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强的母亲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是一个能干的人，但她一直都是很要强的。

母亲的个子很矮小，还是大集体的时候，她挣的工分不比男劳动力少。很多时候大家一起在地里劳作，同样是锄草，别人才锄一垄，她就锄了一垄半。那时候插秧叫做顺田弯，意思是随着田的形状插秧。同样面积的田，别人的还没插完，母亲就插完了。那时候我和哥哥都还很小，我的伯母经常和我说起这样一个画面：“晨光熹微，母亲挑着一担水，怀里抱着哥哥，背上背着我，在小路上飞奔。”伯母是一个轻易不服人的人，她的话语中对母亲充满了敬佩。

母亲总是认为别的孩子该有的，我和哥哥也应该有，记得有一次我哥哥回来说，学校里很多人家的孩子都有乒乓球拍，就他和我没有。哥哥只是随口一说，但是母亲却记在了心上。过了两天，我们放学回来后，母亲就把两副乒乓球拍分别交到了我和哥哥手里。这是用两块木板削的，看得出母亲非常用心。我们把乒乓球拍带到学校后，同学们都说那乒乓球拍就像从学校门口的小卖部里买的一样。

我读中学后还穿着一双解放鞋，并且那解放鞋上也补了两个疤，回来后我觉得很自卑，一直渴望着有一双白色的球鞋，但家里条件很差，青黄不接。一分钱都要掰成两半用，哪里还舍得买新鞋穿呢？后来母亲从和我一起去读书的小伙伴那里得知了这个消息，她不声不响的给我买了一双白球鞋。但她那双解放鞋上一个补丁连着一个补丁，密密麻麻的。后来鞋的后跟掉了后，她又把解放鞋做成了一双拖鞋。我知道父亲不止一次让她买双新鞋，但她一直没有买，她把省下来的钱满足了我的虚荣心，而自己光着脚风里来雨里去，现在想起来，我觉得十分内疚、后悔。

我们犯了错误，母亲下点手来也是很狠的。一个秋天的傍晚，秋高气爽，天干物燥。我和哥哥在牛圈边玩，母亲赶集还没有回来。我哥哥不知道是谁先起了个头，在牛圈边玩起火来。先是离那些干枯的包谷秆有一段距离，后来就慢慢靠近了包谷秆，风一吹，火便扑向了包谷秆。转眼之间，包谷秆就烧起来了，我和哥哥吓得不知所措，说时迟，那时快，关键时刻母亲赶回来了，她推开了那些包谷杆……母亲特意到屋后面的竹林里找了两根竹桠枝回来。她狠狠的挥舞起竹枝，直抽得我和哥哥双脚在地上跳，从那以后我们就再也不敢玩火了。

母亲是个认死理的人，几十年来，她和父亲发生了很多争执很，但是她很少有让步的时候——凡是她认为对的，她是绝对不会认错的。事物都有两面性，哪里有绝对的对和错呢？所以年轻的时候，她经常和父亲经常吵架，你不让我，我不让你。

上前年的时候，她因为腰病住进了第三军医大学，住院的那一个月的时间，都是父亲在服侍。父亲认为她刚做手术，需要专业的人护理，准备200块钱一天请人，但是母亲不同意，认为价钱太高了。后来我和哥哥到了重庆，当面给母亲做了工作，她才极不情愿地同意了。手术后的母亲能够自由的活动了，但是她的身体大不如前，腰身早已不像前些年那样挺拔，更不用说挑着一挑水，再背一个小孩、抱一个小孩了。单是她的小孙子有时候在她的怀里使劲的挣扎，她也抱不住了。她的头发也渐渐白的比黑的多，说话也开始慢慢降低分贝，显得有点有气无力的了。很多时候父亲说什么，她也只是点头，不再去争辩。她也学会了示弱，上楼梯的时候，她要歇口气。她告诉我，让我不要等，她歇歇就上来。饮水机里面的水喝完的时候，她也不会自己动手上那水了，尽管在几年前，那桶水对她来说实在是轻而易举，但那个时候，她还没有做手术。她到我家来的时候，遇到我们不在家，她就静静的坐在沙发上等，有时我回来的时候，她甚至倒在沙发上已经睡着了……

有时候我想，晚年的母亲，大约才是真实的母亲。她变得柔弱，不再与人争长论短。或许过去的要强是形势所逼，生活所迫。而现在，她只是松了口气，不想再那样累了——她已经无法掌握自己的人生了，她甚至有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每每想起这些，我就觉得有风从我的面前吹过，风里带着一些细沙，让人睁不开眼。