以为是给鸡喂得粮食不够多，于是就每天特意都给鸡吃一些粮食，可是，鸡蛋还是不见多。终于有一天，在我偷拿鸡蛋的时候，被母亲发现了。我有些紧张，心想这次肯定逃不过母亲的责骂了。母亲问我拿鸡蛋干什么？我说去换小人书，母亲却并没有像往常我做错了事那样训斥我，反而笑骂道：“你这个小兔羔子，我说咱们家的鸡怎么下蛋那么少呢？”从那以后，我拿鸡蛋换小人书就由“地下”转为了公开。母亲有时也给我一点钱，而且也让在天津工作的父亲给我买一些小人书。就这样，我逐渐成了一个“小富翁”——拥有一百多本小人书，远近闻名，让小伙伴们很是羡慕。

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个人的藏书已近万册，为了工作和研究的需要，这些年来，我也曾一掷千金甚至数千金地买书，这当然让我得到了很大的满足。但我最怀念的，仍是那偷拿鸡蛋换小人书的日子。

（作者：刘运峰）

（左汝正摘自《藏书：因鲁迅而展开》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